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06年8月2日
采访地点：保康县
采访对象：孙莉夫妇（孙莉，女，36岁，保康县文化馆职工；柳发玉，男，县教育局干部）
采访背景：
十多封匿名信飞向亲友、同事，署名“文化馆第三者杀手”。写信人用极龌龊下流的语言，对孙莉的人格、名誉进行诋毁。还编成了6首打油诗，称其为“孙鸡子”。
接着，内容相似的小字报出现在保康县大街小巷。一个多才多艺的群艺工作者，被描写成“卖淫女”、“女流氓”。
今年初以来，接二连三的非法侵害，使孙莉的身体、心理、人格和名誉严重受损。热情、勤奋、善良的孙莉，绝望了。
8月1日，孙莉的丈夫柳发玉将6封求助信，分别寄给了县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随后给记者打来了电话。
“由于猜疑，我打了妻子；由于同情，我支持了妻子；现在，由于无奈和义愤，我只能向社会求助。”他的话，让人动容。
【他说】我决定陪着妻子找律师、找法院、找公安局，直到还妻子一个清白。
我叫柳发玉，是保康县教育局的一名干部，现在马良镇下乡落实有关工作。因为担心家人受到伤害，更担心还在医院打针的妻子会做出过激行为甚至自残、自杀，我夜夜难眠。
我本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小家庭。夫妻俩都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9岁的儿子健康聪明，学习成绩优秀。今年以来，我们的家庭乱套了：先是两口子吵架、打架甚至闹离婚；后是妻子寻死觅活，孩子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这种状况是怎么发生的呢？今年3月上旬的一天，我弟弟柳发虎交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该信是从保康县文化馆(我妻子孙莉的工作单位)寄出的。
信中举了许多事例，旨在证明一个结论：我妻子孙莉在文化馆工作多年来，凡下乡、开会、辅导文艺节目包括在办公室加班，都在与男人鬼混，靠脱裤子上床换取工作中的便利。
这些东西似真似假，模模糊糊。我看得将信将疑，脑发懵，心生恨，非常愤怒。当天晚上，我和妻子打了一架。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县宣传部、文体局、林业局、医保局、人事局、文化馆等单位，与我妻子有工作联系的单位或个人，我们俩的亲朋好友，相继收到了同样内容的匿名信。有的寄给领导或同事、亲友本人，有的从门缝塞入办公室，有的直接放在马路上……
随着匿名信的增多，我反而冷静下来，意识到这是恶意的伤害，是诽谤，是犯罪。我决定陪着妻子找律师、找法院、找公安局，直到还妻子一个清白。
【她说】匿名信用极下流的语言捏造事实、编写成6首打油诗，直接辱称我为“孙鸡子”。
不幸的我，也是幸运的。不少领导、同事和亲友收信后，陆续来电问候，并把信转给了我。到目前，我手上已保留了十几封匿名信。
信封用不同的笔迹填写。内容是打印的，共４页纸，约2000多字。末尾署名“文化馆的第三者杀手”。信上从我的工作能力、生活作风到人格尊严，极尽诽谤侮辱之词。
其中，有不少细节描写引起我的注意。我几乎可以肯定，写信人就是我身边的人，至少常在我周围活动。其中，有这样几段话（注：正文中楷体字部分，皆匿名信原文摘录）：
我文化馆孙莉是特殊职工，提前下班有专车送，上班时间吃早饭，逛街有男人陪，在家睡几天考勤照样记，上班时间躲在家里打麻将，谎称在外辅导节目；做生意谋取私利，工资照发。为了钓取名誉，从网上东抄西拼一篇论文，署上自己的名字弄虚作假作为成绩来炫耀。
孙莉的业务能力不及××同事的十分之一，照碟子硬搬一个节目都很吃力。“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像××这样能顶文化馆大半业务的能人，得不到重用，却让孙莉这样的小人得志，引起公愤……
这些年，文化馆辅导的大小文艺活动，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其他几个女同志都能独挡一面，只有孙莉是没有男人不干事，离开男人干不了事……整天不好好搞工作，千方百计地揣摩怎样讨取男人的欢心。办公室成了她卖弄风情的场所，中午、晚上职工们都下班之后，孙莉关起门在办公室干什么？办公室成了她不知羞耻的世外桃源……
“狼行千里吃人，狗行千里吃屎”，孙莉好色的本性决定了她不守妇道的一生。破坏了多少家庭！多少男人陷入她精心设置的陷阱，让她发家致富。骗取男人的钱财，买几件漂亮衣服，就自我感觉很有本事。她以玩男人的“绝招”招工、分房，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
2005年重阳节、国庆节晚会，很多单位一口拒绝孙莉参加排练。“四五”普法惟独文化馆没评上先进单位，就是孙莉一只老鼠坏一锅汤，败坏了单位的形象……
在单位，我是一名普通员工，主要负责群众文艺推广。去年年底，文化馆搞试点改革，方案经领导班子商议确定，由办公室王主任负责整理。没想到，这个与我毫不相干的改革方案，竟成了我有谋权野心的例证。
孙莉几个中午不回家，亲自起草方案，亲自守候打印、校对、修改，计划将45岁以上的人一刀切下来，为她当馆长扫清障碍……
……这样的人，这样的德行，还野心勃勃地想入党、提副馆长，我馆全体职工坚决反对。理由如下：
1，我馆名人“孙鸡子”，臭名远扬保康城。狐假虎威把王称，垂帘听政瞎参与，暗剑伤人害职工，处处得宠讨欢心；
2，垂涎三尺想“当官”，不知羞耻有“绝招”。办公室宾馆吊脚楼，日夜不归显风流。到处物色“意中人”，石榴裙下来消魂；
……
6，搞好群艺德先行，无德无貌无才能。装腔作势有野心，玩弄男人数第一。全馆职工齐协力，扫除“名鸡”要环境，为民除害得安宁！
写信人用极下流的语言捏造事实、编写成6首打油诗，直接辱称我为“孙鸡子”。作为一个女人，我的颜面荡然无存。
【她说】我与他们无怨无仇，他们何苦下此毒手，让我身败名裂啊？
3月14日，县委组织“五团下乡”活动正式启动，前往11个乡镇送政策、法律、文化、科技等。我们文艺小分队有20多人，我和文体局工会主席杨丽担任舞台监督。
3月19日，我们正在歇马演出。这时，我接到了丈夫发玉的电话。
“你赶快滚回来，不要再下乡搞什么演出了，不然我们就离婚！”
我问为什么，他不答，只恶狠狠地说：“你今天若不回来，我就让你死在外面！”
我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很担心他冲动之下做出不理智的事。坚持跟团演出两站后，我以家里有急事为由向领导请假。杨主任见我精神状态不好，准我提前回城。
回家后我才知道，丈夫刚接到一封以“保康县文体局”的名义寄来的匿名信，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你这个长期戴“绿帽子”的家伙，你老婆免费在文化馆当了几年的“暗娼”，你还带着这个厚颜无耻的“婊子”到处上访，丢尽了文化、教育系统的人。
把你老婆捉奸在床，出一口她长期给你戴“绿帽子”的恶气，这才像个男人！！！你这个没用的乌龟！
署名“文化馆职工”。
“人家天天侮辱你，你还有脸下乡演出啊！”那晚，丈夫气极之下，打了我。
为了讨回尊严，我向公安部门报了警。经公安部门鉴定，其中有4个匿名信信封是同事史可（化名）所写。这个结论，让我联想起年初发生的一件事。
2月6日上午，我们单位正在召开职工大会，史可的丈夫尔只（化名）突然闯进来大闹会场。我跟着同事们往外走，却被尔只揪住，一拳砸上我的脸。
我吓傻了，抱着头蹲在地上。尔只一边动手，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几个同事极力阻止，有的还替我挨了好几拳。直到民警闻讯赶到，尔只夫妇才离开。
一个家属平白无故到单位闹事，还对职工大打出手，同事们对这种行为深感愤慨。在有关部门就我被打一事进行取证时，同事们都主动站出来为我作证，有的还出具了证词。因尔只极力否认曾动手打人，此事不了了之。
１个多月后，匿名信陆续出现。我拿着文检报告发愣。难道，真是他们得寸进尺？
可我与他们无怨无仇，他们为什么要下此毒手，让我身败名裂啊？5月23日，我委托律师，向法院起诉。
【他说】休庭期间，县城大街小巷又出现了张贴着侮辱诽谤我妻子的“小字报”，称她为“卖淫女”。
6月22日，法院以我提交的文检报告不符合有关操作程序，不宜采信，宣布休庭。
就在这时，县城的南关街、农贸市场内、十字路口、文化馆门口等处，张贴出了小字报。内容与匿名信如出一辙，语言更下流，直接称呼孙莉为“卖淫女”、“女流氓”。
我们送戏下乡在马桥中坪演出，在街头转着玩，碰到家在县城、人在马桥做生意的一个熟人，听说我们送戏下乡演出，问孙莉是否离婚？我们一行很惊奇，她怎么认识孙莉？她说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几次晚上开车回马桥玩，清早返回县城，公开在马桥宾馆“卖淫”，在当地造成极坏的影响，县城内众说纷纭的丑事在这里得到证实……
编的真是活灵活现啊！当天，我妻子将小字报事件向公安局报了案。
6月28日，大街小巷的小字报更多了，张贴的范围更广了，新街、两后街，甚至贴到了县政府、公安局门口。
与此同时，实验小学的一位老师又收到一封信。先后出现的匿名信和小字报，同时出现在这封信里。寄信人的地址，赫然填着“市教育局”。
【他说】由于猜疑，我打了妻子；由于同情，我支持了妻子；由于无奈和义愤，我只能向社会求助。
这一连串的侵害，犹如飞来横祸，把我妻子的人格和名誉损害到极致。我这个做丈夫的，除了要一同背负名誉上的压力外，还要照顾妻子和家庭。
妻子由于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一开始常常不吃饭、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噩梦不断。半夜惊醒，总是一身冷汗。后来又发展到常常头疼、头晕、胸痛，说话词不达意，明显消瘦。36岁的人，头上竟出现了许多白发。
这几年，孙莉参与了不少县城文化活动，作为艺术指导或舞台监督，她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屏幕上。偶尔还担任现场主持人，或表演个舞蹈、小品什么的。在这巴掌大个县城，很多单位的领导、同志都认识她。
以前，大家见她就叫孙老师。现在，大街小巷的小字报和那些匿名信，称她是“卖淫女”、“鸡子”。孙莉常在家里自言自语，说她已没有脸面活下去了。
有几天夜里醒来，我发现她不见了，急忙骑车到处寻找，最后发现她一个人披头散发地坐在河堤上。
听到我的声音，她扭头看看我，又转过身去，像不认识我似的。那样子，看起来十分绝望。
我抱起她，竟觉得毫不费力。短短几个月，她已瘦得不到90斤。
下河堤的时候，我紧贴着妻子的脸，心如刀割！
●记者手记：
孙莉的遭遇不是个例。
这种现象也并非保康县独有。
此前，记者已接到好几起类似的侵权投诉。之所以没写，除了当事人不愿过多透露隐私外，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侵权手段相当高明。
各种高端技术的问世，给了不法分子更大的规避或逃脱罪责的空间。许多侵害行为实施后，结果显而易见，却难以发现作案者的蛛丝马迹。
取证，成了受害者维权、执法者治安乃至整个社会与歪风邪气作斗争的最大＂瓶颈＂。
故而，孙莉老公有此一说：“我妻子向相关部门求助，依法讨要公道时，违法犯罪却在不断升级。这不仅是对我妻子正当维权的阻挠，更是在向法律和正义挑战！”
“在中国，毁灭一个女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诋毁她的私生活。”这句话乃朋友原创，听了，便烙在心里。它不是名言，但绝对是警句。
所以，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度面临解体的危机；所以，一颗无辜善良的心灵，已支离破碎；一个对理想不懈追求的女人，陷入绝望。
不幸的孙莉，又是幸运的。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匿名信、小字报对她的诬蔑，并没有左右外界对她的客观评价。从领导、同事到亲友、客户甚至陌生人，陆续伸手相援，或冒险作证，或出谋划策，哪怕一个问候、一次谈心、一点愤慨，凝聚的却是可贵的信任、同情和支持。可以说，这是作为女人最大的骄傲。
作为妻子，孙莉是幸福的。身陷绝境，爱人守在身边。一劫难炼出真金，老公的爱，坚定而深沉。
经历一段曲折心路，柳发玉意识到这种丑陋行为的危害之大。“即使被害者不是我妻子，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也希望丑恶行径能够终止，违法犯罪得到制裁，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以前只听说“文革”时期出现过小字报，现在终于见识到了。这种东西，显然与精神文明建设、荣辱观教育以及社会平安和谐背道而驰。如果人与人之间有了矛盾，就用匿名信对人格进行诽谤；对正当维权行为，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这个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
这何尝不是对社会风气的忧思、对良知的拷问？
值得庆幸的是，记者在发稿前，接到孙莉的电话。她激动地说：“寄给县领导的求助信，已转到公安部门了。上面批了字，要求公安部门成立专案组，尽快破案呢！”
握着话筒，记者分外激动。因了黑暗中挣扎良久的孙莉，终于盼来第一缕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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