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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一用心，章志伟竟然成了军统“骨干”。一天，蒋介石接见军统人员，章志伟也在被接见的集体之列。
章志伟最深的印象是，蒋介石的两只眼睛像两把利剑，霍霍的，射出两道寒光，令人不寒而栗。
1948年9月的一天，郭也生突然出现在南京新街口侧丰富巷章志伟家门口。郭仍是旧打扮：光头，布鞋，只是换下中山装，穿起了西服，不系领带。他走进屋，仔细地打量了一阵子，然后坐下。他告诉章志伟，开封吃紧，特到南京。他邀章志伟一道到下关车站帮他搬运行李。到火车站，凭章志伟的军服、证件，未受任何检查。到了城内，郭也生说：“来时仓促，未带证明。”让章志伟给他找个中档旅社开两个房间。章志伟便在离保密局一墙之隔的一家旅社内，为他办了住店手续，并叮嘱老板：“宪兵来问，就说对过的人开的。”
郭也生此来，是想打入保密局本部，收集国民党及军统的情报。但是，郭也生的身份已遭到军统的怀疑。
原来，几个月以前，即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前不久，国民党决定将他们所侦悉的开封所有共产党员及民主人士逮捕并屠杀。军统河南站机要人员把拟定逮捕的人员名单交给郭也生查阅，让他判明他所知道的人员的姓名、住址是否准确。名单上共人100余人，上面注有详细地址。当时军统特工如临大敌，腰佩手枪，环立左右，让郭也生立刻作出决定，以便带回名单，确定行动计划，部署人员。情势万分紧急。郭也生急中生智：记住名单上人员所住的街道，哪条街道上被捕的人多少。郭也生对开封街道熟悉，街道名称比人名易记。开封地下党得到报告，应撤退的人员全部撤走。国民党企图将开封共产党及民主人士一网打尽的梦想破灭了：经过了周密布署，结果却是全部漏网。
在章志伟的掩护下，郭也生巧妙地应对了保密局情报处副处长吴思俭“有人告你是共产党”的盘讯。
其时，军统南京站正缺一编审。章志伟向人事处人事股长周经文推荐郭也生，周经文当即应允。随后周签呈处长批示。处长批准后，章志伟协助办完手续，五天之内，郭也生就到南京站走马上任了。
1948年10月至11月，淮海战役进行的那段时间，郭也生经常到章志伟家拉家常，谈战局，从章志伟口里得到了不少情报。因为章志伟不仅在保密局工作，他在南京和各军事单位中级军官也有一定联系，如空军司令部、宪兵司令部、联勤部等，都有他的熟人和朋友，其中多半是他的襄阳五中同学。
1948年底，南京国民党政府已开始向台湾撤退，一天中午，章志伟在保密局大门门卫旁看见张国焘。张国焘告诉章志伟，他是来找二处处长叶翔之的。章志伟想，张国焘住在上海，在时局这样紧张的时刻，为什么要到南京来找叶翔之！他意识到，张国焘虽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却始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控制。
南京解放前夕，章志伟随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南迁广州。此时张国焘也由台北迁住香港九龙。章志伟曾两次到张国焘家里探望。张国焘寓所门上贴有一张纸条，上书“萍光公司筹备处”（张是江西萍乡人，故称萍光）。章志伟问：“张主席（张国焘虽已投靠国民党，却喜欢“内部人”称他共产党内的官职）在台北住不习惯吗？为什么来香港？”张国焘回答：“住在台北麻烦，国民党不时找我出反共主意；可是我出的主意，他们执行得非驴非马。共产党把这笔帐记在我头上，划不来。”等到后来（49年5月）张国焘由台北到广州，住到新亚酒楼三楼，并把此事告知章志伟时，章志伟恍然大悟：此时南京已解放，上海告紧，张国焘到广州，必有任务。因为张国焘的行动似乎有个规律：南京解放前，他匆匆到南京；广州解放前，他匆匆到广州。“住在台北麻烦”的说法，未必是张国焘的真话。他可能仍受制于军统，在做特殊的政治活动。
上海解放后不久，章志伟从广州来到香港。那时他不愿到台湾，想到香港谋个职业糊口，从此脱离国民党，脱离那个肮脏的工作。但这只是个天真的想法。
一天，章志伟到九龙张国焘家，说想在香港找个职业，永住香港。张国焘说：“我想在香港办个刊物。你能翻译一点外国政治论文吗？主要是英语译为汉语。”章志伟答：“没有这个水平。”张想了一想说：“在香港谋生，要会广东话，在上层社会还要会英语，不然是难于立足的，初来时，还要有点钱。”又说：“你不要和项乃光他们一起混，他们有四五十人，将来活不出几个的。”章志伟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不想给别人当走卒，也无才能做大事，只想找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哪怕做工也愿意。张国焘问他有何打算。他说未结婚时有点积蓄，爱人有点金饰、银元，合起来，约值数千港币，想经营小买卖。张国焘说：“可以在九龙偏僻地方，赁间屋子，先熟悉本地风俗人情，然后跑单帮，从香港贩点货到上海，一月两次，生活清苦一点，可以维持一家生活。你若资金不足，我可凑你一点钱，有万元港币足够小本买卖了。长期漂流在外，总不是个办法。武汉你是去不得的，你的家乡更不能回去。”说着又问：“你家妻子是何地人？家中还有什么人？”章志伟回答：“她是北方人，有父亲、姑姑、妹妹，都在北平。”张国焘说：“那很好，先做几年生意，等国内平静了，再同妻子回到北方，住定了以后再说。”
章志伟的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军统又指令他西迁。
1949年8月，章志伟随保密局到重庆，家住浮图关徐家坡2号，当时他任二处处员，协助处长处理业务。
9月的一天，章志伟正在家里看报纸，忽听有人敲门。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人，令他又惊又喜。
“老郭！”
“老张！”
四只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
“你怎么知道我在重庆的？是怎么找到我家的？”
郭也生笑眯眯问道：“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小子真行！”章志伟在郭也生肩头猛拍了一掌。
原来，打入国民党行政院“匪后（解放区后方）工作委员会”的郭也生是到重庆赴任的。郭也生虽是坐飞机到重庆，但仍显得风尘仆仆。章志伟立即备下美酒佳肴，两人推杯置盏，一醉方休。
过了两天，那是周六的下午，郭也生和章志伟从浮图关到两路口市区去。如果走小路，只需下一陡坡，不到2华里，便进入繁华市区；若要走公路，经过几个盘旋，便有五六里远。郭提议走公路，一是安静些，二是便于游山观景，聊天。章志伟同意了。就在这段行程中，郭也生向章志伟道破了自己的一个重大秘密，引导章志伟走上了一条政治上的新路。
9月的重庆，秋色迷人。莽莽山林，绿涛起伏，又添如火红叶，点缀其间。天高云淡，映得一江秋水，碧蓝碧蓝。层楼依山傍水，错落有致，放眼望去，如诗如画。但在那个政治局势急剧动荡的日子里，章志伟忧心忡忡，哪有心情欣赏这眼前的美景呢？
他们一路走着聊着，自然，他们此时聊的不是诗情画意，也不是爵士音乐，而是即将到来的严酷的政治现实。他们谈的很多很多：从国民党谈到共产党；从美国谈到苏联，从军事谈到政治。谈的结果，结论只有一个——国民党垮台，蒋家王朝覆灭。
看着眼前旖旎的秋色，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章志伟不禁脱口而出：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啊，就现在说，这‘只是近黄昏’的‘近’字，应该改为‘到’字才更贴切些。”郭也生应和着说。
继而，两人会心地笑了。但章志伟的笑，显然带有一种苦涩。他们沉默了一会，忽见二三辆流线型小轿车从白市驿飞机场顺这条路开往重庆市区。郭说：“这是战犯们聚会了，自然，他们在台湾都有安乐窝，今晚还可以碰碰杯的。”章志伟接着说：“新华社称现在的国民党是流寇。这些人是流寇的头目，但他们不同张角、黄巢，他们不骑马，而是坐小汽车，是机械化了的流寇。”
“现在有人把国民党的命运，寄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你对这种说法持什么意见”？郭也生问。
“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不过是一支兴奋剂，让他们的士气暂时兴奋一下，以免一泄气就泄到死。退一步说，果真第三次大战发生了，究竟鹿死谁手，还未可意料。”章志伟回答。
郭也生突然地，又是缓缓地问章志伟：“你到底入过党没有，怎样走到这个机关里来的？”仿佛是第一次见到章志伟。
章志伟一愣，感觉郭也生仿佛站在好远好远的地方跟他说话，感觉此时的郭也生非常非常陌生。
郭也生作为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中共秘密党员，养成了处事谨慎的习惯。尽管他对章志伟的一切了如指掌，但临阵策反，此时的小心是必须的。
“唉！还提这个干啥，千古多少兴亡事，不尽长江滚滚流。谈也无益。”半晌，章志伟才回过神来。顿了顿，他又说：“还不是被捕被迫的，你呢？”
郭也生对章志伟的反问，不作正面回答，只说：“我已恢复党籍。如果你能回来，重新为人民工作，我可以保证安全。你还年轻，后半生还是有幸福的。你懂政策，机不可失。”
章志伟听了郭也生的话，立刻意识到郭也生要走盘山公路的原因。章志伟沉思了片刻说：“可是……回到革命工作中去，回到党内去，对我来说，那是痴心妄想了。”
“浪子回头金不换。党像一个慈爱的母亲，对犯有过错的孩子，她会宽容的。”郭也生对他笑笑。
这天夜里，章志伟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此时章志伟的内心是极为复杂的。尽管他早已在心里把自己重新和党连在了一起，但一旦要把此事明了化，他又犹豫了。
他想了很多很多。在政治上朝秦暮楚，会被人瞧不起，“来归人员”的遭遇就是明证。这些年来他背叛了党，历史不清白，回去没脸见人。党的政策是宽大的。但是他的错误太大，党能原谅他吗？他想起了张国焘对他说过的话：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尤其残酷。是啊，张国焘那么有本事的人，不也害怕王明秋后算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张国焘曾跟章志伟讲过他背叛共产党投靠国民党的原因：共产党不断削弱他的实力；王明到延安后曾放话，要清算张国焘的罪行。张国焘说，以四方面军将士为主力的西路军的覆灭，与其说是军事决策的失误，不如说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既往不咎”，但“不咎”并不等于不过问哪。再说，万一他回到共产党内的事情暴露，岂不要惹来杀身之祸？
郭也生似乎看穿了章志伟的心事。过了两天，又来到他家，悄悄对他说：“老张，你不要怕，我这个工作是由一个特殊工作系统管理的，不和重庆地下党发生关系，绝无任何危险。你快写个自传，可以写简略些，三日内有人乘飞机到香港，把你的自传带到中南局；我提议让你跟国民党到台湾去，永远在国民党心脏里战斗。”
听到郭也生的话，章志伟矛盾极了。过去，在思想上，他把自己看作敌人心脏里的斗士，那是很轻松的；如今，在组织上，党要把他确定为插进敌人心脏的利刃，他立即产生一种恐惧感。过去在党内做地下工作，那滋味是挺难受的。他永远忘不了1941年1月9日，那个让他刻骨铭心的日子。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想，他一旦写了自传，而郭的建议又被采纳，那么他一辈子就会在恐怖中度过。他不想再过那样的日子。
此后几天，章志伟的思想一直处于激烈的斗争之中。斗争的结果，是他郑重决定：回到共产党内，回到革命队伍里。下面一段文字，记录了他当时心理状况。
虽然我疑虑重重，但一件件激情战斗和遭受屈辱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记忆里：入党以后的年月里的火热的战斗；同志间的真诚、友爱、团结、互助；党的光辉形象，为真理、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曾经融化在我的血液里。被捕后在老河口所受的屈辱、酷刑，哪一件不令我愤慨，我又为何不去寻找那“柳暗花明”的“又一村”。对于戕害了我政治人格的政治实体，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况且，搞社会主义原是我青年时期的理想。我还年轻，今后岁月还长。我决心归队。决心一下，心情便又是一番快乐的滋味。（《往事今回首》）
按照郭也生的嘱咐，章志伟写了份自传，将自己的曲折经历和思想历程向党组织作了真实的报告。他坦率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用的是“罪过”一词），并表达了立功赎罪的决心。
从这时起，章志伟、郭也生便并肩战斗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在此期间，他们了解到国民党保密局利用少数民族首领的宗教迷信观念，开展他们的所谓游击战争；了解到个别军统分子怎样在香港以公司行号为掩护与日本黑龙会合作组织特务机关；了解到以某个人为对象布置潜伏组；了解到……他们利用各自的特殊身份，为党提供了许许多多珍贵的情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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