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当代诗歌从1948年发展至今已有四十余年的历史了。这一历史进程大略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8年襄樊解放到1976年是第一阶段；从1976年底开始，襄樊当代诗歌进了入瓣的发展时期。
五十年代初中期，襄樊当代诗歌创作和其它文学样式一样，处在摸索适应的阶段。因此，诗坛显得很冷寂。虽然也有一些写诗的人，然而去零零落落，很不整齐。从现有的资料来看，1952年夏，苏光照在《湖北文艺》上发表的《凤英回娘家》，可能是襄樊当代诗歌创作的发韧之作。这首诗通过凤英向妈妈报告土改翻了身、现在又要文化翻身的喜讯，歌颂了刚刚揭开帷幕的新生活。接下来，罗成秀的《新西湖颂》（1955）、王化郁的《再也不当睁眼瞎》（1955）等作品，更是以饱满的诗情歌颂了鄂西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的事迹，和劳动人民文学翻身的动人情景。长篇叙事诗《白兰花》（1958）是随州籍战士诗人乔林的遗作，这首诗通过对一位纯朴、机警而且刚毅的农村青年妇女形象的刻画，歌颂了大别山根据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日本侵略者的奴役进行不屈的斗争。该诗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曾受到诗人郭沫若等人的称赞，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1958年开始，诗坛上表面繁荣、热闹；全民写诗，人人都是诗人。实际，却是诗歌歉收的年头。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泛滥起来的“左”的思潮，文学创作上粉饰生活为歌颂歌颂浮夸推波助澜的那种离开现实根基的“浪漫主义”的提倡，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破坏，大量的所谓“新民歌”，不仅停留在对生活的表面现象的描绘上，而且直接和间接地宣扬了浮夸风。宣扬了对人的主观意志的无限制夸大的主观唯心主义。同时，采用订指标、搞运动的办法来领导创作，严重违背了文艺创作作为一种精神生产的特殊规律。
五十年代未期，除了民歌之外，襄阳籍诗人白云天的神话按说体叙事诗《神鱼的故事》是比较重要的收获，这首诗以流行于湖北秭归民间的神话传说为依据，叙述了屈原投江后被洞庭神鱼吞入腹内，运回故里秭归与亲人相见的故事。
六十年代初、中期，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经济的暂时困难；加上1962年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和对当时国内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使诗歌创作的道路越走越窄。对某种现存观点的阐释代替了对真实生活内容和感情世界的体验，片面强调诗要成为时代号角而导致构思、形象上的雷同。诗的内容的空泛、概念化，依靠所谓“豪言壮语”的渲染铺张，以至发展到伪造生活和感情，这种倾向在当时已愈来愈明显。
十年动乱期间，同中国当代诗坛的命运一样，襄樊诗坛也遭到了残暴的蹂躏。人们真实地心声受到压制、扼杀，正直的诗人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力。诗坛呈现一片荒芜、萧杀的景象。
综观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取得较大成就的阶段还是应属五十年代的诗坛。除了歌颂祖国的新生、歌颂领导人民进行长期艰苦斗争和党和领袖、歌颂新的生活之外，诗歌表现得充分的另一方面内容，是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劳动和建设，劳动中的忘我精神和英雄主义，开始在诗中得到富于诗意的表现。
当然，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严重不足：诗的题材、样式不够多样；简单地配合政治运动、中心工作的作品较多；诗人对新生活的赞颂是热情、乐观的，却不够深刻，对生活的困难和矛盾的一面缺乏把握；艺术个性模糊，“自我”极度弱化等等。
1976年10月，尤其是1979年以后，襄樊当代诗歌进入亲折发展阶段。十余年来，它所取得的成绩是“文革”前二十八年所无法比拟的。这个阶段已经呈现出来的一些重要征象，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
第一，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诗人队伍，给诗歌创作带来了活力。其中既有经历了十年内乱的磨难和锻炼的龚正荣、黄耀晖、李圣强、彭泉瀚、刘蒂、任金亭、彭广全、汪光房、毛翰、金口哨等人，亦有出生于六十年代以后的宗明发、叶青、穆洪斌、赵黎明、鄂青子、文爱艺、刘君一等青年诗人，以及仍在涌现的更年轻的一代，他们将代表襄樊诗坛的前景。这支队伍里的一些诗人，在诗歌艺术和文化素养上接受了比较充分的营养，他们在诗歌观念、诗的内容及艺术方法上，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开拓与创新。
第二，涌现了一批好的作品。李珉的《织绵给献给毛主席》，表面了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领袖真挚的悼念之情。李圣强的《写在历史的拐弯处》、任金亭的《女人，总是要嫁给一个男人》，控诉了极“左”路线和“十年动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创痛。李圣强的《我是震动棒》、《地震》等诗，则表达了人民渴望和要求改革的强烈愿望。其它比较优秀的作品，主要有诗集《蓝色的梦幻》（尚建国）、《爱情与恶欲》（龚正荣）、《爱情岛》（宋明发）、《空门》（金口哨》、《母亲树》（任金亭）和《雨中印象》（龚学胜）、《梦裙》、《寂寞花》（文爱艺）等，这些作品，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有着各种的品位和特点，都曾在襄樊诗坛上引起过较大的反响。
第三，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在题材、主题、形象和表现主法上，都有了许多重要的变化。诗歌创作新的面貌的首要标志，是诗歌的真实性。诗要讲真话这一观点得到了重视和强调。诗歌创作的新面貌，还表现在诗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重大的社会事件、生活变革的情状，仍为许多诗人所关注，而人的自身生存状况和内心世界，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诗人的表现领域，逐步朝着表现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全部丰富性这一目标发展。与五十年代诗歌中呈现的热烈、真诚但天真、单纯的倾向不同。当前，诗歌普遍带有深沉的特征。不仅在感受，而且深沉地思索，成为观察、把握生活的重要手段。这就带来当前诗歌哲理性色彩的加强，造成诗歌意象、诗歌感情内涵的复杂化倾向。单纯、和谐不再被认为是应该绝对遵循的法则，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思想感情趋向在一个意象和一首诗中的统一，被认为是更能传达现代生活的风貌和现代人的思绪。在社会生活发生巨大的变革的进程中，从现实矛盾出发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对蕴蓄在劳动方式、生活习俗、神话传说中的民族性格、精神的思考和发掘，为一部分诗人所注意。第四，随着诗人对艺术个性的自觉追求，这个时期，诗歌创作风格的多样化的实现成为可能，诗人的艺术观点和艺术方法，呈现多元的发展态势。在诗与政治的关系上，在对诗的功利的理解上，在诗与读者的关系上，襄樊诗歌界亦出现了并不一律的理解。这影响诗人对不同的艺术倾向的追求，决定了他们去建立互异的诗的内在结构。在诗的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也有了发展和扩大、民歌体、政治抒情诗，运用传统诗词炼字炼句，在情景交融中构成诗的意境，到更侧重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都在不同的试验与实验中出现。许多诗人逐渐认识到，艺术的借鉴应该有宽阔的视野，狭隘的心理和作茧自缚的主法，无助于自己艺术个性的建立，更无助于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
——摘自《中国当代襄樊文学气象》（周圣弘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