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襄军wxxj.xysww.com

无论自卑还是自负，真切了解历史基础只会使我们更加清醒
　　

　　亲爱的读者朋友，如果您是襄樊人，您可曾接触过本文开篇“精华集萃”中这些史料？而这些史料又会带给您一种怎样的感受？
　　我之所以把它从故纸堆里搜寻出来，是因为这些真实的资料一直在各种文献里真实的存在着，但却一直在尘封中隐秘得鲜为人知。这些史料一方面说明了襄樊的古老，同时也让我们真切的看出了襄樊在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迟缓而滞重的脚步。
　　然而我在这座城市生活工作的二十年间，在我所阅读的有关歌颂襄樊的诗文里面，却很少有人援引或者提及。究竟是因为我们的忙碌无意疏忽了它们？还是因为这些史料与我们赋予它的“历史名城”、“现代化大城市”等等桂冠无法匹配而有意回避了它们？
　　这样的拷问也许太过残忍。的确，当我们的眼睛已经看惯了自己为这座城市编织的花环，我们的耳边也听惯了自己为这座城市谱写的赞歌，而当我们面对这些冷峻的资料和史料时，心理上的落差不言而喻。
　　我们引为自豪和骄傲的历史文化名城、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的现代化大城市，它的文化历史应该像北京、西安那样厚重，它的经济基础应该像上海、天津那样繁华！我们的过去竟是这样的寒酸吗？襄樊的工业基础竟是这等薄弱吗？但是我们的忽略中也包括了一段我们曾经有过的辉煌，那就是在进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襄樊人在追求现代工业文明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所起到的领先作用和可贵的创造精神。
　　我们应当正视自己的历史，更应当正确评价我们的历史。诚如《前言》所言，只有全面了解历史，只有客观认识自我，才能更加奋发的创造未来。
　　襄樊的历史确是悠久，尽管2800多年建城史尚未经过权威专家的严格考证，不过古老的城池、厚重的城砖、家喻户晓的《三国故事》都足以证明这座城市的古老。各时期的志、史也多把笔墨着眼在赞美襄樊优势上。但凡介绍襄樊，必少不了如下词语：“山川锦秀”、“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东接吴越、西扼川陕，北控宛洛，代为要冲”，“地理显要，历为军家必争”……照例会如数家珍般列出哪些文人雅士曾在此游历行吟，留下了哪些著名诗篇。而这些人物中最引为自豪的则是那位在三国故事中极力颂扬的诸葛亮先生曾为躲避战祸客居襄阳10年的经历。笔者在写这篇文章前，对历代诗人吟襄阳的诗篇进行逐一研究后发现，在中国诗歌最兴盛的唐宋时期，许多顶尖级的诗人都在这座城市留下了他们的佳作。如王维、杜审言、杜甫、李白、韩愈、曾巩、欧阳修、张九龄、苏轼、刘禹锡暨本土诗人孟浩然、张继、皮日休等等。如果把襄樊放在中国文学史的坐标上评价比较，这确实是一种莫大幸运，一种深厚的资历。除西安、洛阳、杭州这些古都之外，尤其在地市州级的中等城市，很少有哪座城市能吸引如此多的诗坛才俊。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评析，这些诗词大都是文人士大夫的闲适之作。或送好友做官赴任抒情唱和，或表达失意排遣郁闷寄情山水，只有李白的《襄阳曲四首》、刘禹锡的《大堤曲》、郑锡的《襄阳乐》极少篇什中折射出些许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我们平常寻章摘句的援引多是出自一种寻找自豪感的需要。所以对经济的萧条和工业基础的薄弱等史料的有意回避实际上成了一种社会性的集体无意识。
　　透过这些从发黄的档案中搜寻出来的史料，我们会感到襄樊这座城市的确很老，老得有些缺少生机，这种古老也使它的历史过于沉重，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但却有助于让我们了解我们这座城市的过去，了解我们这座城市工业的起点，并使我们真正以科学的态度评价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有正视我们的历史，才能够使我们真正以科学的发展观来建设我们的城市，发展我们的现代工业。城市的起点低并不是一件令我们难堪的事情，相反却应该成为我们的骄傲。50年前的一个破烂不堪的小城，今天却已成为湖北举足轻重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速度之快，不正是我们襄樊人智慧和精神的象征吗？
　　从襄樊街巷名字寻觅襄樊工业发展的足迹。
　　襄樊原本算不上城市，更没有工业，即使称为城市也是纯消费型的城市。与工业有关的也只提到由贸易派生的一些手工业。如土法榨油较为集中的“油坊街”、瓷器贸易集中的“瓷器街”、捻制鞭炮较集中的“炮铺街”、土布纺织较集中的“机坊街”、硝皮制革较集中的皮坊街、专门加工竹器的街巷“篾匠道子”……这些街巷原本没有名字，人们根据这些街巷的行业特点随口叫起来的，叫的人多了，就成了街名。循着这些街巷名字，大致可以寻觅到襄樊工业发展的艰难足迹。
　　襄阳、樊城原是被大河分隔着的两个古镇，合起来改为市的建制也是解放后的事情。因此研究历史上的襄樊工业只能在襄阳县档案中查找线索。笔者为此专门到现已改称襄阳区的档案馆寻访专家、查找建市之前的城市工业档案资料，研究员王立明先生十分热情，帮我沿着襄阳的建制沿革找寻各时期的志书和资料，更有热情支持这个选题的市经委孟襄南先生，作为文坛好友，他将自己当年撰写工业志史稿积累的宝贵资料慷慨提供给我，使我在较短的时间里，对这座古老城市的工业发展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如果按我们的统计习惯，襄樊的工业史可以上溯到汉代，因为始建于东汉的襄阳古城墙和筑于西晋的夫人城，全部用粘土青砖砌成，那一块块厚重墙砖的坚固程度足可证明当时的建材生产水平。到明清时期，建材业的烧制技术更加高超。如建于1436年的襄阳蕃王府前修的照壁——绿影壁长达24.59米，厚度与高度更是分别达到1.74米和7米,这样大型的彩色照壁实属举国罕见，可见襄樊人当时的烧结与建筑技术有多么精湛。
　　冶炼技术比及其它地方则要晚一些。许多地方在青铜器时期冶炼技术就较为发达，从铸剑术上看，春秋时期冶炼就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襄樊人的冶炼史目前还只能从谷城银铜山铜矿发现的开采遗迹上推断——襄樊人对金属的开采与冶炼大概始于唐代。
　　不过，工业这个概念出现却是很晚的，既使是“手工业”这个词也只是在新编《襄阳县志》中才出现： “本县古代手工业生产较为发达，唐宋时期，以火麻布、绫纱、竹扇、漆器等作为贡品。明清以来，代有发展。”数千年历史只用了短短数十个字。特别是与今天较近的明清时期竟只用“代有发展”四个字一笔轻轻带过。
　　我无论如何不愿相信，曾经带给了我们多少自豪的名城，历史上“南船北马、历来为军家必争之地”的重要城镇，难道就这么简单？这样的平庸？
　　我希望这是编纂者的疏忽。我在潜意识中希望找寻到古人描述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这类的诗句或文字，或找到现代作家周而复先生小说里描写世纪初大上海里的见到的规模工业的繁盛情形。
　　于是尽力在报纸文献上耐心地搜寻，却只从一些散见的文章或资料中找出了以下一些与工业相关的零星记载——

　　机械：1921年，绅士梅坤南在樊城前街五显庙开办梅宏盛铁器厂，1935年该厂开始使用手摇车床、脚踏钻床，这是本市机械制造业的开始。该厂有5名技工和简单设备，以修理小型机械为主。1924年起，制造弹花机、轧花机、压面机等。1937年有2匹力动力机一台，车床2台，手摇脚踏钻床各一台。26年后相继开业的有魏云记铁器厂(设后沟，主要从事电焊和小型日用机械修理)、玉昌铁器厂（设后沟，主要对织袜、卷烟、轧花、压面等机械修理）、梅东记铁器厂（设财神庙，主要制造轧花机零件及小型机械修理）、丽华铁器厂（设麻鞋湾，以修配小机械为主），黄华记铁器厂（设占吉庙附近，主要修理各类小型机械）26年至27年，另外还有张玉振（回龙寺附近）、徐老五（在后街）、郭占元、王斗盛、王建民、刘太和（以上四人厂子均在后沟）、祝玉堂（在五显庙附近）等人开设店铺，分别修理汽灯、弹花机、自行车修理）；严格地说，这些手工作坊式的小店铺算不上机械制造业，大都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加工一些犁弓、耙齿、镰刀、锄头、锅铲、菜刀、斧锯、篾刀、等小型农器具。农村也有一些铁器加工匠人从事土法翻砂铸造，主要生产犁头、犁面、大车轱辘、火盆、火炉等生产用具。后由于汉孟（汉口至老河口孟楼镇）公路建成，襄樊一带交通条件改善，使两地机械业有了一定发展。1930年，上海人罗汝清来老河口办精益厂，生产机器零件，1936年，枣阳县政府军事科命李集山带20余人在枣阳地藏阁仆理枪支并兼造土枪，1939年编入在樊城的施官营的国民党22集团军总部修械所；1938年，天津人王祥普来我市老河口下仁义街开办义生昌生铁工厂，有工人14人，主要生产手摇弹花机、织袜机；1942年，国民党五战区军需特约工厂修械部由陕西安康迁至老河口，盖草房6间，瓦房2间，聘工12人，招技工62人，购车床3台，发动机一部，开办复兴机械厂，抗战胜利后该厂迁至谷城与铁木生产合作社合并，改为善后救济总署鄂北农具厂，1947年迁来樊城，此为我市当时最大的机械厂。到解放时，这个名为鄂北农具厂的机械厂只剩下两台皮带车床。

　　针织业：民国时期，针织工业甚少。襄樊有两三家织毛巾和线袜的小型私营工厂。如樊城镇小磁器街正春织袜厂，解放后停业。
　　制鞋业：本市制鞋业起步亦晚，布鞋多为家庭妇女用碎布纳底缝制，皮鞋始于民国十五年（1926）。当时有汉阳人杨汉和来樊城晏公庙居住，开始以修鞋谋生，后开设“杨汉和”皮鞋店。这是襄樊首家专门制作皮鞋的店铺。1929年开始收徙传艺，至建国时已衍三代。到抗战时期已有几家制鞋店铺，最大店铺月产皮鞋12.5双。
　　纺织服装业：志书上关于纺织业的记载较之其他行业稍多一些，但也多为抽象性的概括。如《湖北道志》曾说“襄之妇女以蚕织为事”，在民间，也一度流传着“要想富，织白布”的民谚。随着农业的发展，棉花、蚕丝产量逐渐增多，一部公农民脱离农业从事纺织，或是忙耕闲织，有的干脆弃农迁居于市镇，与个体手工业或其他外地手工业者合资经营，出现了一批手纺织工场和作坊，但工具原始、工艺落后，仍沿袭手摇纺纱、脚踏手抛织布。《襄阳县志》描述的纺织业是：“清末民国初期，纺纱全凭木制手工纺车。”服装业在本市一直为手工私营，当时有两家军供需要的服装厂规模稍大，但都不在襄樊市区。一家是枣阳苏维埃服装厂，建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有工人50人左右，多为当地妇女，主要为我苏维埃政府生产军服、鞋袜、粮袋、子弹袋，1932年国民党用三个师兵力对苏区围剿，服装厂被迫停产。另一家是江汉军区服装厂，在随县枣阳交界处的杨家大畈，由襄枣随等县派人组成，1947年受江汉军区独立旅领导，后转归江汉军区后勤部，拥有缝纫机240部，职工250人，武汉和平解放后除少部分工人参与集训后接管国民党办的服装厂外，其余人员各回原藉。
　　日用五金制造业：本市日用五金制造业，清末民国时期有金、银、铜、铁、锡手工制品。金银饰品较为兴旺。建国前有117户金银匠人，多为江西、浙江人开设。生产工具十分简陋，主要有小风箱、铁砧、模具、炉子、香油灯、吹火筒等。铜制品加工户有164户，主要加工铜壶、盆、锅、瓢、勺、妇女用的顶针等；而铁器加工多在各地村镇，主供农业生产之用，市区加工铁制品的有39户，
　　民国时期，小五金种类繁多，如金银装饰有耳环、手镯、项链、簪子等，生活器皿有锅、铲、盆、碗、壶、杯、香炉、烛台等。1937年，襄樊两城从事金属加工厂者103户，其中金银匠30户，铁匠30户，铜匠10户，白铁匠13户，锡匠4户，五金修配匠14户，小翻砂2户……
　　电业：1914年，美国人徐某（来华后取的中文名字）在襄城县街口（后改为延安中路）开设同济医院，后扩大搬迁至襄城西门外铁佛寺（襄樊卫校后侧），奠基新建医疗大楼，同年开办放射科，自备了一台小发电机，供X光机用电，同时也供院内医疗照明用电，该机由美国人负责使用，维修，一旦需要大修，由美国人从上海、武汉等大商埠请美藉人员处理，这就是襄樊发电业的开端。1931年，国民党陆军第五十一师驻守襄阳，该部范石生倡议商民集资办襄阳电灯厂。时有地方名绅杨君磐出面筹款，聘因病在家闲住的江西省电线管理处处长陈鸣霄负责，陈与毛伯屏二人赴上海购回（50KW）发电机和100匹柴油机各三台，机器到襄樊后，原拟集中装置，后因过江线难以架设，便在襄阳、樊城两城分别安装。襄阳厂址设荧火庙，樊城原计划在前沟和迎旭门各装一台，后改变计划，只在前沟装了一台，另一台留作备用。1933年1月5日，襄阳电灯厂发电，供电范围为：襄城东城门至西城门，小北门至南门；樊城电厂主供林家巷至迎旭门、大桥口至回龙寺；线路器材均为木杆和裸铜线。1938年，日寇入侵武汉，襄阳电灯厂失去燃料来源。同年12月25日，日寇九架飞机轰炸襄樊二城，人心慌乱，陈鸣霄避乱南漳，杨君磐住院治病，电灯厂陷入瘫痪，从此再未恢复，直至襄樊解放。襄樊解放后，重新振新电业者，首推襄阳军分区，当时分区利用缴获之战利品在襄阳城皇庙（现市中心医院后）安装一台5KW发电机，以缴获的美国吉姆汽车上的发动机充当动力，供襄阳地委、军分区、邮电局发电报用，隶属军分区司令部三科管理。……
　　手工业——襄樊现代工业的萌芽在阅读上述史料中我眼前似乎出现了这些行当在老樊城街巷中经营的情形——“嗨——油哇——嗨！”随着一声歇斯底里的汉子的喊叫，一声油锤闷雷般“轰！”的砸下。沉睡的老街被惊醒了，市民们一听就知道这声音来自油坊街。谁家的大师傅恁会讨主人欢心，这么早就炒熟芝麻踩好饼上了榨？这喊声和榨油锤声穿透寂静的晨空，将老樊城的市民大都惊醒了。
　　在店主人们的提醒催促下，沿河街的一家家店铺相继打开。睡眼惺松的学徒顺着狭窄的街巷的青石板铺路，将主人的马桶拿到河边洗涮，拐回头再将那些编了号码的铺板一块块拆下来，依次排在墙边。这些小店随即开始了一天的营生。
　　机坊街上，织工们揉着眼睛坐上了笨重的木制织机，随着脚下档板使劲的蹬踩，手里的线梭欢快的小鱼似的开始游动，布机便在织工一仰一俯地使劲推拉中“嘭嘭”的响起来。一呼十应。不一会儿工夫，整条街的织机都“哗哗啦啦”响起来，老粗的经纬线织出的白土布便一寸一寸坠了下来。
　　酱园后院的竹斗蓬掀起来，黑色的大头菜捞上来送到前屋柜台。
　　很快，糖坊熬麦芽的锅开了，带着青气的甜腻味飘浮出来，很快就和油炸果子和酒坊里放出的酒糟子香混和在一起了。
　　赶早市的乡下人进城来了，街上顿时热闹起来，弹花棰“嘣嘣嘣嘣——哐哐哐哐——”、铁匠铺里“叮叮当当”，木匠们锉锯条的声音尖厉刺耳……
　　这并不是小说，这是采访中许多老樊城市民描绘的他们当年常见的市井图。
　　客观地说，这就是襄樊工业的基础或者称为萌芽状态的襄樊工业。

　　这个做秤的只是个小业主，他的保守很具有代表性，而且这也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这也可算是襄樊工业萌芽时期的特点之一。采访中不少老樊城市民向我谈起当时的行规和帮规，笔者将其整理出来，读者诸君欣赏之余也许会对襄樊工业发展了解得更加全面。
　　封建社会的工匠手艺人为了生存，凡属同业或手艺相近的行业都成群结帮，既是为了自律，也是为了互助，更多的是以这种集体的力量来抵御社会豪强欺诈。“人不亲手艺亲”，只要是同行都要供奉同一“开山祖师”，每到年节或“开山祖师”生辰忌日，全城同行都要聚集一起，鸣鞭焚香、聚餐祭祀。这样既祭奠了祖师，又加强了同业的联盟。襄樊老街上的行会较大的有以缝纫业为主的“轩辕会”；以鞋业、皮革业为主的“孙祖会”；以木工、篾匠、石雕工、解木匠为主（后扩展到销售木桶、木制独轮车店铺）的“鲁班会”；以金银铜铁锡五金制品匠人为主的“老君会”；以做算盘、尺、斗、秤等度量衡艺人为主的“三皇会”……
　　各种行会都有自己行规。每个行业都有学徒，一般学三年方可满师。满师后还要留下来帮师一年，以谢师恩。请谢师酒后方可真正出师，进入社会独立做工、开店收徒。其详细规则以木匠最具代表性。
　　在收徒之前先由介绍人讲定日期，进入师门之后先办请师酒（费用由师傅支付），由介绍人、徒工家长、代笔中人参加。席间叩头认师，签订合同。合同带有生死文书性质，写明三年出师，特别写明学徒期间若发生跳井、投河等自杀行为与师傅无涉；私自出走由介绍人负责；学徒期间害病回家治疗，师傅概不负担。学徒第一年先给师傅做下人，早晚挑水、扫地、上、下铺板、给师傅、师娘烧饭、哄小孩、端饭、倒茶、打洗脸洗脚洗澡水、倒尿壶；下半年才开始拉锯解板，第二年方可随师傅做粗活，第三年才能给师傅打下手做桌椅等活。三年中只能学到八成手艺，留两成到第四年帮师时方可教完。学徒期间无身价，只供吃饭。鞋帽衣物自理，三年中师傅给10串钱（约合四斗米），其次在每年三节（端午、中秋、春节）师傅给徒弟一串压岁钱。但学徒期间徒工身上不得装钱，连师傅给的压岁钱也要交给柜上（入账），支用还需说明用处由师傅批准。学徒期间也有讲究，师徒都有解除合约的自由。若过年节师傅请徒弟吃饭，说明仍可留下为徒，若不请饭，即说明师傅不愿再带。若师傅请吃徒弟高兴留下，即表示继续留下学徒，若不吃师傅的酒饭，则意为不愿再学，即解除师徒关系。徒弟满师时一定要办谢师酒（徒弟出钱），临走时师傅送给全套做木活的工具。满师后也可继续帮师，但另立工钱。若自谋生路，则每逢年节（端午、中秋、春节）还要给师傅送节礼。
　　而业内雇用师傅也另有规矩。一年期满，老板是否继续雇用不需明言，全看冬月初一这顿酒了。这天是行内“定着”（决定去留）的日子。这天老板给工匠师傅打牙祭，每人面前只摆二两酒，各喝各的。如果老板给哪位师傅面前再斟上一杯酒，这就是告诉你：你被辞退了，明年不必再来了。同样，若工匠师傅要炒老板，便主动走过去给老板斟上一杯酒，这就是告知老板：明年我不伺候了，你另请高明。
　　在行会之外还有同业公会，这种同业公会已带有半官方性质，归口在商会名下。随着新中国建立，各行业的发展，人民政府成立起行业管理局，这些带封建形式的行会才逐渐消亡。
　　笔者研究了后来的各县、市工业史志资料后发现，由于各个时期的统计概念和口径上的不一致，关于地方工业发展史的记载也不尽全面。在襄樊建市以前，襄樊工业历史归入襄阳县志。襄阳县志则把工业资料搜集局限在襄城、樊城两个城区。在八十年代襄阳地区和襄樊市重新合并后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志活动，从市经委孟襄南先生提供的工业志征集底稿中，笔者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襄樊工业也有过一次小小的机遇。当时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驻在老河口，战争中军供的需要，对襄樊一带的地方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和纺织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较为突出的是机械制造业和纺织业。
　　如机械制造：襄樊的机械业相比于其他中等城市发展较快，这与抗日战争时期第五战区长官部设在老河口有着一定的联系。民国时期由官办的机械厂只有两家，一是善后救济总署鄂北机械厂，它的前身就是国民党五战区军需局特约工厂的修械部，1942年由陕西安康迁至老河口，五战区经济委员会投资1.6万元盖草房6间、瓦房2间，购皮带传动车床2台，发动机一部，开办复兴机械厂。该厂1945年迁到谷城与被国民党查封的中共鄂西北区委谷城所办铁木合作社合并，改称善后救济总署鄂北农具厂，1947年迁来樊城教门街（今友谊街），主要制造铁木织布机、纺纱机、手摇弹花机、轧花机、织袜机等，迁到有工人70多人，手摇车床8台，年制造织布、织袜机等各种机器500件。
　　另一家也是五战区辖下的国民党22集团军总部修械所，设在施官营，有车床、钻床等简易设备，解放时由人民解放军接收。
　　对于纺织业刺激要更大一些。1939年，5月1日，谷城茨河街上建成了当时鄂北最大的纺织工厂，这是国民政府开设的“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鄂北训练所”，下设纺纱、织布、铁工等厂子，主要用于培训社会工业人才。受训学员达334人。在训练所指导下，1940年筹建了“第五战区妇女工作委员会纺织厂”、“枣阳市兴华纺织厂”等几十家工厂，一度使襄樊奄奄一息的纺织业有了阶段性复苏和繁荣。后在日本飞机轰炸下纷纷倒闭。
　　1943年，国民政府为供应战争军需，抢购鄂北纱布，将原来的“农本局福生樊庄”改组为“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鄂北办事处”。由于军民共需，刺激民间纺织业的发展。据民国32年鄂北各县统计，襄樊地区（不含随县）生产纱布的乡镇有84个，织布4万多部，年产土布171万匹，棉纱1100万斤。土布质量均为中等，棉纱质量以民间纺织业较兴盛的谷城为最佳。　　　1945至于948年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由于沿海城市纺织工业的恢复和外国洋纱洋布的大量涌入，加之官僚资本家的讹诈和重税盘剥，这些小型工厂不是倒闭就是外迁，襄樊纺织业从此一蹶不振。在解放时，城区内几家手工纺织作坊总共只有脚踏手拉土布机54台，从业者102户、328人。
　　纺织业是襄樊地方工业的象征。，在封建势力的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双重摧残下，基础原本就十分薄弱的襄樊工业更是雪上加霜，在建国初期，现代意义上的襄樊工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相关链接：见证人专访——吴道润，73岁，市二轻局离休干部）
　　吴道润称得上是襄樊工业的见证人。今年73岁的吴道润是襄樊城市和工业发展的见证人。吴老从民国31年（1942年）进襄阳昭明中心小学读书，1946升入襄阳联中，直到毕业参加革命工作，先是与已故的前市委副书记果真同志在一个土改工作队搞土改，后来在襄阳专署民政科负责劳动就业事务（图片为证），1956年调入原襄樊市委工交政治部工作、还担任过襄樊铁路公路两用桥（一桥）建设副指挥长，襄城、樊城桥头的第一座桥墩都是他指挥修筑的，他参与创办东风路小学、现在的市第三中学、襄樊美校等一批学校，当过美校的副校长、毛巾厂副书记、副厂长、激光设备厂厂长，最后在二轻局离休。说吴道润是襄樊城市建设的活化石是一点也不夸张。老人亲眼目睹了这座历经战乱的城市的破败景象和每个阶段的变迁。在他记忆中，当时襄阳城墙外就是荒村，根本不像座城市。在解放时基本没有工厂，连电也没有。（此埏插图片）
　　吴道润记得当时在襄阳南街红花园对面（今襄师附小附近）有个小巷叫“电灯巷”，便好奇的跑去看电灯，却连电灯的影子也没看到。至今老人也没弄明白那里为什么叫“电灯巷”。直到解放后1950年才在襄阳北街大众文化馆才看到有个小发电厂。当时所谓的工厂就是几家手工作坊。磁器街上有家小烟厂，厂名起的很惊人，叫“华东烟厂”，实际不过是个手工作坊。定中街上也有个作坊式的私营复兴烟厂，后来全国闻名的梁彦斌领导的小棉织厂就是在这个烟厂基础上办起来的。1956年，襄樊市委提出将城市人口发展到60万，也就有了发展工业的思路。吴道润调入市委工交政治部后第一个任务就是让他全面调查襄樊的工业情况。当时襄樊刚完成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除了烟厂之外仍没有什么称得上工厂的厂子。吴道润清楚的数得出当时的几家小作坊：一家几十个工人的毛巾厂、一家以牛骨头作原料的骨粉厂后来改造成了第一化工厂、一家只生产罐头和糕点的食品厂、真武山脚下有家石料厂。1958年大跃进，群众性的办厂热潮中一窝蜂办起了许多“工厂”，根本没有基础，几个人或一家人有了个想法就向上报一个厂，许多厂连牌子还没挂就偃旗息鼓了。只有新建起来的硫酸厂、针织厂、耐酸材料厂、水泥厂还算有点现代工厂的样子……
　　在1984年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从零起步的襄樊》中这样一段文字印证了吴老对当时的工业基础的描述：
　　“解放初期的襄樊，整个市镇只有一台五千瓦的发电机，它的动力机是襄阳军分区在解放战争中的缴获品，一部美国制造的‘吉斯六’汽车引擎，战士们把它安放在城襄阳城皇庙（现襄城电影院），给配上了一台五千瓦的发电机，通过皮带传动发起电来。这就是建国后襄樊最早的发电厂。仅能供当时的地委、专署、军分区、邮电部门工作用电。发电效果极差，灯光昏黄暗淡，似有若无，而且常出故障。那时的手工业仅有铁、木、竹、刻字、皮革、缝纫、白铁、榨油、弹花、卷烟、染布、酱菜、理发、搬运、首饰、鞭炮等29个行业,分散在440户，生产工具十分简单，除各行业常用的一般工具外，全市总共只有脚蹬织布机54台、木架缝纫机42部、手摇卷烟机5部、柴油皮带卷烟机6部、皮带车床2台。这就是襄樊当时‘顶天立地’的当家设备……”
一张1949年的统计表记录着当时各种“工业品”的年总产量：
卷烟： 7616箱
织布： 460尺
榨油： 2536斤
木桶： 9559担
雨伞： 977把
镰刀： 8100把
草绳： 18623根
木床： 380张
丝线： 750斤
大头菜：1214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