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枣阳的城墙，我们就不能不说说枣阳城了。因为枣阳的城墙在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枣阳城便早已出现了。
广义的来说，最早的枣阳城，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的道武帝登国年间（386—396年）。不过，当时的县城名称不叫枣阳，而叫广昌。同时，据后来的考据家们说，当时县城的地点也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沙河西岸的地方，而是位于沙河的东岸地带——现在的市政府那一带,沙店村与东园村交界的地方。
由于南北朝时期与隋初之际是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你方唱罢我登场”，以至于到了隋文帝仁 寿元年（601年），“为避太子杨广讳，改广昌县为枣阳县”（《枣阳志》1990年9月印刷）时，据说 位于东岸的县城已基本成为一片瓦砾之地了。因此，在广昌县城变为枣阳县城的那个时期，地址便改在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沙河西岸的这个地方了。
从这一点来说，真正的枣阳城，是应该从隋文帝那个时期算起的。
枣阳城由东岸移至于西岸，当时是没有城墙的。可能是当时的县城更换频繁，场所也不固定（诸如秦时设置的蔡阳县，于汉代就分别演变成了蔡阳、章陵和襄乡三个县，北魏时期废襄乡县为广昌县，隋文帝时又改广昌县为枣阳县，唐代时先后将蔡阳、舂陵两县并入枣阳县，至此，枣阳的疆域才基本定型），起初的不少县城如章陵、襄乡等是只有县城而没有城墙的（待考）。
城墙是指旧时农耕民族为应对战争，使用土木、砖石等材料，在都邑四周建起的用作防御的障碍性建筑。中国古代城市的城墙从结构和功能分，主要由墙体、女墙、垛口、城楼、角楼、城门和瓮城等部分构成，绝大多数城墙外围还有护城河。从建筑的原材料讲，分为版筑夯土墙、土坯垒砌墙、青砖砌墙、石砌墙和砖石混合砌筑多种类型。中国保存最完整的为西安城墙，南京城墙较完整，其它少数城市保存有部分，如长沙城南的天心阁即为城楼，为古城墙的一部分。现存山西平遥古城，其古城墙可以考证的历史最早建于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的周宣王时期；保存最完善年代久远的古城墙为楚长城，位于河南省南召县板山坪镇周家寨楚长城遗址，经专家考证约建于公元前688年（百度网《城墙》词条）。
枣阳的城墙始建于南宋，为知随州吴柔胜所建，版筑夯土墙。吴知州建城墙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防御敌人的入侵。我们知道，北宋的靖康之变后，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所俘，北宋灭亡了。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北宋应天府南京（今商丘）继承皇位，后迁都临安，过起了偏安江南的小朝廷生活，史称南宋。当时的南宋军力较弱，金兵驻扎淮河以北，时常南犯，襄阳、枣阳等地也就成了抗金的前沿阵地。为了有效地抗击金兵，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枣阳由县升为军（相当于州或府）。为了少受损失，后来任地方长官的吴柔胜便组织当地军民人等，将县城的四周夯筑了土城墙，用以防御敌人的进攻。有了这样的土城墙，敌人再来侵犯时，当地军民就可以凭借城墙之险与敌人对抗周旋。
嘉定十年（1217年）四月，金兵进犯襄阳、枣阳等地。可想而知，当时要不是有了土城墙的挡护，枣阳城内军民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打击。然而因为了土城墙的作为屏障，金兵只能于城外围而攻之，虽攻击强烈，却不能够攻下。时间持续月余，转眼到了五月。荆湖制置使赵方率领孟宗政等将领迎敌。孟宗政与统治扈再兴、陈祥分兵三路，于襄阳境内埋伏三处，然后按约定时间同时出击，金兵大败。后孟宗政按赵方之命，乘胜挥师枣阳，一举解除枣阳的围困金兵。孟宗政随任知枣阳军。
翌年（1218年）二月，金兵号称十万围攻枣阳。知枣阳军孟宗政率领当地军民，凭借城墙之险，与敌人周旋三月有余，大小战斗七十余战，几乎每天都有一场战斗。最终，孟宗政等人以其果敢的军事才能，将貌似强大的金兵击退。之后，为了较好地与金兵进行对抗，他率领本地军民，对枣阳城原来的土城墙进行了扩建、加固与增高，由此提高了城墙防御外敌入侵的保障能力。
最为艰苦的岁月大概要算是1219年的春天了。当时，大地刚刚地苏暖起来，小草儿刚把大地染绿，树叶儿还没有完全地改变鹅黄的颜色，麦苗儿也刚在春雨的催促下，开始了拔节的生长活动。这应当是一个美好的季节，也应当是一个让人心动的时节。然而，金将完颜讹可，这时按照上峰的命令，也或许是觉得时机已到而进行的擅自主张，总之，他率步骑20万，对枣阳进行了围攻。一时间，枣阳城的四周，沙河两岸，到处搭建着金兵的临时帐蓬，遍地施放着金兵的高大战马。那种阵势，让人着实有着“山欲雨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胆小一点的人们，早已不知如何应对了。
好在坚守枣阳的知军孟宗政，是一位饱经沙场的战将，自幼随军（其祖父是一位于岳家军中立过战功的战将，他从小跟随父亲）转战南北，炼就了过硬的战场应对本领。面对强大的金兵攻势，他没有惊慌失措，六神无主，而是沉着应战，指挥有方。敌人先用云梯攻城，他就用炮火轰击敌人，就用箭射击敌人；敌人掘地道进击，他就用毒烟熏烤敌人，就用烈火焚烧敌人；敌人于外围临时休整，他就让城中军民轮流休息，以逸待劳做好迎敌的准备；等等。金兵仗着人多势众，接连不断地向枣阳城发起攻击，但一次次经过激烈的交战之后，又一次次地败下阵去。
整个的战斗持续了八十余日，两个多月，炮火不断，交战不断，敌我双方为此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枣阳城在孟宗政的统一指挥下，军民一心，誓死捍卫，凭着城墙的屏障，硬是没让金兵攻进到城内半步。不久，赵方派来了援兵，孟宗政看准时机，然后内外一夹击，使久战不下而有些人困马乏的金兵溃不成军，乱作一团，一时死伤三万有余，余众尽作鸟兽散。如此一仗，打出了孟宗政的名声，也打出枣阳军民的威风。以后多年，金兵不敢轻易前来枣阳侵犯。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说，孟宗政等人的抗金功劳，自应当给城墙记上一份。因为当时若无城墙做为屏障，以金兵的强大威势，势必将枣阳踏为平地也未可知了。但当时的情况是，城墙高耸坚固，加上护城河的遮挡，又有城中军民的齐心，所以任凭金兵的如何强大，战马的如何强健，也就对城中的军民奈何不得。
土城墙在战争年代是有功之臣，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够否认的。不过有一点，枣阳当时筑起的土城墙，是没有城门设置的。没有城门的城墙，战争时期就需要士兵白天黑夜守护在城门处，需要时刻注视着护城河外的敌人动向。这就为守护城门及守城增添了难度，同时也显得不够雅观。
因此，到了明代，宪宗成化七年（1471年），知县杨瑛开始建筑城门，到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先后共建成了五座城门。所建的城门，大东门名寅宾，小东门名阜成，南城门名向明，西城门名西成，北城门名观光。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知县王显又于城门上建立门楼，使各城门显得威武雄壮。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知县安邦改土城为砖城。
至此，枣阳的城墙才进入到基本定型的时期，也显得壮观漂亮。当时的城墙，周长2公里，高3.66米（万历年间又增2米），厚6米，城墙外面设有25米宽的护城河。这样的规模，于一个县级的城墙建筑史上，应当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事情。因为就现存的一些县级（如四川的松潘县城、北京的苑平县城）的城墙来说，无论是就其所围的面积，或是就其所筑的高度、厚度，能达到这种规模的实不多见。
明万历元年（1573年），知县王应辰以南城门（向明）逼近文庙，便在南门以东的地方新辟一门，题曰崇文门，即后来我们习惯称之的小南门。从此后，枣阳城的城门，共计有六个，其中四个主城门（东门、西门、南门和北门），两个偏城门（小东门和小南门），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
城墙自然不是万能的，只是一道固定的屏障而已。人是万物之主，既能制造屏障，也能化解屏障。枣阳城墙自建成的那一刻起，虽然于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防御作用，但其屏障的功能毕竟是有限的。像各个朝代更替之时，其城墙（一般情况下）便要受到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待新的王朝稳固后，又重新予以加固。同时，城墙平时还会受到自然的冲击，诸如风雨雷电等等，常常会使某一段某一角的城墙坍塌，而当事的知县就会向上面报告，然后又会组织本地军民人等进行修补。有史料的记载，枣阳的城墙在这方面的修补就有多次。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墙于现代战争中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应有作用。因此，现代的城墙，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一种历史遗迹进行着保护，而于战争的需要方面则放在了次而次之的地位。像枣阳这样的地方，城墙似乎连史料的价值也没有了。因为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往日坚固的枣阳城墙，一次次地受到摧毁，又一次次地被拆除，然后便没有再进行修补。以至于到了现在，除了于东街下坡向南的一条城墙巷和顺城湾向北的西边还留有些许的城墙残迹外，其他地方只能从护城河的布局上，而进行着城墙的辨认了。
我曾于卫星地图上，依据留存的旧有痕迹（主要以护城河所在的地理位置进行辨认），勘查测量过枣阳的古城墙。对于卫星拍照的图片，与史书上画载的枣阳故城址是不太相同的。史书上画载的枣阳城图，是一个“方圆”的图形，即东西南北四方为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角为圆。而卫星地图上显现的却是一个北尖南宽的城区图，即由书院街横断，以南为方矩形，从北门的地方开始向东北方向的顺城湾则成弧形倾斜，然后使枣阳的古城区形成了一个由南向北看，像一个侧面的沙发形状图案。
不难想像，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于卫星地图上所呈现的枣阳古城址模样，也将会逐渐地消失，最后变得难以辨认。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没有了古城墙的标志，没有了古城墙的痕迹，而枣阳城的未来会变得更加美丽。
这一点我是坚信的。 2013-7-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