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积淀深厚，尤其是具有较大的研究开发利用价值的历史人文资源有22处，现当代人文资源有3处。纵观枣阳遗存的丰富历史文史资料、历史遗迹及其历史、文化、社会影响，历史文化的主流应是以汉光武帝刘秀文化为代表的东汉文化、以战国楚墓九连墩为代表的楚文化和以雕龙碑遗址为代表的炎帝神农时代雕龙碑文化。因此，我把枣阳历史文化定位为“光武刘秀故里，东汉文化源头，楚汉文化走廊，炎帝神农都邑”。
一、光武刘秀故里
我们说枣阳是汉光武帝刘秀故里，可以用权威的文史典籍记载和历史遗迹证实。从史料记载看，《后汉书·光武帝纪》说：“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孙也”。《资治通鉴》也说：“初，长沙定王发（即景帝子），生舂陵节侯买，买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湿，徙封南阳之白水乡，与宗族往家焉（唐代史学家章怀太子李贤曰：‘舂陵，乡名，本属零陵冷道县，在今永州唐兴县北；元帝时，徙南阳，仍号舂陵，故城在今枣阳县东南’。杜佑曰：枣阳，后汉蔡阳县；汉舂陵故城在今县东南）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国除。节侯少子外为郁林太守。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娶湖阳樊重女，生三男：演、仲、秀。兄弟早孤，养于叔父良”。据考，西汉末年，枣阳版图内有四县，即枣北有湖阳县，枣西北有棘阳县，枣东有复阳县，枣西南有蔡阳县。这四个县均属原南阳郡管辖，刘秀故里就在当时的蔡阳县境内为舂陵侯国白水乡。关于白水乡的方位，《水经注》记载：“晋泰始中割南阳之安昌、平林、平氏、义阳四县置义阳郡，迁安昌城（据枣阳旧志记载，枣南在西汉称舂陵侯国，枣阳在隋开皇年间称舂陵县，三国（魏）至后周称安昌县，隋仁寿元年正式称枣阳县）......光武帝旧宅在城东南40里即白水村，又曰皇村”。李贤为《后汉书》作注道：“光武旧宅在今枣阳县东南，宅南二里有白水焉，即张衡所谓‘龙飞白水’也”。明朝正德二年河南道御史袁仕和山西道御史李帮用立皇村寺碑文中称“皇村在枣阳东南四十里，圣龙襟其左，响水潭在其右，群山在其前，白水带其后”。按此方位看，舂陵白水乡，即在今枣阳市吴店镇。
从历史遗迹看，枣阳吴店镇辖区内的舂陵故城遗址、皇村遗址与《后汉书》、《资治通鉴》、《水经注》的记载完全吻合。史书说的白水乡、白水村、皇村，就是现在的吴店镇的白水村，基址还存在，即皇村遗址。此地经文物钻探，发现大量汉砖汉瓦、铁器铜器等，目前皇村遗址陈列馆就建在这个基址上。舂陵故城遗址在今吴店镇舂陵村，是西汉舂陵侯国、东汉章陵县、三国义阳郡、南北朝安昌县和隋开皇年间舂陵县城的故址。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使中郎将耿遵筑城，唐贞观元年撤销舂陵县并入枣阳县，迁址，城废，迄今尚存舂陵故城遗址。为了纪念枣阳出了东汉开国皇帝，朝歌王国宁于明万历年间在城西关口立：“汉世祖光武帝故里”石碑一块，1987年枣阳博物馆收藏。另外，枣阳因出过两个皇帝，即西汉更始帝刘玄（刘玄字对公，南阳舂陵即今枣阳吴店人，系舂陵侯刘买长子熊渠曾孙，与光武帝刘秀系出同支，新莽地皇四年在农民起义军中被立为更始皇帝）和东汉光武帝刘秀，故素有古帝乡之称。明万历年间，枣阳知县张靖臣为了纪念乃于城西内观台立“古帝乡”碑一块，1987年拆城关西桥时，收藏于枣阳博物馆。
我们还可以从刘秀当皇帝之后五次回故里和三次对枣阳下诏书的情况，证实枣阳是刘秀故里。据《资治通鉴》记载：
（建武三年）十一月，乙末，帝还自舂陵。
（建武十一年）春，三月，乙酉，帝幸南阳，还幸章陵；庚午，车驾还宫。
（建武十七年）夏，四月，乙卯，上（刘秀）行幸章陵；五月乙卯，还宫。
（建武十七年）甲申，帝幸章陵，修园庙祠，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慎，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二月，还自章陵。
（建武十八年）冬，庚辰，上（刘秀）幸宜城（今湖北宜城县）；还，祠章陵。十二月，还宫。
刘秀当皇帝后曾五次回枣阳祭祖、省亲、修整墓园、巡视田园农舍、设宴招待亲友乡人；值得一提的是他于建武六年下诏把舂陵乡升格为章陵县，同时诏示比照刘帮对故乡丰沛的办法免除章陵人民世世代代的赋税和徭役。这充分证实了刘秀对故里情意深浓。
二、东汉文化源头
根据《后汉书》、《东观汉记》、《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居住在舂陵白水村的刘秀及大哥刘演、二哥刘仲、大姐刘簧、二姐刘元、妹妹刘伯姬等六兄妹，虽属西汉皇族，但由于嫡系继统的疏远，其先世已由王降到侯，后来只有官位没有爵位了，而到了刘秀兄弟则已成了布衣。刘秀九岁丧父，家道中衰，刘秀及其只妹六人都成了孤儿，只好依靠叔父刘良抚养。加之王莽篡位，舂陵侯刘敞夺爵，叔父刘良也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刘秀兄妹一直痛恨王莽，老想恢复刘家汉朝的天下。
王莽篡汉后，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新”，紧接着就实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改革，触动了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上层社会的不满；加重了农商的负担，不堪负重；不断与周边国家发生战争，国力大损；加上连年天灾，枯旱飞蝗，大面积颗料无收，民不聊生，以致天下大乱，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王莽暴政。在此形势下，刘秀于地皇三年十二月，从宛（即南阳）带着宾客回到故乡舂陵，汇同大哥刘演起兵反莽。刘演、刘秀兄弟发动“舂陵子弟七、八千人”，其中刘秀的亲属如叔父刘良、二哥刘仲以及舂陵侯嫡子刘祉兄弟“相率从军”，刘演、刘秀族兄刘赐在听到他们舂陵起兵的消息后“乃随从攻击诸县”，新野的邓晨也带领宾客舂陵汇合，这样，这支起义大军便在舂陵发动起来了，因此史称“舂陵兵”又因为以复兴汉室为口号，故又称“汉军”。这时，刘秀虽还不是主要领导者，但他在组织和发动起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舂陵起兵揭开了反莽复汉的序幕。
为了迅速壮大起义军队伍，以战胜强大的王莽南阳政府军而打开局面，刘演、刘秀决定联合其他农民军。恰在此时，王凤率领的新市兵和陈牧率领的平林兵已在向南阳推进，刘演、刘秀立即使宗室刘嘉去联络新市、平林兵及其帅王凤、陈牧等组织联军。由于在反抗王莽的统治上有共同目标，所以王凤、陈牧等人欣然接受，西军很快就实现了合作，形成了较大的声势。于是三军合军“西击长聚，光武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进屠唐子乡，又杀湖阳尉。军中分财物不均，众恚恨，欲反攻诸刘。光武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至，众乃悦。进拔棘阳（《后汉书》）”。这里所说的长聚就是现在枣阳的寺庄。唐子乡就是现在的枣北唐子山下的太平镇，离现在的唐河的湖阳镇（原湖阳县）只有6公里。棘阳故城在今湖阳、湖河之西。起义之初，汉军物质条件、纪律很差，比如作为起义军将领的刘秀，在开始作战时没有战马而骑牛，在杀新野尉之后才得到战马；在攻克唐子乡之后，军中分财物不均，众人愤愤不平，想反攻刘姓各部，刘秀及时发现后当机立断命族人把多得财物分给其他义军，从而稳定了军心。汉军进攻长聚、唐之乡、新野、湖阳、棘阳的胜利，为取得南阳、昆阳大战胜利乃至东汉中兴奠定了基础。枣阳由于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故里、发祥地，是东汉历史的起源，毫无疑问是东汉文化的源头。
三、楚汉文化走廊
枣阳称为“楚汉文化走廊”是当之无愧的，这是因为枣阳处于特殊的地域和拥有丰富的楚汉文化史料、遗迹。
我们首先从地域看，枣阳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故里、发祥地，东汉文化自枣阳这个起点向北发展，直到北国边疆，而后随着东汉疆域向南方扩展，东汉文化也随之向南延伸。而在中国历史上立国840多年的楚国，楚先人来自于荆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从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不断发壮大，拥有中国半壁河山，楚文化也随之出荆山，经宜城、枣阳、随州、荆州向南方的湖南、广西、广东、浙江、江苏发展，再由南方向西南、向北方即向贵州、云南、四川、安徽、河南及陕西、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发展。枣阳地处中原是楚汉文化南北互相传播的走廊和交汇处，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大地上保留着丰富的楚汉文化遗存。
我们再看有关枣阳的东汉文化史迹。一是有关枣阳的东汉史料记载十分丰富。《后汉书》、《资治通鉴》、《东观汉纪》、《中国通史》（范文澜著）等记载了刘秀的身世、在故里枣阳的生活情况、舂陵起兵以及与舂陵子弟、其他起义军转战枣阳的情况；《后汉书》在刘玄传、刘秀皇后传、王侯大将传中记载了涉及枣阳的事宜；《资治通鉴》还记载了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等多次回枣阳以及下诏书涉及枣阳的重大决策。《水经注》、《东京赋》、《南都赋》等记载了汉光武帝刘秀与故里枣阳的情况；《辞海》、《简明中外历史辞典》等也辑录了有关刘秀兄弟身世及舂陵起兵情况。更有甚者，李白、韩愈、宋庠、米芾、张翥仲、元朴生、伍希儒、冯炳时、马瑞堂等历代诗人、文学家、名人以诗文等形式记述了刘秀与故里枣阳史实、逸事和故里美丽风景。二是有关枣阳的东汉历史遗迹众多。比如：白水寺是为纪念汉光武帝刘秀兴建的祠宇，经历二千多年，屡毁屡建，现主要是明清建筑，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村遗址是刘秀旧宅所在地。舂陵故城遗址是西汉舂陵侯国、章陵县治所的故城址，也是刘秀兄弟举兵起义的旧址。点将台是刘秀兄弟舂陵起兵时，聚兵点将之处。磨剑山是刘秀常去磨剑的小山，山下有水潭，即剑潭。旗杆山是刘秀兄弟起兵之前练兵的地方。唐子山分金亭是舂陵起义的汉军“进屠唐子乡”后分发战利品之处。报恩寺是王莽撵刘秀时，刘秀躲避追兵的寺庙。扳倒井是刘秀对莽作战过程中，人马饮水的古井。白水源是唐代诗人李白到帝乡登石激怀古咏诗的地方。还有以刘秀手下大将姓名命名的马武店、马武山、岑彭城等遗址；朝歌王国宁为了纪念东汉的两名枣阳籍大将岑彭、马成，于明万历年间在城西路北立“归德侯岑彭、全椒侯马成故里”石碑一块，此碑收在枣阳博物馆保存。
我们最后来看有关枣阳的楚国文化的史迹。枣阳在周朝早期就归属楚国，由于地处“沮、漳、江、汉”地区，是当时楚国统治中心，楚文化史迹丰富。一是位于枣阳城东南21公里处的九连墩是战国大型楚墓群，九座楚墓南北走向排列达3000多米，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底，发掘1、2号墓，出土文物1300多套4000多件，包括青铜器、鼎、簋、人擎灯、玉壁、编钟、编磬等；并出土竹简1000多支，木制漆器虎座凤架鼓、缶、豆及兵器、丝织品等价值极高的精美文物；还发掘两个大型车马坑，1号坑33乘车，2号坑7乘车，共80多匹马。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楚墓车马坑，六匹马拉一部车是“天子驾六”规格最高的车马，保存最完整的马车，最具代表性的虎座凤架鼓，最大的楚铜镜及精巧梳妆盒，竹简数量最多等，集战国楚墓之大成，引起了世人瞩目。二是曾国墓。于1973年在熊集段营村发掘的曾国墓，出土青铜器鼎、簋、盘等文物289件，铜鼎内壁有铭文18字，清晰可辩，经专家鉴字为春秋时的曾国墓葬。三是1983年在吴店东赵湖村出土的青铜器鼎、簋、壶等文物均是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器物，文物价值很高。四是唐子山道观，自古以来就是道教活动场所。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道教尊老子为鼻祖，而老子、庄子、屈原、宋玉是楚文化的代表；屈原第一次流放地就是在汉水之北的若地，若是在今宜城东部，即接近枣南山区，在这期间屈原创作了《天问》、《九章》等诗作。五是象弓河遗址。在新市镇象弓河村后，东西宽350米，南北长千余米，是周朝时楚人的居住遗址。六是阎家小河遗址。在鹿头镇阎家小河村，东西宽250米，南北长400多米，是周朝时期楚人居住的遗址。七是老坟岗遗址。在鹿头镇邓店村老坟岗上，南北长450米，东西宽300多米，是战国时期楚人居住的遗址，等等。
综上所述，枣阳有关东汉文化、楚文化的史料丰富、遗迹甚多，有关刘秀的史实、传说家喻户晓，甚至是妇孺皆知；楚文化中艰苦创业、刻意求新、朴实灵巧、刚柔兼济、热爱祖国等精髓早已深入枣阳人心；丰富璀璨的楚汉文化是枣阳历史文化的结晶，也是枣阳人民的骄傲，所以把枣阳称为“楚汉文化走廊”是有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的。
四、炎帝神农都邑
雕龙碑遗址是国家级重点文化保护单位，被考古学术界命名为雕龙碑文化。汉水流域是我国上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枣阳属于汉水流域，处于长汉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交汇地带，我们的祖先于远古时就繁衍生息在这一地区，创建了灿烂的文化。雕龙碑古文化遗址是距今6000多年典型的保存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氏族聚落遗址，位于城东北25公里处，面积5万多平方米。1990年至1992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在已发掘的1.5万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3个不同时期的房屋基址21座，窑穴75座，土坑竖穴墓133座，陶瓮葬63座，动物葬23处，出土了4000多件斧、铲、刀、锛、凿、耠、犁、镰、镢等石质生产工具，以及很有研究、观赏价值的钵、碗、盘、盆、壶、瓶、缸、瓮、鼎等黑、红、灰三种颜色的陶器生活用品和装饰品。尤其令人惊叹的是我们祖先居住的建筑，已经使用了石灰、类似水泥的建筑材料，将房屋建成单元式结构，并使用推拉门结构的房屋门。在发掘的房屋遗迹中，最大的一座长11.5米、宽8.8米，总面积达100多平方米，房内隔成7个套间，功能较齐全，每个房间都装有木质结构的推拉门；四周墙壁及房顶残骸全是火烧土筑而成，呈火红色，质地坚硬；地面也进行了硬化。特别是将房屋建成单元式结构，并使用推拉门，这在考古中是前所末有的重大发现。
雕龙碑遗址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在炎帝神农时代的房屋建筑水平最高，据有关专家论证炎帝生于随县厉山小山洞而居住于枣阳雕龙碑都邑。雕龙碑遗址处在古代南北文化接壤地带，由于南北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使其产生了一些不同于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形成独具特色的新文化类型——雕龙碑文化，对研究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交汇地带新石器时代文化乃至探索中国都邑产生、人类文明进步史，都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雕龙碑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是枣阳历史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