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樵声是六十年代前半期襄樊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艺术实践比较全面地体现了襄樊作家的文学观点和创作特色。
孙樵声，湖北枣阳人，1937年生。1955年自襄阳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襄阳县教育局工作。1958年后，曾任《襄阳农民报》编辑，襄阳地委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科长，襄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襄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襄樊市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系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理事，襄樊市作家协会首任主席。六十年代，孙樵声曾在《长江文艺》、《萌芽》、《羊城晚报》等报刊发表以农村题材为主，具有乡土气息的短篇小说十多篇。曾出席1965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是不够正常的，凡要是有一股极“左”思潮，使我们做了一些超越历史阶段的事情，人们工作上的盲目性多、瞎指挥多，而科学性少，这就必然影响到紧跟这种形势而写出来的作品的生命力。但就孙樵声的作品来说，由于他着重写人，写人的性格和精神风貌，并不停留在写事浅层次，即使在今天看来，它们也依然放射着现实主义的光辉。
孙樵声小说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塑了一系列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作家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坚持从实际生活出发，满怀政治热情，塑造普通农民与基层干部的形象。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如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好社员陈文静（《过路人》），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一意为公的“好管家”陆明全（《好管家陆明全》），敢于同落后势力作斗争、全心全意维护集体利益、勇于进取的好青年宋哈哈（《宋哈哈》），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4年发表的《宋哈哈》是孙樵声的代表作之一。作者采取第一人称叙述方法，以“我”的所闻所忆所见为线索，把主公的几件互不相连的故事连缀在一起，塑造出一个完整的形象。作品的开头，以饲养员老明叔急急闯进“我”家向父亲报告枣红马得病消息引出宋哈哈；接下来通过母亲的介绍而引起“我”对儿时的“机灵鬼”宋哈哈的回忆，展示主人公的聪明机智；紧接着，母亲的进一步介绍，使“我”更清楚地了解了宋哈哈敢于同落后思想行为作斗争的优秀品质；最后，以“我”对宋哈哈争中生刮巧治枣红马“急性鼓胀”病的现场击，完成对宋哈哈这一形象的塑造，至此，一个敢于同落后势力展开斗争，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知识青年的形象便血肉丰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联系当时的写作背景，人们不难看出作者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叙述方法上，孙樵声善于使用多种不同的手段，灵活多变。《宋哈哈》采用第一人称写法，“我”作为小说的一个人物出现，既是主公的陪衬，也是整个事件的观察者、叙述者。而《过路人》和《好管家陆明全》、《种子》等篇则以“全知”视角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在这里，“我”隐藏在故事的现场之外，以“我”充当叙述线。从《宋哈哈》起，作家把他的小说《过路人》、《采访记》、《好管家陆明全》、《磨镰记》、《种子》等几篇小说的背景都放在襄阳地区，有的小说干脆标明“襄阳县肖坡公社杨坡大队”。作家用第一人称或隐或显地写鄂西北农村，不仅使它有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也大大加强了小说的真实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这位刚刚在全国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正在喷发的创作才华和激情受到抑止。但文革刚刚结束，在“伤痕文学”这个概念还未被确认时，他就写出了《老黑成》、《寒冬》等反映文革对人的情感摧残伤害的小说。在《老黑成》里，作家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位在文革中曾受到农民掩护帮助、重返工作岗位后却从感情上背弃了农民的干部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同后来在文坛上引起轰动的《蝴蝶》、《悠悠寸草心》等各篇属于一种类型。表现了作家对生活的预见和敏锐。
后来由于工作的频繁变化，繁重的行政事务使他无暇再兼顾文学创作。但他仍然保持着对文学事业难能可贵的热情。在政府工作期间。他尽自己所能，为一些老同志的著作的出版、为一批青年作家的成长以及《汉水》杂志的公开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襄樊编辑部的组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88年，他还根据旅途见闻，写出了小说《旅伴》（见《汉水》1988第五期）以小小的列车车厢空间为依托，塑造了一群各具个性的人物。
在小说的艺术构思上，孙樵声继承我国民间文学与古典小说的传统，讲究小说的故事性，喜欢用纵切面的结构方式，依照时间顺序讲述人物故事，情节完整，来龙去脉清楚。同时，又根据刻划人物、表达主题的需要，精心选择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采用错综多变的艺术手法，使作品起伏曲折，变化多姿，恰到好处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孙樵声小说的语言通俗朴实，洗炼鲜明。平易流畅，充满生活气息，富有地方特色。他的作品也在存在不足，如有的作品刻画人物形象多从外部言行入手，较少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美，因而欠丰满。有的作品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或深或浅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原载《中国当代襄樊文学气象》，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