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功过是非终由人民评说——“我记忆中的曹野”
“我们印象中曹野的最大特点是作风上雷厉风行”
（李萍，市冶金公司原工会主席，曾任电视机厂副厂长、纺织局副局长）
李萍是襄樊电视机厂最早的副厂长之一，也是后来郑家山电视机厂的建厂元老。我采访她的目的是想寻找电视机厂由兴到衰的踪迹。但却顺便听到了一些有关曹野的故事。
那时的李萍是厂里的团支部书记，也是当时襄樊市有名的铁姑娘。
那时的李萍象后来的影视剧里的知青一样，成天穿着男人一样的衣服，和男职工干着一样的繁重的体力活。她带着几十个刚从下乡知青中招回城的青年工人，用曹野时代的特有的热情、一种“不要命”的劲头争风夺秒的抢筹建。（李萍说，“抢”是曹野常用的词）真正是顶烈日、战严寒，风里来、雨里去。砌车间的石头靠人从石场往半山腰的工地上抬，水泥、红砖要人用板车往山上拉。水泥用火车运来卸在火车站，李萍带着一帮青工一包一包的从站台上抱上板车，再一步步拉到20多里外的郑家山工地。没有节、没有假，还天天加班。
李萍回忆起年轻时的热情感慨万千。“曹野当书记对电子工业十分重视，当时不晓得哪里来的那股子劲，那么重的活不觉得累。手、肩膀磨破一次又一次。曹野十分关注电视机厂的建设速度。隔不了几天就要到工地上来看进度。这使本来已经很紧的弦绷得更紧。建总装车间时曹野又来到工地，问工地负责人是谁。工人们都指向一身灰土的我，曹野一看我是个小孩子很有些惊讶。问了基本情况之后，曹野指示说要赶在“五一”节前竣工。问我有没有把握。我一看离“五一”没有几天了，就说实在不行。心想他肯定要批我。”
“曹野的特点就是作风上雷厉风行，最讨厌那种四平八稳温吞吞的人。”李萍对这一点印象很深。不过那天曹野并没有批评李萍，一个小姑娘带一班小青年这样下力已经不容易。只是对她说：“要加紧赶，抢时间啊……”看得出他是暗自着急的。
事后有人说李萍没能评上“十朵金花”是跟她在工地上向曹野的表态有关。“十朵金花”是当时妇女界在全市各战线评选出来的青年标兵，享有很高的政治荣誉，是实质上的各局、厂的后备干部苗子。如果李萍当时拍胸说“坚决完成任务”，肯定后来也能当选“十朵金花”。
李萍没感觉出这次表态对她的影响，凭着实干她还是当了副厂长、副局长。但李萍说有一个人确实是因为表态丢了职位的。这个人就是原电视机厂老厂长马保彦。当时电视机刚刚投产，曹野对电子工业十分重视，思想也很超前。在全市工业大会上，曹野突然把马保彦喊起来，问：“马保彦，你们厂能不能想办法上计算机？”计算机在70年代还是个陌生领域，连那种国外进来的小计算器都还是希罕之物。曹野说的计算机实质就是现在的电脑。好多人连听都没听过，马保彦就没听说过。当时被曹野喊起来后马保彦成了“蠓虫”，一头雾水，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说：“计算机？啥计算机？我们厂咋搞得了？”
曹野什么也没说让他坐下。但是几天之后马保彦的电视机厂厂长就被免职了，让他到纺织上一个小厂去了。
李萍对这件事没有发表看法。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不赞扬曹野这种用人观念。虽然计算机是新生事物，作为一般人不知道也在情理之中。而作为马保彦就不应该不知道，身为一个电子行业大厂的厂长，连计算机都不知道，你这个厂还能有希望吗？后来的事实证明，电视机最终垮掉的诱因恰恰正是从用人开始的。
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李萍感触颇多。李萍属于那个时代的创业者。过量的体力劳动给她落下一身疾病，但她并不后悔，反倒对那个年代生出许多怀念。“那时候凭实干，要想要所作为，你必须干出名堂来！现在想想当时的劲头也不知是从哪来的。” 其实答案李萍早已给出。曹野本人富有激情的工作精神和雷厉风行作风为全市树立了楷模，市委书记的工作劲头影响着整个城市。
曹野是那种为了工作而活着的人
（王同庆，退休干部，襄樊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曹野任市委书记时的秘书）
提起曹野，王同庆一时不知怎样开口，因为时间久远，要忆起30年前的故事，需要一个思考的过程。但是王同庆很快调整过来了，仿佛回到了那个难忘的年代。也许是曹野这个人的特殊魅力，当提到曹野的名字王同庆很快就激动起来。
“应该怎样评价曹野这个人呢？因为他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给他打下了争议型人物的烙印，以后人们就一直延续这个说法，但多数是人云亦云。我现在是退休的人了，淡出了政治圈，说话也就没有过去那些顾虑了。其实我跟曹野时间也不长，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因为他当市委第一书记也只有两年多的时间。
“因为我跟曹野同志当过一年多秘书，后来有人就把我归到曹野阵营里，说我是曹野的人。其实那时候曹野思想上根本就没得圈子这个概念。 他要是讲圈子，襄樊的工业当时就不可能有那样的局面。曹野用人从来不问来路，监狱里劳改人员他也敢借出来用。只要你能干，他看准了就立马用你，真正的不拘一格。但是他布置的任务你要完不成，他马上会在大会上当上千人的面批评你。一点面子也不留。只要有那么两次他就不要你干了。曹野的事业心特别的强，也是我见到的少有的务实派、实干家、工作狂。大多数人们是为了活着而工作，而曹野是为了工作而活着。他当时就住在老市委那个两层的办公楼上，东边带钥匙头的，也就只一小间。旁边是办公室，但很少能在办公室看到他，早上天刚亮就出去了，主要是到工厂企业，挨家挨户跑。到厂里就直奔车间，问车间主任、问当班的工人生产上有什么问题？发现一个问题，必须当场解决。如果牵涉到其他单位，他会当场将所有关联单位的领导全部找到现场来。也就是现场办公会，是谁的问题由谁当场表态解决。一切为生产开绿灯。所以每天不到晚上11点他不会回来。所以在曹野当书记的时候，我们市委办公室的人不到晚上11点都不敢离身，不定他什么时候回来，不定他会发现什么问题，要你写什么材料或是通知什么会议。
“我印象中他对烟厂抓得最具体，因为烟厂在财政中占的比重较大。他几乎每天都到烟厂去，记得当时他具体抓的是二车间，卷烟车间。这是生产的瓶颈。早上比工人去得还早，他发明了班前会和班后会制度。就是早上上班前车间开个会，把一天的任务和要求以及注意的事项都讨论一遍。让每个工人都明白当天工作的要点和目标；晚上下班后开个短会，把一天的生产总结一下，评出先进、找出问题和不足。开会还不能占用生产时间，这就使每个职工都要提前半小时上班。七点半开班前会。曹野每天早早赶过去，就是要参加那个班前会。冬天天亮得晚，曹野每天都在六点起来，六点半骑了车子往厂里赶。”
“那时候市里没有小车吗？”听到市委书记骑自行车，我忍不住有些好奇。
“市委有小车，一辆伏尔加、一辆吉普。但曹野轻易不坐汽车。”
“他自己起这么早，可把我这秘收给害苦了。我那时住在襄阳四季青那边，离市委有些远，赶过来很紧张。曹野出门太早，逼得我比以往起得更早。有一回来晚了，曹野自己走了，不知到哪个厂去了，大家说秘书把书记跟丢了，弄得我很难堪。后来到打电话才在一个厂里找到他。曹野却没有批评我。他知道我住得远。但是我自己再不敢马虎。每天提前一小时起来，赶到市委来大门还没开，我就坐在大门口的台阶上等候开大门。
“我听别人说，你还曾经把曹野撞倒过？”
此时王同庆十分感慨，他说“曹野工作太硬了，跟他当秘书实在太累了，每天早上那么早出门，我都受不了了。有一回早上从烟厂开完班前会，我们一前一后骑自行车回来。骑到老襄阳县的招待所附近，突然从斜刺里横窜出一辆自行车，这是一个上早学的孩子骑的。曹野措手不及，要不急刹车，就会把那孩子撞倒，曹野只好自己把自行车往斜里猛一拐，那小孩子从曹野身边出溜窜过去了，曹野避让小孩闪过来，正与紧跟在后面的我撞上。曹野被撞倒了，我也刹不住，结果我的自行车从曹野身上压了过去。我当时吓坏了，他毕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要撞骨折了可怎么办？
要求他上医院，他没有去，拍了拍灰说没事，又骑上走。但我从后面看得见他骑车的姿势和速度判断他真的被撞得狠。过了两天还是上了医院，背上有些肿。
当时我的秘书科长余大宽同志批评了我，并且马着脸要把曹野的自行车钥匙收了。所以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曹野只能走着去，他有些恼火。因为他不能老是坐车。“一个领导怎么能天天坐在车上？那他知道什么？”
后来曹野挨批了，调走了，人们跟我开玩笑说“曹野倒了，就是你把曹野撞倒的！”
“这种玩笑我开不起来，我很难受，因为我很敬重曹野，从心里佩服他。”
我给曹野当过秘书，直到他离开襄樊。 一直是很平常的上下级关系。他并没有像现在的领导人一样给秘书作特别的安排。我们的职务也是他走后凭资历按部就班提起来的。所以后来人们也据此不再说我是曹野的人。因为曹野用人没有界线，没有圈子意识，看的是需要。那时为了保证烟厂正常生产，他还不得不起用一些造反派。后来给他罗列罪状时有些人不顾客观实际和主观动机，硬给他加上这一条，实在是冤枉了他。因为当时文革并未结束。我记得全国的烟厂都基本停产了，唯有襄樊烟厂生产正常。因为曹野采用‘以夷制夷’的绥靖政策。巧妙的利用了造反派。他在驻烟厂的工作队里掺进了两个造反派当副队长，结果这两个副队长生产中不起什么作用，但他们挡住了外来造反派对烟厂的冲击。当时襄樊地区著名的造反派头子张大麻子开了宣传车，架了高音喇叭从烟厂里喊进喊出，要人们停产上街闹革命。但整个烟厂却没有一个人出去。在当时，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全国好多烟厂都停产了，武汉那么大的烟厂也在造反派左右下无法生产。武汉钢铁公司只好派人来向襄樊求援，要求襄樊工人给大武钢的工人兄弟们解决吸烟问题。曹野也趁势找武钢要回来不少钢材。
记得那一年襄樊光是烟厂的财政收入，就和整个湖北全省的农业税收入不相上下。
王同庆感叹说，这个成绩实在不容易，当时曹野工作环境并不好，大环境还是在文革期间，中央上层两种路线斗争一直在持续，小平同志上台抓工业生产、抓各个领域的整顿刚有个头绪，“四人帮”又把他再次打倒了。下面抓工业生产也不理直气壮。曹野就是在政治夹缝里抓工业的。当时襄樊市归襄阳地委管，曹野是地委常委，但是在市委这边却有一个真正的一把手，市革委会主任、市委书记是军事代表杜维发。杜维发是市里一把手却又不是地委委员。而曹野是排在杜维发后面的革委会副主任，副书记，却又是地委常委。这使曹野很尴尬。杜维发也很计较名份，市里干部们习惯称他们“杜主任”、“曹主任”，杜维发便经常在大会上讲，“主任就是主任，副主任就是副主任，不能混淆。这是原则。”大家都知道这是针对曹野的，因为曹野抓工作硬，抓工业懂行，杜维发是个军队政治委员，基本不懂地方工作。
但曹野很顾大局，他多次对杜维发表态说：“我明白自己的位置，进了河那边（指襄阳地委机关）的大门，我是地委常委，回到这个院子（指襄樊市委机关）我还是你的助手。”
“ 所以有些人认为曹野抓权力，其实不是，曹野要的是事权，他的一切目的是把工作抓上去，把生产抓上去。”
“曹野跟谁都不发展私人感情，但现在人们都很怀念他……”
（余大宽，退休干部、曾任襄樊市樊西区委书记、市经委工会主席，曹野时期任市委办秘书科长）
“曹野同志当市委书记期间，我在市委办秘书科工作。”
余大宽是个生活低调的人，我找了好久，才在樊城宾馆找到了他的家。这座昔日襄樊市最好的宾馆现在已面目全非。较好的地段做了区委的家属楼。剩下的一点地也已卖给了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住的家属楼在最边角上，周围已拆成了断墙残壁。他家就住在顶楼上。这是他爱人的房子。许多像他这个级别的干部已是搬了又搬、换了又换。这个曾经当过区委书记的正县职干部却住在这样一个角落里。我说了我的疑虑之后，老余笑笑说：“往好处比哪比得完呢？这比曹野时代强多了。他当市委书记那会，只有两间房，还不连在一起。他自己在办公楼上住了一个单间，老人和孩子们就住在大门口一间红砖小平房里。”
说起曹野，老余感慨不已，他说像他那样的领导作风后来再也没见到了。说着似又觉得不妥，忙补充说：“当然，现在时代变了。工作方式也在变。也不能简单的同那时候比。”
老余回忆说：“我在秘书科当科长，要说是专门为领导服务的。可是曹野这个人在生活上从不讲究，从不给我们布置过他家庭里的事。他的妻子和孩子跟其他干部职工的子女一样，从没找过办公室给他们办什么私事。平时连曹野自己也吃食堂。到吃饭时从下面赶回来排在大伙后面买饭，回来晚了就让食堂下碗面或是把剩饭热一下。他那时会很少，一般都是在基层解决问题。平时他下去也不用车，市委有两辆小车，他很少动，主要是骑自行车。说是人家在干活，你坐着小汽车跑到车间里，人家工人咋看我们？直到有一回他骑自行车被撞，肋骨受了损伤了，我才批评了给他当秘书的王同庆，要他把曹野的车子钥匙收回来，可是曹野不给，最后我只好自己出面找曹野，说是机关自行车配得不够，办公室有的干部出门没车子骑。他才把自行车钥匙交了出来。为这事他埋怨了好些回，说他没有自行车下去不方便了。但他还是很少用轿车，近处走过去，远了坐车去也把车停得远远的。经常找干部们借自行车。”
谈及工业布局，余大宽说他不太清楚。因为他只是在机关里，负责落实领导交待的具体事务。
“不过具体的工业思路大家都知道。因为市委的简报、文件、下传下达中间的通知都看得出。他很重视抓名牌产品，当时白鹤牌香烟、松鹤牌床单、襄樊特曲、海鸥牌缝纫机、瑶池牌洗衣机、都是全国畅销的产品。他抓得很具体，白鹤香烟和松鹤床单这些知名商标的设计图案都是他亲自审定的。那时主要是搞产业布局，抓名牌产品，化工、纺织、电子信息、激光、数控、几大工业区布局都是按他的思路建设的，后来他走后郝风武又继续完善。当时襄樊的工业布局连国务院领导来看了都认为很科学。但是……”
老余叹了口气，“后来没能按这个思路延续下去，像是猴子掰包谷，渐渐都丢了，因为每个领导各有各的思路……”余大宽不想再评价历史，便转换了话题。“再后来我就下基层了，机关里的事也不太清楚了。”
我问他下到什么地方，老余说：“是一个电机厂，很小，生产上不去，工人发不下工资，曹野就让我去当党委书记。” 我有些纳闷，“你是他身边的人，怎么不提拔还把你派下去了呢？”
老余笑了笑：“曹野就是这样个人，他跟谁都不发展个人感情，他越是信任的人反而越是往艰苦的地方派。不过那时都是这样。领导与下级没有私人感情。”
我问曹野在任时有没有和谁特别好的关系。余大宽说，“其实他对谁都不错，也对谁都很严厉。对基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特别好，对中层以上的局长、厂长要求严。不知道啥时候因为工作不满意就被他抓住批一顿。但是这不影响人们对曹野的感情。现在说起曹野，人们都怀念他。 ”
我托老余帮我找一些曹野时代的工作照片，老余说，“这个恐怕不好找，我们手里都没得，因为那时不像现在媒体发达，领导开大小会议都要录相、照相、登报、上电视。那时不兴这。”他搬出像册找了一气竟没找到一张，他记起曹野去世前回过一趟襄樊，老部下都去聚了聚，曾在科技馆合了一张影，也不知后来有没有冲洗。
我无意中在他家发现了一件曹野时代的文物。他的卫生间有一台红色的单缸洗衣机， 老余说，“这就是襄樊产的洗衣机，当时销得很好。其实性能也很好。到现在也没坏过，收废品的来了几回，我没舍得卖。至今还在用。”说着老余插上电源、扭动开关，洗衣机马上飞速转动起来。
我赶紧拿出随身带的相机，将这台宝贵的“文物”拍了下来。我要走时老余感到没帮上忙，很有些抱歉，送我下楼时为我提供了几位可以采访的干部名单。说烟厂的事人大的江长发同志最清楚，他当时在那里当头头，没少挨曹野的批。我说，曹野好训人吗？老余说，要说这也是曹野一个缺点。他工作要求严，过硬得很。他布置的事千万不敢马虎，你以为他随口说的，其实他都记得。过几天就会找过去检查，看你落实了没有。 谁的工作没搞上去，不管平时关系再好，他会不论场合把你训得抬不起头。还经常开批判会。把全市的厂长找来讨论你。
说着老余即兴给我说了个小故事。当时他已下到电机厂当书记，并且很快扭亏为盈，把生产搞了上去，“但曹野并没有表扬我。到腊月二十八下午，看看要过年了，我在下班时顺路买了几张红纸门神对子（春联），没想到碰到曹野了。他连客气话都没有一句，劈头盖脸就指着我手里红纸说： “嘿，你还有心思过年？革命化春节你布置了没有？”
“我吓了一头冷汗。心想不知他啥时要在会上批我呢。”还好，后来他像忘了这件事，也可能他意识到说过头了。
我说：“那这样恨曹野的人不是很多？”
老余笑笑说：“他对谁都这样子，大家都习惯了。反而没有谁恨他。因为他为工作。现在说起他，都很怀念。”
老余断断续续的回忆把我带回到了曹野的年代。想想时下的干群关系和人际关系，心头不由升腾起一种复杂的感情来。
“襄樊工艺美术事业的奠基人也应该是曹野……”
（严永渊，著名画家、高级工艺美术设计师、曹野时代曾主持全市轻纺工业产品设计。）
著名画家严永渊今年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这是襄樊美术界广受尊敬的专家，也是襄樊工艺美术事业的奠基人。已故著名书法家王树人老先生的作品最初就是通过他创办的美术公司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打出国门的。他最初招进来的一批年轻学员都成为了襄樊乃至湖北地区工艺美术界重量级专家。曹野时代他曾主持了襄樊许多轻纺工业产品的花型设计和包装设计，也为襄樊培养了一批工艺美术设计专门人才。朋友们告诉我要写曹野时期的工业严老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因为当时他负责全市轻工纺织产品的设计，是曹野最信任的艺术家，也是曹野的工艺美术参谋。严老社会活动较多，找了好几次才找到他。然而一旦与他联系上，老艺术家的热情竟让我有一种感动。严老听我说明了金犁公司的创意，连连称赞“这是一件极好的事，一件功德事，那个时期确实值得回顾和总结。”严老师不仅认真回顾了曹野时代工艺美术事业对轻纺工业的促进，还追忆起许多感人至深的场景和故事。并找寻出一些曹野亲自审查讨论过的产品设计画稿。但我知道这不是老艺术家对一位作家的重视，而是老人对那个难忘年代的深深眷恋。
“要说我是襄樊工艺美术设计的奠基人不敢当，其实真正的奠基人正是曹野同志，在曹野之前，襄樊根本不重视装璜设计。没有曹野就没有襄樊的工艺美术队伍，也不会有后来畅销全国的床单、香烟、缝纫机这些名牌轻工产品……”严老陷入了遥远的回忆之中。
严永渊祖藉襄樊，1935年出生于武汉，50年代从华中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去了黑龙江。工作10年后重归故土襄樊，任教于市一中。文革中发配到襄北干校劳动。在沙市有过抓名牌产品经验的曹野当时是市委副书记分管工业，他发现襄樊工业产品不重视装饰设计，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便决心从设计包装这个薄弱环节寻找突破口。他要人们推荐一位懂工艺美术的专家，有人就推荐了严永渊。因为严永渊从东北回襄樊后搞过相当长时间的设计工作。但当时严永渊还拖着政治尾巴。有人说严永渊还没“解放”还要继续批判改造。曹野说：“我们用的是他的专业特长，没有改造好那就边使用边改造。”在曹野的坚持下，1972年初春严永渊离开农场回到市里，主持市针织厂的产品设计工作。
说到这里，严老师感慨的说：“重视人才是曹野的一贯思想，他在沙市也是这样的风格。”严老师讲了曹野在沙市的一个故事。当时刚去沙市曹野就开始抓产品设计，他到处搜寻人才。后来得知市委机关有个懂美术的干部，水彩画画得极好，但是因言论过激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入狱了。曹野竟担着政治风险四处奔走，终于从监狱把这个干部给放出来，让他专门负责轻工产品设计；另一个叫熊家庆的画家在文化馆坐冷板凳，曹野把熊家庆也调过来搞设计。这两个人有感于曹野的知遇之恩，创作热情和灵感被充分激发了出来，后来果然不负曹野，为沙市的床单和荆江牌保温瓶设计出了许多深受消费者喜爱的花型。熊家庆设计的床单图案“满篮香”、“海阔天空”都获得了国家级大奖。曹野说，“纺织品关键是设计，布是一样的布，如何让人看了赏心悦目，卖的就是一个花型。”
严永渊在一边进行自己的设计创作，一边按曹野的指示组建全市轻工纺织系统的设计专业队伍。
一批从事设计专业的人才从各地调到襄樊来，这是曹野为后来大规模招引人才进行的一次预演。一个叫吴鄂东的人从新疆调了过来，安排在轻工局设计室；后来曹野调走了，市文学艺术界成立，吴鄂东调入文联从事文学、美术理论研究，成为襄樊文艺理论界领军人物；
一名叫常捷的画家从西安调了过来，安排在了提花织物厂，成为提花织物厂的台柱子；
一个叫杨昌顺的画家从西安调来了，因为爱人在乡下小学，这一直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杨昌顺看到曹野很信任严永渊，就托严老师帮他找曹书记求情。
严永渊当时其实没有任何职务，身上还背着黑锅。他只是受曹野指派组建队伍，杨昌顺的话让严永渊很为难。但严永渊是个热心善良的人。他看到杨昌顺焦急的样子，想了想说：“我实在没有把握，这样吧，我陪你一起去找曹书记试试看。”
两个画家忐忑不安地找到曹野，杨昌顺虽鼓足了勇气却吞吞吐吐怎么也说不顺，只是说；“不该给领导找麻烦的。”但曹野已经从他短暂不连贯的话里听出了意思，说：“你是要解决家属问题吧？我知道了你不用说了，这事你不用管了。”就这样，两分钟时间就搞掂了。杨昌顺却仍是忧心，自己与市委书记非亲非故，对他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事，他不敢相信这么简单就能解决。
然而没过几天，他那小学教员的妻子就由偏远的农村调进了襄樊市，安排在卫生纸厂搞政工。
曹野说，单指望从外调人才是满足不了襄樊轻纺工业发展的。要有强大的轻纺工业就必须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高水平设计专业队伍。于是严永渊帮助纺织局各厂组建了设计室。大厂不得少于15人，小厂不少于5人。很快轻工纺织系统就有了一百多人的队伍。但这些人大多没受过专业训练，水平都不高，当时兴“7.21”职工大学，曹野就让严永渊以这种方式突击培训。
“上海是全国的轻工业龙头，工艺设计水平最高，我们从上海请来了工艺设计专家给学员讲课，湖北美院、天津美院也都经常有教授来授课。现在国家一流的画家孙其峰、白庚延都来襄樊讲过设计课。”
严永渊如数家珍的列了许多名人的名字，但我没有能记住。
曹野从此对设计人员更加重视，这些人才在他心目中有特殊的位置。严永渊什么官职也没有，却是曹野的“高参”。除了工厂外，曹野去得最多的就是轻工纺织设计室。有一天晚上严永渊带着几个人正在烟厂加班突击设计烟盒。到了晚上11点，烟厂党委书记刘明普让食堂给加班的设计人员一人下了一碗肉丝面。正要吃时曹野忽然来到设计室。一看人们面前只有一碗面，就对值班的说“把你们刘书记给我找来！”刘明普慌忙跑来，曹野指着面条说：“刘书记，我给你请这些专家帮你加班你就给人家光吃面？”刘明普忙叫人把面条撤下去，又让食堂炒了几个菜端了来……
严老说起几十年前的故事仍很激动。眼眶也有些红。他说，“曹野对人才的重视并不只是生活上，更重要的工作中善于听取专家的意见。”
有一年严永渊在上海参观全国工业展览会，见到了许多新产品，很有感触，觉得襄樊应该及时跟上，就给曹野写了封信，把展览会见闻和自己的意见一股脑说出来。但等到严永渊从上海回来，他的信已被市委办公室作为简报向全市转发了。
“我只是一个搞艺术的设计人员，我的意见竟然被市委转发，使全市的工业设计人员都感到了市委对产品设计的重视。”
这种政治上的信任感往往比生活上的关心更让知识份子们感动。以严永渊为代表的一批工艺美术家具有了一种更强烈的责任感。他们觉得如果不把产品设计好，首先就对不起曹书记。
中国的“士”是肯为知己者去死的，这些设计人员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
解决了家属的杨昌顺就是怀着这样一种报恩的心情，没日没夜的拼命工作，创作了许多深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图案。如襄樊烟厂最著名的“白鹤”牌香烟，就出自杨昌顺的手。“白鹤”与严永渊设计的“丹江牌”、韩华设计的“襄阳牌”一度成为支撑襄樊烟厂的名牌产品，曾长期风行整个中国。
当时颇受曹野重视的青年设计人员倪永瑞（现任床单厂党委书记）设计的“松鹤延年”获得国家银奖和纺织部一等奖，在市场上一直畅销、经久不衰。
接着曹野又抽严永渊出来筹建工艺美术公司，严永渊物色了几位画家，又挑选了一批喜爱工艺的年轻人。“比如曾任襄樊美术学副院长、现在无锡美术学院任教的舒湘鄂、市里有名的画家房风歌、李淑明等都是从美术公司走出来的……”
美术公司一成立，首要任务就是为广州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做准备。广交会的影响在当时你是知道的。曹野要求严永渊把襄樊工艺美术产品打进广交会。准备了一批作品，主要有米芾书法碑刻拓片、王树人的书法作品、严永渊的工笔画《三顾茅庐》、《木兰从军》、《黛玉葬花》等一批作品在广交会上吸引了众多国外客商的眼球。销路十分好。襄樊对外文化产品出口实现了零的突破，王树人、严永渊、倪世伟、李叔明等一批襄樊书画家的作品也就从此走出了国门……
这批人成为襄樊工业产品设计的顶梁柱，也使襄樊工业设计在全国全省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后来湖北省织织工业局出经费委托襄樊在隆中承办全省纺织系统的产品设计培训研修班，足见襄樊工艺设计之地位。
“没有曹野，就没有这样襄樊这支工艺美术设计队伍。所以说曹野是襄樊工艺美术设计事业的奠基人一点不过份……”
作者的内心独白：
严老的话充满了对这位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的领导人的怀念。而他谈的两个小细节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一件是曹野一次开全市工业会，到会的厂长们一进门就接到了两颗水果糖。厂长们很是高兴，心想平时严峻的市委书记也有幽默轻松的时候。竟像待小孩子一样给我们发糖吃。就很快把糖嚼了吃了。糖纸也随手扔掉了。
开会时间到了，主持人宣布开会。请曹书记讲话。曹野没有讲话却忽然问大家：“我给你们的糖呢？”厂长们七嘴八舌地说“吃了。”有的说“还真甜呢。”
曹野问：“糖纸呢？”厂长们说“扔了！”
“你们扔了？”
曹野说：“你们都把糖纸给我找回来！”
厂长们面面相觑，心想曹书记真怪，糖吃了糖纸不扔干什么？却又不敢言语，只好埋头四处寻找。等人人手里都有了一张糖纸，曹野才说“我今天开的就是这个糖纸会，你们好好看看这张糖纸。”
厂长们这才认真打量手里的糖纸，见这小小糖纸十分漂亮，闪亮的玻璃纸上画着精美的图案，便觉得爱不释手。
曹野这才说了主题：“我不是请你们来吃糖的，是来跟你们研究产品包装的，你们看看人家在一颗小小水果糖上下了多大功夫？想想我们的产品为什么质量丝毫不比别人的差，为什么卖不赢人家？”
厂长们这才明白会议的宗旨。产品包装也从此为襄樊企业界所重视。
另一件是曹野带给许多部门的不习惯。曹野在任时对每项重大产品包装设计图案都要亲自过目。轻工局也就形成了习惯，每次重要产品包装出来后都主动送去请书记审定。曹野走后，轻工局仍沿袭过去的习惯，在重要产品设计出来之后，仍交待设计室把设计稿样拿去给市里主要领导看。严永渊也习惯了这种习惯，仍将准备参加全国轻工产品评奖或展出的产品装饰画稿主动拿去请市委办转给书记市长审定。但送去多久也没有回音，后来去催问，办公室的人却告诉他说：“今后不必送审了，你们轻工局自己定吧，主要领导忙得很，哪有时间看。”
如果在今天的企业完全独立经营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自然无可厚非，可当时是在严格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支持、领导的重视与否往往是直接影响产品存亡的关键。比比曹野的精神和作风，想想后来许多很有前景的企业纷纷在自生自灭中破产倒闭的惨状，不能不留给人无限的遐想和思索。这也许正是人们至今仍如此怀念曹野的重要原因吧。
人们怀念的主要是曹野的精神
（刘长斌、现任襄樊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在经委工作时参与编写《从零起步的襄樊》）
“要说近距离接触曹野，我机会很少。因为那时我是在石棉厂工作。只有曹野来厂里检查我们才能见到他。后来调入市委机关了，也只是搞材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正在下雨，我们正在上夜班，大概是11点左右，忽然听到汽车响，一束灯照过来，车停在门外，曹野从车上下来，穿着雨衣、脚上是一双布鞋已经打湿了，那时厂里路面也没有硬化。一下雨都是稀泥，曹野踩着稀泥，深一脚、浅一脚走到生产区，也不找厂长，径直来到各个车间，问生产情况，每班多少人？每班多少产量？生产中有什么问题？
“后来我调到机关了，也只是写材料，从材料上和全局上感受到曹野的思想和作风。当时曹野抓工业面临的困难很大，基本是一穷二白。但是他要上的都是在当时处在尖端、前沿的产品。当时在襄樊搞数控铣床，就盯在那里，跟着攻关组解决问题，差什么就到外厂去借去调。那个厂建起来刚刚三个月，就拿出了具有全国先进水平的产品。曹野善于利用典型教育鼓励别人，任何一个具有创意的新产品问世，他都要大张旗鼓的组织宣传、表彰。数控铣床产品一试制成功，他马上把全市的厂长召到这个厂来开现场会。要大家对照先进找差距。
“曹野很善于利用自身优势，解决自身供应的紧缺不足。在计划经济年代，计划是很厉害的。当时襄樊发展工业所需要的钢材奇缺，而襄樊地理位置好，农业发达，蔬菜生产很有经验，而十堰那边的二汽却常常买不到菜。曹野就到十堰去慰问，表态支援十堰。把新鲜蔬菜大批运往二汽，结果换回来生产急需的钢材。对市周边的军工企业也是这样，把新鲜猪肉、蔬菜、好米、都尽量优先供应。所以军工企业对襄樊地方工业发展也是大力的支援。
“烟厂生产形势很好，襄樊烟叶却紧缺，曹野跑到河南，把市委才批回来的一辆新吉普车拿出去跟河南人换烟叶。烟厂红火了，特别是白鹤牌香烟风靡全国。河南是有名的烟草大省，烟厂也不少，但有一个时期，河南的市场都被襄樊的产品占了。当时河南新闻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郑州有个新闻记者发现了襄樊烟在河南的份额太大，这位细心的记者做了个试验，他在郑州街头拣烟头，发现一百个烟头中有一多半是襄樊烟厂的产品。这记者由此写文章在报纸上披露了这件事，结果在河南全省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我记起孙读声先生曾提到刘长斌曾经统计过80多项“第一”，便问及刘秘书长参与编写《从零起步的襄樊》时的资料。刘长斌很是遗憾：“这本书是读声同志负责统稿，我是参与部分章节撰稿，当时确实搜集了许多资料，由于年代久远，搬来搬去弄丢了，十分可惜。不过我记得确实统计了好几十项‘第一’，是把襄樊摆在全国的位置上横向比较排出来的，不过因为没有国家统计部门的权威数字，不一定很精确，但几十项第一肯定是有的。”
回到曹野的话题，刘秘书长感慨的说：“曹野工作时间不长，他抓工业主要是思路清晰，作风扎实，襄樊的工业科学、合理布局曹野是功不可没。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孙健后来都曾来襄樊视察，他们对襄樊工业的布局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人们怀念曹野，主要是怀念他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和一杆子扎到底的精神。要使襄樊经济再次腾飞，就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