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校完这本小册子最后一页的时候，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这种说不出是因为这里头包含了太多的人生况味。其中有对这些粗浅习作的不满和遗憾，也有壮志未酬人先老的悲凉，更多则是对自己人生定位的失落和酸楚。
想我天生喜欢文学，无论在高中还是在师范，语文和作文总是受到老师赞许的，即便是后来到华师去“补课”，语言文学课仍是所有功课中最出色的，论文也经常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称道。我一直立志从文，但命运却让我始终在文学的边缘徘徊，多年积累的文学素养多用在了给领导当秘书写讲话稿上，一位要好的文友曾多次说我人生道路上“搭错了车”，他认为我应留在学院教古代文学或是去从事文学研究，而我却踌躇满志地进入了官场。在文学作品的影响下，我以满腔热血和一颗虔诚之心去实现自己抱负，满以为只要以黎民苍生为念，处处以党和国家利益为神圣宗旨，定能做好工作，有所建树。然而文学情结的纯真与直率却使我在从政生涯屡屡遭遇挫折，尽管在文友们眼里我不是个“坏官”，但在我的政途苦旅行将结束时，我最终认识了自己，从政与文学不是一回事。现实社会的从政人才并不需要具备文学素养，而文学人的情感和思维方式，有时恰恰是行政工作者的软肋。因此我在行政工作中的一些颇带文学色彩的经历常常成为人们的取笑谈资，如我在枣阳市委任宣传部长时，为了给新发掘的“雕龙碑”文化遗址争取一笔保护和建设资金，竟半道上拦住了省委书记的车，以“逼宫”方式请省委领导去参观遗址，虽然仁厚的省委领导并未责难我，并为我的敬业精神所感动而特批了一笔专项资金，然而我的同僚和上级却不以为然，认为我是政治上的幼稚，因为我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违背了领导意志。我在文化部门做领导工作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专业工作和与专家们打交道上，忽略了与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尽管在我的任期内主管的文艺团体屡屡攻上国家级文艺大奖，而我的政绩却因对周边关系的忽略而经常被决定我命运的人们“忽略”。更具悲剧意味的是，哪怕我以极文学的仗义方式挺身而出为我的上级承担本不该由我承担的责任，但结果也就更具文学性——既然你仗义地认领了责任，那就索性让我“仗义”到底地认领处分，最终使我离开了梦牵魂绕的文化界。
以世俗的眼光看来，我不能算是个完全的失败者，因为在这座不大不小的城市里，我也当过一些不大不小的领导，熬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职级，做出过一些不大不小的政绩。然而我自己知道我的人生多少带了些悲剧色彩。细细想来，我的悲剧在于我的心灵一直在这种从政与习文的矛盾之间游荡，而能在文艺界从政多少使我在这种两难矛盾中找到了一种平衡。而始终保持对文艺人才的爱护与敬重，尽力而为地帮文艺人才成长和文艺事业发展做过一些实事和好事也成为消除我的文坛遗憾和失落的最好精神安慰。更大的悲哀在于，这些认识都是过了“知天命”之年才被自己逐渐省悟出来。
值得庆幸的还是我的文学情结，在书生意气极浓的前半生虽未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但我的心却一直没有与文学有过稍许的疏离，而文学也最终没有遗弃我。说实话，当我将平素在工作之余随手写的这些杂芜的文字拿出来就教于文友们时，我心里很是忐忑，因为我的文友们至少都是襄樊乃至湖北文学界的名人，然而我的朋友们并没有嘲笑我文字的幼稚与浅陋，都十分热情地帮我审阅批改，并鼓励我将其整理结集出版，希望能以此作为我回归文学的标志。更让我感动的是，这些文友在我从政时并未过多有求于我，我也因职小权微并未给过他们什么实质性的帮助，而在我即将离开政坛时，他们却一个个满腔热情地无私相援，帮我订正书稿，校核文字，联系出版。我将这本集子定名为《文缘》，乍一听有些不伦不类，但它表达了我的一个意愿，意在通过这些文字的印行来纪念我对文学的难解情缘，纪念文友们对我的这分纯真的情缘。我深知，回归文学决不只是一个感情用事的简单宣言，而真正的回归需要我重新回到当初以文学为荣的年轻心态，需要我更刻苦的向我的文友们——认真地勤学苦练，在他们的指引下认真地写出一些真正属于文学的文字来以慰平生之愿。因此这本《文缘》对于我是一个人生阶段的终结，也是一个新的人生的开端。
在本书编辑出版的过程中，王伟举、李圣强、陈文道、王琦、汪山渊、王建军、刘彬、金勇、徐亚莉等同志给予过真诚和无私的帮助。尤其是王伟举、李圣强先生在文字上予以斧凿、润色、校正。在此一并表示深切感谢！
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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