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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机遇与把握——访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三）

作者：王伟举发布时间：2006年6月23日阅读数：2112 查看评论

走近院士潘云鹤

　　等待潘校长的时间使我有机会打量一下这所蜚声海内外的名牌大学，梳理一下我所能知道的有关浙江大学和潘云鹤先生的一些情况。
　　浙江大学最早的基础是1897年的“求是书院”，1928年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1998年，中央决定将以原浙大院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杭州大学四所高校合并为新的浙江大学。
　　潘校长在计算机形象思维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高校经营管理和大学体制创新方面做出的贡献同样很大。浙江大学的快速发展和在高校排名中的不断提升，从表面看是因为她生在有天堂之誉的杭州，内借深厚的人文底蕴、外借杭州湖光山色的灵气，以及地处长三角城市经济圈的地利，但对浙大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浙江大学过去虽然也是一所名校，但在潘云鹤任校长之前远没有今天这种“威加海内外”的声望。客观地说，浙江大学能有今天这样在国内高校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声名远播海内外的影响，潘云鹤校长功不可没。中央之所以将浙江大学选作高校改革试点，让浙大在全国第一个拉开高校重组合并的序幕。这是与潘云鹤校长一贯勇于开拓的精神和善于创新的意识分不开的。据各种报刊报道，潘云鹤校长奉行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办学理念经过七年的运行已收到了良好的效应。在近几年的中国高校综合实力评估排行榜上，浙大的各项指标逐年稳步攀升，现已紧追清华、北大两大王牌之后高居第三位。在“研究型的大学”排名中浙江大学同样稳居第三。衡量一所高校的实力，科研项目经费多少是一个重要参数，而浙大的科研经费早在几年前就超过了好多重量级的著名高校紧追在清华大学之后，浙江大学在中国高校中的领军地位已无争议。
　　外面传来一阵有节奏的脚步声和轻轻打招呼的声音。我敏感地意识到，潘校长终于回来了。果然，傅强匆匆走进第二会客室来对我说：“校长回来了，请你到他办公室间里面去谈。”
　　我随着傅强走进校长的办公间。办公间更简单，一大间房被隔成两块，秘书傅强在外间，校长在里间。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走进著名大学的校长的办公室，第一次还是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曾随几个同学一起到过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办公室。我发现这些著名大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办公室都很简朴。想起一些官员和企业经理办公室的豪华，不由生出许多感叹来。傅主任给我沏茶用的仍是那种老式陶瓷烧制的普通带盖水杯，木地板的红漆已开始剥落，沙发也是常见的需要加布垫的普通红色木椅。两排大书架、一张办公桌把室里占了多半，书架里是满满的，办公桌上也堆满了各种典藉、文件。墙壁上挂着些名人的字画，整个办公室显得雅致、简朴、厚重而深沉。对于客人来说，室内的每一件小物品都会让人心生几分敬仰。我想这大概就是知识和学问的力量。正是在这种简朴、深沉与厚重里，一项项领先国内外的科研成果不断贡献给社会，正是这种简朴、深沉与厚重，将每年数以千计的学士、硕士和博士源源培养出来。这是世间任何财富都无法比拟的。在这样的地方，一切装饰都是多余的。
　　“哦，襄樊的客人来了？对不起，久等了啊！”随着一声爽朗的声音，一个中年人走了进来。凭直觉不用介绍我知道这必是潘校长无疑了。便迎上去握手问候。“潘校长您好！您这么忙还能按计划接受我的采访，我真的很感谢！”
“是的，这一段学校事情确实比较多，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潘云鹤先生随和的与我分坐在两张椅子上，这使我得以与这位著名的院士和大学校长零距离接触。
　　潘校长身材高挑，面色白皙、几丝白发点缀在乌黑的头发中间，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付无边的眼镜，我感到面孔很熟识，难道在哪里见过他？哦，是了，因我平素喜欢江浙一带的人物风情，大概是江南才子的影视形象看得多了。我暗自赞叹浙江山水之灵秀，不仅出美女，也出俊男。五十八岁的男子仍保持着一种俊美男子的身材和神态，不能不让人称奇。当然，用普通世俗眼光和肤浅的词句来评价一个著名大学的校长、一个重量级的科学家多少有些不恭，但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知识份子身上透出的智慧与成熟确有一种特别的魅力，而且从时下的风采不难想象出他年轻时候的英俊与潇洒。
我心中不由暗自感叹：果然——是真名士自风流！
　　我首先转达了鄂万友同志对潘校长的问候：“潘校长，我来浙江之前跟鄂万友书记联系了一下，他让我向您转达他的问候，听他说您在武汉开会时曾经两次去看他都没遇上，他都在国外，又有一次您和李岚清副总理在武汉开会，鄂书记知道了，赶过去看您时，您又走了。”
“是的是的，鄂万友我们是老朋友，也好多年没见到了，几次在武汉都错过了。因为会议都很紧，时间也赶得急。当时我在襄樊市科委工作，他调去当科委主任，后来我也当了科委的副主任。他身体还好吗？你回去后请一定代我向鄂万友同志问好！我很想念他，想念一些当年的老朋友。”
我郑重的承诺，再去看鄂书记时一定转达他向鄂书记的问候。也向潘校长简要介绍了襄樊近些年的变化，自然也谈到襄樊近年一些重大事件，一些他熟悉的人。听我说到新的市委抓住了汽车工业的发展机遇，近两年城市规模和经济上升较快，并将城市发展方向定位为“省域副中心城市”时，潘校长十分高兴。“我也经常打听襄樊的情况，听说近几年变化很大。襄樊是有前途的城市，也是有竞争力的城市。”
　　“我在襄樊工作了八年多，除了我的家乡杭州以外，襄樊是我生活得时间最长的城市。”言谈中潘校长流露出对襄樊真挚的感情和一种深深的眷念。而他那种学养深厚的长者之风和平和如常人的谦和也使我很快打消了面对名人的拘谨，我真希望能同他多交谈一会，向他请教一些他在高校改革、在计算机学科方面的创新与贡献，请教诸如“温州现象”、“长三角经济带”等有关浙江经济文化方面的话题，甚至还想与他讨论一些诸如“天下文章数浙江，浙江文章数余杭”之类的浙江人文风情。但我知道潘校长的时间不属于他自己，在秘书傅强安排的时间表上，他的时间是以分钟安排的。我简单地介绍过襄樊近况之后很快进入主题。我告诉潘校长正在为《经济风云》杂志撰写一篇探寻襄樊工业发展史轨迹的报告文学《世纪沧桑》，对襄樊因为电子和自动化热潮在全国引起轰动那段史料不很清楚，希望潘校长能回忆一些他当年在襄樊的工作经历。使我能准确的把握分寸，较为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
　　潘校长沉静下来说：“你们寄来的《经济风云》杂志我看了，办得很有特点，你写的那篇《曹野与襄樊》的文章我认真的读了，写得很好的，很感人的，也唤起了我许多记忆。”
潘校长陷入了沉思。向我说起他当年的故事。
　　“我留在襄樊是一个偶然，起因是因为我调走之前给曹野写了一封信……”
　　潘云鹤1970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仍是方兴未艾，大学毕业生也大都被分配到偏远山区。年轻大学生潘云鹤就在这种大背景下被分配到了湖北省襄阳地区南漳县的一个钢铁厂。这个钢铁厂离县城100多里外一个名叫东巩的小镇。这小镇地处南漳、宜城、荆门三县交界处。小镇风景倒是十分优美，四面环山，只有一条窄窄的砂石公路连接着县城。说是钢铁厂，潘云鹤分去时其实并没有厂，只不过是县里在建的一个炼铁厂项目。建厂、炼铁需要技术人员，上海的大学生潘云鹤就作为技术人员分了去。先是建厂，后是炼铁。潘云鹤却是学建筑的，却莫名其妙的成了冶炼技术员。潘云鹤对炼铁是外行，但科学的思维使他比狂热的人们多了些理性和冷静。从冶炼的基本条件考察，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条件办钢铁厂。附近山上倒是有一些零散的铁砂和小煤窑，但既达不到品位，也没有规模，而且白煤矿的燃点也达不到炼铁要求。当时正是文革期间，政治挂帅的思维支配着整个社会，违反科学规律的现象比比皆是。农村的“农业学大寨”走到了极端，提出的口号是“收不到稻谷收稻草，收不到稻草收思想。”工业上延续的仍是大跃进的模式，不计成本，不计算投入与产出。科学与理性不得不向政治和狂热让路。潘云鹤所能做的只能是用本地小煤窑的白煤和低品位铁砂炼出铁来。他从头钻研冶炼技术。用自己的聪明和才智设计出了炼铁高炉，用多项技术改造，终于用当地白煤炼出铁来。潘云鹤成为南漳县钢铁厂的创始人，他开创了白煤炼铁的先例，使这个山区小炼铁厂成为湖北省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但潘云鹤认识到这种违背科学规律的工厂是没有前途的，他想到了离开。恰在这时，曹野（中共襄阳地委副书记）接任襄樊市委书记后大规模的招引人才，他就调到了仍属襄阳专区管辖的襄樊市。潘云鹤对这家钢铁厂前景的预料最终变为沉重的现实。这个钢铁厂后来虽然变成了襄阳地区钢铁厂，政府也不断加大对它的扶持力度。但最终因两头在外难以为继，后来搬迁到襄樊市东郊的肖湾乡下，靠收购废钢铁回炉加工维系多年，虽然也经历了与市轧钢厂合并等重组，但最终仍没有逃脱倒闭的命运，在上世纪末，市里不得不将部分有用资产卖给武钢长材，其余的部分只能作破产处理，这家钢铁厂就此寿终正寝，此为后话。
　　潘云鹤来到襄樊后不久，他爱人所在的黄石给他发来同意调入的函件。因为潘云鹤在钢铁厂搞技改的名声很大，黄石的大冶铁厂也想要他。潘云鹤当时的目标很单一，就是想到黄石去与爱人团聚。他感到调来襄樊时间太短，走之前得给市里领导打个招呼。而且他从曹野抓城市建设和工业基础上看到了希望，特别城市的绿化、卫生有了很大变化，整个城市面貌与他刚来襄樊时反差很大，凭一种对襄樊的感情，他给当时的市委书记曹野同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里他肯定了襄樊的变化和发展思路，也给曹野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要抓市民素民提高。抓卫生固然重要，但只有市民素质相应提高这才是提升城市品位的根本。
　　“其实说是一封信，也不准确，那不过是一张很小的纸头。”潘校长至今仍记忆犹新。
　　谁知就是这张纸头使潘云鹤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以重视人才著称的曹野看了这张纸头，认为这个大学生很有思想，心想我招人才还招不来呢，到手的人才怎么能让他走掉？在调阅了潘云鹤的档案后他对组织部门交待：“这个大学生很不错的，你们给我做做工作，把他扣下来！”
　　于是潘云鹤的人生轨迹就因这张纸头而发生改变。当潘云鹤到组织部去办调动手续时，组织部的同志笑着说，“小潘，你走不成了，市领导很看重你呢，你就留下来吧。”
　　潘云鹤有些急了，便拿出黄石来的调函说：“我都跟人家谈好了，再说我爱人在黄石呢。”
　　组织部的同志耐心的给他做工作说：“市委曹书记都交待了，你不能走，我们要把你的档案扣下来的。”并且动员他说：“你去黄石不就是要和爱人团聚吗？曹书记已表态要把你爱人调到襄樊来，我们保证给你办好，把房子也给你安排好。”
　　潘云鹤此时此刻心情十分复杂。当时黄石已是省管直辖市，并且紧靠长江，工业基础和条件都比襄樊要好，而且爱人也在盼他过去团聚，可是自己却心血来潮给市委写什么建议，这下可真难办了。转而又想，市委书记这样重视一个大学生，说明襄樊是真心实意要用人才。当时的宣传口号是“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既走不了，就再干一段再看吧。潘云鹤就这样留在了襄樊。
　　果然时隔不久，潘云鹤的爱人就由组织出面帮助调到了襄樊市，也真的安排了住房。如今已是著名大学校校长的潘云鹤至今还记得那间房子的模样，“那楼房大概在市委（今天的市人大）大院里面，一栋三层楼房，给我在二楼上安排了一大间楼房。其实就是后来常说的筒子楼，预制板之间用红砖卡着，连缝隙都没有糊上。做饭的煤炉子就放在门口的走廊里，没有厕所，一层楼只有一只水龙头安在走廊的尽头。”潘校长说，不过这在当时已是不错，因为曹野本人也只住着一间房子。而且这间楼房当时对许多在上海、北京、杭州这样大城市的知识份子们已经是很大的诱惑了。虽然条件差，但这是全市最好的，这就够了，就足以说明当时曹野对人才的渴求和重视。
　　潘校长感慨地说，要没有这封信，我是不可能在襄樊的，也就是这封信，更没想到的是，因为留在襄樊，使我的专业和人生后来都彻底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