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庆哥
“老弟，回来啦！”刚进村口，有人对我打招呼。一看，是家庆哥。
“家庆哥……”
好几年没有见到家庆哥了，猛然见到，他的变化令我吃惊：干瘦黢黑、牙齿发黄、两鬓斑白、衣衫破旧，两只手如干裂了的树枝，个头也矮小了许多……你根本无法把他与一个有着八年军人生涯、当年走路说话一招一式无不显现着军人气概的家庆哥联系起来。看到家庆哥的样子,不由人生出强烈的沧桑之感。
家庆哥是我同村的族兄，大我十五六岁，六十年代初参军，六十年代未退伍。据他讲，他是在东北边陲的一个大部队里当“上士”（炊事员之上，司务长之下负责连队伙食采购的炊事兵），曾经为部队运送物资，跟过很大的车队，见过很威武的阵式，还在内蒙、新疆驻过防，有很多有趣的经历。他会讲一些“啊妈妮、旦白一所”等朝鲜话，能唱几句“雅可西”之类的新疆歌，还知道“大豆”“土豆”“人参”，“熊掌”等我们根本没有听说过的之类的东西――这足可见他是见过世面的。他的这些经历，令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们羡慕和佩服。当然，最令我们佩服的，是他的敢说敢为和公正无私。
家庆哥很有军人气概，说话办事硬打硬，就连下田进地，也是昂首挺胸。复员后不久，县公安局把他从农村招了去或者是聘了去，当公安干警。这在当时也是很了不起的，村里人都说他“鲤鱼跳了龙门”。而以他八年的军人生涯和耿直的性格，做公安干警正是人尽其才呢。他常从县上回来对我们说，他如何在黑夜逮坏人，如何从四川追逃犯，如何为监狱站岗放哨，领导如何如何信任他，他对工作又是如何如何地尽心。这些，无论我们小孩子或村上的大人们，都没有人怀疑的。可是不知啥时候，也许是过了两年或三年吧，他又回到村上干起了农活。这回他没有说原因，我们小孩家也并不知回来对他意味着什么，没人在意这些事情，只是觉着他回来了，我们又多了个有趣的大伙伴。后来人们传说，他追回一个犯人，审问时踢了几脚，不料那犯人的腿竟不经踢，断了；家庆哥兴许就是因此而被解雇的。当时，也没有听到他有什么怨言，直到现在，我们也没听到过他对此事的看法。只是后来城乡差别大起来，公安干警与农民有了天壤之别，村上人不停替他惋惜。
在村上，他是最能平等对待我们小孩子的。他总爱绘声绘色给我们讲他在部队的种种经历，也总爱与我们一道评论村上的种种事情，他的心境与我们小孩子极为接近，尤其是他的公正公平观念，与我们几乎相同。生产队分东西总是让他掌称，记工分让他当记工员，后来让他当会计、当保管，因为村里人都知道，他干这些事，大家才放心。一次摘棉花回来，人多需排队过称，他的母亲要插队，他就十分严肃地让母亲去后面排队，以至于母子俩争吵起来。最后他还是亲自把母亲已插到前面的棉花筐又拎到后面去，气得母亲大骂“不如生下时掐死算了！”他见了谁干活不出力，谁拿了公家一粒粮食，都会当面批评，有时甚至会暴跳如雷，就是对于他的顶头上司队长或书记，多吃多占的钱款也必定不给报销。大约只当了两年会计吧，就给换了。理由是：“这样的二敢子，要不得。”。
家庆哥复员时，正值让人们发疯的“文化大革命”，后来我总纳闷他为什么没有参加“造反派”，他的资格和影响足可以当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的一个造反派“司令”或副司令，至少也可以当个中等头目。可是他竟没有参加，也没有参加人人痛恨的“棒子队”，更没有参与“斗争”、打人的事。（当时斗争人、打人是合法且时尚的）。那时候，他经常提着一桶石灰水，朝墙上写各种各样的政治标语，我们常常就跟在他的后边帮忙，帮着拿一拿用来写字的扫帚什么的。他虽然没多大文化，大字却写得周正有力，许多人家后墙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等大字标语，都是他写的。现在回村里，有些人家墙后他当年写的标语，仍然依稀可辨。
到得我堂兄院中，请家庆哥坐下，递上烟茶，他便又起了话头。
“老弟，你这几年没回来，这农村真是不像话了！”他猛抽一口烟，“一切都靠钱，没钱就别谈事，谁也不管谁了。堰塘里没水，没人管；牛羊被偷，没人管；山上的树木任人偷砍――就是昨天大白天就敢砍，谁管？社员打架，没人管，就是闹出人命也没家管；村干部贪污、多吃多占，谁管？可是这摊派那摊派却有人管――不给的话，就牵你的猪、牵你的牛，咳……咳……”他猛烈的咳嗽起来。
乘他喘气的当口，我仔细地打量着家庆哥，想找出一些当年的英姿来，可是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能够找到。
“现在，老哥我去收破烂了，不收有什么法儿？种地赔本，粮食卖不出价钱；我六十有一的人了，你嫂子有病，我的身体也不好，看病要钱，出工要钱，小孙子上学要钱，前几天你的侄儿媳妇（家庆哥的儿媳妇）给村干部争了几句嘴，想不开，半瓶农药灌下去，死了；留下两个小娃娃……不收破烂有什么办法？”
我看他身上的穿戴，上下一身蓝，不知是一种什么制服，竟还有些质地；帽子也是蓝色，还是呢料；脚下一双黑色皮棉鞋，也还半新。这与村上人的穿戴不符，更与他的家境不符――他应是穿不起的。我猜想，这是他收破烂所得的心爱之物，留作己用了。
“现在的世道太乱，就是收破烂，也不得安身，前天收了个好点儿的自行车，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野地里，窜出几个小青年，硬是要抢去。我死不放手，他们骂：‘老家伙要钱不要命’打了几拳还是夺了去……”家庆哥说话的声音很大，他的耳朵已很有些失聪，生怕别人听不见，也不管别人是否夜深人静应合，只管自己大声说着。
旁边有人戏言道：“老家庆，你应该拿出当年的劲来，揍他些小王八蛋！”
在我的印象中，若以早年的家庆哥，遇这样事，肯定是怒目相向，摩拳擦掌，甚至于“一拳撂他一个”的。
可是家庆哥说：“现在的小青年，你敢惹他？我一个老头子搞得过他们么？他再给你一刀……”家庆哥平静地解释着，他已没了往日的怒气。遭抢的事，像是别人遇到的。
家庆哥的回答，也许是最符合逻辑的。再度端祥他时，他平静地抽着纸烟，精瘦、刻满了皱纹的古铜色脸上，竟看不出什么表情。
呵，是啊，世事变了，家庆哥已经老了呢。
2002．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