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浩游记艺术的现代特征
——《地球村散墨》读后
（老冒）
当今世界早已步入信息化时代。交通高度发达，信息迅速传递，从地球的这一端抵达另一端只是瞬间之事。这一事实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因而人们可以将若大的星球称之为“地球村”。地球村的村民们比邻相居，张家有几斗米，李家有几床棉被，彼此了然于胸。这本无秘密可言，可是张家毕竟不同于李家，李家毕竟区别于张家，这才有了游记《地球村散墨》引导读者到隔壁邻舍去看一看。这就是游记作为一种文体的最基本的功能。然而，我们在读完《地球村散墨》之后却发现，郑浩的游记中似乎有意在弱化或者抑制游记的这一传统功能，他给我们带来的绝非仅仅是他拿着照相机或摄像机摄下的照片和影带，而是他那一双有意味的眼睛和经过这双眼睛点化过滤过的眼底留影。而对于艺术来说，作者赋予了游记创作以更多的现代意识和创新精神。
一
传统游记是自然景物和文学叙述的嫁接物。《游褒禅山记》和《石钟山记》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游记的典范之作；而徐霞客的游记不仅饶有文学韵味，甚至极具地理科学的史料价值。中国古典游记文学本质上说，是以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叙事方法和文学的修辞手段对游历对象及其游历本身的艺术表达。因而它的内容有两个必备要素：游历对象的客观状貌和游历者的主观体验。但在《在球村散墨》中，这两个因素都被有意识的淡化了，隐匿了，替代游历对象的是作者的艺术直觉；替代主观体验的是作者的价值判断，而艺术直觉和价值判断恰恰是现代艺术区别于古典艺术的最重要的特征。
艺术直觉对于现代艺术而言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艺术直觉便没有现代艺术。中国古典美学中虽然也有类似直觉的范畴，但在艺术实践中，二者却走着不同的道路。古典艺术创作是把表象直观加工为艺术直觉，而现代艺术是把艺术直觉直接引入艺术。正因为如此，客观对象的空间状态和时间状态在现代艺术创作中的地位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惹人注目的是经过艺术直觉处理过的事物。郑浩的《地球村散墨》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卷首《杂种美利坚》虽然我们读得津津有味，你却察觉不出一丝“游”历，你也难以找到在传统游记中所见的状物描形。试撷一段：“如今你走在大街上一看，人的花色品种十分丰富，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棕皮肤；白头发、黄头发、黑头发、棕头发；蓝眼睛、灰眼睛、黑眼睛、褐眼睛，根本分不清他们是美洲人、欧洲人、亚洲人还是非洲人。”在这里，艺术直觉已经摆脱了对特定美国人的具体感受，而从色彩丰富的艺术直觉中建立起对美国人的完整意象。把艺术直觉引入游记创作，不仅可以省却了读者在观照中具体感知、领略、把玩和还原的繁琐程序，而且有利于读者完整的、无歧义地把握对象，同时也更易为作者之情绪所感染。
然而读《地球村散墨》给人印象至深的恐怕还是作者对事物所作的价值判断。只要不是非理性创作，艺术创作终归是有自己的价值取向的。可是在如何处理价值判断与对象物的关系上，现代艺术迥异于古典艺术。传统游记由于受古典诗文影响颇深，其价值判断只是游历过程的衍生物，或触景生情，或借景抒情，价值判断与对象物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换言之，游历对象不同并不妨碍作者表达同样的价值判断。以《岳阳楼记》为例。《岳》文除却第一段说明岳阳楼记的原因外，本是一篇道地的游记。范仲淹在描绘了洞庭波光浩淼水天一色的壮丽美景后，睹物思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而引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感悟。范氏的这种人生价值取向与判断是通过对象的联想、转换、牵引而生的，并不是对景物的直接评价。以范仲淹当时的心境，无论他作黄鹤楼记还是作腾王阁记，也一定会得出同样的价值判断。可是郑浩游记中的价值判断是指向对象物的，与对象物是同一的。在五颜六色的皮肤、头发和眼睛的艺术直觉中，作者得出了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的判断：“美国人的每一滴血都混合着全世界各民族的血液”。这样一个多民族乃至无民族的开放社会，必然孕育出文化精神交流、融合、创新的优势，也就理解了马克思美国移民是“古老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的论断。
郑浩的游记创作不拘于游历对象的细微写照，也不囿于客观事物的纤毫毕现。作者记叙的只是被艺术直觉捕捉到的意识到的对象，因而读来天马行空，无羁无绊，灵动洒脱，游刃有余。也正因为艺术直觉中本身就含有主体价值判断的成分，因而记游与价值判断二者相互渗透，水乳交融，互为转接，不露痕迹，甚至在有些文字中竟分辩不出二者的界限。
二
游记的历史相当久远，但却一直是一种边缘文学样式。早期的游记文学是从传统的散文中脱胎出来的，也就必然地烙上了传统的寓情于景，借物言志的印痕。所以古时经典游记作品均可当作优秀散文作品来阅读，因为它与散文并无太大区别。然而随着近代传媒的兴起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不仅要求游记文学对象的外延不断扩展，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化，而且游记文学的社会功能也随着社会需要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我们因此也就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游记不仅在文学各种体裁样式中处于边缘位置，即使在更大的人文社会科学范围中它也处于边缘状态。当然，由此也给郑浩的游记创作带来了体裁创新的空间和动力。
读《活着的自由女神》和《华盛顿战争纪念墙》，读《冷峻的德意志》和《沉重的柏林墙》，读《曼谷印象》和《探视台湾》，你会强烈地感到一种政论的力量撞击着人们的理智，会觉得一种杂文的风骨和精神力透纸背。范敬宜先生在《地球村散墨•序》中说：“《地球村散墨》还是吸引了我，以其特有的风格——杂文游记。”这是从“郑先生的文笔中感悟出来的一种风格，一种文体，一种极具生命力的游记。”此言十分精当。杂文是一种文艺性政论文体。它以说理见长，却无须严密的逻辑归纳与推理；它以价值判断为魂魄；却无须理论的概念与范畴。郑浩的游记并不热衷给我们讲异域他邦的轶闻趣事，而侧重于从对象中阐述某些理念。如《华盛顿的战争纪念墙》，“参观过这片由纪念墙和群雕组成的建筑，我一时搞不懂，美国人建造它的真实用意……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有几个州，也不知道普京是谁，只知道赚钱过舒服日子。但它们在打仗上最听政府的话，政府说抓谁就抓谁，政府说打谁就打谁，整个他妈的没标准。”因为作者看到纪念墙的碑上有这样一段话：“赞美我们优秀的儿子，去一个不知道的国家打那些不认识的人。”这种杂文性质的游记读后不仅长见识，而且长智慧，不仅打动情感，更启迪我们的理智。
除此之外，郑浩游记创作的新闻性特征也十分抢眼。海外考察访问归来的人写的记游作品。一般的写法是，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传达给读者。这种作品提供给读者的只能算是“信息”。而新闻提供给读者的绝非一般信息而是“有价值的信息”。郑浩正是从这一点来理解新闻，并将新闻的要素植入游记创作中去的。那么何谓有价值呢？价值的认定有不同的角度和标准，但是对于郑浩来说，进入其游记创作的信息必须具有可判断的价值，即可被理智打量并且评点的价值。无论是参现阿波丁的兵器展览，还是走近珍珠港。不管是走近卢浮宫，还是走马观花欧盟总部，作者写来都极有新闻特写的韵味，其价值判断都有新闻评论的风格。在《阿波丁的兵器展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一个旮旯里，我发现了一支中国产的汉阳造步枪，大约是李鸿章，第一次洋务运动的产物。笨重的枪身，斑驳的锈迹，无声地向人们诉说落后就要挨打的心酸屈辱史。”“走出展览大门……先人‘化干戈为玉帛’的呼喊在耳边想起，联合国大厦那尊‘铸剑为犁’的塑像在眼前晃动……阿波丁的村民能办成这种规模的展览，它给人们的启示绝不仅仅是旅游”。游记的这种写法，弥散着新闻记录的现场气氛，闪烁着新闻评论的睿智。
其实，郑浩游记创作的杂文特征和新闻特征，恰是同一体的两个侧面，杂文历来被称为短剑和匕首，快速犀利，是反映现实的轻骑兵，而新闻则是传递生活信息的现代形式；杂文离开了说理即失去文体存在的必要前提，而新闻评论更是以价值判断为核心。杂文性和新闻性的完美融合，即形成郑浩游记创作最主要的文体特质。
三
郑浩的游记语言很有特色。轻松活泼，于大俗中透着雅致，于平拙中透着机趣；大度洒脱，于不经意处挟着妙语，于恣肆调侃中裹着智慧。春秋笔法拿来我用，纵横家言精神毕现，因之可供反复咀嚼。然而郑浩游记的语言贡献远非前述所能概括。我们知道，传统游记是重在记录游历对象和抒发作者的主观体验的，其语言必然具有描摹性特征，其风格大抵也是一种田园牧歌般的古典散文韵致。但在郑浩的游记创作中，由于在文体中直接化转了近代杂文要素和现代传媒精神，内容上侧重于主体的价值判断，使得其语言传导着一种现代的气息。这种现代气息表现是多元的，但在《地球村散墨》中有两点给人印象至深。
郑浩的游记语言释放着很强的磁性。高尔基在说到语言的时候曾讲过一个民间谚语：“不是蜜，但是可以粘东西”。是说言语和词汇并不是对象物，但没有什么事物不可以用语言来表述。语言与对象物之间的距离越近，语言的准确性就越强。语言的磁性就是这种与对象物的附着力和概括力。正因为如此，古人在为文时才“宁安一个字，拈断数根须”以期以最恰当的语言描形画骨传达情思。但是郑浩语言的磁性并不表现在简单的维妙维肖上，而是体现在艺术直觉的表现过程中。看似与对象物之间存在着空间距离，实则在本质上准确完整地把握了对象的神韵。在《曼谷印象》中这样写道：“曼谷的小汽车真多，多得象和尚手中的念珠无头无尾，首尾相接。”此处极言曼谷小汽车之多，这种以他物比此物的联想，非常生动具体，已可状曼谷小汽车之多，但作者的语言磁性并非在表象上紧贴小汽车，而是从艺术直觉中准确传达了曼谷乃至泰国既世俗又宗法，既现代又神秘的复杂社会形态和多元的文化形态。这种语言的吸附力不仅指向了事物的表象特征，更指向了事物的深层构造。
郑浩的游记语言还表现为强烈的张力。所谓语言张力是指言语和词汇的意义外延具有引伸，拓展，隐含，变异而超越指称物的能力。我们知道科学语汇与指称物之间的关系是对应的严密的，否则会产生歧义。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但在艺术中，语言不仅是思想的符号，更是审美的符号。因而一般说来文学的语言都有一定的张力。艺术语言的张力越大，提供给读者的审美信息便越丰富，其艺术价值就越大。但是 作家要使自己的语言具有极强的张力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所要表现的对象有超越他人的丰富的体验，深层的领悟和整体的把握，二是对艺术的语言有着超人的敏感和高超的表现能力。读郑浩的游记往往就能从文字背后读到更多更深的内涵。如《杂种美利坚》在记述了“杂种”的种种文化表现后有这样一句话，“他妈的，美国。”“他妈的，美国”真是精彩极了。是道地的国骂？抑或发自内心的慨叹？是荒诞不经令人匪益所思？还是实属正常尽在情理之中？可能都是也可能什么都不是。一句国骂竟将美国社会的复杂性矛盾性以及作者的复杂心态活脱脱地表现出来。在《探视台湾》的结尾，“空姐送来了《台湾时报》，上面赫然登着陈水扁准备‘登基’演讲的所谓‘三原则’，我瞥了一眼这混帐话，恨不得立马去找阿扁这小子。我要正言告诉他，此次到台湾来很不高兴，象是去看一个病儿，病症还不轻，有传染性。让我隔着玻璃无法沟通，无法传达情意”。此处未着一字政治术语，未置一词渲泄情感，然而我们却从中感受到了强烈的政治情愫。范敬宜先生称赞说，郑浩“十分幽默地表现出一个重大的政治主题”。确实如此，在声色不动之中将主题开掘得如此深刻如此传神，非语言具有强烈的张力而不能为。
现代生活方式为现代游记创作注入了新的内容。现代新的文学样式或传媒形式的发展撞击着游记文学又为文体创新提供了可能，而郑浩先生秉承开放的创作理念，实事求是的创作态度和不墨守陈规的创作个性则为其游记文学创新提供了精神动力。这种创新是艰难的，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探索中的困顿。但只要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郑浩的游记创作一定会结出累累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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