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别刊发2019.9.《金山文档》与2020年第一期《陕西文学》
两篇读后感 〇卢苇
他就是，善人吉哈诺
——《老圃遗文辑》读后
二十年前，我在武昌水果湖一街边个体书店，半价淘得《老圃遗文辑》一书，作者杨荫杭，整理者杨绛，封面题笺者钱钟书。
杨荫杭即杨绛之父。
在《老圃遗文辑》一书的附文“回忆我的父亲”的结束部分，杨绛深情地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读了《堂吉诃德》，总觉得最伤心的是他临终清醒以后的话：‘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我曾代替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诗骚体韵》的作者。’我如今只能替我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以下引文凡未注明者皆出自《老圃遗文辑》）”
常言道知子莫若父，其实知父也莫若子，《老圃遗文辑》一书能够在众多友人的关心帮助下，由女儿杨绛负责整理出版就是明证。
杨荫杭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先后获得法学学士与法学硕士学位。因其平生倾向革命，言行激烈，被人们誉为“卫护‘民立法治’的‘疯骑士’”。辛亥革命后，他一度担任过江苏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浙江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1919年辞官回老家无锡居住。此后辗转苏沪两地，曾在上海《申报》馆担任副总编辑兼营律师事务，继而任教于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贫病交加于苏州寓所去世，终年67岁。
杨荫杭一生追求真理，学富五车，护法卫民，宁折不弯，其学识和人品皆可为世人法。
少年时，杨荫杭即慷慨义气，他15岁考入北洋大学堂，有一次，部分学生为伙食闹风潮，杨并没有参与，但因为不满学校洋人蛮横地开除领头学生，且更激愤于涉事学生屈服于强权，在“‘洋鬼子’说，谁跟著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时竟卑怯退缩，乃挺身而出大声喝道：还有我！在同学势单力孤时，仗义担当，力挺正直，毅然承受了被开除的恶果。这种勇敢，绝非一时的正义冲动，而是自身天性的偶尔峥嵘。此情此景，正与鲁迅目睹国人面对同类被敌人屠宰则无动于衷的影像，痛心疾首而悔医从文的决绝相益彰。
正因为如此，杨荫杭在求学求职的波折中，固持天性，坚定初衷，精研法律，光大法治，一心追求平等、自由、民主。在日本，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组织“励志会”，与好友共同编撰专门刊载欧美政法名著的《译书汇编》，并积极扩展影响。对这一时期的言行，《中华民国史》一书中有真实地记载：“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1901年夏留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由于极力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无锡乡绅时任驻意大利钦差的许珏竟狂言“此人该枪毙”，而招致清廷通辑，杨荫杭不得不再次离家出走留学美国。
辛亥革命后，杨荫杭任职于新政权的司法机构。从1913年由张謇举荐出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开始，至1919年辞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之职的7年之间，有两大事件曾引起了社会朝野的广泛关注，展现了杨荫杭严格法制刚正不阿的禀性风骨。
头一件是在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任上依法判处杀人恶霸死刑一案。省长与督军同流合污，徇私枉法，妄图轻处罪犯。杨荫杭则坚持司法独立，宁死不易死刑判决。终于使正气得以张扬，人心一时大快。后来，虽被省长屈映光谗言于袁世凯而奉调入京，罪犯也在关了一些时候遇总统大赦而减为徒刑，几年后被释放。但杨荫杭依法审判，严于执法，不枉不佞的司法精神，在民初混天黑地的政治污渎之中，无疑是一抹刺目的正义之光。
相比严处杀人恶霸，1917年5月，京师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因受贿被传讯至京师高检厅看守所一夜并不准保释的事件，则更具有惊世骇俗张大法制的社会影响。不料，司法部竟蔑以违背职务论，将检察长杨荫杭及检察官张汝霖先事停职，随即呈文大总统对二人以停职审查处分。杨、张当然不服，分别对惩戒处分写出声辩，法言凿凿，掷地有声。上海《申报》在5月25、26日的要闻版以“声辩中高检长之惩戒案”为题，将呈文及声辩一体登载，昭示天下。但是最后国务会议仍然蓄意庇护，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证据，宣告其无罪。许随即辞去交通总长之职。杨绛在书中写道“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羁留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权。我不知道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1917到1919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1919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
这个牛顶得好！杨绛的料想绝然无误。因为杨荫杭和张汝霖的声辩书，已经对事件的来龙去脉阐述得法理分明，铁证如山。面对挂羊头卖狗肉的强权集团和狼狈为奸官官相护的污浊官场，杨荫杭是铮臣是斗士；目睹在军阀混战中苦苦挣扎求生的芸芸众生，杨荫杭如慈父如赤子。他是乱世之中的大法官，是社会黑暗中的太阳光，他为真理志坚如磐，一往无前，的确是一个善人吉哈诺。
然而，他又何止是一个善人吉哈诺，他更是一位通贯中西的大学者！
读完《老圃遗文辑》一书，可以断言，任何一个读者的心中都会充满敬畏，都会对杨荫杭的人品学识不由自主地发出声声浩叹。
杨绛在“遗文”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所谓‘遗文’的‘遗’，不是‘遗留’的‘遗’，而是‘遗失’的‘遗’，检拾到的只是一部分。”然而，仅仅就是这“检拾到的一部分”的重量和魅力，已经令人仰止行止追之莫及了。
《老圃遗文辑》一书中，正文共656篇，皆为二十年代上海《申报》的《时评》《常谈》等，其学识的深广，见解的超前，思想的进步，堪称短章巨制，字字珠玑。对此，杨绛在“前言”中写道：“《时评》评论当时的国家大事以及当时有权有势的大总统、内阁总理、督军、省长、巡阅使、部长等辈。《常谈》涉及的题材很广很杂；有一般性的常识，也有学术性的考订。”据笔者大致区分，属于时评的文章有404篇，其余252篇则为常谈。但两类文章均以强大的广博的学识为基础。即便是少数纯粹的时评，一事一议的后盾仍然是引经据典的细微精准与纵横捭阖。杨荫杭毕生学习钻研法律，求学早期即有法学论著和译著行世，其硕士论文《日本商法》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收入法学丛书第一辑出版，法学院长卢易士极为赞赏而为之作序。但是，纵观《老圃遗文辑》一书，杨荫杭的学问早已远非“法学家”一词所能涵盖了。他在中国历史、地理、文学、民俗及至世界文化的诸多领域，读书之众、见识之广、文笔之美、造诣之深，堪称凤毛麟角而绝无仅有，其学识可与任何一位文化巨擘相比肩。杨荫杭熟读经史，通晓多门外语，精习训诂小学，在汉语声韵的研究上思行慎密，别开生面，蔚起一代新风。其生前已著成《诗骚体韵》一书，因有预期中的某书没有读到，认为不尽完善，竟然在临终前将书稿一焚而毁。好在《老圃遗文辑》中还保存了一些有关的短文可供管窥，而细阅其中发表于1936年《东方杂志》33册24期的14000字的“《声势》辨”一文，即可一识杨荫杭对汉语古韵考释的精湛功力。
“声势”一词是古代对音译的十二个梵语元音的一种称呼，章炳麟《国故论衡·音理论》中说：“所谓声势者，谓韵终所收，若水之走尾闾也。”。杨荫杭在文章中首先概括地分析了汉语古韵研究的古今之势，继之提出自己的见解，得出了“故参照今世phonetics，析其音类，第其音级，都原音为八，加入声阳声各八，则为二十四，若更加上声、去声各八，其数当更增，古未尝无去声也。若更加阳上阳去各八，其数当更增，古未尝无阳上阳去也。”此后，以对章太炎《成均图》中“轴音”的举例分析，得出了“盖以上诸方言及汉读与译音，皆分喉、舌、唇三类，断不能喉类之音与唇类之音混而为一”的结语。
进而，文章围绕以上结论，在对原八音进行分类和定音级的基础上，分别对舌类、喉类、唇类中每部的声势变化进行了具体详尽的分析研判。最后针对古今文字的宫商即音调的复杂，从民族不同和单字腔调多歧进行论证，括清了周秦有四声，但并不代表所有语言限于四声的认知，指出了段玉裁谓古有平、上、入声而无去声，孔广森谓古有平、上、去声而无入声，均为缺罅的事实。
一篇辨析古汉语语音声势的文章，运用的知识涉及古今中外，人种、语种、官音、方言，文典、佛经、语音、乐音，广博几至于无涯，读之思之，唯有慨叹。即使仅以古汉语语音研究者论，杨荫杭的创见和贡献，也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专业大家。以业余研习而成就一家之言，遍觅近现代著名人物行列，也只有陈独秀可以与之相颉颃（陈氏有《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一书，其中关于古汉语音韵研习的基本观点和思路与杨荫杭略同）。
一位法学专家写出汉语言学专家才能写出的文章，且多发表于《申报》，亦足可见当年报纸文化含量的上乘档次。
力求完美而未达，宁投之火而不存，真乃大丈夫行色。
天若有情，英雄不老。杨荫杭一生不失赤子之义，不偏学子之心，刚直清正，嫉恶如仇，他就是善人吉哈诺。
只不过，他一生都是清醒的。
只为出面，也要尽早
——读《故乡事》有感
著名作家王愿坚在小说《普通劳动者》中有这样一段话：“部队里常有这样的时候：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干，恨不得马上就动手，但是就因为没有人出面，就不能动手；这时候，只要一个人说句话，就会立即行动起来。”
这段话很朴素，也很哲理，它指出了事物产生飞跃的节点之重。频阳的小说《去势》，对于我一直想为《故乡事》写篇读后的意念，就等于这段话。
当然，我只是就写一篇读后感而言，而且也只敢就写一篇读后感而言。
愚以为，“去势”并不是频阳最好的小说，然则其中的细腻真切始终不脱鲜活生动的原生态，仍是道地的中国故事，尤其“去势”二字的喻义，更可见《故乡事》中文章血脉的承继与贲张。
频阳的小说集《故乡事》中有16个短篇3个中篇，约计28万字。十九篇小说在人物刻划、故事传神、语言精粹等方面，共同创造出了一个异彩四射的文化高峰。其独特之多、底蕴之深、意境之阔，能让读者一次次陶醉于返朴归真的怡悦之中。吾生多有愧，读书既少且糙，对频阳的小说创作，难以深入领会其旨趣，也无力揭示其真谛，但所幸读到了且被感动了，也就有了一些难得的启悟。
《故乡事》小说集有作家耿祥与学者刘颖慧的代序，他们从专家的角度，对频阳在小说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中的突出贡献，作出了细致分析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耿祥说“读频阳的小说，是一种享受”，又说“《故乡事》是频阳的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子，据本人说是‘试着写’，很成功，很精到”，而且“在文坛一片浮躁喧嚣之下，物欲充盈空间之时，频阳还能静下心来写如此纯净的小说，令人钦佩”。刘颖慧则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乡村的巨变造就了乡土小说的新景观，而“频阳的《故乡事》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部”，又说“频阳的《故乡事》从多个层面拓展了乡土小说的主题性想像系统。在他的笔下，乡土小说的内容显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二位专家对频阳作品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分析，揭示出了频阳在小说创作上的功力与卓荦。无论在语言、形象以及描写方法与表达意图之上，频阳都拥有非同凡响的实绩。
首先，小说的语言是传统的，但突出在创造。
故乡事中作品的语言都很精短，这当然是一般；而出奇别致则为创新。这是频阳作品语言的特色，也是其遣词造句万千妖娆的共相。比如在“小胜”一文中，写东家为小胜说媒，其中有“小家日月，就图个勤快”，这“小家日月”四个字就写尽了平常人家的天伦之乐。再如跛子祥儿对小胜的招赘说风凉话道，“老太太养老心切，招赘了一个河南猴子”，用猴子代替女婿，活画出了小胜机敏又鬼诈的习性，也预示了小胜终究为人踏实的不错的结局。语言生动的关键在字词，频阳往往巧夺天功，如在“油坊”一文中，他写油坊周围的环境用了“绿树繁茂，花枝灼灼”一句，其中“灼灼”二字，尽收鲜艳灵动之效，让美也跳动起来了。他写村长调侃生茂说，你嫌钱扎手？和钱有仇？而生茂回答道，钱不扎手，我钱缺得心痛。用“心痛”比“扎手”暗讽村长的小贪鄙，当然更其冷峻且深刻。钻石般闪光的字词，在故乡事的篇章中可谓灿若群星，频阳文学语言的优异之处，就在于以创造为胜。他写人写景，用精妙字词编织语句，五光十色准确形像。如在“哥俩好”一文中写二叔接上门女婿小胜道“小胜那天十分开心，圆嘟嘟的小脸乐开了花，他看着二叔笑容灿烂，一双小眼睛眯缝成了一条线。二叔憨憨地大声说道：兄弟，坐定了，我们和大红马一起回家！”一匹大红马突兀而起，写尽了喜庆和豪爽，也奠定了哥俩好的根基。再如“徒氏老太”一文中写文革后期大槐树终于被伐道“没有了大槐树遮罩的张家堡，人们抬头就看见了天空，视野开阔了，太阳格外的耀眼，到处红彤彤一片。”但大槐树死了，徒氏老太也就死了，且死于不治之症。在这里，语言的传统本色和象征之义难道还有空白吗？
其次，小说的叙述是传统的，但突出在无形。
这里的无形是指作者，更指作者的笔端之情。对于这一点，作家耿祥的评论极其精彩，他说道：“加之作者高高在上，近乎于俯视生活的写作基调，给人一种冷峻清雅，点石成金的感觉。”小说就是故事，读是首要之义，思行为随后之果，说教则大可不必逞其能。所以在中国，传统小说最早即称为传奇，后来又名为话本，再后来虽有域外影响的浸洇而万紫千红，但客观地描述，作者丝毫不涉其中，则仍然是其主动根脉。这也是频阳在小说创作中之所以“高高在上”之缘由。学者刘颖慧在评论中写道“无论是从叙事的技术层面看，还是从叙事的精神层面看，《故乡事》始终贯穿着这一置身事外，从容闲雅的绘画视角。”她与作家耿祥所识所见，异曲而同工。
我读中篇小说“老六子和他的狗友们”，浓郁的三秦风韵使我在品味小说自身无限象征意义之外，也呼吸到了“创业史”、“风雪之夜”久违的气息。尤其是文章最后一节，散淡得一头扎进了现实的苍白，却让读者心灵有了闷雷在旷原上渐远渐逝的震撼。与“创业史”伟岸中的细腻，“风雪之夜”朴素中的雅洁一样，“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感染力直透读者灵枢。学者刘宁博士对频阳小说的评论“在当代陕西作家里，频阳的小说在继承柳青开创的乡土题材方面，民间写作意味更为浓重些，可以分辨出赵树理那种评书体的痕迹，也有孙犁抒情散文的意味，在向传统小说学习的基础上语言有直追汪曾琪文风的特点，清新散淡，同时又融入秦地特有的刚直、质朴气息。”的确精当无比。频阳小说的叙述在形式上更象汪曾琪，他们就是在讲述着中国故事，散随淡泊，信马腾腾，一笔滔滔写过去，而并不十分着意有几个读者又读出了几多哈姆雷特。
其三，小说的叙述是丰富的，但突出在极至。
如同汪曾琪在小说“老鲁”中写豆壳虫，“羊舍一夕”中写羊，“八千岁”中写米店一样，频阳在小说的叙述上也有着力求极尽的抒写。他在“黄鼠”中写捉黄鼠，在“油坊”中写榨油，在“铁匠老罗”中写打铁，在“老六子和他的狗友”中写野猎，无论是泼墨还是工笔，无论是内容还是范围，均有充实与宽广并臻化境之妙。“三国演义”中的叙述大部老套，但“三顾茅庐”一章则写得水灵灵的永恒；“水浒”中的人物全都是生动，但又唯景阳岗打虎一节生动成了更加的不朽。频阳小说中的叙述在继承传统中有了更多的发扬，他把细腻化合为粗犷，把错杂演变成斑烂，把文学的功用无声无息渗透进人们的心田，让平凡的日子变成了丰硕的任意和坦白。黄鼠就是黄鼠，还能是什么？读者自己想去；哥俩好只是哥俩好吗？读者自己品去。老六子死了，狗友们群龙无首了，野猎和波斯犬的话题被淡忘了，真是如此悲怆和幽伤吗，读者自会在文里文外找到满意的答案。叙述的深广是余味不尽的源泉，描述的山重水复是柳暗花明的前奏。这是传统小说叙事方法的峰巅，频阳和汪曾琪都站在上面，而且站得正直多情。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第二十九》章中说：“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频阳的小说创作实践正是此一理论的具象化，纯粹的故事蕴涵着复繁的人情世故，象春夜的细雨，丝丝滋润人心。眼下乡土小说堪称汗牛充栋，但真正能使读者于文词有所学，于章句有所鉴，诵之思之昂扬生机而又情醉大地的并不多。频阳的小说创作能集刚强柔媚于一体，木奇苗秀，难能可贵，而《故乡事》就是明证。
作家耿祥在代序中殷切地期待频阳有大作问世，因为“其实，频阳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大作，甚至两部也写不完！”
卞和三出荆山，玉玺传世；伯乐一过冀北，马群遂空。身为普通劳动者的林部长悟出了领先的重要，工地上的劳动场面就气象一新。振臂而起，登高一呼，推陈出新，贤良共平，即便只为出面，也该越早越好。
当前，频阳小说创作上的独特和经典，即迫切需要理论家们的系统研究和倾情推介，需要“只要一个人说句话，就会立即行动起来”的重要节点。
这是我读过《故乡事》之后的第一希望。
我也相信，凡《故乡事》的读者都会与我同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