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章志伟奉中共湖北临时省委的指示，回家乡襄阳开展救亡工作。因为是坐轮船由水路回乡的，章志伟独坐船头，眼前的明月、孤舟、汉江、远山勾起了他的爱国愁绪，于是即兴吟诗一首，后取名为《汉江咏怀》：
一叶扁舟泛襄阳，千里归人溯汉江。
班超投笔莫笑我，明朝挽袖赴疆场。
回到家乡，章志伟立即发动爱国青年组织抗敌后援会和民众抗日自卫队，并募集财物慰劳抗日将士。
1938年2月—4月，章志伟作为襄阳唯一省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与中共鄂北特别支部书记刘瑞芳和组织委员韦君宜取得联系，做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这年4月，刘瑞芳在襄阳被国民党别动队逮捕。韦君宜被迫回武汉。为防不测，受中共鄂北工委书记、时任襄阳棉产改进所负责人的左觉龙的派遣，赴保康任保康县信用合作办事处合作指导员。由于受到国民党县党部的监视，章志伟感到工作难以展开。10月，被中共鄂北特委派往中共南宜保中心县委工作。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鄂西北抗日救亡工作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也是共产党在鄂西北工作的鼎盛时期。
武汉沦陷后，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移驻襄樊，后转到老河口。在此之前，一战区所辖部队在山东、苏北一带抗日时，有个动员民众抗日的组织，支持李宗仁的武装力量抗日。李宗仁在徐州台儿庄战役中尝到动员民众的甜头；又因桂系与蒋介石有矛盾，故在政治上与中共比较接近。1938年8月，董必武与李宗仁在武汉达成一项协议，即在五战区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于是钱俊瑞、胡绳、曹荻秋等一大批中共党员来到襄樊、老河口。钱俊瑞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进步作家姚雪垠、臧克家，进步学术界教授关梦觉、夏石农等也来到襄樊，真可谓群英荟萃。这些人均在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个大旗掩护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为了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党及时在鄂西北成立了中共鄂西北地区委员会。王翰任书记。区党委下辖荆（门）当（阳）远（安）、南（漳）保（康）宜（城）、襄（阳）光（化）谷（城）、均（县）郧（阳）房（县）等4个中心县委。
区党委成立后，传达了党中央拟于一年内在鄂西北发展8000名党员的指示，准备在襄樊地区一旦沦陷之后，在鄂西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鄂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正当党的工作蓬蓬勃勃开展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重大事情发生了。这件事给党在鄂西北的工作造成重创，也为后来章志伟惨遭厄运，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埋下隐患。
1938年冬，鄂西北区党委在工作中出现了纰漏——党员阮东泉丢失了鄂西北党委机密文件。这文件中有一份是全国仅有七份的中央绝密文件，还有鄂西北区党委辖区内部分干部名单。文件内容不久即被国民党获悉。国民党经办此案的人员叫庞郁生。庞时任五战区政治部调查室调查科长。此事也引起了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注意。
1938年底，文化工作委员会在桐柏山地区发展抗日民众武装，这一部分武装力量后来成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的基础。此事被五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元良侦悉。于是钱俊瑞、胡绳遭通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有了喘息时间，《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便出台了。这是当时政治上的大气候。李宗仁虽然比较开明，也不敢抵挡这个气候，于是反共逆浪愈掀愈高。
1939年4月，钱俊瑞、胡绳先后撤离老河口，辗转到重庆。
接着，各地文化站停止活动，人员撤走。不久，文委会第二文化队队长彭涛被捕。
5月，南保宜中心县委书记马识途的活动被国民党察觉，为防意外，南漳县县长蒋元（进步人士）亲自安排两个政务警察连夜将马识途送出县境。
七八月间，马识途在老河口花城门召开鄂西北部分干部会议，被五战区特务易启泉侦悉。易带数十名武装士兵逮捕与会党员，结果扑空。
10月，由曾任荆当远中心县委书记的曾至（陶铸的爱人）筹办的南漳军民合作饭店（实为南保宜中心县委的联络点）被特务砸毁，党的文件被搜抄，工作人员被逮捕。
冬，华中局友军工作部部长项乃光被捕。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要求共产党员工作既大胆又小心，亦即既不要被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吓倒，又要谨慎从事，不能漏出任何破绽，暴露身份和目标。当时有的同志年轻气盛，不注意工作的隐蔽性；受到批评，还不愿接受。于是章志伟写了一首诗，送给一个因受批评而情绪低落的同志。
与战友谈批评
理直气亦壮，批评又何妨。
炼你马列心，锤我丹心肠。
谁人无缺点，改正即良方。
劝君莫红脸，钢铁志益扬。
1940年夏初，国民党驻陕西白河炮兵营营长王耀武（中共党员）被捕并被押解到老河口。
1940年夏，章志伟接任中共谷城县委书记。不久，又接管襄阳、光化党务，任中共襄光谷中心县委书记。
由于反共逆流来势凶猛，党的工作采取了更隐蔽的形式。已暴露和半暴露身份的党员经上级决定送到大洪山新四军第五师工作，党将襄樊地区的部分党务工作交给了章志伟。章志伟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革命工作之中。
但是，厄运，也悄悄降临到章志伟头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