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夫子是我们私下给他取的绰号。他的大名叫马继元，是我襄阳财校79级银行班的同学，也是我学习国画的老师。
3月9日下午，班长陈万和给我打来电话说马继元在武汉病危。我还在犹豫和纠结，没过几分钟，班长又打电话来，说已经去世。马继元的妻子王运勤声音哽咽着打来电话，说我们同学一场关系最好应该去看他最后一眼。我的心情十分沉痛，但碍于正值女儿的婚期，却无法前去送他最后一程。最后，我只好委托在汉的红英同学随班长前去送别，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马继元是枣阳人，1961年生，比我小两岁。79年秋我们有幸考进了襄阳财校，分在一个班一个组，住一个寝室达两年之久，算是投缘的。自打同学以后，特别是跟他学习过画画，加之他妻子也在工行系统工作，83年我到武汉开会还专程绕到枣阳去他家里玩，他俩正谈恋爱，请我去看电影，我喝高了还当过他俩的“电灯泡”，所以，这些年来我和他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关系是比较铁的。
他很讲究。马继元出生在干部家庭，生长在枣阳县城，在我们班上他算是条件较好的。大背头成天梳得溜光的，尖头皮鞋擦得锃亮，架子床上盖的垫的是一色的细布，衣服不算时髦但啥时候都是整整齐齐纤尘不染，让我们这些还穿着灯芯绒布鞋，劣质的良的卡衣衫的农村娃，煞是眼羡。尤其是他年少老成，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咬文嚼字的，给人一种文绉绉的感觉，大家都说他有一股“夫子味儿”。
他很认真。不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乃至以后在工作中，他都是一个讲原则中规中矩的人。脑筋虽然不算聪明，但学习起来很扎实，在书本上用彩色木铅笔（我们此前没有听说过的）划了重点，做上眉批。考试成绩在班上一直保持中上等。
他师承祖父，自幼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行草的，国画也很有功底。在财校期间，我和孙先朗同学也想培养一点业余爱好，便跟他学习画画，没有拜师就成了我们的师傅。那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每月吃8—12元助学金，还要挤出一笔不菲的钱来买毛笔碳铅宣纸国画颜料，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此，他对我们很尽心，从素描写生临摹到笔法技巧布局，言传身教，一丝不苟。山水，浓淡相宜，花鸟，跃然纸上，使我们受益匪浅，进步很快。我的毛笔字有些基础，那阵子买了字帖练习篆体和隶书，继元总鼓励我不管啥体，只要坚持练写好了都一样。听说南漳生产宣纸，继元便让我找家住南漳的徐萍同学想买一些便宜的。第二年暑假返校，徐萍带回来厚厚的一摞宣纸，问她得多少钱，她说有同学在纸厂，弄了这些次品给我们练笔没要钱。这让我们喜出望外，感激不尽。继元就说，你得感谢人家，好好画几幅画送给徐萍，同时也检验一下你的水平。我就认认真真地画了几幅，继元做了修改还特地题了字，让我悄悄地送给了徐萍。谁知道，徐萍的父亲（也是工行干部）在市分行的一次行长会上遇见我，大声夸赞我，被同班的张金生同学（时任襄阳支行行长）听了去，在同学们聚会上一嚷嚷，炒作成了我赖蛤蟆想吃天鹅肉追求女同学，当成笑料说了多年。后来参加工作后，由于奔波忙碌，我没能把画画坚持下来。俗话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们虽然没有真正地结拜过，每每想起他的教导却总是念念不忘新潮难平。
他很个性。他这人个性强，不善交际。他作为老牌中专生，在支行是很受重视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中国银行重新成立，他在枣阳支行算是老资格，不几年就成了主持工作的副行长，但是不知是啥原因，总转不了正，后来就调到了市分行，任信贷科副科长，专司信贷管理和业务培训。他在信贷管理理论研究上很有造诣，在实务上富有经验。我在谷城工行工作期间，全市中行信贷业务培训班在县宾馆举办，他去讲课，我闻讯去看他。当谈到信贷管理，他是被窝里捉虱子——一折一折的，我的观点和见解他少有认同。再后来，他从信贷部门到科技部门，又到调到办公室，转去转来，只到现在也只是一个科级。我揣摩着，我们可能是一篓子货色，穷鼻子硬，为人耿直，不会绕弯子，不会搞拍马溜须，他比起我来更有甚者，那就是一个“倔”字当家。这些年他不知道打什么时候起，迷上了周易，有时同学们在一起聚聚，他老是周易八卦那一套，大家跟他便没有了共同语言。以至于后来同学关系就有些疏远。我了解他，不怪他，这是他的性格使然。否则，那就不是他——马夫子了。
呜呼，马夫子走了。殁年55岁，死于心脏病。他是我们班上已经辞世的第三个人。陶习典，陶夫子，一身的学问闷着个葫芦都没有来得及发挥就做古了。张金生叱咤金融业界，身价地位显赫，但不想病魔缠身，英年早逝。马夫子，按说他现在安逸了，老婆内退了，姑娘工作了并成了家，应该好好地享受享受了，只可惜没了这个福分。我少了一个同学、老师和朋友，马克思那里却多了一个画家、书法家和银行家。
毕业前夕，我做了一件按照他们枣阳人说的、比较得劲的事情。班主任孔老师说等新学年开学大家来拿分配通知书的时候再照毕业合影，我是我们小组的组长，我说不管班上如何，我们小组自己组织大家照一照，同窗两载得留个纪念。大门口，教学楼前，烈士塔下，便定格下我们七个男同学的青春形象。我握着碳铅，孙先朗托着画板，马夫子手指点着群山在写生的照片，到现在我还要时不时地拿出来晒晒。果不然，还没等到新学年开学，我们的分配通知书已经下发，大家就各奔东西报到上班去了。要不将留下永久的遗憾，现在到哪里去看那两位夫子呢（七个人中陶夫子和马夫子两个都与世长辞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有两件事，以弥补我的缺憾和寄托我的哀思，一是有机会一定要到他的坟前给他烧几张纸，焚几柱香，和他说说话，叙叙旧；二是2007年我求他专门为我题写的“天道酬勤”横幅，仍苍劲有力的挂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樊西支行行长办公室，我要把它摘下来，供奉在家里，天天能看到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