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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基 础
——一家电力施工企业成败的真实历程
题记:在国家电网日益强大的今天,在记忆深处,对他久久不能忘记,实行家族式管理的一家农民“基础”施工企业挂靠成为集体企业，为电力建设事业奉献了十几年后，当地政府的一纸任免引起一场“襄樊农民确权第一案”。在法律面前，农民企业家黄允终于得到了本应归属于他的产权，然而在今天，历经风雨之后又将怎样……
一个酷暑严热的夏日，位于湖北襄樊市襄阳区朱集镇东街的襄阳灌注桩公司，在历经多年的风雨之后，在诉讼期间，大门两侧被推倒的院墙仍然昭示着那场纷争的无奈，院内杂草从生，当年红火的场面变得有些冷寂。由于连日阴雨，院内积水无法排放，黄允一次次找到当地党委政府协调解决。不知有多少次，黄允为解决诸多问题而奔走四方。被誉为“襄阳农村能人’’的公司经理黄允已年近六十岁，他依然如创业之初般俭朴、瘦弱。黄允触景生情，多年办企业的辛酸，一下子涌上他的心头。健谈的他毫不犹豫的打开了话匣子：二十余栽暌违，回眸一望，真有如拔云见日；再看今后，亦如蓝天白云而晴朗。
创业，农民企业家闯出一片天地
1947年出生在汉江平原上一个农民家庭的黄允，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羡慕的佼佼者。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使黄允同很多龄人一样，他这个“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被卷入“接受再教育”之路。
1970年修熊津大渠时，带工的一位老区长在拉板车的队伍中发现了这位当年的高材生，点名要他到工程指挥部当施工员。这一“相马”之举使他“柳暗花明”。以后在修五干渠、旭东铁路等工程中，他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学到了一整套浇灌技术。
1975年，家乡遭水灾，大水淹没了农田。然而，就是那场洪水似乎影响了黄允的一生。他与妻子带领6位村民外出打工，干上了送电工程，与湖北电力三处等专业电力施工队伍建立了业务关系。在许多曾经是满目荒凉、贫瘠的土地上，他们了然一身踏上布满蒺藜的小路，斗志昂扬的他带领一班人马日夜奋战在一处处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克服重重困难，绘就了一幅幅壮观的画卷。经过3年实践，黄允在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中，逐步掌握了电力工程施工的专业基础知识。
转眼到了1977年，怀揣过硬技术、盼望美好未来、总想给家乡父老干点实事的黄允，决定自己组织一个小型打井队，不要管理区（相当现在的镇）拿一分钱，也不以管理区的名义贷款，年终拿出总收入的30％上交，经过再三请求并立下军令状，管理区批了6个农民给他，还给他派了一名党代表。忘不了那个初征的雨天，有人见了他们的阵容笑话说：“六个净人，要啥没啥，不当叫花子才怪呢？”黄允信心十足地回答说：“只要认准了目标，经过奋斗，目标是能实现的！”筹建组的工作几乎都是从零做起的。
1978年，黄允与所在双沟区黄营村签订了把他作为专业户对待的协议，并自筹资金成立了双沟打井工程队。黄允带着妻儿老小一家与6名民工一起，在襄樊租下房屋作为打井队办公场所，以打井队名义在外承揽工程，施工工具除自购的一部分外，采用租、借、自制的办法解决，工程承包方式早期主要是包工不包料。此后，他自修了相关课程，并不断地学习和总结，先后撰写了几十万字的专业技术论文，率先系统地提出“灌注桩”施工质量控制理论，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新工艺代替了传统方法，提高了施工质量和经济效益。一年下来，打井队真的从外地施工点汇回一万元款子，害得管理区查清了来路才敢收。
1984年，平顶山至武汉的500千伏超高压送电工程即将运工。在该工程设计单位——中南电力学院，设计师正为沿途沼泽地段施工困难而苦恼时，黄允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当他介绍了他的灌注桩法施工方案后，专家们如获至宝公认地投云赞许的目光。新的工艺技术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但院方看了他的介绍信，又觉得像是儿戏。黄允只好签字画押，若不成功甘愿赔偿试验费。结果试验成功。他们高兴地跳着叫着，要用“灌注桩公司”给打井队易名。同年，在温州由国家电力部召开的全国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学术讨论会上，作为全国性学术会议的特邀代表，这位名不经传的小小打井队长应邀宣读了自己土洋结合的专业技术论文——《500千伏送变电深水基础施工质量控制》系统地提出了灌注桩施工质量控制理论。“吃皇粮”的专家们对这位农民的探索很感兴趣。技术论文在与会专家学者们面前引起了重视，赢得了满堂红：认为黄允解决了施工难点。河南送变电工程公司向他提出聘任要求。黄允没有应聘。他愿带领他的农民兄弟一起跻身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至1988年，他们承包的葛上线、葛双二回、葛上交流段、淮上线等四项超高压重点建设工程，仿佛在表达着他们这批创业者心底的宏愿：经武汉超高压局、中南电网局、河南送变电工程公司联合鉴定为全优工程。地地道道的农民企业，一连捧回四张国家级“全优工程证书’’，在参加施工的国家队中引起很大震动。到1985年7月，打井队已完成造价为605万元的工程，人员从几个人发展到十几人，下设三个工程队，成为输变电工程专业施工队。我仔细看过黄允在施工队伍中的留影，灿黄的安全帽盖过了他的头顶，衣服上、脸上，油漆斑驳，眼睛里投射出专注和坚定。是啊，那时他们建设的是精品工程，有着一个优秀的团队、一批优秀的人才，从当初的默默无闻而一跃在电力行业身名鹊起，树立了一流的企业形象。
根据专家们提议，黄允工程队冠以“灌注桩”头衔，以示和传统技术的区别。阳光总是在风雨后诞生。也是为求得进一步发展，1985年7月，黄允与朱集区委（相当于镇）协商组建灌注桩公司。黄允起草了公司章程和干部任免报告，提出经理、副经理人选，黄允自任工程师。7月15日，原襄阳县朱集区以区委和区公所名义，依黄允报告内容向各乡政府和企业办发出通知。黄允起草了申请公司营业执照的文件，得到朱集区公所同意和工商部门核准，公司名称为襄阳县朱集灌注柱工程公司，经营性质为集体。1985年8月1日，襄阳县朱集灌注桩工程公司，在徐州某工地宣告成立，取代了打井工程队。他们终于苦尽甘来，走上了“正规军”之路。朱集区未投资，只收取管理费。1986年12月30日，经襄阳县政府批准，公司更为名湖北省襄阳灌注桩工程公司。1987年3月6日黄允任公司经理。黄允的技术为公司获得了湖北省内外的大量施工合同。一支支黄允派出的农民施工队足迹踏遍九州。到1996年，公司完成造价约906万元的工程。
“襄阳灌注桩”似乎孕育着无穷无尽的能量，承载着一批有志之士的梦想到祖国各地生根，他们在艰难中不屈并奋进，取得了耀人的佳绩：两项国家金牌工程，四项全优工程，标志着全社会对这项新工艺和黄允创办的这家企业的承认和奖励；见证着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克服艰难险阻的光辉历程。黄允至今忆及，依旧兴奋不己。襄阳县委、县政府先后授予他“劳动模范”和“科技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1988年初春，在襄阳县召开的全县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1000多名与会者听着他的事迹报道，就像听一桩传奇故事:公司连续三年人平利税过万元。
说来还有一奇，当年还在写申请书入党的黄允，早已有13名党员自愿跟他走南闯北。这除了当时黄允管理有方、平等待人、清明廉洁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农民都不肯离开他回去拴在一亩多土地上受穷，他们认准黄允带他们走的路，是一条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的路，是一条合理合法的致富路。他们是朱集镇第一批“农民工”。
从打井队到灌注桩公司，累计向国家缴纳税金和上交管理费180余元。
封闭，家庭式管理潜藏矛盾
襄阳灌注桩公司的组织形式也很有特点。
在打井队时期，黄允任大队长，妻侄、姐妹夫、义弟分别任队长，妻子总管财务，从打井队到灌注桩公司，在技术管理上，黄允始终是技术负责人，从签订合同到竣工结算，都由黄允主持，同时他还培训技术骨干，与管理人员进行技术交流。成立公司后，黄允名义上仍总管技术，但曾经任命的公司经理并未履行经理职务而只是在一工区任分队长，他的弟弟、妹夫任副总经理。经营权、决策权、处分权一直由黄允行使，包括1986年黄允招聘的7名员工，也是由他一人出题，阅卷后做出决定的。企业经营十几年，用工简单，无固定职工，相对固定的人员仅有一二十名，且多为黄允亲友。黄允说：那时，身边口角之争几乎绝迹，甚至工地上也少有扬尘。如果细细观察，很容易发现，处处都有受教的感动。的确，那时的黄允，将“襄阳灌注桩”发挥的淋漓尽致，他积极创建一种和谐的工作氛围，每个人都靠自己的技术受人尊重。
一个人的时候，会想起很多，路过的人、经过的事；一个人的时候，会想念、会思考、会忧伤或者哭泣。谈及这种封闭式管理模式，黄允感慨颇多。诚然，在企业创始之初，家庭联合，在聚积资金和团结拼博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牢记的“独木不成林，众志可成城”的格言，尽管略显草薄，但在精神血脉中奔涌的一股“披荆斩刺、实干兴家”的热血，扩展着巨大的根血，蕴藏着他们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和忍辱负重的精神，使整个企业超常规地推进、发展。正是由于他们的加入，那时的襄阳灌注桩公司才更加有生机、有活力，然而，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这种封闭的家庭式管理就出现了弊端，财产之争、权力之争引起了“后院起火”。企业要想有翻大作为，就必须打破这种封闭的家庭式管理模式，黄允为此陷入沉思。
维权，法律给他一个公正
1997年3月20日，突然平地一声惊雷，刚刚经历车祸阵痛的黄允被免去灌注桩公司经理职务，由其四弟黄晓接任。（黄允成立打井队时，黄晓才读小学四年级，公司更名那年他才15岁）。显然，顶着镇办企业“红帽子”的灌注桩公司被当成“红身子”对待了。
红头文件一纸千钧，黄允欲哭无泪，离开了自己倾心开创和经营的企业。闲下来的时光不好过。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积累的资产，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旁落他人之手。听着地方电视台中“庆贺黄晓任经理”而点播的歌曲，拿着《乡镇企业法》一阵阵心悸手颤……尽管年近五旬，他却不甘倒下。黄允又像1975年大水淹没家园时一样，与妻子一道迈步跨出家门，他要找个说法，讨个公道。
黄允去找有关部门，去找分管领导……。在“去找”中，说破了嘴皮、磨破了双脚、写秃了笔尖，材料送出一沓又一沓。黄允一直没找到那个他要找的说法。在焦虑、困惑之中，黄允听从了一些人的劝告：审判能够完美地实现正义。于是，黄允不得己递出一纸诉状，选择了对簿公堂、依法维权。一家经营了十几年的公司为归属问题打起了官司，原告黄允称襄阳灌注桩公司全部财产归他所有；被告原襄阳县朱集镇政府认为，公司财产属企业集体所有。这是一起复杂的企业财产确权纠纷案，上千份证据的材料时间跨度达20年。
1997年9月，襄樊市中级法院受理了这件首例农民确权案。经济庭庭长余乐华担任审判长，资深审判员李遵友具体承办这桩农民确权案。
被告在诉讼期间辩称：灌注桩公司是1985年7月成立的集体企业，公司的财产应是该企业集体所有。
本案的第三人灌注桩公司称：公司是黄晓、郭某、尚某和汪某发起成立的，财产应归合伙人共有。
法院审理查明，打井队创建之初，是黄允自筹资金，以他为核心、亲朋为骨干的施工队。1985年7月，黄允将从事施工7年之久的农民施工队组建为灌注桩公司。领取了经济性质为“集体”的《营业执照》。
法院审理后认为：灌注桩公司是打井队发展演变而来，打井队是黄允自筹资金组建的，并以黄为核心，以亲属为纽带所组建的一个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实行家族式管理模式的农民施工企业。1985年，企业性质定为“集体”，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集体实际并没有资金投入，也本吃大锅饭与经营，只按年产值3％由企业办收取管理费，并不是朱集政府投资开办的企业，与朱集政府企管会是一种挂靠关系，而黄允有资金、技术投入，对内承担经营管理职责，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对公司的财产积累起了决定性作用，对财产拥有所有权应予认定。
法院认为：灌注桩工程公司的财产积累是个复杂过程，国家对集体企业的优惠政策，镇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企业自身的管理和员工的劳务积累同样起了作用，对公司财产所有权的确认，应当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兼顾公平。据此，法院对企业财产做出确认。
1999年1月30日，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等法律做出审判：全部财产归黄允和公司共有，黄允占有70％，公司占30％，判决发生了法律效力，法院发出了一份《司法建议书》。然而，没有给付内容的判决，执行过程并不顺当。
1999年初春，一个春光明媚的季节，一份材料寄到了《中国乡镇企业报》社总编室，当班的同志掂出了其中的分量和期望，分管领导与总编室召开座谈拟定了报道方案。3月底，记者张铁男赶到襄樊，采访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庭长和承办人；见到了衣着陈旧俭朴、身体瘦弱、视力很差的黄允；看到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在诉讼期间被人推倒的公司院墙。在朱集镇张铁男同该镇分管企业的副镇长进行了坦率的交谈：等一等再全面报道。
在1999年4月1日，中共朱集镇委［99］03号文件终于下发，其正文为：朱政发［97］第12号文件与现行政策有不妥之处，现予以回收。4月20日，《中国乡镇企业报》在头版头条对此进行报道，压题照片即为灌注桩公司和朱镇发［99］03号文件，配发的编辑点评中这样写到： 这是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执法部门依照法律实事求是明晰产权的例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种种方式戴上“红帽子”，如今又要摘帽子的企业，都会面临类似的难题。这些企业情况不一，一类是集体既无投资，也没有明显的过问与支持，一类是投了一些资，或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给予了经销、协调等方面的支持。在明晰此类企业产权时，首先要尊重“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其次也应考虑各级政府及村民对企业是否确有贡献，实事求是，区别对待。但这种区别，不应在“姓公姓私”上体现，法律的天平也不会以公与非公上倾斜。黄允的经历，最终体现了在乡镇企业的大潮流中对非公有制企业的一视同仁。
倾望蓝天，黄允心潮澎湃：党章和宪法中确立了私营经营的地位，法律又为私营经济保驾护航，在一个镇党委纠正自己“不妥之处”的文件中体现出来时，太阳才真正地放出了光彩。他相信：私营经济的发展就会就入快车道，越走越宽广，他希望：所得到的公正，尽快成为越来越没有争议的社会公正，使依法治国的思想真正深入人心。
机遇，错过的又岂能再来。
就在黄允为企业“姓公姓私”而维权的几年间，公司招聘的7名技术人员，都已经与他分道扬镳，分别以第一分公司、第二分公司等名义在外承接大大小小的灌注桩工程，并各自重新组建了自己的专业技术队伍及施工队伍，奔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的工地上，逐步开始成立了自己的冠以“基础”而替代“灌注桩”的全新的规范的术语为标志性的公司6家，他们各自为战、互通信息、创新发展。到2005年，资产多的已积累过千万元，最少的也达百万以上，而黄允却由于那场纷争而回天无力，灌注桩公司日益败落，而今一度被推侧的围墙数年没能砌起、一湾积水把公司浸在里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惨的难堪的场面。机遇在维权中错过，它又岂能再来，黄允对此感触颇深。海上扬帆可极尽力博之乐，然而，夜不至深，人无寐，是否也跟风雨有些许干系。驻足良久，雨过无声，生命的痕迹竟如此脆弱。
一种理念，几经风雨早己铸定，一个机遇，伴随岁有日趋流失，最终问谁？隔岸的工地，所能记住的人早已无几。黄允的眼泪在流，一切都在飞逝，他已被卷入狂野之浪，忽忙的背影已印在追忆的每个驿站，幸好有老伴相伴左右，生命的旅途中他才没有寂寞。
相处的日子总是让忍不住去想念，去诉说……曾任朱集镇经委主任的尚某也曾是黄允旗下的一名骨干技术员，如今，刚刚离休的他也悄然注册了自己的基础公司，他说：是黄允手把手的从实践、从理论上深入浅出的教会了大家的一技之长，而今，在当初的几名技术员中，我算是最贫穷的一人，但也有了近百万的积累资金。他还说，当初的灌注桩公司是一个和谐的充满活力的“家”，一场风雨改变这一切。
曾是某村双代店员工的胡某，当年在黄允的真诚无私帮助下，渐渐入门，在黄允维权的几年间，他似乎更清楚地看到自己背上所担负的责任，他没有做“案件第三人”出庭，他豁然明白或深深地预感到在不远处有一个个伟大的项目还等着他去建设。于是，他没有停下自己匆匆的脚步，他将自己的才干、能力用在了“基础工程”的建设上，并迅速组建了一支能征战南北各处的基础施工队伍。正是由于他的早一步，他如今已积累过千万元。在把毕生精力贡献给这个职业的同时，他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因此，他无怨无悔。
从成立襄阳灌注桩公司到依法维权之日，整整十多年的时光，斗志昂扬的黄允领着创业队伍日夜奋战在建设工地，克服着重重困难，用智慧和汗水创造着生命的价值。十多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的小伙子变成沧桑满面的中年汉子、足以让一匹娇健奔腾的竣马再也无法驰聘，何况又历经二年多的依法维权。今天，回溯过往的日子，那些曾经的失落、那些守望的煎熬，都呈现在回首的瞬间而难以穿透岁月的尘埃，那些欢欣鼓舞的场面已不复存在，时代的机遇已匆匆而去。两年的时光，不仅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瞬间，即使在一棵树的生命篇章中也只是一小段，留下的只能是厚重的积累与沉淀。但对黄允来说，那依法维权的两年时光，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在那两年间日渐其苍而回天无力，许多的许多已成为他难以忘怀的往事：勘查坐标的脚步、胜利的欢呼、工地上舞动的彩旗，轰隆隆的机器声响，已如过眼云烟只能在记忆中搜索。
塌下的院墙、无法排放的积水仍在昭示着那场纷争的无奈。时代的机遇，已经洒落在他人成长的泥土中，孕育着勃勃的生机。
可喜的是，黄允的妻子好似一汪滋润生命的清泉，给了他坑击暴雨的能量，给他抚平孤寂的伤痛，陪伴着他一步步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他们夫妇俩的这一路走的异常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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