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题诗”与襄樊
一
多才宫女、红叶题诗、御沟流叶、幸运男子。上几个提示语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一个浪漫的爱情传奇。它有多种版本传世，总名叫“红叶题诗”。
壮族男女示爱，使用的是一种特殊方式———抛绣球。久居深宫、如花似玉、渴望自由、渴望世俗爱情幸福的宫女将写有诗句的红叶放入御沟，让流水代为传情的做法，实质上也是在“抛绣球”，她的“绣球”是一片红叶。于是，在不同小说家的编撰下，无名宫女将“绣球”抛给了诗人顾况；韩夫人将“绣球”抛给了卢渥；另一版本里，宫女也叫韩夫人，她把“绣球”抛给了于佑；云芳子将“绣球”抛给了襄州人李茵。唐代襄州治所襄阳，就是今天的襄樊。
二
比照不同版本的“红叶题诗”，出自北宋初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襄樊版(姑且允许我这样称谓，并照例称谓其他)”比较特别，文学价值也最高，应该将其和襄樊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襄樊版”特殊在那里呢？
据考，出自唐孟启《本事诗》中的男主人公顾况，出自晚唐五代间范摅《云溪友议》中的男主人公卢渥，出自北宋刘斧《青锁高议》中的男主人公于佑都没有籍贯。我们在读它们时，根本无法将他们和某地联系起来。
“襄樊版”是这样的：“僖宗幸蜀年，有进士李茵，襄州人，奔窜南山民家，见一宫娥，自云宫中侍书家云芳子，有才思，与李同行诣蜀，具述宫中之事，兼曾有诗书红叶上，流出御沟中，即此姬也。行及绵州，逢内官田大夫识之，乃曰：‘书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马与之前去，李甚怏怅，无可奈何。宫娥与李情爱至深，至前驿自缢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忆恋之意。怠数年，李茵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气。云芳子自陈人鬼殊途，告辞而去。闻于刘山甫。”它明确交待了主人公的籍贯，在诸多版本中是特别的。
各个版本的“红叶题诗”，从体裁上划分，都可归为传奇小说。唐朝《本事诗》的“顾况版”可能问世最早，有头无尾，顾况得到红叶诗后没与宫女和诗(《太平广记》和《太平广记钞》中有，是后人补撰的，但是依然没有其它故事)，更没有男女主人见面等情节。它的水平仅与六朝志怪小说“丛残小语”相当。严格地说，“卢渥版”的故事情节也是不完整的，该版中的主人公捡到红叶诗后即与宫女和诗，当然，也不同当面的———同样是从御沟的上游将情诗传出去。经历一段曲折后，因某种机缘，两人见了面。当知道各自珍藏的诗就是眼前人写的后，两人表示了惊讶，故事到了这里就没了下文，与读者的欣赏期待还有一些差距。
要谈“襄樊版”的艺术价值，首先应将这两种版本撇开，因为，同“于佑版”一样，“襄樊版”的故事情节是完整的。“襄樊版”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襄樊版”的作者注意到了细节真实(有籍贯)，与“于佑版”比起来，更好地体现了艺术的真实。有人说，文学作品不必在乎细节，因为它们是杜撰的。这种说法看起来有理，实则不然。试问，《西游记》开篇若没交代孙大圣破石而生来到花果山生活，而是直接展开取经故事的叙述，是不是有些唐突，是不是就没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花果山？
“襄樊版”更体现了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
“襄樊版”体制虽然短小，但却涉及到了广阔的历史画面，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现实。故事发生在唐僖宗年间，黄巢起义前夕。安史之乱过后，大唐帝国江河日下。唐僖宗父亲在位时期江浙就发生过两次农民起义，另有南诏入侵。“襄樊版”的作者再创“红叶题诗”时，巧妙地将黄巢起义利用起来，既反映了这种历史必然，表现出高超的艺术历史眼光，又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同是发生在僖宗年间的“于佑版”最长，但是长并不能代表价值就高。该版传奇根本没有涉及到本应该涉及的黄巢起义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读它的时候，给人的感觉仿佛故事发生在太平盛世似的，故事本身浪漫的特质也很容易使人产生这种欣赏错觉。与“襄樊版”比起来，优劣自现。
“于佑版”是怎么处理的呢？捡到红叶诗的于佑屡试不中，只好在河中贵人韩泳家教书。一日，韩泳说三千宫女犯错，唐僖宗将她们驱逐出宫，其中有个姓韩的与自己是本家，可将她介绍给于佑，如此而已。我们姑且不深入讨论宫女犯错就能出宫，获得自由，就能偷着乐是否正常(如果那样，谁也不怕当宫女，怕什么？反正在宫里呆腻了就故意犯错嘛！)，仅就见面本身来说，它就缺乏浪漫，很是平淡，还是走上了“媒妁之言”的老路。
“红叶题诗”本身是浪漫的，在我看来，除了“襄樊版”运用了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增添了本故事的瑰丽色彩外，其他三种都糟蹋了这个很好的题材。
李茵捡诗和诗浪漫，与云芳子见面浪漫，后面情节浪漫手法的应用更值得肯定。从老百姓家出来后，二人继续奔逃。到了绵州，太监田大人发现了云芳子，强行将其带走。失魂落魄的李茵当晚住进了旅店，他茶饭不思。突然，云芳子出现在他的面前，二人悲喜交加，执手相看，两泪涟涟……爱情力量的伟大正体现在这里，爱的忠诚也体现在这里，爱情主题艺术的无尽魅力更在这里。云芳子不顾一切，重金收买了田大人回来了！后来两人回到襄州，回到了襄樊，开始了相敬如宾的美好生活。
设想一下，在封建社会，大家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都在怨天尤人；而在襄樊大地，惟有他俩是自由恋爱的结合，无怨无悔，和谐美满，多么令人羡慕(如果故事是真实的话)。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后，李茵生病，云芳子道出了原委。原来，在绵州，云芳子被抓走后就上吊死了。为了报答李茵因对她的一片深情，她化成了女鬼与李茵结合。为避免对李茵身体造成更大伤害，云芳子决定忍痛割爱。说完，云芳子起身准备酒菜。准备好后，二人对饮，完了云芳子又挥毫赋诗一首，永远地走了……
看，作者对于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是何等娴熟！合理想象、虚实结合，创造人鬼相恋的崭新境界，这境界是超拔于现实生活之上的，而又是合理的。掩卷深思，余味无穷。它含蓄地告诉我们，在封建社会，真正的爱是不可能的。要想爱，只能在封建制度将人折磨成鬼，或化成了蝴蝶之后，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之所以有着不朽的艺术魅力，不能不说与浪漫艺术手法的运用也有着很大的关系。相形之下，奉“媒妁之言”成婚，成婚后就那么正常地生活着的“于佑版”依然是俗不可耐！
当然，“襄樊版”“红叶题诗”的艺术价值绝不止这些。明代通俗文学作家冯梦龙改编缩写的《太平广记钞》特意增删收录了前人的“顾况版”和“襄樊版”，对其他两版只是一笔带过，也充分证明了“襄樊版”“红叶题诗”的艺术价值是诸版本中最高的。冯梦龙是文章巨擘，本身写有著名的“三言”，他的眼光是独到的。
三
追根溯源，“襄樊版”“红叶题诗”最早应该来自唐朝诗人刘山甫，《北梦琐言》云：“闻于刘山甫。”因此，可以说它是刘山甫跨越时空抛给现代襄樊的“绣球”。神州大地名镇众多，刘山甫单单将男主人公的籍贯附丽于当时的襄樊，充分表明了他对这块土地的一往情深。当然，我想，也应该是襄樊特有的地理优势所形成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他的注意，使他不得不将注意力投向襄樊，将“绣球”抛给襄樊。
襄樊地处我国中部，南北文化在此充分交融，滋养了具有特殊气质的襄樊人。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襄樊人身上大都兼有两种气质，即，北方文化浸润下的刚健质朴和南方文化熏陶下的清逸俊秀。将具有这种综合气质的男子安排给笔下楚楚动人的云芳子，想必是刘山甫首先要考虑的。中晚唐时期的襄樊，其地位可以与今天的天津相媲美，天津离北京近，那时的襄樊离东都洛阳也很近。考虑到这一点，刘山甫二话不说，将男主人公籍贯定位于襄樊。这种推想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红叶题诗”问世以后，迅即流传于大江南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激发了后世作家频频拿它来做文章的创作冲动。戏剧方面也产生了多出与之相关的作品，古代的不用说，现当代知名诗人、戏剧家田汉就曾改编过《流红记》，并且被拍成了电影；现在，《流红记》还是琼剧的标志性剧目。画家也青睐“红叶题诗”，明代陈洪缓画有《红叶题诗图》。
不能忽视一个细节，即，社会上流传的和艺术家们再创作时，所凭依的多是“于佑版”。 我最无法理解的是，襄樊本地人也从不提及这个问题。是大家不了解，还是觉得它不值一提？
四
“红叶题诗”是闻名的；“襄樊版”“红叶题诗”与襄樊的联系是紧密的。《西游记》热播以后，洛阳建起了国家级森林公园“花果山”，吸引了不少游客。西班牙在马德里某广场塑《堂吉可德》中的堂吉可德和桑丘雕像，使得这里游人如织。按照这种思路，借“红叶题诗”，襄樊是不是也会有所作为，有所收益呢？
设想，今天襄樊的情侣和外地游客不是走在“滨江大道”、“沿江大道”，而是走在名字响亮的“红叶题诗大道”，那感觉，肯定是比现在更自豪、更浪漫。一出车站，外地游客倘能在“红叶题诗广场”，而不是“车站广场”逗留小憩，看看广场上刘山甫、云芳子和李茵的塑像，一定会浮想联翩，感慨顿生。
这是一个美好的梦！在今天，它完全可以实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