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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机遇与把握——访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四）

作者：王伟举发布时间：2006年6月23日阅读数：2064 查看评论

襄樊的工作经历使潘云鹤的专业彻底改变

　　潘云鹤被调到了市科委。当时刚刚起步的襄樊工业正在全力抓工业技改，时任市委书记的曹野对新工艺、新产品抓得很紧，他亲手抓了两个在当时很前卫的数控技术，一个是数控铣床，一个是数字线型切割机。数控铣床由原机仪表厂试制，数控线型切割机由机床厂试制。因当时襄樊的工厂技术力量都很弱，市委就要求主管部门下去扶持督促。机械局的任务是到仪表厂搞数控铣床，科委的任务就是去扶持机床厂的数字线型切割机。科委的陈主任就带着潘云鹤到机床厂去扶持数控线型切割机。到了机床厂一看，科委主任和潘云鹤都傻眼了，原来机床厂是个只有三、四十来人的小厂子，全厂只有一个技术员，还是个从部队复员安排在厂里的中专生，别说试制数控线型切割机，在这之前连数控是怎么一回事都不知道，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基础怎么能抓得出来？但是这是曹野亲自抓的项目，厂里和科委压力都很大。
　　潘校长说到这里十分感叹：“这就是曹野的风格，他胆子真是大，真的是敢想敢做，对新事物，新技术十分痴迷，只要是新东西、好的东西他都想引进来，对有的新技术他甚至都没有搞懂也敢拿来试一试！他的创新意识和对人才的重视是我最敬佩的地方。”
　　当时技术攻关都像打仗一样，限时限期完成，实际上就是立军令状。科委主任看到机床厂这样的基础一筹莫展，没办法他就逼我。说：“小潘，你帮他们搞。”我对他说我是学建筑的，但是科委主任说，“你看他们厂里只有一个中专技术员，你总还是上海的大学生，不靠你靠谁？”
　　数控的基础是计算机，而潘云鹤学的建筑专业跟数控技术是风马牛不相及，当时大学生很少，在一些领导眼里，大学生是应该什么都懂的。潘云鹤不好再向主任解释，再说当时对他解释再多也没有用。领导逼潘云鹤，潘云鹤只好咬咬牙逼自己。“当时我的电子知识等于零，就好急用先学，买了些半导体、二级管之类的书来看，摸索入门的基础原理。我就是从这时候才开始跟计算机打交道的。”
但潘云鹤毕竟是聪明过人，就像他在南漳东巩钢铁厂时开始钻研冶炼一样又钻开了数控技术。当时只有江苏的泰州机床厂在搞数控机床不，潘云鹤遇到过不去的难题就到泰州机床厂去请教。最后居然奇迹般的把数控线型切割机研究试制出来了。这是当初连潘云鹤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事。现在来看潘云鹤的成功，应该承认他的聪明是基础，天分里有悟性，但更重要的是刻苦和专注和执着。
　　“曹野看到了成功，抓住仪表厂这个典型推广，曹野抓典型真的有一套。他先是在机床厂召开现场会，又在全市召开庆功表彰大会。接着又扩大战果，他要把襄樊的电子自动化全面推开。就让科委把电子人才培训这块抓起来。
　　科委总共只有七八个人，懂点电子的也只有潘云鹤一个人。而潘云鹤也是在搞数控线型切割机项目中才学会的。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实到了潘云鹤身上。科委又给潘云鹤找了两个助手，一个是复旦大学学管理的，另一个是武汉调来的修收音机的老工人。加上潘云鹤组成了培训辅导组，潘云鹤当了组长。全市以局为系统送来了一批有电子基础的职工参加培训。
　　潘云鹤至今记得那些职工的成份，“在那个时代，电子还是很神秘的，懂电子的人并不多，送来的学员其实多数是些会修收音机的人，懂点二极管就不简单。还有的干脆就是单位上的电工。但就是这批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后就成了搞电子的骨干，也成为襄樊电子工业的技术基础。”
　　尽管基础很差，潘云鹤还是抱着一种神圣的态度给他们讲课，“那时我的水平也就是搞数控积累的知识，要办好这个班可真不容易。”
　　因为要当老师，潘云鹤不得不继续钻研电子和计算机技术。这时市科委领导易人，鄂万友调到市科委当了主任。鄂万友与曹野一样喜欢学习新事物，一样重视科技人才，客观地说，如果没有鄂万友调到科委后殚精竭虑的助推落实，曹野的人才战略和科技工业思路也无法顺利推行。襄樊工业发展速度和热招引人才的声势也不会轰动全国。鄂万友调到科委后，潘云鹤的工作学习环境进一步改善，对电子技术人才培训也更加重视。凡潘云鹤培训工作所需要的，只要科委有能力办的，一律给予满足。潘云鹤工作环境再度得到改善，这更使潘云鹤更加信心百倍。他一面艰苦自学，一边把刚学到的东西传给学员们。就是用这个办法，潘云鹤为襄樊培训出了好几批电子技术人才。这些人才回到本系统又在本系统照本宣科的把潘云鹤教给他们的电子知识再教给更多的工人。襄樊电子人才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这么越滚越大。
　　潘云鹤也在备课教学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电子知识，由被动应付工作需要逐渐变成了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后来就像陈景润痴迷数学一样迷上了电子计算机。我这个三十多年后才来补记这段历史的作家，已经无法用准确形象的文字写出当年潘云鹤当时对于计算机的痴迷，更无法体味潘云鹤作为一个非专业的大学生通过自学走进计算机领域的无限艰辛。当然，每攻克一道难关之后他也一定会有无穷乐趣，可惜的是我不懂计算机语言，我只能笨拙的想象，那种快乐一定是像数学家陈景润在攻克1+2（“歌德巴赫猜想”命题）过程中的快乐才能比拟的快乐。
　　总之，一扇厚重的大门被潘云鹤用意志和毅力撞开了。一个无限大的世界、一片有着无穷大魅力的领域展示在了潘云鹤面前。这个领域既有宇宙一般客观的无限，又有“夸克儿”一般微观的无穷。潘云鹤在这个领域里拼搏、钻研，从此不再回头。他痛苦过，他痴迷过、他也陶醉过。这个较为漫长的时空里他的计算机理论基础一砖一石的积累着，堆砌着，夯实着。此同时，潘云鹤在计算机研究领域里的进步加快了襄樊电子人才队伍的生成速度，也加快了襄樊电子技术普及的进程。
　　在潘云鹤培训出大批电子速成人才之后，市委书记曹野渴望的襄樊电子化普及热潮也就水到渠成了。
　　襄樊的技术革新和产品创新一步步推向纵深。而这种革新和创新都围绕着电子技术这个核心。这个时期的大背景是中央鼓励各地大力发展民用电子工业，早在1969年10月中央就专门开过一次全国军事工业和发展民用电子会议（时称“6910会议”）。现在回头看来，这个时期应该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萌芽时期。曹野在这个时候抓电子化，也是顺天应时，而潘云鹤的到来正好解决了曹野最焦心的人才问题，就像是如虎添翼。
　　在科委主任鄂万友的支持下，潘云鹤走出科委机关，创建了襄樊的第一个自动化研究所。这个研究所除潘云鹤之外，又充实了有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张天序、厦门大学毕业的姓陈的大学生，南京金属学院毕业的一个修收音机的。还有原来一起搞培训武汉藉的老工人，大概有八九个人，一群大学生在潘云鹤的带领下，自筹资金，自立项目，热火朝天干了起来。这个研究所实际上就成了市里的电子自动化会战的指挥部和技术咨询辅导中心。后来市里真的成立了协调指挥全市电子自动化的会战指挥部，指挥长由市里主要领导亲自兼任，年轻的大学生潘云鹤就成了副指挥长。
　　各局都成立了相应的电子自动化研究所，这批成立电子自动化研究所的大概有轻工局、粮食局、商业局、机械局等七、八个单位。这些研究所的人也就是潘云鹤培训出来的那批学员。这些电子自动化研究所根据各自的行业特点开发电子化项目。当时的工厂企业还没有产权、所有制、法人这些概念，但凡工厂，不是国家的就是集体的，这就有利于集中力量打攻关战役。
　　一个民用电子化的热潮出现了。粮食局上了粮店售米、售油自动化项目，商业局上了自动售货机、打印机项目、轻工局上了毛巾自动提花织物机项目、机械局上了可控硅自动化系列项目、计算机外部配套设备、中医院的中药厂上了研究电子加热项目、皮革厂上了电子氧化切割机项目、织袜厂也上了电子自动织袜机项目。
　　“这些单位的研究所搞电子热情很高，我们自己的研究所先是做出了毛巾厂的提花织物机项目，后来又帮助襄江商场搞出了自动售货机和打印机。再后来又开始开发仓库管理信息处理系统。这个技术难度在当时是很高的了。当时科学院的院长、副总理方毅都来襄樊看了这些项目，全国不少城市也先后来参观襄樊的电子自动化。”
　　“啊，不止是方毅，后来副总理谷牧、孙健也来过了。”我补充道。
　　因为这个时期的情况我就较为了解了。因为要写《世纪沧桑》这篇长文，这个时期的资料我已搜集到了一些，但过节不甚清楚。我只知道襄樊的电子热曾在全国引起轰动。
　　“对的，孙健来襄樊时，我也还在襄樊。”潘校长回忆起那时如火如荼的会战情景也有些激动了。“当时襄樊普及电子自动化劲头很足，到处都在搞项目，但是技术还是有限，我们自动化所经常加班加点，哪个单位的项目遇到了难题，我们就赶过去帮助搞攻关会战。帮助突击。搞完这一个局的项目又去帮助另一个局，马不停蹄。结果这些项目先后都搞出来了。”
　　此时，潘云鹤校长完全沉浸在了对那个火红年代往事的回忆之中，“襄樊的电子自动化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竞争力了。开始搞项目是市里给点钱，后来就是由省科委给钱给项目，再后来就是中央单位直接给钱给计划了。商业部、国家计委、一机部、四机部、机电部直接拨款给襄樊的研究项目，当时襄樊搞项目根本不用愁经费。”
　　潘云鹤完成的襄樊毛巾厂的自动提花织物机和襄江商场的自动售货机项目自动化程度很高，运行良好，操作也十分简便。引起了科技界的广泛关注。他后来开发的仓库管理信息处理系统难度很高，引起了国家计委的高度重视，拨了一大批款给襄樊。
　　“襄樊的电子自动化在当时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有些项目国外也还没有开始做，可以说，襄樊的电子自动化至少比全国提前了五年！我自己当时做的项目就是拿到浙江大学来也是很先进的。”
潘云鹤校长对当时的市委书记曹野更是充满敬仰，“曹野真的是个很了不起的领导干部，很有眼光。他用人、做事更大胆。没有曹野就没有当时的电子自动化热潮。”
　　整个采访中潘校长不断提到曹野，这引起了我的思考。实在地说，潘校长能够接受我的采访很大程度上是对曹野和襄樊的感情。我告诉潘校长，我发表在《经济风云》上的《曹野与襄樊》一文在襄樊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史料采集的局限，没有写到位。“如果采访您之后再来写曹野的这篇文章，可能更深刻、更全面一些。”
　　“曹野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个特点就是敢于创新，城市建设管理的观念、人才观念、重视科技的观念，特别是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敏感和痴迷，都反映了他的超人的创新思想，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思想观念，也仍然是很先进的；二是重视人才，敢于用人，曹野对人才重视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时代。他采取的种种吸引人才的措施在当时都是要担风险的，当时知识份子都还是‘臭老九’，曹野居然就有这样的远见，襄樊作为一个中等城市，居然引来了42所高校、35科研院所的人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襄樊当时的人才环境为院士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潘云鹤的努力下，襄樊的电子自动化突飞猛进，轰动了全国，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孙健、谷牧等先后来襄樊视察，许多城市也慕名前来学习取经。襄樊后来也因此得以与常州、无锡等城市一起，跻身“全国十大工业明星城市”行列，并荣耀的位列榜首。第一次全国中小明星工业城市会议就是这种背景下选择在襄樊召开。年轻的大学生潘云鹤担任了襄樊市科委的副主任。就在这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创始人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在中央的领导工作，这位头脑清醒的总设计师一上台首先就抓科技和教育，各大专院校陆续恢复了招生，中国的新纪元开始了。而潘云鹤的人生新机遇也出现了。就在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各重点大学开始恢复研究生招生。而此时湖北省科委已经在与襄樊市委协商调他进省工作的事。已是市科委副主任的潘云鹤心中掀起了波澜。具有高学历背景和丰富专业知识的他，如果继续从政，无论调省还是留在襄樊市，前途的光明都是显然易见的。然而他毅然放弃了从政的大好机遇，决意报考研究生重新充实自己，走科技报国的道路。
　　潘云鹤的母校是上海同济大学，但他是杭州人，就想报考浙江大学，以便将来能在家乡工作。可是当时的浙江大学没有建筑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只有计算机专业。摆在潘云鹤面前的是两种选择，要么考回同济大学将来在上海工作，要么改换专业报考浙江大学。由于在襄樊的工作经历，在研究数控技术和电子自动化推广工作中潘云鹤已积累了丰富的计算机知识，于是他信心十足的报考了浙江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结果他在襄樊的辛勤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当年就以优异的成绩被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录取。
　　襄樊的工作实践为潘云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浙江大学良好的学习研究条件使潘云鹤的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有了再次施展的空间。而建筑学领域里的形象思维基础和在襄樊积累的数控技术研究经验又使潘云鹤具备了创造新学科的条件。潘云鹤由此开创了计算机形象思维的研究新领域，成为中国智能CAD的开拓者。198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计算机应用专业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5年晋升为副教授，此后又应邀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做了两年多访问学者，这些学习经历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善于创新的潘云鹤最终站在了人工智能新学科的最高处，成为人工智能CAD研究的领军人物。　　　　　　在智能CAD的技术上，解决了图案构图、色彩协调等多类知识表达，实现图案设计自动推理，使设计速度提高百倍以上；潘云鹤研究成果的意义在于突破了传统AI对推理的局限，提出综合推理的新概念，并将计算机传统的基于字符的类比推理扩展为基于形状的类比生存，大大提高了CAD的创新能力，将AI引入计算机图形学，提出智能图形学的新概念、在计算机运应用领域创造了基于知识的真实感图形描述技术、天空漫射光照模型和空间感色彩模型。他研究成功了轻纺花型、广告装璜、建筑布局、管网规划等多个新颖实用的智能CAD/CAM系统，特别在轻纺花型图案CAD/CAM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这些研究成果被大量应用于工业生产，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潘云鹤先生用人工智能方法研发的计算机美术软件及其自动创作的作品赢得了国际计算机研究领域和美术界的高度评价。他因为在计算机研究领域里的卓越贡献成为中国工程院一名最年轻的院士，并先后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浙江省政府授予的“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国家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多个荣誉称号。并当选为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社会的需要使他再度走上领导岗位，从1990年起他开始担任浙江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浙大计算机系主任，1994年7月，48岁的潘云鹤走上了浙江大学的领导岗位，成为浙大的副校长，1995年5月，潘云鹤成为这所著名高校的校长。
　　看到潘云鹤先生在科研领域里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因此而获得的这些耀人眼目的荣誉桂冠，以及他担任的这些对社会举足轻重的领导职务，引发了我对人生道路和价值的深沉思考。当年分配在南漳县小钢铁厂的青年大学生潘云鹤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今天他会坐在世界著名大学校长的位置上。如果他不给曹野写那张“小纸头”，也不会被曹野“扣”在了襄樊。如果没有曹野逼着他去抓数控线型切割机，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专业方向，如果没有他战胜困难勤奋刻苦的求索精神，他就没有可能考入浙江大学的计算机系，而很可能考上同济大学的建筑系研究生。那他就不会留在浙江大学，可能也不会是浙大的校长。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是金子在哪里都一样闪光，只要是人才，只要勤奋不懈，在任何领域都会获得成功。
　　我对潘校长说：“可不可以这样说，没有襄樊的这段经历，您可能不会成为计算机形象思维的带头人，可能也不会在浙大当校长？
　　潘校长毫不隐讳的说：“是的，是襄樊给我创造了新的机遇。如果不是曹野逼着我去搞数控切割机，我是不会去搞数控的，因为我也热爱建筑学，正是有了襄樊这段实战经历，才使我懂得了数控技术，打下了计算机基础。至少在专业方向上，襄樊彻底改变了我。这就是我要说的另一个问题，即英雄和环境的互动关系问题。没有曹野创造的那种人才环境，我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至少在计算机领域。所以，环境对人才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发现骏马需要伯乐，而骏马最需要的是供其驰骋的广阔天地。以潘云鹤先生为例，是他奠定了襄樊电子人才队伍的基础，而襄樊也奠定了他成为院士和著名大学校长的基础。潘校长提出的关于人才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又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这是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们认真研究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