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人类心灵最柔软的记忆，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身处何地，它都是一个甜美的梦，一杯陈年的酒，一首激越的歌。记述乡愁，不是离乡强说愁，而是去沉钓一段具象的往昔，重播一部封存的胶片电影，把业已虚化、飘忽的乡愁激活，唤起我们对故土的眷恋，使我们的生命之氧有一缕清新……
——题 记
1
我的故乡保康是个奇特有趣的地方，巍巍荆山自东向西横贯全县中部，将其自然分割为南北两片。《左传.昭公四年》有述：“荆山，九州之险”，由于山大坡陡，南蔽北障，保康向有湖北的“西北利亚”之称。
但是，荆山又是丰赡而富实的——楚之先祖，筚路蓝缕,“辟在荆山”（司马迁《史记.楚世家》），厚积实力，成就了开疆拓土、威霸春秋战国840余载的伟业。
小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随做乡村教师的父母，辗转于荆山以南（也称保南）的欧店、歇马、马良、重阳、店垭等区乡（公社）的乡村学校，虽非颠沛流离，却是迁徙频密，往往一个地方只呆一年半载便要转迁邻乡它隅 （不知那个年代对乡村教师的调动为何那样频繁）。在随父母不断流离转徙的过程中，我幼小的心灵播上了一颗“漂移”的种子——搬家—安家—再搬家……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总感到我的家是在流动中，是在漂泊中，没有根基，没有定所。好在那个时候搬家简单，一根扁担，一只背篓，请上一个老乡（有时甚至只是父亲自己），挑起被褥衣物，背上锅盆碗盏，母亲照看着我们兄妹，在某一个暑假或寒假行将结束、新的学期将要开始的某一天，全家便缓缓走在了一条通往新的地方的崎岖山路上（那时候乡村没有公路）。少则大半天，多则一整天，我们便会来到另一所乡村学校。像搬离原校没有仍何欢送一样地没有仍何迎接，父母自己找到新校已经腾出来的一间土坯房，再如搬家时拾掇物品一样简单而迅速地安顿好新家，我们便在又一个新的环境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种高频率、小半径的迁徙，使我稚拙的步履几乎踏遍了保南的山山水水，感受到了荆山的奇特魅力和物产的丰富。当然，也让我的童年充满了无奈奔波、不断调适的怅惘，饱尝了担惊受怕、嫩肩负重的艰辛。
2
荆山南，沮水源。源流一般都不浩大，因之，沮河的冲击平原便零碎而单薄。那些碎片似的袖珍平原，随了季节变换，如一方方绿的、黄的、褐的绸缎，却怎么都裹不住荆山硕大无比的脚。如果攀上荆山肩头腑视，那些小块平地则又幻化为一缕缕丝带，悠然飘浮于沮河两岸，为蜿蜒而流、柔声吟唱的河水轻轻打着节拍。而沿河的村庄呢，整体看上去便像了一幅工笔画——农舍，炊烟，菜园，村路，溪流，农田……因了大自然的枯荣而随类敷色，渐次描笔，轮回着艳丽、明快、苍涩与古逸的况味。
在荆山行走，必会遇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无论山怎么高，路怎么陡，只要耐着性子走上去，穿过密实的树林，越过幽深的沟壑，在山的半腰甚至山顶，都会有一畈好田、一脉清泉、一爿人家在等着你，给你带来辛苦跋涉后的欣慰与愉悦。
荆山山高水高，因了水的跳跃奔泻，因了水的弯弯绕绕，因了水的千姿百态，茫茫荆山，万物皆长，水所润泽的物产装点了荆山的每一道山梁，水所幻化的风情美丽了荆山的每一条山川，水把荆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宝葫芦，随了四时风景的不同，年复一年没有止境地向人们奉献着木耳、香菇、茶叶、药材、核桃、板粟、柑桔、柿子、石榴等众多特产，而黄土地里的五谷杂粮，舍前屋后的七色菜蔬、土鸡土猪……无不地道纯正，食之滋香味久。
这些土得掉渣的“荆”品，3000多年前滋养的是楚之先祖，厚植的是一个国家的强盛之基；而在公元1960—70年代，养育的却是那个中国特殊时期的荆山子民，以及我的童年与我移动的家。
3
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政治氛围愈来愈浓（我们小孩子自然感受不到）。这年我5岁，妹妹3岁，随父母在歇马公社茅坪小学生活。那时候没有幼儿园，我无忧无虑地整天领着妹妹在乡场上看热闹，只见一个由大人们用篾条编织骨架、硬纸剪裁衣服套身、头戴尖尖高帽（上书“内奸工贼”）跟真人一样站在木轮车上的假人，随着人们高呼“打倒xxx”的口号，那掌控木轮车者拽一拽手里的绳索，篾纸人便老老实实地低头弯腰挨斗。有一天，我从已经停课数日的教室窗口，见一些人也在这样斗着我的父亲，随着“打倒黑帮张贵棠”的呼喊，我的父亲低着头、弯着腰、挨着斗。已经有些懂事的我瞬间感到了莫大的羞辱，赶紧牵着妹妹逃回家，关紧房门，深怕被人们发现也拉去挨斗。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场运动需要层层揪斗“代理人”，而延伸至大队一级“代理人”难找，队上便到学校寻找目标，了解到我爷爷旧社会是私塾先生，解放后因小有家财被划为富农，在任教马桥完小时直话直说，1957年被打成右派批斗折磨致死。这样，富农成份加上右派老子，噩运便降到了我父亲的头上——理所当然地成了茅坪大队的“修正主义路线代理人”。
幸亏父亲人好，又找不出其他政治问题，队上只是做了做运动的样子，以后并未再怎么揪斗父亲。可是，亲眼目睹过父亲挨斗的场景，亲耳听闻过打倒父亲的口号，我幼小的心灵还是布满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且此后常常受到小伙伴们的讥讽和欺负。有天傍晚，我跟小伙伴们滚“铁环”，在经过一处堰塘时，有个比我大的伙伴喊道：“小黑帮，敢跑我前面”，话出手到，冲上来便推搡，没有防备的我一下子栽进了堰塘，连呛几口水后，我本能地抱住“龙桩”（堰内连接堰外灌溉渠道的木质闸板把柄）费劲爬上堰埂，小伙伴们都作鸟兽散了。满身泥水的我一路哭回家，父母后怕不已。母亲拿出棉袄给我裹上（时为初夏，因全身湿透加之惊吓，我全身发抖，母亲担心感冒给我裹了棉袄），神情幽怨地为我擦拭头上的水迹；父亲则严厉地罚我坐到门外去数天上的星星（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的责罚其实是消除我当时心理紧张的最好办法）……
4
1969年秋，教师各回原籍。在那个什么都讲阶级出身的年代，我们随贫农出身的母亲从茅坪回到外婆所在的店垭公社白果大队是最好的选择。
白果距茅坪上百里，毗邻宜昌樟村坪公社三包垭大队。村子呈Y字形布展着三条山冲，冲冲都是平展展的埫田，埫田的山根边都有着深不可测的天坑，无论下多大的雨，天坑都能把雨水喝了。村子存不住水，又没有河流，看上去没有一点灵气（这也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总是忧伤地思念茅坪的沮河）。但奇怪的是，三条冲子埫田正中的堰塘，靠天蓄水，却绝少干涸，且清清亮亮。一冲一堰，一堰一片，周围的农户人畜饮水，都靠那口土堰。村上人家，户户都备有一口可容纳三、五担水的木缸，一年四季，一早一晚，下堰担水者络绎不绝，堰水却总也担不尽、挑不干。到了冬天，代生产队养牛的农户，皆在傍晚时候由半大的孩子赶着挂了铃铛的牛去土堰饮水，牛铃叮当，牧童吆呵，甚是热闹。至今我都没弄明白，那牛在饮水时，前蹄踏在堰水里，甚至有时连粪便也拉在堰埂上，而堰水是不流动的，为何始终都能保持清澈？有时候，夏天的大暴雨一下子把堰塘灌得满满的，把堰水搅得浑浑的，却也只需一、两天的沉淀，便又是一塘碧水，如村子明亮的眼睛。
村子名为白果（银杏），村西那条冲子更被叫作白果树埫，却并不见标志性的白果树。外婆说，埫中间原本有着两棵千年白果树，枝冠大得延展到了二面山上，可惜1958年大办钢铁被砍伐送进了炼钢炉。
千年白果树对我们只是一个传说。可是，白果却是我和妹妹的出生地。在我和妹妹临产时，母亲都要从百里之外回到外婆身边静待我们生产，并在这里把我们养到满月，再背抱着我们返回到学校去。
并且，每年春节，母亲都照例带我们去外婆家过。听母亲讲，我3岁那年，刚放寒假，外婆就打发舅舅带着箩筐，两头摸黑地跋涉一整天，赶到歇马羊五小学接我们回家。舅舅来时轻松，回时却一只箩筐一个孩子，与父亲轮换担着箩筐内的我和妹妹，小心翼翼地下岭、涉河、爬坡。那天出发得晚了，加上冬季天黑得早，第一天竟只走至马良界山。晚上住在山垭上一个旧庙改造的客栈，门旧窗破，北风呼啸，客栈似冰窖一样。这一夜，父母一人怀里一个孩子，用他们的体温把我和妹妹一直抱到天明启程。
5
在白果，我们与外婆以及外婆后嫁的秦姓外公一起生活了5年。白果，成为我整个童年时期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
可是，白果也并非是外婆的家乡，外婆是解放前随外公躲壮丁从邻县远安逃乱至此的。外婆讲，外公兄弟3人，国民党“三丁抽一”， 外公作为老大，“抽”他是必然。但外公和外婆当时已有了我姨妈、舅舅和母亲3个孩子，母亲才2岁，外公实在不想丢下嗷嗷待哺的孩子去当壮丁，便连夜带着全家逃到了保（康）宜（昌）界边的白果。可在白果的后山上刚把窝棚搭建起来，拉壮丁者就追撵而至，硬是把躲在卷席筒（篾片编织的席子，可呈圆筒形卷起来）内的外公搜走了。外公走时对外婆说他即使到了天边也还会回来，如果万一回不来，一定要把小丫头（我母亲）留在身边。外公一语成谶，从此音讯全无，外婆觉得再回远安也没什么依靠，索性就在后山拖儿带女，开荒度日，直至解放后嫁与秦姓外公。
秦外公也是被拉壮丁后机智逃脱的。他讲他是趁长官不注意，将石灰揉进眼睛装瞎被放回家的。由于出身雇农，为人正派，解放后被推选为乡贫协主席。在主持村里土改工作中，公平公正分配地主财产，将位于后山脚下的地主房屋分给了外迁来村、住着窝棚、寡母带儿的外婆，却无意间收获了外婆的爱情。他与外婆成家后，没有再育子嗣，视我舅舅和母亲为己出（姨妈已出嫁），养育他们成长。
我们回到白果，暂时结束了那种漂忽不定、频繁迁徙的生活。母亲任教于大队小学，只有父亲在万寿、断缰、重阳等几所学校调来调去。
我们的回家定居，着实让外婆高兴，她力所能及地为我们做好吃的，常常在忙完一天的活后，或在夏天场院边的石榴树下，或在冬季火屋的火塘边，教唱我们兄妹童谣：
一二三，
当阳关；
阳关道，
吹洋号；
洋号响，
打老将；
老将坏，
天让败。
又教唱：
推个磨，
拐个磨，
一升麦子做两个；
爹一个，
妈一个，
婆婆没得舔簸箩。
还教唱：
阳剌（la）子，*
你姓阳，
我姓张；
砸你的浆，
抹我的疮；
你死了，
我好了。
（注 ：阳剌（la）子，一种寄生在树叶上的绿色毛虫，毒性很强，剌人后局部立即肿疼异常，但找到它后连同树叶一并摘下，用石头砸了涂于患处立刻可以削肿止疼。）
这些童谣，既有爱憎分明的敌我元素，又具活泼幽默的生活气息，尤其那首《阳剌子》，更是直接教会了我日后在山上拾柴或放羊被“阳剌子”伤后自疗肿疼的办法。
6
然而，快乐的日子总会被生活的不易偷走一些。
回外婆家不到一年，便因我们的滞留，外婆与舅母之间出现了农村常见的婆媳关系紧张问题。我们只好与舅舅家分开居住，商定秦外公由舅舅养老，外婆由母亲养老。但不久秦外公得了哽食病，并致全身骨节疼痛，不仅干不了重体力活，而且看病吃药常有花费。这样，母亲干脆让两位老人随我们一起生活，搬住到了下院。
下院的房子是地主最早的老房子，共有4间，天星院两旁的主梁因遭白蚁蛀噬而成了危房。母亲请求队上支援几根修房木头得到了许可，每逢星期天，她都与从几十里外赶回来的父亲一起上后山伐木断筒，用绳索绑着拖回家。木料备齐后，利用暑假请乡亲们帮忙拆建，以“干打垒”方式在天星院的南北二面新盖了厨房与火屋（冬天取暖用），并打通“暗龙”（天星院子的下水通道），重立院门，使老屋面貌焕然一新。
新屋盖起后，外墙需涂一层麦糠泥浆遮挡飘风雨。有个周日，病中的秦外公指导我脱光双脚，去掺了麦糠的泥堆中反复踩踏，泥中的麦芒扎得脚板钻心的疼，他却笑着说，“造泥”（通过反复踩踏可使泥浆更软更粘）是男子汉的活呢。当然，他也看出我确实干不了此活，并未让我干下去，最终还是父亲把泥堆踩成了符合刷墙标准的泥浆。
为了治好秦外公的病，父母不断求医弄药，但都不见疗效。后来母亲打听到一位包姓老中医，迅即请上门来为秦外公诊疗，开出了由枇杷叶、金银花、牵牛花、地牯牛、冰糖等组成的偏方。“一叶两花”村子里到处都有，冰糖用母亲积攒的糖票去购买也不难；地牯牛则是一种昆虫的幼虫，生活在房屋干檐及山上岩屋干爽的细土里，但干檐角落的地牯牛不易生存，要么做卫生被清扫，要么被鸡寻着吃了。于是，去后山岩屋捉地牯牛的差事便落到了我的头上。其实，这种神奇的小生灵挺好找，攀上岩屋，只要发现细土表面有小圆窝，那窝的底端便必有一只。不过要尽量选择大点儿的圆窝，这样捉将出来的地牯牛个头便大些。这地牯牛空有“牛”名，大者也不过稍大于米粒，通体黑褐色，呈条状花纹，头部有两根短小的触须，腹部多足，样子似虫非虫，没有虫子那样丑陋、渗人。捉够煎药需用的七、八只数量，用纸包好，飞跑下山，我便完成了任务。秦外公用此偏方煎汤口服几个疗程后，哽食病竟渐渐痊愈，但骨节疼痛之疾必须每天吃一包头疼粉或一粒安乃静才可遏制，以致抑疼成份让他上了瘾。只到后来我参加工作回去看他，给他带一瓶安乃静便是最好的礼物。
7
秦外公因病出不了工，外婆不得不每天都去生产队里挣工分（母亲及我们兄妹是商品粮户口）。每天晚上，外婆都要提醒我给她记工分（以便年底与队上的记工员对帐计总分、分口粮），就着煤油灯，我把她的出工写在一个小日历本的记事栏里——挖峁头（修理田边）、打垡子（把犁起来的土块打碎）、烧土粪（冬春两季将庄稼秸秆或树叶杂灌与田土堆积一块烧制农家肥）、点种子、间苗子、围肥（在包谷根部围上猪牛粪）、薅草、打包谷叶子、掰包谷、割黄豆、拔萝卜、砍包谷杆子、深翻（有一阵子公社倡导冬季深翻土地）……从春到冬，一年四季，直把小日历本写得满满当当，不仅记录了外婆随季节变化所做的农事，而且连续几年都把她记成了生产队的劳模。
当然，这也得感谢秦外公，他虽干不了重活，却一直勤恳地做着全家的炊事员。外婆晚上收工以及母亲与我们兄妹从学校回家，总能吃到热饭热菜。而且，每顿饭必有一个下饭菜，也就是把某一碗菜的油荤或辣椒放得重点；农忙季节，甚至每顿晚餐都有一道“硬菜”——或是放了数片腊肥肉的炒酱豆，或是腊瘦肉丝炒青椒。不过，这道“硬菜”，秦外公往往会照顾外婆用得多些，常常在她饭碗的底部预埋一小铲。在我们看来，外婆做农活辛苦，多吃点好的那是天经地义。
秦外公还是一位好饲养员。春夏时节，他把外婆与我们放学后打的猪草，捋成把儿使刀剁碎，用洗锅盆碗筷的厨水（那时没有化学洗涤剂）浸一浸，再像药引子一样地拌些包谷皮或小麦麸，猪爱吃得很；到了深秋隆冬，则将猪糠（将春季树木新发的嫩叶以及夏季的构树叶、葫芦叶、南瓜叶、土豆秧，秋季的红薯滕等剁碎晒干，储备至冬季猪食）放在厨屋的大锅里煮烂，趁热倒入猪槽，猪也吃得极欢。
这样，我们家每年的春节，都有一头很肥的黑毛年猪。每年宰杀年猪刮尽猪毛、破肚开肠、逢中剖为两半后，外婆都必到现场，见证把猪的半边及猪板油过秤，与旧年的年猪比较比较重量，赞一赞大家为养年猪所做的贡献；当然，也方便她有准头地回应乡邻们关于年猪的话题。记得有一年，我家年猪的半边竟然重达175斤，板油加肠油达到37斤（黑毛土猪个头小，重量一般不超过30斤），成为生产队的年猪冠军，乡邻们无不称羡。
那个时候，我们兄妹与母亲的食用油每人月定量仅有4两，全家全年全靠一头年猪改善生活。所以，外婆和秦外公对喂养年猪特别用心，也特别在意年猪的肉、油产量。现在想来，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外婆年年到杀猪现场过秤年猪，并非只是用以回应乡亲们嘴上有个说头，而是在新的一年还未开始的时候她就在谋划全家来年的生活。
8
外婆年近六旬，个头矮小，瘦削精干，做起农活来却不逊色于一名壮劳力。她性格刚强，做事泼辣，在外面从不认输，却从不与秦外公红脸。我们是外孙儿，但她对我们兄妹不娇不惯，甚至非常严厉。放学后，假期里，打猪草、拾柴禾、推磨、抬水、捡牛粪、砍站子（供黄瓜、四季豆秧子攀附生长的木杆）、扒叶子（冬天上山将落叶用竹扒子收拢，用背篓背回家垫猪圈）……只要农家小孩子能做的事，她都安排我们去做，有时还规定数量标准。记得我上四年级的那年寒假，外婆要求我每天到后山拾两捆柴，到腊月三十达到30捆。我便每天去后山砍割杂灌，捆成捆后扛至屋后靠墙整齐排好，让外婆清点。
有一年，母亲买了只母羊，一早一晚都由我赶着去后山放牧，后来，这只母羊生了两只小羊，更增添了我放羊的兴趣。我特别喜欢在雨天把羊赶至后山，带着斗笠，披着蓑衣，唱着歌，看羊们抢吃露水草的样子。
大约从9岁开始，几乎每个周日一大早，我都要随母亲到店垭粮管所购买商品粮。两、三年间，我背负的粮食由十几斤涨到20多斤……每次买粮，我和母亲都因为负重上坡累得汗流浃背，可心里总有一丝甜意——因为，我们的商品粮里，大约有30%的稻米。白果全是旱地，主产苞谷，村人一年四季都吃粗粮。而我家不仅可以偶尔吃一顿“两搀饭”（苞谷米搀稻米），在年节里更是可以吃上雪白的纯稻米饭。
12岁那年，我嫌与妹妹抬水前后步伐不一致，上坎下坎桶荡水洒，我干脆自个儿试着从挑半担水开始，不久竟可贪心地挑得起大半担水了。从此，家里的用水，被我一人包了，每天一早一晚，我都要去一里之外的土堰挑回一、两担水来。
1974年秋，我随父亲到重阳中学上初一（这年母亲也调到了距重阳10里远的白腊小学），直至高一（那时的初、高中学制各两年），3年里，每周六的下午，我都从重阳步行38里，赶在天黑之前回到外婆家。周日早早起床，把可容5担水的木缸挑满，再补挑一担连桶带水放在天星院的石阶上，供外婆与秦外公使用一周。无论雨雪天气，每周都不间断；有时延缓了满缸进程，周日下午继续完成任务，那就只好在周一天不亮起床往重阳赶。在路过浑水堰的一处坟茔时，害怕得手心捏汗，紧张得小跑而过；往往走完8里路到了店垭街，天才放亮，这样我便赶得上第二节课了。
9
在初、高中的所有寒、暑假里，我都必回白果。
那些年，乡村教师的暑期不是集中培训学习，就是管理学农基地，父母还要带年幼的弟妹，整个暑假回白果呆不了几天。我是老大，年长几岁，又是男孩，父母便放心地让我在外婆家呆满整个假期。除了担水、帮外婆干些杂活外，便是每日上山拾柴。
那片按人头分配给外婆扒叶子、烧柴禾用的山林不足5亩，满山都是可以做木耳的花栎树，生产队规定不能砍伐，只能捡枯枝、割杂灌做柴禾。为了采得树干上的枯枝，我发明了一个独特的办法——在山中寻到一根杂木树杈，制作成木钩，用绳子牢牢绑在长竹杆上，拾柴时带上它，到林间一棵一棵地寻觅树上的枯枝。一旦发现枯枝，便欣喜地把竹木钩伸向树干，钩住枯枝的中后段，随着枯枝的摇摆上下“闪”一“闪”，再突然用力（有时整个身子随竹杆荡上去增加重力）下拽，只听“叭”的一声脆响，在枯枝落地的瞬间审势躲开，避过落枝伤到自己。冬天里，树叶都落光了，看上去枯枝与活枝没有区别，但只要用竹木钩钩住树枝，你就知道它是枯是活——枯枝硬实，钩子一碰，发出梆梆脆响；而活枝的绵软，则可通过竹木钩明确传导至手心，让你感知到它的鲜活。
其实，这样在山上拾柴是件很快乐的事，冬天使劲运动，全身暖和；暑天则有林荫遮日，则有山风吹来，凉快。更让人美滋滋的是，当钩取的枯枝够得上一捆柴的时候，便去割几根柔纫结实的土楠木条，打结成“腰子”（鄂西北方言，捆柴禾用的捆索），寻一棵粗壮的树干分前后铺好，将枯枝由粗到细一根一根地像砌墙一样地靠着树干码到“腰子”上，枯枝的断头须对齐整，随着枯枝逐渐码完，一捆高约60公分、宽约20公分的干柴便行成了。当然，最后还有一道工序——捆柴——将土楠木条的一头弯迂成环，将另一头越过柴捆穿进环内，用力手拽脚踩，让枯枝更加贴实，待前后两道“腰子”把柴禾捆扎理顺，搬起来靠树立住，满意地欣赏、歇息一会儿，便可扛上自己的收获，唱着《我是公社的小社员》下山回家了……
可是，经过几个暑、寒假的搜寻，我竟将分给外婆看护的那片山林的枯枝采尽了。而我们所在的三小队，农户相对集中，各家都把供自己拾柴、扒叶子的那片山林看得很紧，我根本不敢冒然进入。从初二暑假开始，我便与邻村新街大队的几个同伴，去到六、七里外的三包垭或二小队的深山里拾柴。那里山大人稀，树林密集，干柴很多，农户看管也不那么严密。只是二小队里有个麻脸汉子，常常在山下喊话吓唬我们。后来大伙儿得知麻脸叫秦明发，当他再吓唬我们时，大家也在山上齐声回应：“秦明发，满脸麻”。有一回，他气得撵上山来，大伙儿丢下柴禾便逃，我对麻脸说，我“嘎爷”（外公的意思）叫秦大茂，与你同姓，你别没收我的柴。麻脸说，你“嘎爷”我喊叔，那你也应喊我叔，叔让你把柴扛走。此后，我不曾再起哄叫过他“满脸麻”，而且也有胆量在二小队的山上拾柴了。
我拾柴禾一般都选择硬杂木，这样的柴质耐火经烧。而且，我把每捆柴禾都捆扎得贴实、整齐，扛回家秦外公将其一捆一捆码在磨屋的阁楼上。连续几个暑、寒假下来，竟然码满了半个阁楼。1985年我有了女友，在父亲任教的马良中学过罢春节，我带她回白果拜见老人，外婆特意把我女友引至磨屋，指着阁楼上未烧完的柴禾，说那是我的功劳，夸我小时候勤劳。
记得当时，我攀上阁楼查看自己的劳动果实，发现好多柴禾都长了锯虫，楼梁上落满了锯末。我问外婆，柴都快烂掉了，您怎不烧啊？外婆悠悠地说，放那里是个念想。我心头一热，眼里顿时涌出了泪花——一直以来一向对我们严厉的外婆，原本是有着一颗柔畅百转的绵绵之心的，只是我明白得晚了些。在那个家里缺劳力、生活负担重的特殊年月里，外婆支使我们打小干这做那，现在看来，那是她在勤能补缺思想支配下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在外婆的骨子里，她是深深爱着我们的。在她进入古稀之年里，她把我儿时的劳动果实作为她的一种念想，作为散发着一种勤劳之美的光环佩带给我，推介给我的女友，为她业已长大成人的外孙不动声色地增添着爱的砝码，可谓心细如丝，爱意如水……
10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父母先后从马良中、小学调至县城，我和大妹也在县直机关工作，我们的家才算真正结束了那种漂忽不定的情形。
1990年初夏，与外婆相依为命40年的秦外公因为长年卧病在床，不忍再拖累外婆，乘外婆不在身边时，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用裤带一头拴着床头、一头系着自己的脖子，将身子滑到床下结束了自己对外婆的拖累。噩耗传来，我们全家赶回白果，母亲掏全部费用安葬了秦外公。外婆说，你们“嘎爷”走了，我在白果便没了牵挂。母亲说，以前接您到县城，你总是放心不下，这回就一起走吧。
外婆在县城跟母亲生活了15年，其间仅仅回了一趟白果。但每到年节里，她总是念叨着白果；在晴好的日子里，总是站在阳台上久久凝望着西南方向——那里有她劳作了半个世纪的白果，有与她一起沐浴过40年风雨而长眠于白果的秦外公；或许，在她的内心深处，也还有着被从白果后山卷席筒内搜走做壮丁而一去不复返的我的前外公，以及对他碎片似的回忆……
2006年秋，父母谋划把住了近20年而未装修的房子装修一下，92岁高龄的外婆主动提出回白果舅舅家住一段日子。似乎是她自己已意识到了什么，离开县城时，她非得让母亲把给她准备的老衣全部带上，并把逢年过节或生日我们孙辈孝敬她、由她自己积攒的几千元现金交给母亲，果绝地回到了白果。
这年初冬，我从市里去保康调研，专程绕道白果看望外婆，她躺在床上竟然认不出我了。舅舅说外婆得了一场感冒后，意识就不大清醒了。握着她枯瘦的手，我不断自报着我是“海涛”的奶名，外婆最终知道了我是谁。她说，路那么远，你怎么有空儿回了？我说是工作顺便，专门来看您的。外婆艰难而满意地笑了笑。离开舅舅家时，我心情沉重地感到外婆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是很多了，我嘱咐表弟有什么事随时通知。
外婆终未熬过年关。腊月初五，她没留任何遗言也没留什么遗憾地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与已调至外地工作的妹妹相约一起赶回白果，表弟对我们说，外婆是在他怀里离世的，走时面容安详，略带笑意。听表弟这样一讲，我劝在棺前痛哭的母亲说，外婆算得上高寿了，生前您该尽的孝没有未尽到的，她走得满意，您不要哭坏了自己的身子。母亲听我这么一劝，心里宽敞了许多。
整个通宵，我们全家与村里来的乡邻为外婆守灵，悲哀的孝歌悠悠地唱着——那是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沮水呜音》，寒夜里听起来悲怆中透出一丝诡谲……楚之呜音，人神景仰——那“呜呜”之声，是我们对外婆最好的送别与缅怀。
11
一晃，外婆已走10年，其间也有去过白果给外婆送纸钱，却终是去的不勤。2016年春节前夕，保（康）宜（昌）高速通车，大年初三，弟弟开车带上母亲和我与妻子，仅仅1个小时便到了白果。
算来我家真正迁离白果已有40余载，这么多年里，偶回白果也仅止步于老屋。
这次回村，祭拜完老人，我特意走到大埫的中央，去看担过水的土堰，去看埫边的天坑；又绕村一周，去看冲子里的人家，去看儿时的学校；当然，更是久久凝眸了一回拾过柴禾的山林，打过猪草的山冲……
儿时的眼界确实窄小，总以为白果缺水而没有灵气，山大而不见秀气。现在看来，白果却有其独特之美——冲子虽无河流润泽，却土地肥沃，适宜多种旱作物生长。山呢，规模庞大却并不高峻，且山山有树，峰峰有林；尤其村中心的那座山，一峰独起，在其东面像骆驼背一样蓦地凹陷为一个垭口，却又紧衔着东山，分割着前冲与后冲。小时候站在门前，老觉得它挡住了西边的视线，现在再看，它与西南面的天宝寨交相错落，双峰并峙，极有韵味。三条冲子的大埫中间，土堰依旧保留完好，堰水依然清澈似镜，或许是每家每户都建了自来水窖，无人再到土堰担水，通往土堰的路有些荒芜，土堰也显落寞，但却透出了一种原生态的美。
村上人家，传统土屋居多，屋后修竹依依，屋前菜畦青青，疑是春天提前来临。一路走村，我先后与李姓、谢姓人家在屋场边简单交流，并走进詹姓人家拜年。詹家老小正乐呵呵地围座于火笼边取暖，外出打工的女儿穿着时尚，还带回了湖南籍女婿一起过年。我自报姓名，男主人吃惊地说，从你十多岁离开村子就没再见过你，如今也该50多了吧；你母亲在村小教过我，我比你高一年级呢。女主人连忙要去做饭留我吃，我道谢说，舅舅家的饭须得吃啊，以后有机会再来吃嫂子的饭吧。
村人的热情好客与纯朴厚道，村景的自然和谐与恬淡静美，使我的心田荡起了安妥的涟漪。是谁说过，人只在自己故乡的树下才得安憩。对于受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因素影响而自幼感到漂移在故乡里的我来说，白果的意义正在于此。
白果，我长青的生命之树，这些年来，每每来此祭奠老人，我都会想起小时候外婆看着我们成长而自豪地讲过的一句话：
——你们，是我这棵杉树蔸上发的芽！
（稿于2016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