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古刹名寺中，苏州寒山寺是一座并不起眼的荒村小寺，主持并非高僧，其寺院规模，建筑格局、佛像雕绘乃至周围景色，也并无出众之处。然而，它却名播遐尔，成为中外旅游者倾慕的名胜。特别是那口寺钟经过朝代更迭，早已多次更换，现存铜钟是1906年日本人士所赠，但香客游人总要一睹一摩挲这口“古钟”为快，一听它的“钟声”为乐。每年除夕，不少日本游客远涉重洋齐集寺内，听那“夜半钟声”。寒山寺享有如此殊荣，乃是由于唐代诗人张继那首《枫桥夜泊》的绝句为它作了绝好的艺术宣传。寺以诗闻，诗借寺传，珠联壁合，成为文坛上又一佳话。
一、张继的生平简况
可惜这位著名的诗人，因名宦不显，新旧《唐书》上未有传，其生平行事扑逆迷离。最虽选录他三首作品的是唐代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虽把张继视作杰出之才，但仅“略叙品汇人伦”（《中兴间气集序》），语焉不详：“员外累代词伯，积习弓裘。其于为文，不雕自饰。及尔登第，秀发当时。诗体清迥，有道者风。如‘女停襄邑杼，农废汶上耕’，可谓事理双切。又‘火燎原犹热，风摇海未平’，比兴深矣！”仅66字，后来宋代《新唐书·艺文志》、《唐诗纪事》则更为简略。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才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张继，字懿孙，襄州人，天宝十二年，礼部侍郎杨浚下及第。与皇甫冉有髫年之故，契逾昆玉。早振词名，初来长安，颇矜气节。有《感怀》诗云：‘调与时人背，心将静者论，终年帝城里，不识五侯门’。尝佐镇戎军慕府，又为盐铁判官。大历间，入内侍，仕终检校祠部郎中。继博览有识，好谈论，知治体。亦尝领郡，辄有政声。诗情爽激，多金玉音。盖其累代词伯，积袭弓裘。其于为文，不
雕自饰，丰姿清迥，有道者风。集一卷今传。”
辛文乖舛之处甚多，傅璇琮先生在《唐代诗人丛考·张继考》中纠正了多处讹误。但其中关于张继籍贯为南阳的说法，笔者不敢苟同。
《新唐书·艺文志》集部别集类著录“张继诗一卷”，下注“襄州人”，后来《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均以张继为襄州人。后来的《襄阳人物志》、《湖北省人物志》上对张继的介绍也都本《唐才子传》。唐朝的襄州所辖有襄阳、邓城、谷城、义清、南漳、乐乡、宜城，与邓州南阳同属山南东道。傅先生据独孤及《唐故扬州灰云寺律师一公塔铭并序》以及《宋高僧传》卷十五《唐余杭宜丰寺灵一传》两文中均提到灵一与“南阳张继”等为“尘外之友”，而断定张继藉贯应是南阳。其理由是独孤及为张继交契至深的皇甫冉文集作过序，又与张继为同时人，傅先生所提出的两条证其实只是一条孤证，因为《宋高僧传》灵一传中有关灵一与张继等人交往完全抄自独孤及的铭并序。皇甫冉的确是张继好支，但独孤及与张继究意有无往来则目前尚无史料可证。此其一，又据傅先生考证，皇甫冉与张继相识可能在肃宗末和代宗初年，两人同在吴越一带时。据此，笔者认为刘长卿与张继交往应早于皇甫冉与张交往。刘长卿有《送张继司直适越》一诗，从诗中有“时危身适越，往事任浮沉。万里江山去，孤舟百战心”之句看，应是安史之乱开始后，避难赴吴越之时作。归间多在玄宗末与肃宗初年，诗中对张继失意流落深表同情，孤舟万里无比关切，决非泛泛初交；张继死后，又是刘长卿担当起安葬和扶孤的重任，更可见两人交情之深。因此，可以说刘对张身世的了解至少不比皇甫冉差，甚或更清楚一些。此其二。傅先生引证刘长卿《哭张员外继》一诗证明张当卒于大历末年，我们认为这首诗还可以证明张继是襄阳人而非南阳人。此其三。
《哭张员外继》一诗当作于张继死后不久，刘长卿料理友人后事之时。诗中回顾了两人多年不同寻常的友情“白简曾同拜，沧州每共思”，既曾为同僚，又是唱和的诗友，平日互相思念，情深谊厚。“世难愁归路，家贫缓葬期”，“独闻山吏部，流涕访孤儿”，这些极为沉痛的诗句，可以看出刘对张的家事的了解与关切，因而对张继家贫儿幼，夫妻双亡，灵柩无法返归故里，十分哀伤。“故园荒岘曲，旅梓寄天涯，”明确指出了张继的故里是襄阳的岘山。“独继先贤传，谁刊有道碑”两句也都暗含着与襄阳有关的人和事：“独继先贤传”，是从张继名字上产生的联想，说他堪为《襄阳耆旧传》中先贤的后继者，是对其人品的赞美：“谁刊有道碑”是说张的政绩可与镇守襄阳的羊祜媲美，但又有谁象刻岘山堕泪碑一样为他刻碑纪念呢？在对其才能的褒誉中又流露出深深的惋惜。这些诗句均可证明张继藉贯是湖北襄阳。以刘长卿与张继的关系来看，这些话是有根有据的。佐之张继诗中自称“郢客”（《会稽郡楼夜霁》）“楚客”（《江上送客游庐山》），我们更确信张继故里应是湖北襄阳。另，王辉斌《张继与马戴合考》（载《吉安师专学报》1992年1期，《张继乃襄阳人》（载《湖北师院学报》1992年5期）二文，不仅对傅先生的南阳说进行了辨驳，而且对张断为襄阳人进行了详实考证，可资参看。
与张继同年中进士的鲍防亦是襄阳人，但现存文献中找不出两人有过交往。同是灵一僧“尘外之友”的朱放也是一位襄阳人，性格与张继相近，同刘长卿、皇甫兄弟也有交往，惜其作品中也未发现他和张继的交往。张继对于他的故里十分怀念，“思归一惆怅，于越古亭中”（《送窦十九判官使江南》），“潇潇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羁思浓”（《宿白马寺》），然而现存作品中却没有一首描绘故里的山川风物。这些均为我们了解诗人生平行事带来了不少困难。
张继，字懿孙，排行二十，出身于一个世代诗人的文人家庭。襄阳有唐一代出现了许多有才能、重操守、不甘流俗的人物。在他之前杜易简、杜审言、均博学高名而又恃才傲物。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为铲除武氏立下大功。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张子容“兴趣高远，略去凡近”（辛文房《唐才子传》）。与他相先后的有同年中进士的鲍防（723—790），其人为官清正，善于选拔人才，作诗“刺讥时病，丽而有则”（穆员《鲍防碑》）。朱放（？—788），结庐云卧，钓水樵山，留连酒家，不乐为吏，其诗“风度清越，神情萧散，非寻常之比”（《唐才子传》。）席豫（680—748），为官清正，不为权势左右，所拔寒士多至台阁，时人尊为“席公”，病重时遗诏：“三日敛，敛已即葬，勿久留以黩公事；赀不足，可卖居宅以终事”，清廉如此。豫以文名当时，玄宗尝登朝元阁赋诗，群臣属和，以豫诗最工，下诏褒美：“实诗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连迁居襄阳的柳浑（716—789）兄弟也以注重气节，名重一时。柳浑敢于依法办事，从皇帝手中拯救玉工，面对权相“慎言于朝”的威胁，表示“头可断，舌不可禁”，甚至在晚唐那样一个黑暗的环境中，皮日休（834？—883？）也以性情孤傲，讥刺现实著称。张继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成长，家庭又“累代词伯，积习弓裘，”不仅“早振词名”，而且“颇矜气节”，文品人品俱佳。当他满怀壮志赴长安力图大展，适逢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为相，贤才曹斥，佞倖日进。然而他决不去巴结讨好权贵，“调与时人背，心将静者论。终年帝城里，不识五侯门”（《感怀》），既表示了他对世风时尚的愤懑，更表白了不苟合趋时的坚定志向。这种傲视权贵，不愿逆志屈己的性格，使他所交之友也多为傲岸不羁，不慕荣禄而又有志济世之人，如他的好友刘长卿“清才冠世，颇凌浮俗，性刚多忤权门”（《唐才子传》。皇甫冉诗“巧于文字，发调新奇，远出情外”，“每文章一到朝廷，而作者变色”（《中兴间气集》），也是一位卓尔不群的人。观其友可知其人，张继“董道而不豫兮”的个性，又生活在那样一个朝政日非，动荡不安的时代，“时艰方用武，儒者任浮沉”（刘长卿《寄万州崔使君》），这就决定了他“固将愁苦而终穷”的一生。
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他考中进士，此后仕履不详，两年后，安史乱起，他避乱南下，“浮客无定所，萍流淮海间”（《晚次淮阳》）。后又在吴越一带漂泊，到过严州、会稽，“禹穴探书罢，天台作赋游。浮云将越客，岁晚共淹留”（《会稽秋晚奉呈于太守》；也曾在苏州逗留过。大概在这期间和皇甫冉相识，两位诗人“流落时相见，悲欢共此情。”（《春夜皇甫冉宅欢宴》），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两人在京口分别。大概在大历四五年间（769、770年），他供职于武昌，至于任何官职，则不详。辛文房说他“亦尝领郡，辄有政声”，应该是可信的，但书缺有间，详情也难以得知。大历末他以检校祠部员外郎的虚衔，供职洪州，分掌财赋。后来他与夫人相继死于洪州（刘长
卿《哭张员外继》题下自注“公及夫人相次汲于洪州），“世难愁归路，家贫缓葬期”，留下稚子，身后境况十分凄凉。
二、张继诗歌的思想内容
张继在当世颇负盛名，中唐时期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就选录了他的三首诗，评价颇高。但由于张继生前落寞，死后寂寥，诗作散失较多。后来《唐诗百家全集》上仅载《词部集》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载《张继诗》一卷。据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云：“继诗三十余篇，余家有之，往往多佳句”，可知他的诗到南宋时仅存三十余首。后来《全唐诗》收录其诗一卷，包括在47首诗和残句一联，但其中杂有皇甫冉、韩翃、郎士元等人的作品。因此，我们现在确知他的作品虽只有三十多首 ，但它是唐诗百花园中的一株奇花异卉则是无可置疑的。
抨击弊政战乱，反映民众疾苦是张继诗作的一个突出特色。他生当唐代由盛而衰历史巨变的转折关头，虽位卑官微，但仍关怀国事，心系民瘼，他前往京洛，曾自信的高唱：“贫贱非吾事，西游当自强”（《洛阳作》），“及尔登第，秀发当时”（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注），对仕途充满了信心。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粉碎了他的政治理想，而且被迫流落江南。“俗薄交游尽，时危出处难”（《赠章八元》）生活相当艰难。“那是一个恶梦中醒来却又堕落在空虚的现实里因而令人不能不忧伤的时代”（程千帆《唐诗鉴赏辞典·序言》），然而诗人并未专为自己穷愁而呻吟，而是将眼光投向烽火遍地的祖国，关注饱受蹂躏的百姓苍生。面对“汉月有时掩，胡尘与岁深”（《咏镜》残句）的不利战局，作者深感忧虑。在《酬李书记校书越城秋夜见赠》一诗中可见他身居后方心系前线挚热的爱国情怀：
东越秋城夜，西人白发年，寒城警刁斗，孤愤抱龙泉。凤辇栖岐下，鲸波斗洛川。量空海陵粟，赐乏水衡钱。投阁嗤扬子，飞书代鲁连。苍苍不可问，余亦赋思玄。
诗中写他虽然处在远离前方的东越之地，但一想到沦陷区人民的痛苦，更觉秋夜难熬。对于那些在前方与安禄山叛军艰苦奋战的将士，他致以深深的敬意，歌颂他们忍受最大牺牲为国献身的精神。虽然李亨在灵武继位，但战局并未根本好转。前方战事正紧，可是由于统治者挥霍无度，致使国库空虚，缺粮少钱，无力支援平叛战争，“量空海陵粟，赐乏水衡钱，”作者忧伤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国难当头，将士浴血，人民受难，却有人〖JP12〗〖HT5，6SS〗典〖JP〗见〖HT5SS〗颜事敌。对那些叛官降将作者表示了极大的轻蔑，自己决心仿效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为国排难解患。在鲜明对比中表现出作者反对叛乱，保卫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和报效祖国不图高官厚禄的高洁志向。对鲁仲连的仰慕和李白是取同一态度的。
难能可贵的是张继对国事的关心乃基于对人民温饱的关注上，而不只是统治者一家一姓之安危。因而对于李唐王朝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吏治腐朽，横征暴敛，滥抓壮丁，作者也敢于仗义直言。对统治者举措失当的揭露与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均统一在作者忧国忧民之情中。“知治体”使他能敏锐看出弊病之所在，“好谈论”又使他敢于把观察到的问题用诗的形式揭露出来，因而张继诗歌的现实主义比之同时代的大历诗人显得较为深广。
《阊门即事》、《送邹判官往陈留》两首诗中作者分写了南北两地农村经济所遭受的巨大破坏，为人民无力耕织，啼饥号寒而忧心如焚。如《阊门即事》：
耕夫召募逐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家有新烟？
诗歌只有短短四句，描绘了一幅目不忍睹的荒凉景象。首句叙事，青壮年男子都被征募去替朝廷打仗，一艘艘大船前后相逐。言外见意，直斥统治者不顾春耕大忙，不恤民力的暴行。次句写景，登楼远眺，富庶的江南水乡，肥沃的万顷良田竟“春草青青”，一片荒芜，显示出征丁所造成对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三四句画面由广袤的田园移向人烟稠密的城廓，清明佳节。家家户户却断炊缺粮。从“几家有新烟”的询问时，我们似乎看到了诗人忧虑的目光，悲戚的面容。李唐王朝此时正靠江南的财富来支撑平叛战争，现在连人间天堂尚且人烟寥落，百姓生计艰辛，诗人寓论断于叙事中，对统治者不顾国计民生饮鸠止渴的错误作法大胆进行了抨击。与杜甫“即事名篇”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相通的。再看他的《送邹判官往陈留》：
齐宋伤心地（一作“齐鲁分巡地”），频年此用兵。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国使（一作“使者”）乘轺去，诸侯（一作“诸藩”） 拥节迎。深仁佐君子，薄赋恤黎〖JP12〗〖HT5，6K〗田〖JP〗亡〖HT5K〗。火燎原犹热，波摇（一作“风摇”）海未平。应将否泰理，一问鲁诸生。
此诗写于大历年间。此时安史之乱初平，但吐蕃、回纥伺机入侵，不少节度使割据一方，国家仍不太平。作者面对好友直陈己见：北方地区因为长期战乱破坏，农民连正常生产也无法进行：女停织，男废耕。“火燎原犹热，波摇海未平”，眼前的局面也未可乐观，战火并未从根本上止熄，社会并不风平浪静，人民群众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诗人不为表面的“中兴”而迷茫，清醒的指出潜藏的危机，可见他对国家命运的殷切关怀和政治家的睿智。他希望邹判官能以仁爱之心轻徭薄赋，体恤黎民，一种“己溺己饥”爱民之情表现得何等强！如果拿他的好友刘长卿同样的送行之作相比，刘诗更多的是伤离怨别的惆怅，对现实关心之情明显不及张继。（刘长卿诗《毗陵送邹结先赴河南充判官》：“王事相逢少，云山奈别何。芳年临水怨，瓜步上潮过。客路方经楚，乡心共渡河。凋残春草在，离乱故城多。罢战逢时泰，轻徭〖JP12〗〖HT5，6SS〗亻〖JP〗宁〖HT5SS〗俗和。东西此分手，惆怅恨烟波。”）高仲武在引述“女停襄邑杼”四句时称赞它“可谓事理双切”、“比兴深矣”，是十分公允的。
张继诗作更多的是一些旅游题咏之作，动乱的现实，使诗人不可能以恬淡闲适的心情去模山范水，也无法用明快的色调、欢朗的笑声去领会大自然的奇姿异彩，更不会借深山僻水去寄寓超然世外的隐逸情怀。诚如倪其心先生所说，大历时期的山水诗逐渐出现了一个深刻的变化：“诗人们因为失意而徘徊山水，但不能忘情国家和人民，往往借山水以表现动乱和苦难，抒发忧伤和失望，期待从山水再返仕途；他们的根本立场站在封建国家一边，但眼睛向下看，态度是为民请命，”“其优秀作品富于现实性，具有自己时代的特点，使山水形象从表现个人变为表现国家人民，从寄托个人理想抱负变为反映现实生活真实”（倪其心《徘徊山水，犹忧人间》《中国文学史百题》上册372页。）张继作为中唐前期的诗人，是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最早的开创者之一。当他徜徉于山水之间时，他并未忘
情人间，个人的失意与国家的衰落熔为一种痛心彻骨的忧伤。他的一些诗常常通过今昔对比写出人间的沧桑巨变，其中隐含着个人不遇的哀伤。如《宿白马寺》：“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萧萧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羁思浓。”诗中写他夜宿白马寺，目睹经战乱后的残碑断碣，殿堂倒塌，耳听秋风萧萧，一夜雨声，想到当年东汉帝国何等兴旺，现在国家仍在凄风苦雨中，个人亦如风雨中的衰草枯茅，羁旅不定，一股浓浓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又如《重经巴丘》：“昔年高接李膺欢，日泛仙舟醉碧澜。侍句乱随青青落，酒肠俱逐洞庭宽。浮生聚散云相似，往中冥微梦一般。今日片帆城下去，秋风回首泪阑干。”此诗前半篇追忆昔年的豪情逸兴，好友提携泛舟湖上，饮酒赋诗，心胸象洞庭湖开阔，豪情随歌诗而迸发。后半篇写今日重游巴丘。大乱之后，友朋离散。浮生若云，往事冥杳，迷茫似梦，秋风袭人，孤舟一叶，禁不住泪如雨下。《清明日自西午桥至瓜岩村有怀》写春日郊游，时逢雨过天晴，春风送暖，鸟鸣花开，何等赏心悦目；然而“鸟啼官路静，花发毁垣空……旧游人不见，惆怅洛城东”，战乱使昔日繁华之地已空寂无人，只剩残垣破堵，怎不使人感到孤寂，郁闷。前一首暗含对比，后两首则通过鲜明对比突出了作者经安史之乱后极为沉痛的伤感。
他的另一些旅游诗则通过写景抒情透露出个人心灵巨创。如《晚泛淮阳》：
微凉风叶下，楚俗转清闲。候馆临秋水，郊扉掩暮山。月明潮渐近，露湿雁初还，浮客了无定，萍流淮海间。
清秋时节，凉风习习。明月照水，山青露白，好一派良辰美景，该是游山玩水的好时光。然而寂寥的客舍，引发了他身无定居的羁旅之情；南归的大雁，撩动他雁归人未还的思乡之念。“浮客了无定，萍流淮海间，”个人的身世之哀源于国家的动乱不安，因而在他笔下的候馆清秋的夜景才显得那么凄凉岑寂，凄迷的物境与主人公怅惘的心境溶为一体。
张继另一首传诵名作《枫桥夜泊》也应属于这一类作品。途经人间天堂的苏州，作者没有丝毫的游兴。深秋之夜，明月即将落下，凉气弥漫天地，不时传来被惊醒的乌鸦时断时续的咿哑声。客船停泊在枫桥畔，举目南望，江边的枫树依稀可辨；大运河里片片渔舟，点点灯火，满怀愁绪的诗人难以入眠。此刻，恰从苏州城外的寒山寺，传来阵阵钟声，它越过江面，划破寂静，在辗转不眠的诗人心中激起阵阵涟漪。朦胧的月色、一灯如豆的渔火，更显出黑夜如磐；时断时续的乌啼、隐约可闻的钟声，反衬出死一般的静寂。秋的凄清和夜的幽静，历历如绘。客船中失志不遇，忧国忧民的诗人满怀清醒的愁绪，无望的苦闷正暗自伤怀。全诗正是通过江边深秋夜景的渲染来衬托爱国诗人忧心如捣长夜难眠的自我形象。他那忧时乱的情怀和飘泊无依的身世之感一起溶进了残月、栖鸦、江枫、渔舟、江水、寺院、客船这些景物中。
张继的一些赠酬诗中，同样烙上了时代和作者特殊之身世的印迹。我们难以看到唐代前期那种友朋互勉、昂扬奋发的情怀，多的是哀时伤乱、愁绪满怀。如《春夜皇甫冉宅对酒
》：
流落时相见，悲欢共此情。兴因樽酒洽，愁为故人轻。暗滴花垂泪，斜晖月过城。那知横吹笛，江外作边声！
诗篇一开始就点明了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乱离之世，流落之时，好不容易挚友重逢，真可谓“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其中有悲也有欢。酒逢知己。使他暂时忘记了悲愁。但一声横笛打破了春夜的沉寂。勾起了无限边愁。一想到艰危的时局，泪水在彼此心中流淌。月已西斜。相对默然，连室外花瓣上摘下的露珠也听得清楚，似在都为国难而伤心泪重。“暗滴花垂露”移情主物，与杜甫“感时花贱泪”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赠章八元》：
相见谈经史，江楼坐夜阑。风声吹户响，灯影照人寒。俗薄交游尽，时危出处难。衰年逢二妙，亦得闷怀宽。
在交游日疏，身处逆境之时，与章八元的友情弥足珍贵。尽管户外风声凄紧，楼内寒灯暗淡，只要有这样一位“心同迹复亲”的挚友与自己彻夜长谈经史，“亦得闷怀宽”。但在这欢愉的背后，我们仍能感到作者难以解脱的沉重心情。只要“俗薄”、“时危”依然如故，“闷怀”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暂时的宽解潜藏着更深的悲痛。
它如《九日巴丘杨公台上宴乐》、《酬张十员外前国子博士窦叔向》等诗同样表达了这种心绪。前者写于重阳佳日，这是一个家人团聚的喜庆日子，加之又有“宴乐”，然而对家居在外的游子却处处睹物伤怀：凄凄霜日、水国秋凉、万叠寒浪、长空雁行、孤城日暮、捣练声传……倍增客思之
哀。作者由自己的不幸更联想到千百万征战者家庭破碎的痛苦。捣练的砧杵声中，传达出思妇对征人不尽的思念；件件征衣寄托着妻子对丈夫平安的祝福，然而不利的战局、衰颓的国势，又怎能给这些妇女带来喜讯呢？真可谓“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杜甫《俦衣》）。作者既不忍将真情告诉她们，又无法安慰她们，只好强自宽解：“江汉路长身不定，菊花三笑旅怀开。”作者思念故乡，欲归不能，只好面对异乡的菊花舒展自己的“旅怀”，这种无可奈何的强颜欢笑更令人心碎。后者写“故交日零落，心赏寄何人”的郁闷之时，“幸与冯唐遇，心同迹复亲。”然而短暂的欢愉换来的是更深的悲哀，“语言未终夕，离别又伤春”，连一夕长谈都不可能。《奉寄皇甫补阙》写于大历四、五年任职武昌期间，此时安史之乱虽平，但各地军阀叛乱不断，自己和友人虽一江相连，但“潮至浔阳来去”，但“相思无处通书”，同样表达了对战乱的痛恨。
张继的咏史诗不只停留在评论史事得失，总结历史教训，更多的是借古抒怀，讽时刺世，加强了咏史诗的现实性，针对性。如《河间献王墓》在凭古吊今的伤感中，缅怀昔日汉帝国的强盛，实乃哀惋今日唐室之衰微。“雅乐未兴人已逝，雄歌依旧大风传”，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读峄山碑》：“六国平来四海家，相君当代擅才华。谁知颂德山头石，却与他人戒后车。”先扬后抑。婉而多讽，指出暴政不可恃，应引为前车之鉴，感慨遥深。《游灵岩》：“灵岩有路入烟霞，台殿高低释子家。风满回廊飘坠叶，水流绝涧泛秋花。青松阅世风霜古，翠竹题诗岁月赊。谁谓无生真可学，山中亦自有年华。”此诗把吴宫遗迹与灵岩寺揉合到一起，景物描写中渗透着浓重的兴亡之感。当年回响着西施木屐声的响屐廊早已人去楼空，如今风声嗖嗖、黄叶飘飞；香水溪边洗妆的宫女全都香消玉殒，只剩下溪水仍在潺缓流着，惟有那青松翠竹，历经千年风霜，阅尽了千古兴亡。最后两句指出即使隐居于深山古寺，也会感到时光的流逝，要人做到无生无灭，恐怕是不可能的。可见作者并不赞成高蹈避世，对吴王荒淫亡国的感慨实是对现实的有感而发。最值得注意的是《华清宫》：
天宝承平奈乐何，华清宫殿郁嵯峨。朝元阁峻临秦嶺，羯鼓楼高俯渭河。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只今惟有温泉水。呜咽声中感慨多。
这是张继咏史诗中直接针对现实的佳作。首句即指出玄宗耽于安乐，荒于政事，因而后面描写当年华清宫的雄伟高大，高楼峻阁临岭俯河，气势不凡，已暗含贬斥。再以夸张手法极写玄宗淫逸享乐，醉舞酣歌，通霄达旦，将玄宗的《霓裳羽衣曲》与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并举，直斥玄宗为荒淫亡国之君，可见其胆识。结尾描绘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呜咽泉水，寓讽刺于深沉的感慨中。
张继诗作也有不少吟咏山川风物，流露出文人雅士闲适情趣之作，大都不事雕琢、流畅自然。如《江上送客游庐山》、《题严陵钓台》、《山家》等，或描绘秀丽的江南山水，或歌咏隐逸的清高脱俗，或赞美淳朴恬美的农家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歌中作者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意趣。如“鸟向乔木聚，鱼依浅濑游。古来芳饵下，谁是不吞钩”（《题严陵钓台》），将钩名钓利终不免为所羁勒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加以对比，义含双关，意味深长。象“花映新林岸，云开瀑布泉。惬心应在此，佳句向谁传”（《江上送客游庐山》），大自然是那样秀美、和谐，失志的诗人在这里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作者赞美和平、宁静、淳朴自然，表现出对趋膻逐臭的仕途生涯的厌恶，同样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流俗，情操高洁的诗人自我形象。
三、张继诗歌的艺术特色
张继诗风爽利激越、丰姿清迥。张继和他同时代的一批作家正处在唐代文学转折期。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一书中讲到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人生长于开元盛世，经历安史之乱，而主要创作活动则在大历、贞元间，他们作品或多或少地还带着盛唐余韵，但“当时创作思想的主要倾向，是避开战乱的现实生活，追求一种宁静闲适、冷落寂寞的生活情调，追求一种清丽的纤弱的美”（见该书160页）。许多诗歌缺乏浓烈情思与强烈爱憎，而渐入雕琢绮丽。张继作为中唐前期的诗人，受盛唐诗风影响，诗作中也偶尔表现出盛唐诗歌那种昂扬的风貌。如《饮李二十宅》、《会稽郡楼雪霁》、《重经巴丘》放言快语胸襟博大，境界壮阔，写得神彩飞扬、笔酣墨饱、气势不凡，何等爽利激越。当然，这不是他诗歌的主要风貌。他更多的承袭了杜甫描写民生疾苦，抒发家国之思的创作倾向，虽然在感情的真挚与反映的深刻程度上无法与杜甫相比，但毕竟与那些在诗文里力图采取一种回避、超脱，寻求精神避风港的诗人有别。在创作上他的一些优秀作品往往缘情而发，在兴发感应的基础上，移情入景，化景为情，使客观外界景物同主观内心世界和谐一致，形成一个有机的生命的整体，而不过多的寻章摘句。高仲武说他“诗体清迥”，“不雕自饰”是较中肯的。
他的诗句如“出涧泉声细，斜阳塔影寒”（《城西虎跑寺》），“数处微明销不尽，湖山清映越人家（《会稽郡楼雪霁》），“风声吹户响，灯影照人寒”（《赠章八元》），“万叠银山寒浪起，一行斜字早鸿来”（《九日巴丘杨公台上宴集》），“板桥人渡泉声，茅檐日午鸡鸣”（《山家》等，均观察细致，描写准确，词语清新，渗透着作者强烈的感情，真实而又传神。
《枫桥夜泊》历来争论颇多，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在意它有哪些失真或于事理不符，而是为它巧妙构思、情景和谐，语言精粹所吸引，所感动，从中获得美的享受。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深秋夜半泊舟枫桥所见的景色：月落、乌啼、霜天、岸枫、江水、渔火，这些天空、水面、岸上的远近景物通过异乡作客者的所见、所闻、所感组合成一幅南国水乡深秋静夜图，烘托出诗人那浓重的羁旅客愁，句句有景，字字有情，而在意象的组织上又显得十分细密，远近层次、色彩浓淡、光影明暗、物体动静错落有致，使得这些原本平常又多为古典诗词中习见的景物，一经诗人妙手的缀合，便显得意境深
邃，动人情思，充满了诗情画意。而其间又层次分明的体现出一个先后承接的时间推移和观感过程，则又是如实写来，不见凑泊的痕迹。诗的前半部分，十四个字写了六种景物，密度很大；而后半部分却以疏朗取胜，也是十四个字，却只写了一件事，可见作者趸局之匠心。卧听寒山寺的钟声，是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最深刻、也最具有诗意美的感受，因而必须放在突出的重心上。作者采用借声传影的方法，不去对寒山寺作正面的描述（事实上黑夜之中作者也见不到寒山寺的清晰面貌），但通过由一里之遥的寺里传来的依稀可闻的“钟声”和“到客船”的动态描绘，使人们对寒山寺更加心驰神往，正如刘学锴先生所说：“枫桥的诗意美，有了这所古刹，便带上了历史文化的色泽，而显得更加丰富，动人遐想。因此，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也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渗透着宗教的情思，而给人一种古雅庄严之感了”。“有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之神韵才得到最完美的表现”（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鉴赏辞典》635页）。这种借助某种声响折射出视线外的生活图景，比直接描绘其具体物象更含蓄隽永，更能调动读者的遐思，韵味无穷。象王维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螟》），从竹林中传来浣衣妇女的阵阵欢笑声中人们似乎看到她们无忧无虑的喜色。鲜花般的笑容，天真无邪的情态、青春健美的活力……它所包孕的形象情思比之直接描写显然要丰厚得多。张继这两句诗同样有这种妙处。这两句还采用了以声衬静的手法，黑夜之中，夜半之时，那古刹上传来隐隐约约的“钟声”，划破江面的沉寂，声声敲打在愁对江枫渔火难以入睡的诗人心上。它不仅在诗人感情深处激起阵阵波涛，而且更进一步渲染了秋夜的幽寂清冷和羁客的孤孑清寥。这是这种“静里闻钟转寂寥”（陆巢云诗）的艺术辩证法，使它产生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张继诗作多为近体，但并不刻意求工，也不藻绘满眼，以日常语写眼前景、寻常事，但却能做到心物感应，情志合一，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以意境取胜。即如《枫桥夜泊》，就曾遭到过“津法未免太疏”（清·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的非议。张继之后，吟咏寒山寺、枫桥的也史不乏人，但都落得“好诗难嗣唐张继”（清·鲍珍诗）的喟叹，乃是因为这首七绝“不雕自饰”而臻于妙境，不能不令人折服。明代诗人高启在《泊枫桥》中由衷赞叹：“画桥三百映江城，诗里枫桥独有名。几度经过忆张继，乌啼月落又钟声。”苏州那么多桥，但只有枫桥“独有名”；那么多人歌唱过枫桥，但人们只记得张继，还是施蛰存先生说得好：“一首七言绝句，数百年来，为国内外人士如此爱好和重视
。它又使一个荒村小寺成为千秋名胜。这是《枫桥夜泊》诗独有的光荣”（上海古藉出版社《唐诗百话》）。我们还要补充一句话：这是襄阳诗人张继独有的光荣。
综上所述，张继的诗继承了杜甫关注现实、反映民瘼的优良传统，内容多富于时代气息，少有超然尘外的冲淡之作。在艺术上虽有的诗含蕴不深，甚或失之浅露，但文词流丽，意境完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仍取得了较高成就。正如任何事物都需要精品一样，张继即使其他的诗作不传，《枫桥夜泊
》也足以使他在唐代诗坛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名传千古了。
--原载《历代襄阳名作家论稿》（李耀楠、周圣弘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