父亲去世已经十几年了。每年的正月初五，他祭日那天，我就会想起他临终时的情景来。父亲是活了八十三岁去世的。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父亲终于没有迈过这道坎。但他毕竟是高寿，享有他这个年岁的人，在我的家乡两水沟这条街上并不是太多。父亲走的时候，全家人老三代，一个不缺，都在他身边。尤其是我，就靠在他的床边。记得父亲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快12点了，姐姐和我弟兄三人，还有两个叔伯哥哥围在父亲身边。父亲艰难地伸出两个指头向我示意，大家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猜来猜去，父亲直摇头。还是经常照顾他的大弟光明猜对了。光明说：“父亲的意思是叫大家休息，光忠是公家人更要去休息，这里只留下我就行了。”听光明这么一解释，父亲点了点头，收回了伸出的两个指头。原来在兄弟几个中间，光明排行老二，两个指头就是指他，向我示意的意思是叫我休息好。我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思办，仍然坚持靠在父亲的床边。那是深夜2点多钟，正在打瞌睡的我，忽然感到父亲的床动了一下.我感觉不好，忙把大家叫醒。果然是父亲不行了，他要走了。弥留之际，他吃力地睁开眼睛，最后一次望了望大家，然后安祥地闭上了双眼。大家都说我在父亲临终时在他身边，我得了父亲的继，一辈子会交好运。按当地的风俗习惯，由我背上父亲的遗体，绕棺木一周，然后给父亲洗了澡，换上寿衣，安放于棺木之中。
十几年来，有一件事老是在我心中久久地悬着：这就是，我总是想给永远留在我记忆中的父亲写点什么，而每次却思绪万千，拿笔又止。写什么呢？从哪里写？我能够走到今天，从一个乡村孩子到大学毕业，又被命运之神推到“处座”的位置上，早已饱尝世态的炎凉和争斗的残酷，但我却永远未能忘记善良的父亲和父亲的善良。善良的父亲是我生命的发源地，父亲的善良是我灵魂的归宿。我的“官”很小，位次“卑”，但正是因为有了父亲的善良，使我“位卑未敢忘忧国”，一生中总被一些牵挂贫苦大众的情绪所缠绕，所以才没有成为“贪官”。这么多年，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一个原本善良的人置身官场，有一种置身异国他乡的独特体验。因此越是置身“官场”越会勾起浓浓的乡愁！“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在我的感觉中，我始终没有离开早年那个家，而父亲则是那个家的象征。在一般意义上家是一种生活；在深刻意义上，家是一种思念。置身“官场”，其实是置身“终结者”行列，“治人与治于人”有很远很远的距离。百姓的后代置身与经济百姓的官场（那怕你在县衙看门），其实是一种离家的远行。而只有远行者才有对家的殷切思念。因此，也只有远行者才有深刻意义上的家。
我思念家，思念父亲。父亲一脸的平淡，父亲一脸的慈祥。父亲的外表和中国所有的伟大的父亲一样平凡，而父亲的内心则和中国所有伟大的父亲一样善良。父亲是两水沟公认的大好人，一生勤勉，乐善施人，两水沟老一辈人中，几乎没有不知道父亲的。我十几岁就离开家离开父亲外出闯荡。四十多年前发生的事，在我脑海中只是一些记忆的碎片。
要把这些碎片凑合起来用一根线穿在一块，形成一个完整的形象，决非易事。我只能从我残缺不全的记忆中摄取几个片断，以了却我的心愿，表达对敬爱的父亲的深切怀念与无尽哀思。
嚓啦嚓啦的拖鞋声
打我记事时候起，有一种声音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着。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每当我听到与这种声音相似或相近的声音，我就会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来。这种声音就是父亲拖鞋子的声音。准确一些说，是父亲的脚步声。父亲穿鞋子是前脚套在鞋里，脚后跟踩着鞋跟，鞋跟与鞋底压在一起，有的鞋干脆就没有鞋跟。穿这种鞋走路像是在地上拖着走的，走起来与地面摩擦发出的嚓啦、嚓啦的响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别刺耳。每天凌晨4点左右，父亲就起了床，套上他的半截子鞋，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我敢说，一年365天，如果不外出的话，有362天，天天如此。剩下的3天，就是大年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父亲是不早起的。他说，叫花子也要过上三天年，人应该享这三天的福。父亲起那么早干什么呢？他把活儿排得满满的，哪些活儿先干，哪些活儿后干，安排得有条有理。比如挑水要放在天麻麻亮以后，能看清去水井的路；再比如清鸡窝要等到放出鸡子喂食时才能清扫。有些活儿是不论时候早晚的，像出猪圈，不管你怎么清怎么扫，猪子是一直躺在那里不动；像打扫街面、打扫屋子、打扫天井、后院，早晚都可以。还有挖沟水、下门板、抹桌子、抹板凳这些活儿也是不论先后的。干完这大大小小的活儿也就是早上6点多了，该上工去干生产队的活了。如果还有时间，父亲一定会背上粪筐，围着两水沟转上一圈，拣一筐粪倒在茅坑里。遇上下雨下雪天，除了街面和庭院不能打扫外，其他活儿照常不变。因下雨下雪节省下清扫庭院的时间，他就安排在清理上了。比如一家老小起床后要用的雨帽、雨伞、雨衣、雨鞋，还有要加穿的衣服，他一样一样找出来整整齐齐摆放在面前。父亲早起做家务事干活时，5点半以前我是听不见他的拖鞋子的声音的。原因是我睡得很熟，而父亲怕惊醒我们，把脚步声弄得很小。过了5点半就不同了，不仅听见了，而且听得很清楚。那是父亲故意把声响弄大，把大家吵醒起床。如果还不见动静，父亲就要挨个点名了，直到一家人都起来了为止。当然，如果你太小，你才可以享受睡懒觉的权利。父亲很会安排，他留了一些适合孩子们做的事，让我们干。
有时候实在没事情干，坐在古老院落的屋檐下和小伙伴们玩耍时，父亲就凑过来，布满皱纹的脸上挂着一丝暖暖的笑意，很和善地和我们说闲话。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很多闲话不“闲”，是在他心里琢磨久久之后，有意识地说给我们听的。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在一个暖洋洋的秋日里，父亲坐在屋檐下的一条青石板上，很认真地对我说：早上要早点起来，庄稼人也好，生意人也好，从小都要养成早起的习惯。父亲还讲了一番“成由勤俭败由奢”和“黎明即起，洒扫庭院”的古训，我当时还小，对父亲讲的道理和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似懂非懂。现在回忆起来，父亲的那些话对我幼稚的心灵起了十分重要的启蒙作用，对于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老人来说，真是难为他老人家了！父亲因家里穷，从小就帮人家干活，一天学也没上过。他知道的少得可怜的这些古训，还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我的家乡两水沟是一个奇特的老街。它既不是城镇，又不像地道的村落。它是一条长长的被人们称作“鸡肠子街”的古老街道。街面是用青条石铺成，街两边是流污水的阴沟，阴沟边便是各家的“干阴口”。为什么叫干阴口，原因是上面的屋檐既挡了雨又遮了太阳，叫“干阴口”是很合适的了。300来户人家中，有一大半在务农，一小半经商，还有一部分人既务农又经商。经商的人家是五花八门的，有打铁的，做木活做蓖活的，做豆腐的，卖杂货的，做裁缝的，做花圈做灵屋的，开茶馆开饭馆的，打米的、磨面的轧面的，还有说书的、剃头的、算命的，唱戏的……，五花八门构成了一个“小社会”，应有尽有。我的家解放前开过饭馆，解放后，改为磨面了。到合作化时，父亲将几亩地入了社，我家就成了农村人，母亲在家磨面、轧面，父亲既下地干活又忙着磨面、轧面。他拖着他那双既不像布鞋又不像拖鞋，走起路来嚓啦嚓啦的鞋子忙里忙外，一直忙到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望着父亲安祥的面孔，那嚓啦嚓啦的拖鞋声仿佛又在耳边响起。这声音在我耳边响了几十年了，“嚓啦嚓啦”催我早起，促我勤奋；时时刻刻提醒我要靠劳动吃饭，使我终生能戒贪欲，避势利，从政一生虽无大建树，却能“无愧我心”善始善终。
一万元的压岁钱
记得我5岁那年的春节，父亲特别慎重，除夕的前一天，父亲把我带到剃头铺里剃了个学生头，剪掉蓄在后脑勺的小辨子。当时，我心想，再打架时，就不怕小伙伴们抓我的小辨子了。父亲又把我领到裁缝铺里试了试给我做的长棉袄、长布衫。布衫是蓝颜色的，斜对襟，紧挨腋下有个口袋。刚解放时，在两水沟只有读书人才穿长衫。父亲对我说，明天吃罢年饭后，就给你换上这身新衣裳，还要给你压岁钱呢。
当天晚上，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我幼小的心灵已经开始知道盼穿新衣，盼压岁钱，也盼着吃年饭。我的故乡是一个非常贫困的乡镇。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家乡既具体又不具体，具体可具体到我记得每一个河湾，每一棵小树，每半壁茎苔；而不具体则是我只记得弥漫在我心灵深处的贫困与饥饿。那时的贫困，贫困到哪家晚饭时孩子不小心打破一个粗瓷碗，都会引来极度贫困的父母疯狂的追打，而在孩子可怜而不幸的哭声中，左邻右舍却都觉得这种打理所当然。我记忆中故乡的小伙伴们没有正儿八经地坐在桌边吃饭的习惯，常常是三个五个一群端着粗碗一边嘻闹一边“吸溜”（喝稀饭）。至多是在门口泥地上搁上一张歪斜的木几，家人在那里盛了饭再拨一点菜，拿着东蹲西站，晃晃悠悠地往嘴里扒，因此孩子打破碗的机会很多。我印象中，许多粗黑的手常骤风暴雨般地从孩子身上掠过，然后小心翼翼地捡起碎碗片拼合着，等着挑着担子的补碗师傅来了，花费很长时间把破碗补好。当然，设法补过的或没补过的粗碗，很少能够盛出一大碗白米饭来，尽管我的故乡盛产稻米。在这种贫困的生存状态下，父亲说要给我换上新衣裳，还说要给我压岁钱，我心中的苦恼和期盼之情是可想而知的。我想，父亲究竟会给多少压岁钱呢？也许是一千元（合现今人民币一角钱），也许是两千元吧……我就这样盼着、盼着，盼着盼着就进入了梦乡。
到年饭做好了的时候，全家早起来了，就我一个起得最晚。我在想，怎么没有听见父亲拖鞋子的声音呢？原来两水沟的年饭是有个讲究的。年饭是安排在大年三十的早上，做好后全家坐上桌，给神柜上摆上猪头等贡品贡奉祖先，然后放一挂鞭炮，请已故的亲人回家过年，一家人再开席。一条街上谁家的鞭炮放得早，谁家的年饭就吃得早，谁家的主人就能干。虽然没有明说竞赛，但也都在暗暗较劲。我们家每年的年饭都吃得比较早，最早的时间大约在凌晨4点多。这顿饭吃得很慢，一直吃到7点多，天大亮了再干活。吃年饭，也有个讲究，每道菜你尽管吃，但有一道菜是不允许动筷子的。这道菜就是鱼。乡下人讲个年年有余，如果动了鱼，就没有节余的了。走亲戚吃客饭也是如此，不能动鱼。一条鱼从大年三十端到正月十五，才可以吃。如果鱼放坏了就倒掉，不到正月十五是没人吃鱼的。
吃罢年饭，我吵着要换新衣裳，父亲告诉我，不贴上对联是不能换新衣的。我对父亲说，那还不赶紧贴对联！父亲笑着对我说，贴对联要等家里的活全部干完后才能贴；贴了对联后，什么活都不能再干了，否则，一年都不吉利，以致于终身劳碌。贴对联也是有讲究的，你家有多少门就得贴多少副对联。除对联外，还有门神和开门签。如果是双门那就贴两张门神，两张门神要对着，如果贴反了，就叫做反贴门神不对脸，这一年中你家里就不和睦，要吵架。贴了门神，还要贴签子，比如庭院里贴的是“满院春光”，“万紫千红”，鸡窝边贴上“鸡鸭成群”，猪栏门边贴的是“六畜兴旺”，堂屋里贴的是“人口清洁”、“百无禁忌”、“万事如意”、“老少安康”之类。我们家里每年除贴这些签子外，还有两个签子是必贴的，一个是在庭院角落最偏僻的地方，贴上“出方大吉”，这是正月初一凌晨时，父亲用来烧纸、烧香点蜡烛的地方，烧完后，放一挂长鞭，整个祭奠仪式才算完毕。父亲对我说，这是在祭奠先人亡灵，放鞭炮有避邪去恶，除旧迎新的意思。另一个是贴在鸽子笼上的，要贴好几个签子，内容是鸽子兴旺。父亲为什么这么重视给鸽子笼贴春联呢？因为鸽子是我们家的一大副业收入。在父亲的精心饲养下，100多对鸽子栖住在我家的屋檐下，每个笼子住一对。一到春暖花开每对鸽子开始下蛋，再孕育小鸽子，小鸽子还不会飞时就捉来或卖或吃。老鸽子是不能捉的，捉一只跑一群，这是不合算的。
好不容易盼到我家的对联贴好了，父亲给我换上新衣裳，又给了一万元的压岁钱，让我装在长布衫的衣兜里。这一万元的币制是旧币制，相当于现在的一元钱，旧币一千元等同一角钱，一百元等同一分钱。如果照购物价值计算，我兜里装的一万元压岁钱，相当于现在的100元。我穿着蓝色长布衫，怀装着一万元压岁钱，别提有多神气，多高兴了！我穿着新衣裳在街上转了几圈，专门找我的小伙伴来炫耀，告诉他们，我快上学了，我有一万元压岁钱了，要吃什么玩什么告诉我。我实在没料到这个消息传到了一个叫樊钱的大伙伴的耳朵里。樊钱要比我大四、五岁，那年差不多10岁了。他的混名叫“小油瓶”，实际上是他母亲改嫁把他带到樊家的，当地人把这种跟母亲改嫁带来的娃子叫作“拖油瓶”。他继父是个唱戏的，专唱武生，有一身好功夫。樊钱知道了我有一万元压岁钱后，就跑来约我去看他继父排戏，说排的是薛丁山大战樊江关，娶樊梨花的那一段，好看极了。我似懂非懂，糊里糊涂跟他去了。他挽着我的胳膊，兴致勃勃地看着戏班子排戏。不知不觉，戏快排完了，大人们都在收场子了，我发现樊钱也没在我身边了，我也就回到家了。回家一看，父亲、母亲、姐姐、姑姑和叔伯的两个哥哥都围着火盆在烤火、磕瓜子，准备守岁。还是小哥首先发现我的蓝布衫的扣子被解开了。经他一提醒，我本能地往衣兜里一掏，不好，我的压岁钱没了。我哭着喊着说：“肯定是小油瓶偷了！”大哥、小哥立刻就起身，他们找来樊钱和邻居的几个小伙伴，还有几个大人也都来到我家。审问由我小哥来主持。小哥比樊钱大几岁，他们应该是一槽的。先是搜身，搜出了7000元，还搜出了三包炮竹和两包糖果，这些东西与7000元加起来差不多相当一万元。小哥开始发问了：“小油瓶你说怎么办，是公了还是私了？”樊钱知道，公了就是交街公所，关几天，说不定还要游街示众；私了，就是赔出偷的钱还要交罚款。他家穷得几乎连饭都吃不饱，那里有钱交罚款呢？无论是公了也好，私了也罢，对樊钱来讲都是个难题。那时，在我的家乡两水沟，虽然是新社会了，古老的传统习俗依然十分古朴，像樊钱这样的偷盗行为是为民风街俗所不容的。小哥宣布的公了、私了的审判结果，使樊钱左右为难。正在他十分尴尬之时，父亲从火盆旁站起来了，他开始发言了。他说，娃子的一万元压岁钱是我给的，装进兜后，我怕他丢了就又收起来了。经他这么一说，大家都惊诧不已，我也被搞蒙了。我明明放在兜里同樊钱一起去看戏，怎么会被父亲又收回了呢？本来在我4岁以前，每年都给了压岁钱，装一会儿，又由大人收回，原因是年龄太小了，既不会花钱又好丢失。可现在我都快6岁了，马上要上学了，钱装在我兜里怎么会跑到父亲手上呢？由于父亲的解释，小哥也不再坚持了。末了，他指着樊钱的鼻子说：“小油瓶，你给老子小心点，滚！”樊钱灰溜溜地走了。樊钱走后，一家人还在议论这件事。话语很少的父亲告诉我们：“钱肯定是樊钱偷了，但我们不能逼他太狠。”接着父亲给我讲了“撵人不上百步”和“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的古训。意思是凡事莫要做绝了，不把人逼上绝路。几十年来，樊钱偷压岁钱这个情节和父亲讲的这个道理时时在脑海里浮现，真是受用终身。
父亲想的是什么？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我的许多朋友都知道我好饮，但却不知道大凡好饮者都有十分浓烈的故乡情节，只有彻底地醉倒他乡才会丢掉异乡感，而表面上你已经四海为家！
每当想起故乡我都会想起父亲，每当想起父亲我都会想起故乡。父亲和故乡都是淳朴而艰辛的，但在我的感觉中，淳朴和艰辛之中又有一些令人难以把握难以理解的深刻内涵，这种内涵也许和中华泱泱大国几千年的文明密不可分。我时常想，我的父亲我的故乡，不管空间上的故乡还是时间上的故乡，空间是属于蒙昧还是属于文明？空间是属于狭隘还是属于博大？我们究竟是从何处来又走向何方？我想，即便是家乡的半壁茎苔一棵古树，即便是故土的一条小道一位老者，也足以证明：文明可能承载过蒙昧，蒙昧也可能产生文明！纯粹的文明总是易碎的，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补，有可能无法修补，然而即便是无法修补的碎片，也会保存着某种夺目的光彩，让人永久地想象。
当年我被樊钱偷去的仅仅相当于现在的一元钱，而父亲在解放前却被人欺骗过，而被骗的数额却是整整500块现大洋！500块现大洋价值多少说不清，但有一点可以证实，我家居住的三间门面和4间横屋瓦房，再加上两个庭院一起，是用250块现大洋从一家姓周的财主家买的。骗钱的那个人是父亲还未出五服的兄弟。这个人叫徐大顺，住在老屋徐家寨。他一直在跑咸宁一带的生意，临到快解放时，他来我家找父亲借一笔钱，说是到南方做生意。父亲轻信这位未出五服的兄弟，借给他500块现大洋。他拿了这笔钱到了咸宁做粮食生意，一解放他又用钱捐了个开明绅士，再后来又当上商会会长、粮食局长。文革时，因忍受不了批斗迫害，自杀了。 这位骗了父亲钱的远房叔父因福得祸，如果有假如的话，假如他没骗到这笔钱，那么他会当上局长吗？假如他没有当上局长，他会被批斗自杀吗？可惜的是历史是没有假如的。从记事时候起，父亲就常常给我们讲大顺叔骗我们家钱的事。父亲说：“这其实是件好事。要是这500块现大洋不被骗，拿来买地，土改时不划个地主，也要划个富农。幸亏被骗了。”父亲的庆幸是有道理的，这实在是因祸得福。除了被骗的500块现大洋外，父亲还在床下面埋了个坛子，里面装有201块现大洋。文革时，我的家破四旧破得十分厉害，家里的古董和与迷信有一点联系的旧物几乎搜查一空，全被烧了、砸了、毁了，就剩下这坛子银元侥幸地被埋在地下。只到父亲去世的前一年，201块大洋被挖了出来，重见天日。在关于银元的分配上，我们家出了点小矛盾。本来是兄弟3人，加上姐姐共4人，一人50块；二弟在家辛苦了，多要一块是情理之中的事，父亲的意思也是如此。后来，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说是按孙子辈来分。这样一算，二弟两个孩子、我一个、姐姐一个、三弟一个，共5个孩子，每人40块。分的结果是，我得了40块，光海得了40块，姐姐光珍久居上海，不稀罕这些古董，便把她得的40块让给了守在老家的二弟，他实得银元121块。分配方案公布后，二弟叫我表态，我是长子，又在外面工作，心里本无意于遗产，对继承顺序的那点想法也难以启齿，只好做了个高姿态。兄弟姊妹中间有人提出异议：“父亲传儿子、姑娘，儿子传孙子、孙女，天经地义，从没见过把儿子放一边直接传孙子的道理。”一场家庭纠纷发生了，但没怎么吵架，经大家一劝解也就风平浪静了。我分得的40块现大洋有龙洋有袁大头，我十分珍异地保存着。真难得父亲大人的一片苦心。
父亲的钱，是他一生勤扒苦做积攒下来的，是他一分一厘节省下来的。他一辈子不抽烟，他常说，“三年不抽烟，买个老黄牛腱。”他没做过一身像样的衣服，他就只爱喝几杯土烧酒，虽然花不了几个钱，也还常常遭到母亲的责备。父亲原住在与两水沟一河之隔的徐家寨，三岁时，爷爷因贫病而去世。爷爷去世后，留下了一间偏屋和一大笔债务。孤苦伶仃的奶奶拖着几个儿女艰难地挣扎着。父亲八岁那年只身来到两水沟，帮吕大爷开的饭馆端盘子洗碗。在这家饭馆父亲干了10年的小伙计，学会了红案、白案和炒、煮、烧、炸的全套厨子手艺。父亲的勤快和温和，得到吕大爷的赞赏，好心的吕大爷借了一笔钱让他单立门户，自己开起了饭馆。父亲人缘好，手艺好，生意做得十分兴隆。街上的老人告诉我说：“一条街开了10多个饭馆，就数你家生意好。你父亲每天起五更睡半夜，那钱赚的也真不容易。”二爹对我说：“那年日本飞机轰炸两水沟，一条街挤满了难民，街上的店铺都关了门，就你父亲一人还在做生意，馍馍蒸了一锅又一锅，难民们根本不问价钱，只要有吃的就行，哪有不赚钱的呢？”就这样，短短几年的光景，父亲做生意做发了，还了债，买了房，置了地，将一家人从徐家寨接到了两水沟，从此过上了发家致富的日子。
然而，挣了一辈子钱的父亲，由于深知挣钱不易，平时把钱看得比命重要。那是60年代初的一年，国家经济刚刚恢复，人们刚从饿肚子的年月走了出来。我们一家姐弟3人上学，大弟念小学，我上初中，姐姐上高中，我和姐姐在学校住读，每个学期要花许多钱，就是我这个殷实的家庭，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我的父亲整天为我们交学费而犯愁。与往常一样，星期六下午，我从20里外的学校回到家里。看到父亲阴沉着脸，平时喜眉善眼的母亲也愁眉苦眼的。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心里嘀咕着，晚上很早就入睡了。天还不亮，又听见父亲那嚓啦、嚓啦的拖鞋声，但这次拖得很轻很长也很艰难，我从这种声音中判断出父亲步履的沉重与蹒跚。不一会，父亲又开始挨个点名叫起床了。与往常不同的是，父亲喊叫的声音既沙哑又微弱，叫了几声就不叫了。到底是怎么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在我的再三追问下，母亲才告诉我说，父亲刚从生产队分得的全家一年的工分钱，共200多元，放在家里丢了。父亲对母亲说，如果找不到这200多元钱，他不准备活了，他就喝一碗农药死了算了。我一听头一炸，一下子发了呆。父亲究竟是怎么想的，这年头钱固然不好挣，但无能怎么样也不应该想到去死呀！人一死，什么都没有了。为了找这笔钱，父亲几乎把家里翻了个遍，后来在床沿与墙壁的夹缝间找到了这至关生死的200多元。原来父亲分红后在临睡前数了一遍又一遍，数着数着不知不觉拿着钱睡着了。后来这要命的钱就掉在床沿与墙壁的夹缝中，上不接天、下不着地，叫人无法寻找。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多少年来，我一想起这个令人悲伤的故事，心里就不由得一阵阵酸痛。也真是的，1959年闹饥荒，生活那么困难，家里几乎要断顿，都快要饿死人了，父亲还不把旧社会埋的银元挖出来换点粮食度饥荒。后来，又为200多元的工分钱要去寻短见。父亲想的是什么，我这个做儿子的永远也弄不明白。
我给父亲闯的祸
从本质上说，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农民是中国最为庞大的民众群体。鲁迅先生讲过许多国民的劣根性，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先生虽然是“大家”，但对这种观点我不敢完全苟同。研究一个国家的国民，首先就要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鲁迅先生说得极好：翻开两千年的文明史，只见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里只透显出两个字：吃人！
在“吃人”的历史背景下生长生活的父亲，像所有的中国农民一样，一生胆小怕事。父亲的胆小怕事，在两水沟是出了名的。他就像别人形容的那样，走路怕踩死了蚂蚁，树叶掉下来怕打破了头。他处处谨小慎微，事事让着别人，跟街上的人连脸都没红过。遇上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没少给他惹事。有一年夏天的一天，我到街北头水井去挑水。说起这口水井，还有个故事。这口井的水，到了夏天，凉得透心，方圆十几里远近闻名，水不仅凉，还真有点甜丝丝的味道。不用说喝了，就是用这水做凉面，那也是一绝。附近村子的人跑好几里来挑这井的水。因这口水井的水出了名，两水沟被误称为凉水沟。就连火车站的站名，也是标明的“凉水”。两水沟之所以叫“两水沟”，是因了镇子周围两条小溪环绕而得名。这口水井最多不过几十年光景，而两水沟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那天，我去水井挑水是为家里做凉面用的。我刚打起了两桶水准备挑走时，一个同我差不多大的半大小伙子，从我的桶里舀起一瓢水就喝。我一看是两水沟小学的语文老师，外号叫做吴烟筒的儿子吴虎。这小子仗着他老子是吃公家饭的，一贯横不讲理，今天又欺侮到我头上了。我怒火中烧，气不打一处出，上去夺过水瓢，把水往地上一倒，他喝不成了。我说：“这水井里的水离地面这么近，你凭什么要舀我桶的水？”吴虎这小子也不搭理我，抓起了一把泥就扔到我桶里。他的意思是，你不叫我喝你桶的水，我叫你挑不成。我没办法，只好倒掉重新打，谁知这小子又抓起一把泥巴扔到我桶里。如此三番五次，我实在忍无可忍，扔下扁担，抓住他的衣扣子就打。打架吴虎不是我的对手，他撒腿就跑，跑不远就站在那里骂，我毫不示弱地与他对骂，骂了国骂骂乡骂，骂了个昏天黑地。谁知，这小子突然冒了一句，说我是“乡巴佬”的儿子，我一听急了，把我原本不愿骂出的一句话也骂了出来。我骂道：“不错，我爸是个种田的乡巴佬，你是什么呢？你是右派分子的儿子！你知道你爸的脖子是怎么偏的呢？那是他劳改挑沙压偏了的。”这一手果然管用，吴虎不再骂了，他哭着跑回学校了。我心里着实得意了一阵，赶紧把水挑回去复命。吴虎的父亲吴烟筒，解放前在两水教私塾，曾参加过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三青团。解放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六年级教语文，在我家乡很有点名气。大鸣大放时，他得意忘形地写了一张题为《吹牛》的大字报，贴在乡公所的墙上。内容是：“黄鹤楼上放风筝，隔江吹灭汉阳灯。一张牛皮无四两，芝麻绿豆一窝生。”在下面还注上：共产党实乃最大之吹牛皮者。他就此还对别人说：“四川有座蛾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武汉有个黄鹤楼，半头插在天里头。这句民谣是我作这首诗的立意。结果到整风反右时，吴烟筒被划为极右，判处劳改半年。所谓劳改，并不是坐牢，而是把划为极右的人集中起来劳动改造。他们的劳动任务是从大河里往沙场挑沙，一天不少于一方沙。吴烟筒教了大半辈子书，从未干过体力活，半年干下来脖子压歪了，以落了个吴偏头的雅号。平时喊他吴烟筒的人要多一些，这个绰号是从旧社会带过来的，知名度很高。他一天到晚烟不离手，离了手就送口，左手和右手的食指、中指都熏得焦黄焦黄的。三年自然灾害时，实在没有烟，他就用纸卷棉花叶子抽。他常说的一句话：“饭可以不吃，烟不可不抽，三根烟顶得上一碗稀饭。”街上的人送他这个绰号是符合实际的。至于吴偏头，一般很少有人叫，只是恨他的人背地里骂他时才叫。
我把井水挑回家里，母亲把面捞出来了，正等着用井水冲洗面条，冲好后拌上豆芽蒜泥和香油，两水沟独特的凉面就算做好了。正当凉面端上桌子时，两水小学的校工来了，他对父亲说，吴老师请父亲到学校去一趟。父亲感到很纳闷，对校工说：“学校不是放暑假了吗？能有什么事？”校工说：“我也不知道，你去了就晓得了。”只有我心里明白，我知道这个祸闯大了。父亲去了学校，全家人只好等父亲回来后再开饭。不多一会父亲回来了，他二话没说，命令我跪下，不准吃饭。
父亲一生有两个特点：一是敬重读书人，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父亲的第二个特点是害怕当官的，不管你是大官还是小官。多年以来，我曾经细细地思考过：父亲的这两个特点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国民的特点。在中国的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以“做官”为主流文化的国体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史。“官”像大山一样压在民的头上。这种压迫久了，习惯便成自然。父亲大概总是认为，只有读书人才是这个社会上的人上人。因为读书人总会有做官的机会的。至于“官”，父亲则说过一句令人也令中国历史永远震惊的话。父亲说：官永远是官，不论什么朝代；而民永远是民，也不论是什么朝代。那吴烟筒解放前就是两水沟远近闻名的知识分子，父亲敬畏还来不及，怎么容许自己的儿子去骂他？父亲沉着脸让我跪下后就离开了。我心里不服，但我是敬重父亲的，父亲让我跪下，我绝不敢悄悄起来。我一直跪到天黑了下来，肚子饿得咕咕叫。父亲去买了两条大前门香烟，叫租住我房子的安云叔拿着香烟领着我去给吴老师送礼、请罪。我不敢违命，只好饿着肚子跟着安云叔去了学校，低声下气地给吴老师赔了罪。他还与安云叔聊了一会儿，说的什么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说，县里领导如何尊重他，县长还请他吃过饭；你们来了很好，看在你父亲是个好人的份上饶过你这一次。还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很清楚。这句话是他把我们晚上去送礼赔罪称为“大街打嘴巴，茅坑角落里赔小心”。事隔多少年后，我才明白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每当我心里不平衡时，我也会用这句话来挖苦别人。就这样，挑水事件得以平息。到我要升六年级时，父亲又开始担忧了，他准备再买两条大前门给吴烟筒送去。他担心我升到他班上遭到他的报复。还好，这年初中扩招，五年级的优秀生可以直接报考初中，我报考了，并考上了县一中，迈过了吴烟筒的六年级。父亲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上了初中之后我就开始喜欢看书了。当时可供读者看的书很少，大多是一些历史小说、侠义小说之类。我看这些书，看得简直入了迷，看得茶不思、饭不想。父亲对我看书是极力支持的，家里活儿再忙，只要看到我在看书，他就绝不打扰我。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有时我在看书，父亲悄悄站在一个不容易被我发现的地方，笑眯眯地看着我。其实，我能感觉到父亲的注视。父亲不识字，当然不知道我看的什么书。但我知道，这个善良的老人，他心中暗藏着多少对儿子未来前途的期冀啊！在农村，因为当时吃饭都成问题，父亲当然给我买不起书，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什么书。看书主要靠相互交换。那一年，在换书看的问题上，我又给我可怜的父亲惹了一场祸。在我的众多书友中，有一个我称作艾妈的60多岁的老太太。她是个医生，是在我父亲尊重之列的街上的文化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乡村文化人。艾妈一生爱书如命，中国的侠义历史小说伴她度过了一生。有一次她听说我有一本《隋唐演义》，便拿来她最珍爱的《说岳全传》交换。我也很乐意，我早听说《说岳全传》是一部很好看的书。那一天，当我看了一大半时，父亲叫我去做事，我顺手将书放在堂屋的桌子上，就跑出去做事。等我做完事回来时，书不见了，急得我到处找。这天来家里轧面的乡下人很多，我断定是他们中间的哪一个拿走了。结果，问谁谁也不承认。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心里开始发慌了。但事后的严重后果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也更是我的一字不识的父亲没有想到的。我十分歉疚地向艾妈通告了丢书的消息。艾妈不信，先是说我跟她开玩笑，后又怀疑是我隐藏下来了。我怎么说她也不相信。我便向她提出了以《隋唐演义》来赔她的《说岳全传》。但她不干，她只要她的《说岳全传》。她开始以她的方式闹起来了。她的方式就是每天晚上坐在我家门口哭，哭一阵，闹一阵，息一阵；一直搞到天亮回去睡觉。第二天晚上又开始了这种过程。那段时间，我成了两水沟街上最受谴责的人了。父亲也束手无策。搬来凳子，她不坐；端的水她不喝；递的扇子她不接。她就是不停地哭。其间，她还寻过两次短见，被人救下了。闹了七、八天后，左右邻居不堪吵闹，舆论开始向对我有利的方面转了。“不就是一本破书吗，有什么了不起？” “又不是不赔，她到底想要什么？”“闹得大家都休息不成，她烦不烦？” “简直是个书疯子，太不近情理！”这些议论或多或少地传到了她耳朵里，她也开始妥协了。后来，在两水沟权威人士的协调下，我除了以《隋唐演义》来赔外，还赔了一本《罗通扫北》。两本书加起来比《说岳全传》厚一倍，价格也贵一倍。活该我倒霉，谁叫我把人家的书弄丢了呢？
自丢书事件之后，父亲弄明白了我入痴入迷看的书，并不是学校的课本，而是称之为杂书和后来扫“四旧”的黄书。父亲开始反对我看书了。有一次，父亲喊我去挖菜地，我装做没听见，躲在属于我的那个书房兼卧室里看书。父亲毫不客气地闯进卧室，一把夺下书，跑到院子里把书往上一扔，扔到了堂屋屋顶上了。等父亲走后，我找了个梯子爬上屋把书拿了下来。父亲只扔书，并不撕书，他本人不认字，知道书的金贵；尤其是“丢书事件”后，他更明白了爱书的道理。我把书从屋上够下来就去菜地，完成翻地任务，翻完地后父亲就没有理由不准我看书了。为了抓紧时间，我采用的是猫娃盖屎的办法来翻地。什么叫猫娃盖屎呢？就是翻一锹，盖一锹，用后面一锹土盖前面没翻的地。这样翻的地，往往要父亲重翻一遍，否则无法种菜。时隔不久的一天，天阴下起大雨，堂屋里漏得厉害，父亲搬来梯子，披上蓑衣，抢着拣瓦，才把漏的问题解决了。为什么会漏，父亲搞不清，我心里有数，那是我上房拣书惹的祸，如果父亲知道了，我又少不了挨一顿骂。自此，我的看书活动转入到了地下。冬天天冷时，我把书拿到生产队的窑场去看，那里既能取暖，又躲过了父亲的管束；夏天天热时，河边树林子里是我看书的好去处，那里鸟儿的叫声如同音乐，更刺激了我看书的欲望。我还充分利用夜晚时间看书，但看的时候要把我卧室的缝隙挡得严严实实，如果漏出光亮，父亲会毫不客气地制止：这样是会浪费煤油的。其实，燃的不是煤油，是从生产队的拖拉机房里弄来的柴油，买煤油是要煤油票的。用柴油点灯是用不成灯罩的，用一会灯罩就烧黑了。不用灯罩，油烟更大，看一晚上书，第二天一早，两个鼻孔全是黑的。那年寒假，我弄了好几本书带回家。每天晚上，我在那间遮得严严实实的卧室里津有味地啃着我心爱的书。照明设施依然是那盏煤油灯，不，应该称作柴油灯。有一天，我躺在床上看书，因为白天干活太累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不知不觉，灯火慢慢地烧燃了袖子，袖子又烧着了我的手，把我疼醒了。我赶紧用另一只手捏灭了火。火捏灭后，袖子破了一大块。我想这烧破了的衣服如何向大人交待呢？想来想去，我想了个天亮后把衣服扔了的办法，或许能混过去。办法想好后，我接着睡觉。这次睡得很舒服，只觉得很暖和。我做了个美梦，感到胸口暖融融的，又感到暖得不太对劲，便惊醒了，用手一抓，天啦，胸前的被子正在燃烧！这真是非同小可。赶紧端来一盆水，浇灭了火，但是被子已经烧了个大窟窿。我细心一想，可能是捏袖口时把火星弄到被子上了？我之所以感觉暖和，实际上是被子被烧着了。天亮后怎么办呢？我总不能把家里的被子也扔了吧。这次是彻底睡不成了。我起了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比父亲起得早。过了一会儿，我又听见了父亲嚓啦嚓啦的拖鞋声。我知道，还有半个多钟头，父亲就要叫床了。怎么办呢？回到学校去，学校没有人了；跑到同学家去，那又能呆几天呢？况且再过20多天就要过年了。我真是一筹莫展。后来，我终于想起了让我的陈婶来补好被子，糊过一阵子的办法。这办法还管用，使我免了父亲一顿打。但好心快嘴的陈婶，春节后又把这个秘密捅了出来。不过，到那时，大人们的气也就消了。父亲把那床打了补巴的被子看了又看。我感受到他心中的疼，真希望他狠狠打我两巴掌，以消解我内心里的愧疚。但父亲终于没有打我。在他老人家心里，我已是个中学生了。
当官的不打送礼的
父亲的一生最怕的是当官的。他总是变着法子巴结当官的。父亲常对我说：“当官的不打送礼的。只要舍得花钱，什么样的官都能哄住。”小时候街上有的大人对我讲，说我们家土改划成份时应划个富农，起码也要划个富裕中农；因土改工作队住在我们家，我父亲让工作队的人吃得好、住得好，把他们照顾得好，便给我们家划了个中农。我半信半疑，回家问父亲，父亲没理会我。我去问叔伯大哥，大哥说，父亲确实会为人，解放前的保长、甲长都说他好，连土匪都不动你们家。解放后，换了那么多的乡长、村长、农会主席，一直到现在的大队书记、生产队长，父亲与他们个个关系都好。当然，他没少花钱。大哥的话，我信了。土改的事我太小，记不清了；四清运动的事，我是亲眼所见。四清时，我们生产队来了个姓陈的工作组长，是谷城人。像往常一样，我家房子多，父亲历史清白，虽然是个中农，也还是团结对象，陈组长就住在我家。工作队的饭是由生产队派到成分好的各家各户派饭吃，除地主、富农、当过保甲长等有历史问题的外，每家都派。工作队的纪律规定不准搞特殊，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具体规定了不准吃肉吃鸡蛋。每次轮流到我们家时，桌子上并没有摆肉摆鸡蛋，但父亲总是把肉和鸡蛋藏在陈组长碗底里。遇上轮到穷户人家，父亲就单独为陈组长再准备一碗藏肉饭。有时陈组长开会开晚了，父亲就给他下一碗鸽子面。我问父亲何苦要对工作队那么好，父亲对我说如此的照顾，是表明他对共产党干部的感情，也是对共产党的感情。作为工作队的陈组长也很领情。重新划成份时，他对父亲说，下中农你就不要争了，一般中农，我会为你家保证的。父亲和我心里都清楚，能有这个结果就不错了。这个结果真的不错，他使我们家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多事年代，躲过了一场又一场政治风暴的袭击，保障了我参军、升学的一帆风顺。
除了对当官的好之外，父亲更多的一面是对穷人、对弱者的同情。我的姑姑，其实是表姑，也就是父亲的表妹，她很小时候，父母双亡。父亲将姑姑接到家里，扶养成人，还赔了一大笔嫁妆。姑父姓薛，是两水沟附近农村的，家里是个贫农。姑父家一有困难就来我家，不是借钱就是借粮。他还不止一次地在我的面前炫耀他的成份比我家好。我喜欢姑姑，讨厌我那个姑父。还有一个远房哥哥，是个孤儿，很小就在我家，到成年时，父亲给了他一笔钱，帮他成了家。为了这个远房哥哥，四清时，有人说我父亲雇过长工，有过剥削，后来幸亏找到这位远房哥哥，做了证明，才澄清了雇长工的谣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条街的人都在饿肚子。我们家的情况比别人强一些，是过的半粮半糠半菜的日子，总算能填饱肚子。队里有一户最穷的，是发明媳妇，按辈份我叫王嫂子。王嫂子家底差，那个时候几乎断了顿，一天两顿糠糊糊，根本无法咽下口。一到吃饭时，她端着糠糊糊到我家边咽边哭，父亲总是满盛一碗菜饭倒在她的碗里。时间长了，王嫂子不好意思再来了，父亲就盛好叫我送去。后来，乡公所几个当官的商量，把父亲请到乡公所食堂给他们做小灶，并允许父亲每天提走两桶杂水。这样一来可给了父亲做好事的机会了。每桶杂水的下面都是当官的吃剩的饭菜，有的肉块子几乎没动，父亲每提一桶，首先叫王嫂来装一大盆端回去，然后又喊几家缺粮的来装，剩下一点点才由母亲倒在锅里煮了吃。现在回忆起来，那油水真大，那味道真香。时隔几十年了，只要听说我回到两水沟，王嫂子必定来我家提起这段辛酸的往事。王嫂说：“你父亲真是个好人啦，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他，我一家早饿死了。”
照中国人的习惯，无论是解放前也好，还是解放后也好，都是当官的说了算，官大一级，尤如泰山压顶。在人生的一些关键性环节上，巴结好当官的，还是能起很大作用的。在我高中毕业以后，开始了上山下乡运动，城镇户口的学生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我呢，我是农村户口，连上山下乡的份也没有，只好回乡，回到我那既可爱又可恨的两水沟，当一辈子农民。我思想苦恼极了，什么出路也没有。到了冬季，农村开始征兵了，这是我的唯一希望。我同父亲一起，开始找关系走后门巴结当官的。要想当上兵，关卡很多，首先是报名关，再就是体检关，还有政审关、初审关、复核关、审批关，到了接兵关才能与部队接兵人见面，接下来就是换军装，由大队敲锣打鼓，挂上红花，送到接兵站集中。在父亲看来，不管是干什么的，大小有点权力，就算是官，是官就不能得罪。为了实现当兵的梦想，我开始平生第一次去拉关系，我不能光靠父亲一个人去巴结当官的，我在两水沟大小也算个人物，是个有点文化水平的回乡青年。我的第一目标是报名关。管征兵的是小公社的李部长。李部长是个好人，他对我印象不错，尤其喜欢与知识青年交朋友。我的报名关在李部长的关照下很顺利地通过了。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第一句话就是接客，接李部长。我说不用花钱接客，名我已经报过了。父亲说，你不懂，今后的事还多，不光接李部长。按父亲的意思，我接来了民兵连长、生产队长、小公社文书；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个重要人物就是大队书记。他是实权派，几十年来，我家的命运一直掌握在他手里。父亲对外接的每一场客，他大部分都参加了。他在我家喝的酒是他用板车也拉不动的。父亲责备我不懂事，责备得对，光报个名顶屁用，政审是一大关，要靠地方的官给你说话才算数。体检时，我出了点意外，因为小时候游泳耳朵灌了水，后来发了炎，掏来掏去把耳膜掏破了。检查耳朵时，也还是李部长给我出了个李代桃僵的点子，才过了这一关。为庆贺这一关的通过，我没惊动父亲，自己在馆子里请了几个小兄弟海吃海喝了一顿。最终的结果，兵自然是当成了。那时还不兴送礼，父亲送没送我不知道，也可能是父亲背着我送了，但请客是免不了的。为我当兵，父亲先后在我家的堂屋里接了十几桌客。最后一桌接的是接兵的两位军人。两位都姓王，一位是谷城人，很年轻，很老实，话不多，也不能喝酒；另一位王排长，是河南人，既能说会道又能喝酒。不过，再能喝也喝不过李部长和大队书记。那一天，满桌的人都很高兴，尤其是李部长和书记斗起了酒劲，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了，他两人把杯子换成小碗，又把小碗换成了大碗喝，一直喝得烂醉如泥。李部长被人架到武装部睡觉了。大队书记回到家里用膝盖顶墙说是门被人锁了，顶不开。他顶着顶着，由于用力过猛而倒在地上吐酒。他家的狗闻到酒香，跑来舔，舔着舔着狗也醉倒了。他连声说，谢谢！谢谢！书记把狗舌头当成了擦脸的热毛巾。这场酒战在我的家乡两水沟当成笑话很传了一段时间。
1973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家。安排工作的事，是由县里当官的说了算，这是父亲的力量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你想去巴结也巴结不上。姐姐和姐夫在城里干事，但两人都不愿求人。我参加工作的希望寄托于当年刚刚恢复的高考上。我很顺利地通过了高考。我原本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以我的实力，对付这样的考试简直是手到擒来，但因事关前途命运，我一点也不敢马虎。为了稳妥起见，我又加试了一门外语。考试结果，全是优秀，我感到胜利在望了。正当我在等好消息时，传来一个坏消息，说是一个叫张铁生的考生做不出题想了个怪招，写了一封批判教育黑线回潮的狗屁文章，一题未做交了白卷，闹起了一场载入中国历史的“白卷事件”，致使当年考试成绩全部作废，改为主要看政治表现招生。在此之前的一段，父亲出外几个月，去封江水库做水利去了。我一心把心思花在考试上，既没送礼又没请客拉关系。据说政审前几天已结束了，牛过河扯不住尾巴了，一切只好听天由命。我心里忐忑不安，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我太了解基层的当官的了，毫无感情可言，一切都像票证一样，一次性使用，过期作废。果然不出所料，大学录取通知下来了，我原录取的北京航空学院被别人顶替了，理由是政审不合格。据知情人透露，招生的人来两水沟了解我个人回来后的表现，有关人士说，他本人的户口没交，入党介绍信也没交，谈不上什么表现不表现的。招生人在我的鉴定栏里写上：急于跳出农门，不安心农业生产，是白专道路的典型。这次招生失败，教训十分深刻，由于父亲未在，我又没有巴官的经验，我在人生的旅途上走了一大弯路。好在年底又一次中专招生，父亲赶紧回来了，又重复了以往的做法，我终于跳出了农门，走出了两水沟。临走时，父亲叮嘱了我一句话：“无论走到天边，老百姓永远跳不出当官的手掌心！”
父亲的话对于我的影响是他老人家所想不到的。他一生畏官、敬官，也没想到我日后会当上个小官。正因受了父亲畏官的影响，才使我在小官的位置上有这样的为官之道：“不以权力作法码，成人之美为乐事。”
写给父亲的祭文
父亲去世的前几年，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起早床了，一家人再也没有听见他嚓啦嚓啦的拖鞋声了。渐渐地，他丧失了劳动力，也不再干活了。再后来，他完全丧失劳动力，以至于卧床不起了。他像一盏灯，油熬干了，快油尽灯灭了。在父亲还没生病的那一年，春节回家，我给父亲买了一双毛皮鞋，硬逼他正月初一穿上。父亲穿上了，正合脚，但仅穿了一天，就又脱了。他要按他自己的方式，自己的习惯来生活。这双鞋一放就放了5年。入殓时，在我的提议下，给父亲换上了这双他生前舍不得穿的毛皮鞋，让他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享受一下。
父亲的葬礼是在晚上举行的。上好的黑漆棺木停放在门面房的正中央。由司仪安排亲属站立于棺木两旁，来宾面向棺木站在大街上。司仪是由我家门的小叔徐开启担任的，他是两水沟有些威望的文化人。参加葬礼的人很多，几乎站了半条街，许多人是等仪式完毕后看电影的。电影队是由我的侄儿徐明从市里请来的，他要让这个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爷爷好好风光风光。除了请放电影的外，还有几家亲戚又请来了唱孝歌的，他们是等放完电影后唱一夜，由亲戚和来宾花钱点歌，点什么唱什么，唱个通宵，寄托对亡灵的哀思。晚上8点整，开启叔大声宣布，追悼会开始！紧接着哀乐四起，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我专门带回的礼炮、礼花也在这时开始燃放。街上的人对我讲，像这么大型的礼花燃放，在两水沟还是头一次，你父亲真叫我们开了眼了。热闹了一阵后，由我女儿徐娅莉宣读由我撰写的祭文。我采用了文白夹杂的形式，写成这篇祭文，用以表达了我及亲友对父亲的怀念之情。祭文的内容是这样的：“呜呼吾父，徐公大启。享年八十，邃然离去。山川动容，苍天悲戚。四乡邻里，无不叹息。子女有四，珍忠明海。儿孙满堂，尽皆出息。育我姐弟，历经艰辛。勤扒苦做，积劳成疾。吾父一生，兢兢业业。三岁丧父，八岁学艺。跑堂杂役，倍受赞誉。红案白案，堪称第一。吾父处世，高风亮节。好善乐施，最为仁义。忍字当先，求全委屈。一生无怨，和睦乡里。吾父治家，管教严厉。精打细算，有条有理。白手起家，兴家立业，勤劳致富，熬尽心血。吾父作古，虽死犹生。永垂不朽，光照日月。吾辈报恩，恩在继承。泪水和墨，写此祭文。悲哉痛哉，呜呼哀哉。尚飨！”与祭文主题词相对应的还有一首挽联，内容是“未读四书五经，为人能明仁义礼智信；不谙九章算术，平生不错百十元角分”。伴着低沉的哀乐，我女儿徐娅莉用缓慢悲伤的语调念了这篇悼词祭文，念着念着她早已泪流满面，亲友来宾和乡邻也都泣不成声。追悼会场庄重肃穆。见到这个场面，开启叔又喊道：“下一个议程，向徐老大人遗体告别。”这一喊，我的亲属们的哭声连成一片。向遗体告别的队伍按照亲属、来宾、乡邻的顺序缓缓从灵前绕上一圈。告别的队伍很长，由我打头，随后是母亲，母亲由两个人架着，每个女眷也都有人搀扶。转得最慢的是女眷们，她们哭着喊着扒在棺木上不走。这项议程进行了十几分钟才完毕。随后就是放电影，唱孝歌。值得庆幸的是，襄樊市和随州市的文艺工作者，我的朋友们也都加入到唱歌的行列。街上的人对我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热闹最排场的葬礼，你父亲可以瞑目了。
按老家的习俗，遗体要在家停3天到7天。穷人家停3天，最少也不能少于3天；也有停5天，停7天。父亲的遗体停了5天。葬礼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开追悼会，第二个阶段是出殡、下葬。出殡下葬的时间是定在上午进行。
头天晚上举行过仪式后，第二天一早，亲友和来宾们抓紧吃早饭，为出殡做准备。我已早早地吃过了，守在灵堂边迎候客人。我们弟兄3人和姐姐要轮流守候。前来吊孝的人先放上一挂鞭，然后叩三个头，不管你地位多高，辈份多大，都要磕，因为亡人为大。吊孝人叩头时，守灵的晚辈要一起陪着叩，这是规矩。这天早上，前来吊孝的人很多，父亲的几个师兄弟来了，李部长、方秘书、生产队长也来了，几十年来，在我家喝过了酒的当官的差不多都来了。大队书记买了长长的万字足的鞭炮来放。见到书记，很自然就想到逝去的北航大学梦，但我想起父亲前几天的一句话：“记恩莫记仇，书记对我们也是好坏各半。”鞭炮足足放了七八分钟，这响声，炸掉了怨气，炸掉了过去的恩怨。年近九旬的艾妈也由她孙子扶着来了。她要叩头，我们几个拦住不叫她叩，年龄太大了，怕她身体吃不消。过去的“丢书事件”也早就冰释前嫌了。9点整，出殡开始了。送葬的队伍长长的。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个拿大铜锣开道的。灵棺由挑选的16个汉子抬着。前面是亲属拉扦，由我居中，紧靠灵棺，两个弟弟、姐姐、姐夫、妻子、两个弟媳和叔伯哥哥嫂子、叔伯姐妹走在前面，孙子辈的在两边。来宾和乡邻跟在灵棺后面。送葬的亲属每人戴一顶孝帽，拿一根孝棒，晚辈拿白色孝棒，孙子辈以下的拿红色孝棒。姐夫除拿了个白色孝棒外，还背了个大包，包里装满了烟，是给抬重的人们准备的。送葬的队伍一出动，亲属们都哭喊起来以表达不愿让亲人离去的悲伤心情。男人们不会哭，只会干嚎；女人是数落着哭。我的家乡人常言：“儿子哭父母惊天动地，女儿哭父母真心实意；媳妇哭公婆这里那里，看似哭公婆实际哭自己，哭自己的委屈与不平。只有不沾亲带故的哭，不如驴子放屁。”这种说法是家乡人对世态人生的一种调侃。司仪按街上的老规矩安排，送葬队伍绕街一周，然后上公路，送到大桥后由汽车将灵棺送到河对岸徐家寨的山上下葬。送葬的人步行过河上山，墓坑前一天已经挖好了。长长的送葬队伍由街南头出发，前面已到街北头了，后面的人还未动，整整排有两里多路长。刚到学校门口，队伍停下了，说是有人路祭，叫做为长子的我赶紧过去。我到学校门口一看，是吴老师，也就是那个外号叫“吴烟筒”的吴老师，摆了香蜡纸炮拦棺祭奠。这种吊孝方式在我老家两水沟是一种最高的祭奠礼遇。吴老师解释说：“你父亲是个好人呐，我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只好在你们送葬经过的路口祭奠一番。”灵棺放下了，亲属一律面向灵棺跪下，姐夫赶紧给抬重的每人发两包烟。我又陪吴老师给父亲叩了头，祭奠完毕，赶紧起棺上路。我从姐夫包里拿出一条烟送到吴老师手中，他说：“用不着了，我早戒了。”我对吴老师说：“这是我代父亲表达的一点心意。”说罢把烟往他手里一塞就跑去赶送葬的队伍去了。走了好远我回头看见吴老师还站在学校门口望着长长的送葬队伍。“人世转回，世事难料啊！”我边走心里边这样想。刚上公路没走多远，抬重的又放下灵棺，是不是又遇到路祭的了？开启叔来对我说，抬重的汉子们说抬累了，要歇歇。姐夫明白他们的意思，赶紧起来给他们发烟，请他们抓紧赶路。好不容易捱到了大桥头，抬重的汉子们没把灵棺抬上汽车却放在地上，我和我的亲属们又都面向灵棺跪下。姐夫爬起来，给他们发烟，开启叔发话了：“烟我来替你发，你父亲一生怕官，你们两个当官的，给你父亲多跪一会吧。”原来是开启叔和抬重的串通一气，搞我和姐夫的鬼。姐夫是部队的师长，我是个局长，这在两水沟乡亲们眼里是大官，他们不乘机整整我们才怪呢！父亲安葬后，司仪又发话了，他说，其他东西由汽车带走，照规矩，抬重用的抬杠不能带，要由长子扛回去，路上不能歇气，不许换肩。我一看，又长又粗又大的梨木抬杠，少说也有几十斤，从山上到家里好几里地，看来我是躲不过了。我咬咬牙说：“不管是规矩还是整我，我都认了，谁叫我是长子呢？”那天我扛回抬杠后，我的肩膀压得紫了一大块，大冬天里，内衣几乎汗湿透了。对我这个长期坐办公室的人来说，确实狠狠地锻练了一回。事后，街上人告诉我，是有长子扛抬杠一说，但没有不许换肩的规矩。这个开启叔呀，叫我怎么说他好呢？
吃过晚饭，忙了几天的我终于有空陪妻子转转了。在屋后的院子里，我告诉妻子，我们脚踩的地方，原来是个臭水坑，这是父亲利用每天下工时间带一担土的办法，日积月累，一担一担填起来的。在家乡的小河边，我指着妇人们洗衣服用的一个个青石条，人们过小河搭的一块块木板；还有成荫了的河两边一排排杨柳……告诉妻子，这都是老父亲多年来为家乡人做的公益事。
天，已经黑定了，满天的星星一闪一闪的，远处一颗流星划破天空向地上坠落。我知道，这天上再也没有属于父亲的星星了。望着满天星星，我已经开始后悔，未能把关于父亲的许许多多珍贵的生活片断保留下来。殊不知：终归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每一个人都是一部长篇巨著。俗话说：投身再伟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事业！父亲正像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一样，而绝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常形态。父亲一生其实很平淡，他从不鄙视世俗岁月、庸常岁序。父亲一生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凡而负责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艰难生活和幸福向往的双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
写到这里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共和国元首悲惨的死，悲惨而并不壮烈。于是在这文章的结尾感慨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界上最高的境界其实都在平实的山河间。你看，襄江上的那一页扁舟已渐行渐远，而喧嚣的新兴工业城市中仍然有几缕平凡人家的炊烟缭绕——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父亲，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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