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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志伟到达重庆后，终于问到了吴家院。有人告诉他，吴家院是有一个，但里面并没有叫吴崇正的人。章志伟听了心里一惊，本欲离去，转而又想，既然来了，还是进去问个究竟。
“请问，这里有个叫吴崇正的人吗？”
其中一个人问道：“先生贵姓？”
章志伟答道：“我姓章。”
那人说道：“章先生此来，沿途辛苦。樊城方面早有电来。”
章志伟问吴崇正先生现在何处。
那人笑了。原来吴崇正是个代号，并无其人。
片刻之后，一个自称黄逸公的人接见了章志伟。章志伟后来知道，此人是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简称特研所）秘书。黄是安徽人，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黄和章志伟寒暄了几句后，即让章志伟到招待所休息。
这个招待所，设在渣滓洞附近，大约有10间茅屋，白粉墙，倒还干净清爽。大门一侧，住着一班警卫，都暗佩手枪。
进到招待所里边，章志伟一眼看见一个好熟悉的人，马上记起此人名叫杜石公。杜石公是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参谋长，因受党的派遣到随县做国民党川军第22集团军的统战工作，被扣留，后被押解到老河口李宗仁司令长官部。杜石公和章志伟同被软禁，两人住在一处。此时在异地相见，彼此心领神会，并没有多少言谈。
就这样，章志伟在招待所住下了。他很纳闷：自己刚逃出魔窟，怎么又被关起来了？但事已至此，他只得听天由命了。
过了五六天，招待所管理员冉广德对章志伟说：“明天，张先生接见你，地点在五灵观朱先生家里，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去。”章志伟问：“哪个张先生？”
“他是我们的所长张国焘，你还不知道？”
“那，朱先生呢？”
“朱先生是红军第四方面军师长，是自动投奔张先生的。”
章志伟暗忖：张国焘接见我，是什么用意呢？
对于张国焘，章志伟略知其底细。1938年春，中共襄阳县委书记刘瑞芳曾告诉章志伟，张国焘叛变了。张国焘私自到汉口，不住八路军办事处，却嚷着要见将介石。蒋见张国焘，开口就说：“张先生这多年为革命奔走，辛苦了。”张国焘笑脸相陪，说：“哪里，哪里，胡闹了几十年。”后来，张国焘发表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那时，章志伟是极端鄙视张国焘的。
阴差阳错，章志伟实在没想到今生会和张国焘相见。此时，他的思想感情极为复杂。可能是惺惺惜惺惺吧，过去曾有过的鄙视、仇视情绪荡然无存了。
章志伟来到五灵观朱先生（即朱德崇，又名春荣，湖北黄安人）家里，见正中坐着一位长者，50岁上下，手里拿着蒲扇，料想一定是张国焘了。果然，这人见章志伟进来，立即起身和他拉手。章志伟仔细打量着张国焘：中等个子，稍胖，阔嘴，方脸，肌肤白净，眉细而长，眼虽小而有神。章志伟眼前的张国焘有一种灵秀之气。他感到，张国焘的作风，显然和国民党的官僚作风不同。
初次见面，章志伟显得有些局促。
张国焘询问了章志伟路途中的情况，何地人，家庭经济，是否结婚，哪个大学毕业……从谈话中章志伟感觉张国焘对学历很重视。章志伟一一作了回答。看样子，张国焘很重视眼前这位年轻人的语言表达。谈话约摸过了20多分钟，张国焘突然问：
“你是什么时候被捉来的？”
听到“被捉”二字，章志伟觉得很不顺耳，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1941年1月被捕的。”他把“捉”字改为“捕”字，以示抗议。
他很想听听张国焘对国共两党的意见，但张国焘避而不谈，只扯七扯八说些闲话。
谈话结束时，张国焘对特研所秘书黄逸公说：“看他生活上还需要什么物品，批给他一点特别费。”
那时的章志伟还年轻（25岁），论阅历，远远不能跟毕业于北京大学、当过红军第四方面军统率、另立中央并任主席的张国焘相比。他觉得能在张国焘领导下工作，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可他哪里知道，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隶属于军统，是一种特务组织。他冒着极大的危险逃出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魔窟，转身又掉进了国民党另一个特务组织的巢穴。
这是项乃光对他的“帮助”。恼恨吗？似乎恼恨不起来。如果没有项乃光，他现在肯定关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说不定还有生命之虞。这是有先例的。
章志伟想到了逃离重庆。逃到哪儿呢？家乡襄阳是不能回了。其他地方，到处兵荒马乱，到处特务横行。
“天下之大，我无立锥之地。”几十年后，回忆这段经历，章志伟感慨万端。
此后的一段时间，章志伟相当消极。他只得认命。“人，一旦卷进了政治的漩涡，就什么都由不得你了。”
张国焘任所长的这个“特研所”，是由张国焘提议并组建的分化共产党的组织。如果说军统、中统反共采用的是硬手段，特研所采用的则是软手段。这是张国焘的发明，也是他献给国民党的厚礼。这是一种杀人（共产党）不见血的策略。
张国焘曾向他所投靠的主子蒋介石彻谈过这种策略，蒋认为这种办法可以一试。于是，张国焘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统局设计委员等身份，亲任“特研所”所长。
章志伟在他的《我所知道的张国焘》一文中，介绍过张国焘对共产党的破坏策略。
张国焘认为共产党有它的社会基础，是消灭不了的，只能让它成为第二大政党。中国在抗战胜利后，应成为一个多党制国家。
张国焘认为国民党当时对共产党的策略是限制，待机消灭。但是限制的实际内容，在国民党统治区则是以特务人员对共产党实行盯梢、逮捕、逼供、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供出共产党员姓名。这种办法只能使部分共产党员屈服，买不了他们的心。正确的办法是联络他们，从政治上争取。而争取的根本办法是什么呢？是国民党的政治清明得人心，这是釜底抽薪最根本的一条。那么治标的办法是什么呢？张国焘提出：⑴知道某某是共产党，首先派人联络，联络的主要内容是说服，稍带强制性地让他填“来归人员调查表”，不必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不愿说出同党姓名的不勉强；但填了“来归人员调查表”的，必须按时到指定的地方谈思想学习情况，绝不能再作共产党活动。⑵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填写了“来归人员调查表”，即视为来归了，再被其它有关机关或地方政权机关逮捕，则主“来归”其事的机构，可以出来担保，交涉释放，恢复自由。如果一个来归人员，在争取共产党来归上，工作积极而有成效，还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帮助，如介绍工作等。⑶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填了“来归人员调查表”还愿留在共产党内、为共产党工作也可以，但须把共产党内部情况、重大事件按时汇报，必要时扯旗起义；如被逮捕，向逮捕单位说明原委，还可以得到人生安全。张国焘称这种办法叫“内线潜伏”，是上等策略。
章志伟在招待所住了大约半个月后，有人让他填写“来归人员调查表”。要求填写的项目有：姓名、别号、性别、年龄、籍贯、永久及临时通迅处、家庭成员、家庭经济状况、学历、曾参加何党担任何职、上下级人员姓名住址、对三民主义的认识、社会关系等。其中“参加何党”“对三民主义的认识”两栏，留的空白很大，显然是让填写者详细填写的。章志伟当即填写了。
章志伟对填写“调查表”有自己的认识。
我想这个“来归人员调查表”实际上是共产党“自首书”的翻版，是出卖同志的铁证。我揣摩“来归”一词的含义：本来是国民党的公民，后来误入共产党，现在又回来了。这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创造的一个词。（《我所知道的张国焘》）
特研所设所长、副所长各一人，所下有秘书室、总务组、联络组、研究组。章志伟被分配到研究组当研究员。
特研所办有特训班，专门培训“特种政治工作人员”。用国民党的话说，是给“来归人员”“换脑筋”。特训班安排的课程有蒋介石言论集、中共问题、马列主义之批判、情报学……张国焘担任“马列主义之批判”这门课的主讲。
见章志伟有学问、善表达、会办事，张国焘让章志伟当他的私人秘书。“马列主义之批判”这门课的讲义，有一份就是章志伟按他的本意代写的。
在特研所，日子并不好过。
特研所内部，可分为两种人：一是军统基干，一是来归人员。来归人员自然会受到军统基干的歧视。章志伟后来回忆道——
一天晚饭后，我和彭世福（注：来归人员，原为八路军的一个连级干部）外出散步。彭望望前后无人，便对我说：“他妈的，狗日的他们不是人养的，指着老子骂。”说着眼里闪出泪花。我问根源，彭说：“有一天，我到训练班上课，郭子明（注：特研所副所长，任“中共问题”主讲）在课堂上讲课，他妈的，他会讲什么，只知道骂（共产）党，骂八路军。他说：‘八路军打游击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本军，实际上是汉奸。不信，你们问问后面坐的彭世福。’讲的时候用手指着我。他妈的，说马克思主义不好，老子不懂得，说八路军不打日本，那是在放屁。老子就亲手拿机枪打过日本。老子们打日本，没有命令，从不后退，不像他妈的国民党。”又说：“老子气不过，前些时到城里找张先生（指张国焘），我把这情况向张先生说，他就是不吭声，只说以后给我找个工作，去当工人。”
章志伟不知道怎样去安慰彭世福。特研所所有的来归人员都有类似的境遇，连所长张国焘也不例外。
那是培训班第一期结业典礼的时候。典礼毕，教官、学员以及军统局有关负责人在一起聚餐，戴笠、张国焘均在场。入席的时候，教官请戴笠入席。教官们都互相关照，彼此打招呼也入了席，唯独没有人请张国焘入席。张国焘极为尴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戴笠见了，才忙过来请他入席。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