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方式虽然幼稚，却表达了我们对工业文明的热切向往。
1949年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全全面夺取了政权。党中央也将工作重心也从夺限政权的全面战争转移到巩固政权、学习管理城市和发展工业。面对满目疮痍的城市，面对一穷二白的经济困境，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感到最紧迫的事莫过于发展经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政府都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现代工业，城市经济难以支撑，政权难以巩固。中央政府对发展新中国工业的急切心情从各种历史文献中都可以体现出来。在进入80年代以后不少环境专家和城市规划专家对建国后在北京老城区兴建工厂纷纷提出批评。但他们忘了当时的特殊环境。当时中国的红色政权面临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孤立和敌视，凡与工业生产有关的物资、技术和信息都遭到西方国家严密的封锁。毛泽东是个诗人，诗人的浪漫气质使他决心像夺取政权一样靠自己的力量自立于世界强国之列。凭借“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有美国人援助的八万正规军从而夺取了全国政权，这对于整个世界无疑都是一个奇迹。他既然有能力夺取政权，建立起共产党人理想化的国家，那么就有能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建设好这个新的国家。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他当时对现代工业的渴望与期盼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这时候他最迫切的愿望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就能看到林立的烟囱，就能听到机器的隆隆轰鸣。他要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诗人的浪漫使他希望很快看到“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很快超过英、美帝国主义。于是当年对付敌伪封锁的“南泥湾精神”被再次视为发展城市经济的法宝。怀着“超英赶美”的伟大理想，毛泽东在中国这张满目疮痍的“白纸”上开始画他理想中的图画。因此20世纪50年代，有着六亿人口的中国，在伟大领袖的激情感染下，开始了工业化建设的高潮。
政府出手抢救：奄奄一息的手工业得到复苏
当时的襄樊，只不过是中国数以百计的小城市中的一个，那时候还没有“历史文化名城”这类光环，加之“南船北马”时代早已过去，仅有公路的交通便显出诸多不便，因此这上时期的襄樊在全国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当时共产党接管的是一座经过残酷的襄阳战役才从蒋介石嫡系守军康泽手中夺取的近乎废墟的城市。面对满目疮夷，民不聊生的城市，新政权迫在眉睫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50、51、52这三年是历史上的经济恢复时期，当时的市委和政府采取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使手工业得到快速恢复发展，使工商业比重很快在全市总产值中占百分之90以上。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社会主义工业结构中，国营工业应占主导地位。但是襄樊民族工业资本很少，在襄阳解放时，包括了郧阳六县在内的整个大襄阳专区最大的私营资本只有襄樊复兴烟厂和谷城石花镇黄公顺后裔经营的石花酒厂。在城市工商业改造中，由于襄樊并没有大的民族资本，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抢救战乱后奄奄一息的小手工业。当时手工业界存在门户之见互不合作，家家都缺少资金，产品也无销路。仅以印刷业为例，全市11户印刷业主，就有9户因无钱买纸被迫歇业，其中5户因为法生活，甚至已经将铁木圆盘印刷机卖掉了，用这点钱买米以维持生计。另4户也准备卖设备摆小摊。结果造成市面上学生练习本奇缺，学生们不得不把用过的本子翻过来再用。眼看这些工业苗子一个个死掉，市政府急忙伸出援手，及时给他们解决贷款2600元，才算帮他们度过了难关，逐步恢复了生产。但是由于小手工业主人少，忙了生产顾不上销售，生产的产品堆在那里。产品积压造成不少手工业户再次面临停业。正在这时政府成立了工商科，工商科出面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使不少人家建起了前店后场似的产销一体模式。工商科还组织业主们挑着产品到市区周围各县、乡农村走村串户，以送货上门方式推销产品，并了解农民需要什么 工具或日用品。提前做出生产安排。这样既方便了农村生产生活，又促进了工业生产发展。如当时18户铁器行业积压了三万多元的产品，面临歇业的危险，他们在工商科的帮助下，将镰刀、锄头、火钳等铁器挑到乡下销售一空，并带回了许多农机具的加工合同，整个行业得到复苏。
政府还采取成立手工协会、贷款扶持资金困难业主的措施，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并且引导他们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这些措施的奏效，使原本脆弱的工业基础得以巩固并有所发展。
互助合作中有许多曲折，也产生出许多饶有意味的故事，笔者从搜集到的史料中选取一个互助合作中的小故事，插叙于此，也许会有助于今天的我们了解当时那个时代、对当时的互助合作性经济进行再次思考。
工业合作社道路的领头雁——张长生和“邓三老”办社记
当时有一个技术高超的木匠叫张长生。他做的桌椅盆桶远近闻名。在组织互助组时，张长生认为自己技术高、名声大，互助组肯定搞不过他这个单干户。在动员他加入圆木加工互助组时，他认为自己手艺高，揽的活路做不完，月月收入高。而互助组业务少，月月处于吃不饱，便不屑一顾地说：“你们走你们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到底哪条道路好，秋后看谁有钞票！” 一种互助组与单个户之间的较量悄悄展开。
后来市委派工作组驻进了圆木组，帮助进行劳动力整合，一部分人被派出去搞推销揽业务，一部分人留在组里加工木器。而国家对互助组给予明显的扶持，在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优先满足互助合作组的加工用料。生意很快红火起来。而张长生虽然名气大、活路多，但因为搞不到优质木材只好以杂木替代。杂木做的桶、盆质量显然很差，生意就清淡起来。好不容易抓了200套旧式木犁的加工任务。由于人少他请了两个临时帮手紧赶慢赶到农忙交货时才做出了50套。剩余的大部分被互助组中途接走了。张长生看出了政府对集体扶持的门道，心想我老张有的是本事，只是没有木料供应，人手太少，到手的肥肉被人半道抢走了。听到政府号召办合作社消息，张长生就捷足先登，组织了几个同行好友就向手工业协会打了办社报告，很快就挂起了圆木生产合作社的牌子。老顽固张长生办合作社的消息使整个木器行业为之震动。手工业协会因势利导，及时报告市委，积极给予支持。结果张长生一带头，全行马上掀起了一个办合作社的高潮，
张长生的合作社是业内第一个圆木合作社。有个在行业内很有名气的“邓三老”互助组也加入进来。“邓三老”指的是一个叫邓金山的老木匠。因为他年岁高、入组早、手艺高，“老组长、老社员、老技术”。“邓金山表面上入了社，心里却很看不起张长生，认为他是老单干、老落后、老投机。在工作中便不买张长生的账，还时不时找茬子揭张长生老底。结果社里两个人发展到势不两立，最后邓金山带了几个技术最好的心腹徒弟退出了合作社。“邓三老”带走了技术骨干，圆木社一下塌了半边天。技术跟不下，产品质量就下降。给枣阳加工的100担水桶因为渗水一下子退回来95担。合作社人心波动，并不断有人陆续退社。这时市委建社工作组及时派人进来稳定这个新生的合作社。一面出高价从外面请来技术高手，一面发动全体职工学技术。这些职工积极性很高，有的还偷偷跑到“邓三老”那里去偷技术。结果产品质量很快上来，挽回了影响，产品还远销到武汉郑州等大城市。
更让人们意外的是，10个月后，退社的“邓三老”不久竟又背着工具灰溜溜的回到了合作社。原因是他出去后支摊子、收徒弟、揽活路，生意红火了一阵，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他的老婆和孩子不幸同时得了当最难治的伤寒症。他只顾了照护病人却无法顾及经营只好关门歇了业。没想到门一关就是四个月，原有的一点积蓄化雪一般很快花完了。还拉下了一屁股债，生活陷入了困境，徒弟们也早已各奔前程。而“邓三老”隔 壁邻居李师傅是铁器合作社职工，李师傅也在家养了几个月病，可是每月照样到铁器社拿生活补助。“邓三老”考虑再三，觉得还是集体互助合作道路好，就硬着头皮重回了圆木合作社。社里职工们了解他的处境后没有谁责怪他，都格外热情的欢迎他。他的老对头张长生还亲热的说：“老伙计，你回来就对了，你这是虎归山、风还巢哇，今后我们要在联社党组织领导下，把圆木合作社办得更好！”
在党小组领导下，这一对“叫驴子”从此齐了心，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加强管理，实行定工、定料，定质、定任务的“四定”办法和按件计酬的分配政策。两个带头人的团结合作，圆木社如虎添翼，经营再次红火起来。幕名加入的工匠越来越多，职工由40人发展到95人。还盖起了300多平米的车间，支起了大型解木锯台，添置了许多设备，利税和产值也翻了三倍多。
张长生和“邓三老”的圆木社像一只领飞的头雁，带起了全市工业合作化的高潮。市委因势利导成立“改造办”利用张长生办社和“邓三老”入社、退社、再入社的生动事例，引导启发各行各业。很快，全市各行业的生产合作社由一个发展到36个，职工总数占了全市百分之96.7，产值由7550元增加到18920元，成本下降了百分之12，合作社扩大积累25.8万多元。这一步是襄樊工业化道路上的重要一步，许多合作社后来逐步转化为集体、地方国营或全民性质的企业，成为襄樊市地方工业起步阶段的基础。
全市第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诞生
当时市委发展工业的策略务实而卓有成效。要发展国营工业，根据党的策略，宜先办公私合营工厂，再办地方国营工厂。把分散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组成生产合作社，然后将其中部分经营较好的、规模较大的转为工厂。同时用各种社会力量兴办一批工厂，像现在鼓励民营企业一样，利用资方现有的基础、资本、管理经验扩大规模。并且由政府注入相应资金和资本家合伙办厂。以团结、利用、限制、改造的统战政策，逐步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选择基础较好、规模较大、利润稳定的卷烟行业作为公私合营试点。将复兴、建联两个私营烟厂合并，组成襄樊市公私合营卷烟厂。1956年1月，这家襄樊第一家带有国营性质的公私合营卷烟厂便在合作化的凯歌声中诞生了。这家烟厂也是今天的襄樊卷烟厂的童年。复兴烟厂原由河南唐河县迁入，1950年厂主被视为封建把头而收归国有。而建联烟厂是1952年在经济恢复时期在政府引导下由豫襄、明华、多友、大兴四家私人卷烟作坊组织起来的合作工厂。公私合营烟厂成立时的规模是小平房六间，小卷烟机13部，切丝机4部，全部固定资产791元，库存产品金额50元，银行存款仅6元。因基本是手工生产，唯一多的是工人，当时工人已有300人。但是怎么看也不象一个工厂，13台小卷烟机放在六间小房子里十分拥挤。既无食堂、又无宿舍，住宿可以跑回家去，而中午吃饭却成了大问题，那时既无公交车，也没有自行车，三餐饭赶回家去吃就要误工。于是就在露天地里砌了个灶台以解燃眉之急。但是遇到雨季，天上下个不停、地上满是稀泥。伙房师傅做饭得打着雨伞，柴禾淋湿了烧不着。工人们打着伞站在雨地里吃饭，其状苦不堪言。最后资方代表马松华看不下去，才动员另几个出资人共同集资，加上几个月的生产积累，筹集4000元盖了10间简易平房，解决了食堂问题，还扩大了生产车间，这是公私合营烟厂的第一次扩建。也是今天利税数亿元的襄樊卷烟厂在现代化工业化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超英赶美——幼稚与狂热的代价
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国家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毛泽东主席的诗人浪漫气质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这使全国人民对工业化的幼稚以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一个带有戏剧色彩的时代到来了，这就是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大跃进时代。
全国人民都被毛主席“超英赶美”的理想与雄心所感染，于是一股浪漫到狂热程度的情绪迅速在全国漫延开来。关系到数亿人口吃饭和国家稳定问题的农业已退到次要地位，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指导下，“以粮为纲”的基本国策变成了“以钢为纲”，中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工业大国，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炼铁工厂。从未梦见过炼钢铁的农民们都成了炼钢工人，昨天田间地头夺高产，今天炼钢炉前放卫星。农村田边地头也支起了炼铁的土高炉。农民们家中能找到的铁器都成了炼钢铁的原料，甚至连做饭的铁锅也都自发交了出来，燃料不是煤炭，而是一片片原始森林、一棵棵生长了千百年的大树……
在城市，这种浪漫表现为全民办工业的热潮。但是办工业和农村炼钢铁不一样，需要资金、项目和技术。当时的市委怀着实现快速走向工业化的理想，为了筹集办工厂的资金，想了一个多少也带有些浪漫色彩的办法，竟然动员全市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到农村帮助修水利，以劳力换工钱积累资金，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给农民打工。据不完全统计，这种打工挣钱运动中全市共出动劳力2.7万多人次，筹到的钱却十分可怜，只有区区18300元，还不够买一台机器。离大办工业需的大量资金杯水车薪。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理想愿望与党和政府的理想愿望空前的一致。政府急于办工业，群众也处在一种向往工业化的亢奋中。这期间，《湖北日报》注销了一条“新洲县干部集资办肥料厂”的消息。干部群众们都认为找到了一条集资法宝。许多干部群众拿了报纸自发组织学习讨论，纷纷向市委建言献策，向襄樊报社投稿。并倡议向新洲学习，集资办工厂。市委也认为集资办地方工业是一个好办法。市委对群众的办厂热情因势利导，于1958年3月18日发出了《关于动员全市人民集资办工厂的指示》，并召开全市大会，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一个集资办工厂的热潮在全市兴起。全市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学校教员、小商小贩、街道居民都参加了了集资办厂运动。从市委书记、干部、到教师、工人每人至少拿出一到两个月工资。企业职工和街道居民也不甘落后，纷纷倾其所有的拿出所能拿出的家底。有的甚至拿出烈属抚恤金、转业费，有的拿出准备结婚的钱，还有的拿出收藏多少代的金银手饰（据统计，街道居民拿出的金银手饰437件）；而与此同时，各集体企业也从近几年的发展积累中挤出资金（包括福利、奖金、企业基金等）和一部分闲置设备。机关和行政事业单位也采取紧缩开支的办法、将办公费用削减百分之60至70支持办厂。通过这些渠道，当时仅9万多人的襄樊市，共筹集办厂资金255.3万万元，新建、扩建了一大批工厂。
当然，在全国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的大跃进氛围下，襄樊的工业发展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在大跃进情绪最狂热的阶段（1958年9月至1959年1月），襄樊这个仅有9万多人口的小城市也办起了一大批“卫星工厂”，从当时的报纸报道的数字可以想象出当年的狂热程度：这四个月时间，全市共办起了515个工厂，有的一两个人就办一个厂，有的一个品种就算一个厂，由于当时管理机制不健全，申办工厂不像现在这样要许多单位审批，想办什么厂就办什么厂，想取什么名就取什么名。有个20多人的小单位，一夜功夫就成立了10个工厂，几乎人人都是厂长，建厂速度前堪称无古人、后无来者。同时，这些刚办起来的工厂也在大跃进的热潮中陷入了“千军万马齐动员，钢铁生产放卫星”的狂热之中。市里提出了年产1000吨钢坯、800吨钢材、3000吨生铁的生产指针。在这种全民性的集体亢奋中没有人怀疑这些目标的可行性，想到的只有超越完成、让“卫星”飞得更高。没有炼钢炉就用土砖坯垒砌， 为了让“钢铁元帅升帐”，人们将陶瓷店的细瓷杯、盘、碗、碟、壶统统砸碎，和在耐火材料里做炉膛；烧炼铁炉没有电动鼓风机，就用烧饭的风箱替代，有个学校甚至组织男学生轮流用吹火筒吹气。没有原材料铁矿石，就要求各家各户交出碎铜烂铁，许多人家完不成任务只好把完好的铜制盆、壶、铁制饭锅、菜刀砸烂变成废铜铁，还要求各单位到汉江河滩上淘铁砂。没有焦炭就用煤或木柴替代，最后发展到砍树毁林……
“超英赶美”的理想最终未能变为现实，大跃进给刚刚兴起的工业基础带来了摧毁性的破坏，一些小工厂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家底也被“炼钢炉”烧掉了。这场炼钢铁运动投工120多万个，耗资750多万元，是当时财政收入331.4万元的2倍多。狂热的理想，浪漫的方式成为了惨痛的教训。
大跃进的狂热使国家原本脆弱的经济陷入了长达三年的萧条，全国人民为此付出了三年饥馑的代价，这个特殊时期在我们的历史上一直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严格的说，自然灾害只是外因，而违反经济规律的大跃进造成的对工业基础和自然资源的人为破坏才是真正的原因。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到每个普通国民，都在可怕饥馑的教育下从理想的狂热中回到严酷的现实。
后来毛泽东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相对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作为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话讲得平和，但却明确承认了前一段工作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使人们由“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量，就有多高产量”的主观唯心主义中挣脱出来，认识到发展经济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这种思想认识上向真理和现实回归的态度也为后来的工业健康发展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带来的阵痛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每个城市的每个行业。当时的襄樊市委以务实的态度，将500多个工厂压缩为96个，职工总数也由12714人减少为7584人。由于没有工业支撑，城市人口没有实现很快发展到60万的目标，反倒由1960年的10.16万人缩减为8.55万人。城市就业矛盾突出、生活物资供应空前紧张。为了缓解压力，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种现在看来有些荒唐和冷酷的方式向农村转嫁危机。于是，大批的城镇居民被迫离开他们赖于生存的城市，下放到周边县的农村去从事他们并不熟悉的农业生产。这些人中有的后来通过曲折的方式返回了城市，有的便在农村扎下了根，变成了世代务农的地道的农民。（此处插图片）
在泥砂俱下中办起来的工厂经历了一场严酷的洗礼。大浪淘沙之后，后来改为力车厂的跃进机械厂、造纸厂、水泥厂、软木厂、硫酸厂、过磷酸钙厂、耐火材料厂、野麻脱胶厂、电池厂、针织厂、棉织厂、毛巾厂、火柴厂、酒厂、等一批市办工厂经历了挫折之后很快恢复元气，各街道办的小工厂中也有农药、肥皂、草包、芦席、手工纺纱、小五金加工等存活下来。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后，烟厂、毛巾厂、火柴厂、酒厂、棉织厂等一批工厂很快成为襄樊的骨干工业。
这批工厂是襄樊市有史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工厂，除了烟厂之外还生产出了许多属于襄樊自己的新产品。如水泥、火柴、纸板、硫酸、骨胶、干电池、针织内衣、线袜等。这是襄樊工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它使这座纯消费型的文化古城朝具有完整城市功能的生产型城市过渡，使仅能进行铁木器等简单生活生产用具的手工业加工向现代工业迈出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步。
脚踏实地的朝着理想的目标艰难攀登
经历了大跃进的狂热和调整的阵痛之后，市委痛定思痛，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本着巩固、充实、提高的策略，采取“以退为进”的务实态度将襄樊工业导入了一个稳健发展的新时期。以卷烟厂、力车厂、棉织厂、水泥厂、机械厂、造纸厂为代表的这批工厂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整顿，已发展成为百万元资产以上的骨干工业。这些厂子通过革新生产工具、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一系列措施，已为襄樊形成自己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创办新工业的群众性热潮再次在市委领导下开展起来。接受了“大跃进”沉痛教训之后，这次的创业热潮立足于脚踏实地，襄樊本土文化中的特别善于吃苦的品质在工业发展中开始显露出特有的效应。摆小摊的居民们、在家赋闲的家庭妇女们、一直处于无业状态的青年们成为这次创业者的主体。在各条街道的里弄深巷，在闲置的公房，会馆、破庙里，一家家工厂再次诞生。与大跃进时期不同的是，没有了狂热情绪催生的那种盲目和蛮干，取而代之的是直面一穷二白的客观冷静，多了实事求是从零起步的理性，少了急于求成的浮躁，多了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信念。一批后来在襄樊工业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工厂就在街道党组织的领导下，在这些家庭妇女和街道居民们的双手和热情中诞生。现在已无法用文字详尽描述出那火热的时代，但下面几组小故事或许会帮读者触摸到一种时代脉搏的跳动。
借来工程师 办起硫酸厂
襄樊第二次创办工厂热潮是伴随着自身工业发展的需要产生的。硫酸厂就是一个例子。当时的硫酸供不应求，而襄樊造纸厂、内衣厂、毛巾厂生产需要的硫酸一直要靠物资部门从外地采购，路途遥远、运费昂贵，货源也不能保证，成为制约市里重点发展轻纺工业的瓶颈。市里决定自己办一个硫酸厂。但这时全市竟然没有一个具有工程师职称的技术人员，更没有化工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过四处查找才从教育系统找到一个化学教师。像请状元一样把他请到筹建专班来，让他到各省硫酸厂参观设备计图纸。但这个老师是学有机化学的，对无机化学并不精通，也无力承担图纸设计任务。市委领导只好到化工部求援，由化工部写信到上海新业制酸厂去请一位叫孙师白的工程师。这位孙工曾留学西德等国专修化工，是国内较有名气的化工专家，但也是新业制酸厂的资方代表，要管厂里生产，还有很多学术活动。要专来襄樊援建。但孙工还是被襄樊人集资办厂、敢想敢干的创业精神感动了。他答应为襄樊设计硫酸厂。他的设计活动只能靠晚上加班进行，画正规图纸费时间，他就勾出草图，标上尺寸，再派人拿到描晒图厂制成正规蓝图。再把图纸寄往武汉金属结构厂加工制作部件。画一批草图、晒一批蓝图、制一批部件。一个年产万吨硫酸厂就这样以接力棒的方式完成。安装的时候孙工亲自来到襄樊现场指导，在没有起重设备的情况下，他想出土办法，用杉木杆、装上滑轮，将沸腾炉、冷却塔、干吸塔等四、五吨重的大型部件吊装到位，并且用石灰浆配石棉粉制成土石棉替代紧缺的保温材料，在试车时孙工再次请假来到襄樊，守在现场对工艺流程不断改进，保证了硫酸厂一次试车成功。以后还时常来趁节假日赶过来帮助解决生产中的难题。孙师白是帮助襄樊走上正规化工业发展之路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对襄樊有着较深的感情，退休后仍多次来襄樊进行指导。更令人尊敬的是孙工自始至终也没有要襄樊一分钱的报酬，至今一些老工人谈起这位孙工还充满感激。
蚂蚁啃骨头，做出大部件
在襄樊制造业上发生过这样一件小故事——20多人的小机械厂却接下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电站大水闸、这让所有知道底细的人都吃了一惊。当时的丹江是全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这个小厂名为“机械厂”，实际全部设备只有两台废旧车床、四座老虎钳。平时的业务就是接一些修修补补、敲敲打打的零碎活。平时连翻砂的生铁也没有，只是靠走街串巷收集废钢铁在自己做的化铁炉里回火。听说丹江水电站水闸板在找加工厂家，他们就冒冒失失接了一批。回家打开图纸一看，最大的部件长达8米，厂里车间连长度都不够。想退回去又怕丢了襄樊工人的脸面。于是他们将车间之间的墙拆除，又自制了一台简易龙门刨床。铸造刨床底座没有生铁就用水泥替代。工艺需要一次化铁900斤。他们又赶做了几台小化铁炉同时化铁。加工2米长的龙门柱没有刨床，就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节一节的刨，再用砂轮手工一点点磨平，最后又自制了一台5.8米的刨床，终于如期完成合同。这批闸板也是襄樊机械工业在外地承接的第一批大型工件。而这在襄樊机械工业发展史上的意义则是无法经济价值测算的。
“寸纱不落地”，全国树红旗
当今的襄樊工业界，可能已没有多少人能记起梁彦斌这个名字。然而在襄樊工业奠基阶段的60年代，这却是一个在全国工业战线知名度极高的人物。梁彦斌在解放前毕业于襄阳联中，与前文提到的吴道润老先生是校友。解放时参加服务团，1953年转到刚成立的棉织厂。当时的“工厂”只有几间不避风雨的破民房、17台农村常见的老式土织布机。她带领工人们自己动手，一点点改造设备，一分分的积累资金，上街拣棒棒糖棍代替手摇纬车上的纬盘钉子，用烧过的灶灰滤碱水代替洗擦洗织机的煤油，用自办打铁炉修理机件，用土办法把手工织布改造成电动织机，逐步将一个小作坊发展为具有初具现代设备的纺织厂。（此处插图片）工厂发展了，梁彦斌仍以家庭妇女的精细管理工厂，带头将落在地上的不起眼的废纱头一寸一寸拣起来。在她的带动下，工厂们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风尚。她要求职工在每台织机旁边挂一个勤俭袋，断掉的纱头先拣进“勤俭袋”，下班后再一寸一寸接起来。长的织成布、短的纺成线，十几年来共节约棉纱180多件，可织布18万多米；（此处插图片）后来她又把这种“寸纱不落地”节约办法范围扩展到“一寸纱、一分钱、一滴油、一粒米、一两煤、一滴水、一张纸、一度电、一克染料、一颗镙丝钉”的“十个一”活动。“襄棉”精神经媒体报道出去之后，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
1963年4月9日，中共湖省委发出“全省学襄棉”的通知，省委书记王任重在同日的《湖北日报》发表题为《一面红旗》的文章，号召全省学习襄棉精神。1963年7月，全国工业交通企业经济工作座谈会上，襄樊棉织厂被树为全国勤俭办企业的五面红旗之一，7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对襄棉事迹作了专题报道，并配发了题为《发扬勤俭办企业的革命精神，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的社论。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梁彦斌，（此处插图片）并一次给襄樊棉织厂调拨了一百台自动布机。使襄樊棉织厂从此走上了现代纺织工业之路。省委发文件学习、省委书记署名撰文、全国红旗、《人民日报》社论，周总理接见……（此处插图片）规格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史所罕见。这是襄樊工业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迄今为止襄樊工业界获得的最高荣誉。
“双革四新”“挖革改” 现代工业初萌芽
虽然经历了大跃进的打击,但六十年代仍是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年代。在全国农具改革的大背景下，襄樊市开始着力发展自己的机械工业。机械工业是基础工业的基础，它代表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而襄樊机械工业经历了由铁匠炉、老虎钳向车、铣、刨、钻过渡，操作方式也由手工走向半自动化、自动化。这是襄樊这座城市向工业文明迈出的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市委以滚雪球的思路积极推动机械工业稳步发展。当时的措施是：——利用老厂力量办新厂：从一个老厂划出一个车间一个产品建新厂，或从老厂抽出部分领导办新厂，或是从老厂调出一部分设备和技术力量办新厂，后来的电机厂、精配厂、传动设备厂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对街办企业和社办企业进行行业归口：后来的砂轮厂、仪元厂、热敏厂、粉末冶金厂、金属压延厂即属于这种形式的产物；——把手工业中规模较小的厂社合并起来办新厂：如市标准件厂就是襄城（公社）机修社、东风（公社）机械厂基础上建起来的；
——依靠大厂建新厂：如在襄阳轴承厂扶持下建起了市轴承厂，在鄂北66工厂扶持下建起了互感器厂；——对老厂进行技改，攻质量、上批量、上新产品，年高生产率；
采取这些措施后，小厂由小到大，新厂从无到有，全市机械工业得到快速发展。
在市委号召下，全市工业系统广泛开展“挖革改”活动。依靠群众的智能对老企业挖潜，对旧工艺进行革新、对老设备进行改造，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形成了老厂焕发青春、新厂充满活力、新老企业相互促进比翼齐飞的新局面。
在工业生力具备了一定规模之后，“挖革改”活动逐步演化为企业内部自发的“双革”（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四新”（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活动，使机械工业企业不断上档升级。当时的力车厂就是在“双革、四新”活动中脱胎换骨的典型企业之一。
力车厂建厂时只有一台手摇车床、四盘红炉，开始只能修理简单农具，靠打铁造简单的马车轴承，1960年才开始制造人力车配件，但由于以原始的手工生产方式，成本高、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厂里曾动过放弃力车生产的念头。后来看到农村农具改革势头迅猛，农村对人力板车需求不断增大，遂坚定了生产力车的信心。在“双革”“四新”中，厂里组织了“技术员、工人、干部”参加的“三结合”攻关小组，开展群众的技改活动，筹措资金上了三条线，使生产能力大为提高。跨入70年代时力车产量已达到2.5万轮。到1983年最高峰时期达到了60万轮，成为全国第二大力车生产厂家。
机械行业在“双革、四新”中大发展的另一家典型工厂是标准件厂。原来这个厂设计能力是15000万件，“双革四新”前实际生产螺栓仅2000万件，螺母只1000万件，不到设计能力的五分之一，经过群众性“双革四新”活动，不合理的工艺流程得到改进，群众的劳动热情充分迸发出来。结果螺母产量由1000多万件上升到3亿多件，整整提高30倍！
“挖革改”和“双革四新”有力促进了襄樊机械工业的快速发展，市机械局系统的下属企业很快由60年代初的5家增加到70年代中期的15家。产品由原来只能生产锄草机、磨粉机、板车配件、小电动机等6种农器具增加到40多种。并且造出了自己的拖拉机。（此处插图片）出现了机械手、柴油机、简易数控车床、电动机、普通车床、重型机床配件、可控硅元器件、标准件、电器拖动设备等具有一定水平和批量的产品，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有了具有现代化雏型的机械工业。这也代表着襄樊现代工业的萌芽。襄樊人靠着自己独特的创业精神，朝自己向往的现代工业时代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大事记
1952年，襄樊市第一家地方国营纺织企业襄樊毛巾厂建成投产；
1958年1月14日，襄樊市委发出《关于学习棉织厂群众性办企业新风尚的指示》，号召各单位学习棉织厂勤俭办企业的事迹；
1959年，市棉织厂将100台旧布机加以改造，首次在襄樊纺织行业出现了电动化生产；
1963年，襄樊市棉织厂在全国工交企业经济工作座谈会上被国务院树为全国勤俭办企业的五面红旗之一，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棉织厂党支部书记梁彦斌同志；
1963年4月9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学习棉织厂的通知，《湖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面红旗》的社论，号召全省学习棉织厂勤俭办厂的先进经验；
1963年7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棉织厂的经验，发表了题为《发扬勤俭办企业的革命精神，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的社论；
笔者感言：在特殊的年代里，襄樊人在追求工业文明的道路上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在理想主义年代里，襄樊人民的创造精神和人格精神中的坚韧品质也在这个近似于浪漫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与检验。对于发展现代工业，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也是襄樊城市和社会事业发展必备的人文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