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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记忆——曹野与襄樊（D) |
| 作者：王伟举 发布时间：2006年7月11日 阅读数：2991 查看评论 |
D．殚精竭虑提升工业档次和城市意识
襄樊古城在全国率先掀起电子热
曹野的“争议”还在于他善于“标新立异”。电子信息工业对70年代初的人还是个神秘而陌生的领域，但曹野却在襄樊掀起了群众性的办电子热潮。
国防科工委1969年10月曾开过一个发展电子工业的会议，许多地方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会议的意义，思想敏锐的曹野看到了民用电子工业的广阔前景，于是集中全市力量搞起了电子大会战。待业青年、街道居民、郊区农民们都对电子工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参与到办电子的行列中来。整个城市掀起了全民办电子的热潮。电子仪器厂、无线电厂、十二电容器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激光设备厂、半导体二厂、半导体四厂、二二八通讯设备厂、云母电容器厂、红光电阻厂、绝缘材料厂、电线电缆厂、无线电专用设备厂、磁性材料厂、电子设备厂等一大批电子工厂创办起来并拿出了自己的产品。1972年四机部（电子工业部）又提出推广电子技术的多方面意见。曹野再次在襄樊掀起了民用电子应用高潮。全市先从度量衡电子化突破。整个城市掀起了电子应用热，那个时候襄樊的大小粮油店卖米、卖油、食品商品卖肉、副食店卖水果、糕点都用上了电子秤，连收钞也实现了电子化，除此之外，银行点钞、车站售票都先后用上了电子点钞机和售票机……
在曹野大力倡导下，电子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各个生产生活领域，襄樊成为全国推广电子技术的示范城市，各省大中城市纷纷前来襄樊学习取经。电子化热潮不仅提升了襄樊的城市地位，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电子知识的普及使原来深不可测的电子在人们眼里不再神秘，这也为襄樊的大力发展电子产业奠定了基础。随着后来陆续引进的高素质科技人才的不断加盟，襄樊的电子工业创造出了许多在中国电子工业史上可圈可点的领先产品：如十二电容器厂的“地球牌”电容器厂曾用于第一次火箭发射和第一颗人造卫星；襄樊计算机设备厂研发的汉字宽幅打印机曾被选用于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计算机选票同步处理系统打印选票；襄樊电视机厂比四川长虹提前四年多研发出自己的电视机、产品质量曾跻身全国第四位并被国家计委列为全国定点生产厂家；襄樊仪表厂可控硅调速器后来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激光设备厂研发的激光医疗设备等产品多次获得科技创新奖；襄樊无线电厂研制的机动通讯车被北京亚运会选用、生产的对讲机已大量装备公安部门……
用“母鸡下蛋”方式使襄樊工业快速发展
很多人记得曹野发展工业的方式，当时工业都很小，财政力量也十分有限，投资工业，只有国家才有这个财力。作为中小城市如何快速发展自己的工业这是个大难题。
但曹野总是有办法，在这个善于把书本教条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人，似乎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他。他的办法是一个成熟的工厂就是一所学校，可以培养出一大批技术和管理人员。从每个关键岗位上抽调一个人，立马就可以建一个行业类型相近的新厂。待新厂投产了，产品打出去了，这些积累了建厂和管理经验的人又会被抽出去建设新的工厂，有的干脆把一个车间成建制划出来作为核心再扩建成一个新厂。
例如一度很红火的印染厂原来就是棉织厂的一个车间，拉出来经过几年经营就成了全国有名的专业印染大厂；而毛巾厂的一批成熟技术和管理人员抽调出来，带了一部分设备，就成了曾经生产出风蜚全国的“松鹤”床单的襄樊床单厂；“五一棉纺厂”分出来毛纺厂；针织厂人出来小化纤厂……“母鸡下蛋”成为襄樊发展工业的法宝，后来工业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这种经验被作为“襄樊模式”在全国推广。
“孵化”是90年代才出现的现代企业发展理念。而曹野早在70年代就早已把这运用得驾轻就熟。襄樊市的轻工、电子、建材、医药等诸多行业的许多厂子正是用这种“母鸡下蛋”方式“孵化”出来的。“母鸡下蛋”模式使襄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集群。
曹野是最早提出城市意识的人
老干部吴道润：“襄樊像个城市还是从曹野开始的，襄樊过去实际就是个大菜场……”
抓城市建设和管理也是曹野留给襄樊人的最深的记忆，在年纪稍长些的老人记忆中，襄樊虽然历史悠久，但在70年代基本上不像城市，市区很小、街道狭窄，市面基本上都是低矮的黑瓦屋，街上路面都是土路砸着黑砖头，曹野来到襄樊后才开始抓城建。据离休老干部吴道润同志回忆，曹野修的第一条水泥路是建设路。吴老说：“早先襄樊根本不像个城市，倒是像个大菜市场。要说襄樊像个城市还是从曹野开始的，当时襄樊街上简直不叫路，特别是六六厂那一带，满街大坑小洼，好晴天也是满街稀泥，遍地垫的都是烂砖头，街面窄得勉强只能过一辆车，要过车了，行人就得停在旁边等车过去再走。曹野修水泥路就从这条街下手。 曹野把‘消灭泥巴路’当成重点工作，一年到头不停地修，不停的改造，到曹野离开襄樊时，市区也基本消灭了泥巴路。”
今年72岁的吴道润是襄樊城市发展的见证人。吴老从民国31年（1942年）进襄阳昭明一中心小学读书，1946升入襄阳联中，直到毕业参加革命工作，先是与已故的前市委副书记果真同志在一个土改工作队搞土改，后来在襄阳专署民政科负责劳动就业事务，1956年调入原襄樊市委工交政治部、还担任过襄樊铁路公路两用桥（一桥）建设副指挥长，襄城、樊城桥头的第一座桥墩都是他指挥修筑的，参与创办东风路小学、现在的市第三中学、襄樊美校等一批学校，当过美校副校长、毛巾厂副书记、副厂长、激光设备厂厂长，最后在二轻局离休。说吴道润是襄樊城市建设的活化石是一点也不夸张。老人亲眼目睹了这座历经战乱的城市的破败景象和每个阶段的变迁。当时襄阳城墙外就是荒村，城内根本没有任何工业，也根本不像个城市。在他记忆中，原来人们几乎没有城市意识，曹野1971年从省里调来襄樊后才开始抓城市建设和管理，“曹野时代，街面上的建筑都得由他亲自审查批准，谁也不敢乱搭乱建！”吴老说着说着来了气：“像广场周边的树，要是曹野在，是根本不是不会让砍的，在那样繁华的地方建个配电站，在曹野时代也是绝不可能的！”
在采访中许多人都认为，曹野是最早创立“城市意识”的人。从曹野时代开始，襄樊人才慢慢有了点城市意识。从采访中听来的一些小故事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每逢下大雪，曹野准是全城第一个上街扫雪的人！”
老艺术家吴鄂东：“曹野应该是最早提出城市意识的人，我是乘曹野引人才的风才来的襄樊，但我调来不久他就走了，不过我还记得曹野管理城市的扎实作风，只要一下大雪，曹野准是全城第一个上街扫雪的人。”
“城市意识”是近些年新增的现代词汇，当时曹野虽未引用“城市意识”这样的词，但他的“城市意识”却特别强。“老一点的市民都记得，当时曹野对城市卫生抓得特别紧，也管得特别好，常规卫生天天搞，人们形成了自觉意识。每周一次大扫除，到年底全城进行一次搬家式的大扫除。那时候没有什么城管局、也没有这些带大盖帽子的执法队，街上倒比现在不知干净多少倍！”据吴道润介绍，“曹野每到一个工厂，不听你厂长汇报，他自己戴上白手套在你机器上摸来摸去，看有没有油污，到居委会检查，也是直接到居民家里用手摸你的窗台，看有没有灰尘，你要经不住这一摸，就要倒霉了！整个城市保持一尘不染。墙壁上也不准乱涂乱画，不准有破墙烂皮，各条街道不是清一色的洁白，就是一片瓦蓝，或者是一片桔黄，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高档涂料，只有石灰，自己去调。一年变换一次，我记得每次开会，曹野都让给我们拿一个砖头，涂料颜色样板早就配好了，你这条街要刷白色，就用砖头在白颜色桶里沾一下，那条街刷黄色，就用砖头在黄颜色桶里沾一下，散会后带回去照着调……
“那时候对于城市卫生人人都有高度的自觉性，哪里像现在，养这么多人也管不好，到处脏兮兮的，餐馆脏水泼在街上，卖窝子面的桌子支到街当中， 餐巾纸丢一满街……”
三十年前为什么能比在现在专业队伍管得好？我感到困惑。
吴老说，“现在哪里是管？现在成立一个机构就是养活一批人，只对收费的事认真，没有效益的事谁个当真？” 吴老越说越感慨。关键是领导重视。吴道润也提到了曹野扫雪这件事，“那时候曹野亲自参加搞卫生，一遇下大雪，曹野第一个上街扫雪，他既不分任务，也不发号召，自己扛了扫帚先从市委门口扫起，他一上街，谁还在家里呆得住？”
吴老至今仍清楚记得内燃机配件厂厂长陈明高为卫生丢官的事。内燃机配件厂简称“内配”，就在老市委对面，也正在曹野眼皮底下。厂长对卫生不当回事，也不按规定搞卫生。看到“内配”巷子口院内地面满地肮脏，曹野见动员无效，就自己扛了扫帚亲自到“内配”去扫院子，那位厂长实在麻木不仁，曹野多次批评不见效，就把他调出了内配，再没有机会担任领导职务。这个惩罚是相当重的，因为当时政企没有区别，一个大厂厂长与政府局长不相上下……
提到曹野时期的城市卫生状况，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加拿大友人朗宁1975年重回襄樊：“这是我看到的最干净的城市！”
朗宁是加拿大传教士，曾长期在襄樊生活，把襄樊视为自己故里。70年代他两次回襄樊，他记忆中的襄樊全是破败和穷困。朗宁回襄樊时，襄樊的工业在曹野的思路正在崛起。朗宁面对这座工业新城感慨不已。但最让他惊讶的是襄樊的卫生，这座靠近河南的城市在心中一直是灰暗、肮脏的。然而当他这次看到的是个一尘不染的城市。无论工厂、商店、还是居民家中都十分洁净。赞叹不已地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干净的城市！”朗宁说的“最”不知是包括了他的家乡加拿大还是单指在中国。无论那种范围，卫生能得到一个加拿大人这样的赞叹在当时的中国实属绝无仅有。
“曹野时代襄樊就没有蚊子！夏天睡觉也根本不需要蚊帐。”
谈起曹野抓城市卫生管理，稍有些阅历的人都能忆起许多难忘的情景。市演出公司原党支部书记李绍先说：“那时候搞卫生可是动真家伙，一到春天，蚊蝇刚要出世的时候，曹野就组织全城干部打人民战争熏蚊蝇子，把点燃的药蒿子放到每条下水道下面，盖上盖子闷，每条下水道都不放过，蚊子根本无法生存，夜晚从到外面乘凉一个蚊蝇也没有。”
外事局局长徐光忠说：“我那时刚毕业，分在地委宣传部工作，住的是老城根的低矮老瓦屋。按说那是最藏蚊蝇的地方，可是曹野抓卫生抓得紧，天天熏，城里蚊蝇真是绝了迹。整个城市一夏天睡觉都不用支蚊帐…”徐局长的话得到很多人印证，吴道润回忆说：“在曹野时代，当时的旅馆是不准挂蚊帐的，哪家旅馆挂了蚊帐就说明你这里有蚊蝇，卫生没有搞好……”
70年代襄樊街头的奇特景观——毛驴进城屁股后面吊个粪袋子
在采访市人大副秘书长刘长斌时，刘秘书长谈了个曹野抓卫生的细节：“曹野城市意识很强，早在70年代就开始抓城市管理。比起后来的形象工程，曹野那时抓得具体而扎实，当时周边乡下进城的板车很多，这些板车大都是用毛驴牵引，造成城里满街驴粪。管住毛驴是个大难题。有人提出不让毛驴进城的意见，但曹野认为不让毛驴进城不切合实际。因为农民进城搬运、卖菜都需要毛驴，决不能因为抓管理影响人民生产生活。于是他想了个很有创意性的主意，让所有拉车人在进城的毛驴屁股后面挂一个粪袋。于是襄樊街头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许多新闻记者和城市管理者纷纷来襄樊看这个奇观。
由此可见，曹野对襄樊公众城市意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然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仍在为消除四处可见的路边小食摊和满街飘舞的餐巾纸努力、为时常被盗的窨井盖束手无策时，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们是否能从三十年前的曹野身上悟出点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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