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第一乒乓球迷传奇
王夕平
一、大器晚成
2004年8月至10月，襄樊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全市运动会。这次运动会是襄樊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项目最全、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场体育盛会。9月17日至19日，我有幸代表襄城区参加了职工类乒乓球比赛。赛后，《襄樊日报》曾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该次运动会战况，其中在“一运花絮”一栏里，有一篇文章，题目叫《襄樊第一乒乓球迷》，文章所写的主人翁就是我。现将原文转录如下：
本报讯（通讯员匡玉琴）在刚刚结束的市一运会职工类乒乓球赛上，襄城区代表队的４１岁选手王夕平奋力拼搏，获得男子B组团体和单打两个第４名。知道他底细的人告诉笔者，王夕平不是从小学打乒乓球，而是34岁才开始学打乒乓球的。除了他的长兄王肃平对他稍加指导外，他基本上是“自学成才”。他的学球方法很独特：先是看乒乓球专业教材，看电视转播的乒乓球赛，然后边琢磨边上台“实际操作”。经过几年刻苦训练，王夕平的乒乓球技术看上去已经很“专业”了。不仅如此，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培养了一批少儿乒乓球选手，其中有十几名学生先后获得襄樊市少儿乒乓球赛第一名，数名学生送到省体校、武汉市体校深造。他教学的“代表作”是襄樊乒乓界人所周知的10岁小学生易晓曼。如今襄樊乒乓球界的球友送给王夕平一个荣誉称号：“襄樊第一乒乓球迷。”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襄樊乒乓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这篇报道说我是34岁才开始学打乒乓球。而我到底是从小学的，还是34岁才开始学的，成了襄樊乒乓界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说我是从小开始学习乒乓球，不然现在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也有人说我是从34岁才开始学打乒乓球的，这七年期间我几乎每天晚上练球，每个星期天、节假日还带小学员练乒乓球，取得全市第四名是功到自然成。一运会之后，在一次襄樊乒乓高手聚会时，我大哥的师弟、襄樊市一运会职工类乒乓球男子B 组单打和团体两项金牌得主周亲华对这个有争议的话题作了一个中肯而又辩证的解答。他说：“从打球的一般意义上说，王夕平是从小学的。但从真正热爱乒乓球、钻研乒乓球、专心从事乒乓球运动这个角度来讲，夕平的确是从34岁才开始的。他的乒乓球技术是不是襄樊第一流的姑且不谈，但他对乒乓球的热爱，并敢于率先创办襄樊民办乒乓球俱乐部的胆识，以及他为推动襄樊乒乓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早年从市体委业余体校乒乓球队出来的、现在被人们尊称为‘乒乓高手’的人所无法相比的。‘襄樊第一乒乓球迷’这个荣誉称号，王夕平当之无愧！”
二、清贫童年
我之所以与乒乓球结下不解之缘,是因为我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家庭背景，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我生逢乒乓盛世。1963年，在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人在赛场大放光彩，共获得三项世界冠军：中国乒乓球队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庄则栋夺得男子单打冠军，张燮林、王志良夺得男子双打冠军。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说来也巧，就在这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的晚上，我出生在位于襄阳古城红花园的原襄阳地委党校（清朝“襄阳书院”旧址）。我父亲王立安当时是党校的一名科级干部。因为我出生在这年公历年除夕和新年的前夕，我的两个哥哥的名字最后的一个字都是“和平”的“平”字，所以我的父亲给我取名叫王夕平。
我的童年家境是贫穷的。在我记事的时候，我家已搬到樊城马道口当铺街住了。因为父亲已调到丹江渠道指挥部工作，我的母亲阎双云带着我和我的一个姐姐、两个哥哥跟祖父、姑祖母一块生活。我们一家八口人住在两间布瓦房里，父母两人的工资是我们一家的主要生活来源。我的祖父王学礼是个寒门读书人，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秉性清高，轻视体力劳动和务工经商，宁肯在家饿肚子也羞于求人。据我父亲讲，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算盘打得滚瓜烂熟，只在钱庄做过短暂的职员，因身体不好回家了，一辈子几乎没什么作为。在我们住的当铺后头，祖父可是学问第一人。四邻有好事者想看看这位长年足不出户的老人是不是真有学问，收集一些他们认为生僻的字让他认。祖父拿着这些字，不屑地说道：“杂种！还想考我嘞。”然后轻松地指出这些字的读法和意思。好事者们一阵赞叹，有些失望地散去。祖父则捋着嘴上似有似无的胡子得意地笑起来。我记事时，他已患脑溢血躺在床上不能动弹，1968年去世。我的祖母因在资本家的棉花厂打工得了肺病，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个除夕之夜离开了人世,当时我父亲8岁，我的叔叔王立本才两岁。安葬我祖母的棺材板是我父亲到左邻右舍挨家挨户磕头乞讨来的。我的姑祖父解放前被国民党抓壮丁一去不复返，至今杳无音信。失去丈夫的姑祖母王学敏独守着几间破房子，于是两个同病相怜的亲兄妹将两个残缺不全的家搬到一块儿住，以便相互照应。从此，他们兄妹两人相依为命。我真正完全记事时，对我的姑祖母感情最深。姑祖母勤劳而又贤惠，是个苦命的女人。她自己没有儿女，她把我的父亲和我的叔叔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我祖父把我的叔叔过继给我的姑祖母当儿子，改名郑立本。我姑祖母勤扒苦作，省吃俭用，把我的叔叔拉扯成人，供他读完高中，就了业。但不幸的事又降临到她的头上：1961年夏天，我的叔叔到襄阳县油坊岗农村劳动，一天中午到一口堰塘洗澡时不慎堕入水中溺水而亡，时年24岁。我姑祖母把痛苦埋藏在心里，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姐弟四人的身上，我们姐弟四人成为她的惟一精神支柱，她又承担起管理、照顾我们姐弟四人的重任。说句真心话，我们姐弟四人的第一任启蒙老师，不是爸爸妈妈，而是我们的姑祖母。为了补贴家用，她纺麻绳、理铺衬。过去襄樊有个顺口溜：“迎旭门，理铺衬儿；当铺后头纺麻绳儿。”这就是对过去襄樊城市贫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她还养猪，养鸡，养鸭。猪肉只有等到过年才能吃到，杀的猪留一半，卖一半；鸡蛋、鸭蛋平时很少吃到，大部分拿去卖了换钱再买米面油盐和攒起来补贴家用。这样一来，我们全家基本上没有闹饥荒。平时吃饭几乎没菜，即使有也大多是大头菜丝（襄樊一种很有特色的腌制咸菜,因传说诸葛亮在襄阳隆中居住时发明此菜，后带兵打仗时军中常备此菜，又名“诸葛菜”或“孔明菜”）。记得有一次吃稀饭（北方叫米粥），我和我的三哥搞了一个比赛，看谁把一碗稀饭吃完，大头菜丝吃的最少。为了赢对手，我们俩每吃一口饭，只把一根咸菜丝咬掉一丁点。结果我们俩一碗稀饭吃完，都只吃了一根大头菜丝，没分出胜负。至于穿的，当然是接力赛，老大穿过老二穿，老三再接老二的，等轮到我这个老四，穿的都是缝缝补补的旧衣服。我父母还风趣地对我们姐弟四人说：“小时候穿片子，长大穿缎子！”
三、乒乓启蒙
物质生活的贫乏并不能阻挡我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我和我的三哥，还有一起长大的同龄小朋友的童年是快乐而有趣的。我们闲暇时听大人讲故事，小朋友聚在一块儿做游戏，捉迷藏，听广播里播《打虎上山》，看电影，看小人书。男孩子还打珠子，打陀螺，滚铁环，荡秋千，斗鸡，过人关，树凉床（即倒立），打弹弓，粘知了，钓青蛙，劈甘蔗，斗蛐蛐；女孩子跳皮筋，跳绳，跳房、跳沙包，翻叉，唱歌，踢毽子。春天到汉江边沙滩放风筝，夏天到汉江里游泳。记得小时候有个童谣：“树叶青，放风筝；树叶落，打陀螺。”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大哥学会了一项高雅的运动——只见他手拿一只木拍，站在一个带网子的大桌子边，与另一个人对着一个鸡蛋大小的白球乒乒乓乓打来打去，挺有意思。后来大哥告诉我，那是乒乓球，是英国人发明的，可好玩啦！这一年，我大概有四五岁。我大哥比我大8岁，当时他大概也只有十二三岁。
我一下子被乒乓球这洋玩意吸引住了。我缠着大哥教我打乒乓球。大哥拿来一只球拍和一个乒乓球，教我怎样握拍，怎样颠球，还手把手地示范了一番。球在他的拍上，很听使唤，想颠高就颠高，想颠低就颠低，还可以颠得很高突然接住停在球拍上，然后由死变活再从球拍上颠起来，总是不掉地上。我模仿大哥的做法，也开始颠球。可球好像故意跟我过不去，颠不到几个就掉到地上。这时大哥对我说：“不要急，慢慢来，功到自然成。”这应该算是我这一生大哥给我上的乒乓球启蒙第一课。
“师傅引进门，修行靠个人”。从那以后我每天拿着一只光板子颠球，可着迷啦。不久，我就能颠几百板、上千板。我学颠球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数数、进位。我家对门有个杨三姐，上学成绩特别好，小朋友都叫她“杨老师”。颠球要计数，好向大哥汇报练习成绩。那时，一百以内的加法我还会，一百以后的数我就不知道如何数了。当我颠到99板时，我就跑到杨三姐家问：“99以后怎么数？”她告诉我：“99以后是100，199以后是200……”我颠到999板时，又不知道下一个数怎么数了，便又跑去找杨三姐，她还是耐心地对我说：“999以后要进位，是1000，逢9之后要进一位”。我自作聪明地说：“我会数数啦！”学会颠球，又学会了数数，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啦。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乒乓球在我手里也开始听话了。只要我手有劲，不发酸，球就可以一直在我手里颠，不会掉到地上。
颠球学会以后，我又开始对墙打球。有了颠球的基础，对墙打球学起来快多了。我先离墙近一些打，等打熟练后，离墙较远也能连续击球不掉。再往后，我就想上台打比赛。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很难见到标准的木头乒乓球台，连水泥球台也只有学校里有。我们这些在街道上长大的孩子脑子灵，办法多。当时，襄樊市正进行消灭泥巴路工程，大街小巷地面都在硬化。那时铺地的方法是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人海战术，即弄些煤渣、石灰和水泥，再兑水搅拌均匀，铺在地上，然后大人小孩齐上阵，用特制的木头棒槌把铺好的地面拍打平整、结实，等过几个小时由手艺好的大人用抿子收浆抿平，再等两三天，昔日的泥巴路变成又结实又平整的煤渣水泥路。这一变化对乒乓球运动来说，简直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有了平整的煤渣水泥地面，就有了我们小朋友练习乒乓球的舞台。我们几个喜欢打乒乓球的小朋友，用粉笔在地上画一张乒乓球台，在球台中间画一条横线，在横线两端各放一块砖头，在砖头上架一根细竹竿当网子，这还不算完，最后，球台的一边写上“中国”，另一边写上“日本”或“美国”，这样自制的乒乓球台才算彻底完工。
尽管如此，在一阵欢呼雀跃之后，每个人想上台打球还不那么容易。人多台少，六个球一局，一局就换人，谁输谁下，下一位上的人先要赢第一个球才能获得正式打球的资格，不然，就是摸一下拍子看一下球——靠边稍息。球打得好的小朋友打了一圈没输一人，他就成了“皇帝”。当时，在邻居小朋友中我的球技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比我大一岁的杨建强，他经常当“皇帝”。别看是在地上打球，可大家还是玩得津津有味。好表现自己的，打了一个好球，就得意地说：“我是庄则栋！”另一个跳起来杀了一个高球，便大声喊：“我是梁戈亮！”这样的乒乓大战要持续到黄昏，直到天暗得完全看不见球时，大家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只有我们这些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快乐乒乓”。
四、短暂训练
这样打球虽然好玩，但我还是羡慕那些在标准的木制乒乓球台上打球的人。有时候，人不能不相信命运。在乒乓球这方面，我就是一个幸运儿。1971年9月，我进了襄樊市第一小学（即迎旭小学）上学。上一年级时，有一天，我正在上课，我大哥和几位老师来到我们班教室。大哥指着我对和他一起来的老师说：“他就是王小平”（我上“一小”时用的名字，后来转到“五小”恢复原名王夕平）。那位老师看着我笑了笑 ，点点头就走了。不久，班主任通知我，我被校乒乓球队选中了。这时我内心第一次朦胧产生一种喜悦，那是一种被重视的喜悦。后来我才知道，我进校乒乓球队是沾了大哥的光。大哥看我喜欢乒乓球，悟性好，手感好，特意找体育老师开了后门。
正规的乒乓球训练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好玩、有趣，恰恰相反，非常枯燥、乏味。教乒乓球的老师叫王国典，他个子高高的，身体瘦瘦的，手裂了好多口子，都用胶布缠着。他表情没有笑容，但我感觉得到他对学生不凶，比较和蔼。第一次训练，王老师让我们几个乒乓球队员站成一个横排，开始讲解乒乓球拍的握法，然后给我们这些队员一一校正握拍的手法，他尤其强调直拍握拍中指要微屈，不能伸得太直，这样正手攻球、反手推挡时都灵活自如。接着，他教我们做正手攻球的动作，教完以后，让我们面对着墙做挥拍动作。到底挥多少次，现在也记不清了，反正好几天训练天天都是面壁挥拍。我有时练烦了，想偷懒，就扭头看看老师在不在，如果老师脸背着我们，我就停下来歇一会儿。有时边练嘴里边叽咕：“什么时候才能上台呀？！”几天面壁挥拍之后，终于盼到上台打球这一天。
襄樊市一小（迎旭小学）的校舍是解放前的“湖南会馆”。提到会馆，我不能不简要介绍一下我们襄樊的地理和历史。
襄樊市的名称是襄阳和樊城两城的名称合并而成。襄阳因位于襄水之阳而得名，樊城因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樊地而得名。襄阳历史悠久。秦并六国，立天下为36郡，今地汉水以北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汉初设置襄阳县，襄阳城建于汉朝，建安30年（公元208年）设置襄阳郡，历经汉、晋、南北朝、隋，襄阳郡沿称未变。唐贞观六年至宋初为襄州，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改襄州为襄阳府。元29年（公元1292年）改府为路，隶属河南行省。明、清皆为襄阳府，民国初年废府置道尹公署。1933年襄阳为湖北省第八区，后改为第五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直至解放，统襄阳、宜城、枣阳、南漳、光化、谷城、保康七县。1949年襄阳第二次解放后，成立湖北省襄阳地区行政区专员公署，1950年5月1日襄阳、樊城两镇合并设置襄樊市，隶属襄阳专员公署。1983年10月与襄阳地区合并实行市带县的新体制。辖五县三市四区（襄阳、枣阳、宜城、南漳、保康、谷城、随州、老河口、襄城、樊东、樊西、郊区）。
襄樊的文化积淀很深。历史上，春秋战国屈原、宋玉、卞和，东汉光武帝刘秀、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唐李百药、卢照邻、陈子昂、张柬之、杜审言、宋之问、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张继、柳宗元、韩愈、白居易、刘禹锡、贾岛、杜牧、皮日修，宋米芾、欧阳修、岳飞，明李自成等著名人物，曾经或在此出生和生活，或在此做官，或在此旅居，或在此战斗，或从此经过。他们或留下足迹，或留下墨迹，或留下文章和诗篇，或留下动人的故事。名胜古迹在襄樊到处都是，例如古邓城、楚皇城、擂鼓墩古墓遗址、玉印岩、报恩寺（白水寺）、水镜庄、古隆中、马跃檀溪遗址、承恩寺、鹿门寺、习家池、米公祠、广德寺、多宝佛塔、襄阳王府、绿影壁、铁佛寺、襄阳古城墙、中国最宽的护城河。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随着樊城汽车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及“汉十”、“襄十”、“襄荆”、“孝襄”、“樊魏”高速公路的破土动工和兴建，大量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被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如九连墩古墓发掘的车马坑、编种、编磬等，邓城古墓群发掘的车马坑和大量罕见的陪葬品，充分证明了襄、樊二城的悠久历史。
襄樊地理位置特殊而优越。襄樊地处中原，南阳盆地南端，荆山山脉北麓，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降雨量较多，四季分明，夏、冬长，春、秋短，适宜水稻、小麦、花生、甘薯、玉米等农作物生长。加之紧靠荆山、大洪山两大山脉，故而出产木儿、香菌、茶叶、核桃、板栗、桐油等土特产，物产非常丰富。我国长江流域的最大、最长的一条支流汉水（又叫“汉江”）从襄阳、樊城两城之间缓缓流过，向东汇入长江。汉水与我国历史上的汉朝、中华民族之一的汉族都拥有同一个“汉”字，可想她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有多高，她当然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就连韩国也羡慕我国美丽的汉江，仿照我国，把他们的一条河流也命名为“汉江”，把他们的首都起名为“汉城”。襄樊东达汉口，南至湖、广，西通川、陕，北邻河南，自古有“南船北马”之说；宽而深的汉江为商品运输、集散的最佳通道，昔日襄、樊二城货运码头林立（共31个：樊城22个，襄阳9个），江面百舸争流，千帆竞发（大小船只5万余艘），一派经济繁荣的景象，所以襄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和商贾云集之地，外埠纷纷到此经商。尤其在唐朝，由于襄阳距京城长安较近，加之山清水秀、物富民丰、交通便利，襄、樊二城商业、文化异常繁华，官员、文人、骚客、艺人、商人、妓女会聚于此，唐代诗人在诗中称襄、樊二城为“江城”。晚清以来，襄阳、樊城为豫、陕、川、鄂交界处农副产品集散地，陕南、鄂北、豫南的农副土特产品，大都集中到樊城后经汉水运往汉口。输出的商品以棉花、小麦、小米、黄豆、芝麻、蚕豆、豌豆、高粱、桐油、木耳为大宗。京、津、汉、沪、杭、粤、桂、皖、湘、赣等地的日用百货、绸缎布匹逆汉水而上，川货经陕西汉中顺汉江而下，均抵达樊城，然后中转或分销鄂西北各县及周围邻近省县市。商品以淮盐、棉纱、匹头、煤油、瓷器、红白糖等为大宗。清末襄阳、樊城两镇有商号300多家。外地商旅在樊城汉江之滨的前街、后街兴建的会馆众共有19家之多，并且都很豪华、气派，各具特色。著名的会馆有“武昌会馆”、“山、陕会馆”、“中州会馆”、“川主宫”（即四川会馆）、“江西会馆”、“湖南会馆”、“小黄州会馆”、“江苏会馆”、“浙江会馆”、“河南会馆”。兴建这些会馆的作用是什么？会馆是地方帮的活动场所。清朝行帮、商会是私营商业的组织领导机构。行帮有两种形式，一是按行业归口，组织行业帮；二是按地方归口，组织地方帮。地方帮多是外地商人组织的松散型商人团体，多以会馆为依托，便利往来同乡客商过路住宿、储货议事，祭祀和洽谈贸易。换句话说，会馆就相当于现代各省、市驻襄樊的办事处，主要作用是沟通信息，协调关系，便于商业、文化的交流。
湖南会馆有一个大殿，高有六七米，宽可容纳一千多人。殿里矗立着许多大红漆木柱，木柱下边由巨大的鼓形柱石支撑着，每根木柱特粗，须两人才能合抱。抬头仰望，大殿雕梁画栋，古香古色，美观而又气派。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房子。小学有一个室外运动场，但碰上下雨天，我们学校就在这个大殿里上体育课或开大会。我们所面的壁就是这座大殿的西墙壁，全校惟一的一张木制乒乓球桌就安放在大殿正中间。这天，王老师先让我们挥一会儿拍，然后让我们排成一条长队，他给我们喂球，我们轮流上台练习正手攻球。别看乒乓球体积小，要想把它打好，还真不容易。几名女生刚上台打球时，球不是下网就是出界，她们急得直流眼泪。由于我有打“野球”的经历，每次上台能连续打七八板。老师还夸奖我学得快。我一听表扬，尾巴恨不得翘上天。我们乒乓球队有十几名队员，一次训练课下来，每人打不到几板球，但我们都很开心。下午放学时，其他同学看着我们练球，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说实话，我们那时在校队练球，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真正上台打球的机会极少，大部分时间是做手步法、俯卧撑、仰卧起坐和跳绳，每天早上还要出早操、跑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感觉那时襄樊的冬天特别冷，护城河里、堰塘里都结了厚厚的冰，胆子大的小孩敢从冰上走过。太阳一出，房顶上的雪融化成水顺着瓦沟往屋檐下流，等到第二天早晨，屋檐上挂满一排亮晶晶的长长的冰柱。有一天放学后回到家里，我发现我的脚后跟冻伤了，但却没有一点痛的感觉。当我脱袜子时，脚后跟冻伤的皮肉竟连同袜子一块儿被拽了下来。
如果那时有人问我什么最香？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刚出锅的馍馍香、饭馆的“窝子面”香、过年奶奶做的蒜苗炒腊肉香、清晨的瞌睡最香！冬天的清晨我躲在被窝里感觉最温暖。可冬天校乒乓球队仍然要出早操、跑步，王老师说这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有几天清晨我睡得特香，五点半闹钟响了竟没听见，我没到校参加早锻炼。从那以后，王老师再也没有叫我去校乒乓球队训练了。至此，我短短一年多的正规乒乓球训练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多少年来，大哥常常拿这件事来奚落我，有时在外边与球友聚会时谈到我，还把它当故事讲：“我们王四（我的小名）小时候吃不了苦，早晨起不了床，好睡懒觉，王国典把他从校乒乓球队开除了。他当初要是能坚持，说不定早就当上襄樊市乒乓球冠军了。”
五、忠实观众
虽然我离开了校乒乓球队，但我依然喜爱乒乓球。1972年，我大哥王肃平在襄樊乒乓球界已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了。最初，我不知道我大哥的球技到底有多高。有一天，大概是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在家门口玩，邻居黄家老三（我叫他三叔）从市灯光球场回来，见到我就兴奋地说：“王四，你大哥真不简单，刚刚把好几个大人都打败了！围观的人多得很！”我心里想：大哥真了不起。但怎样了不起，我还没亲眼见识过。
那时我的祖父已去世三年多，我父亲还在丹江渠道指挥部工作，母亲在市粮局二米厂除了上班，还要参加政治运动，大人没空儿管我们。大哥到市体委业余体校乒乓球队训练，经常是带着我一块儿去的。长大后，我才理解“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近朱者赤”、“熏陶”、“楷模”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
其实，看打球也是很有意思的。离开了校乒乓球队，不能练球，我却有更多的时间跟着大哥看球。从那以后，我成了我大哥的一个忠实观众。记得大哥和他的队友们练球时，大哥让我坐在球台边的长条椅上，他们在台上津津有味地练，我在旁边聚精会神地看。看着看着，我的头随着乒乓球在球桌上乒乒乓乓两边跳动而左右摆动。没想到，我这个很正常的条件反射举动弄得他们队友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边笑边说：“你们看，王四的头像摇拨浪鼓似的。”在他们队员练球休息的间隙，我大哥或他的队友有时也让我上台打几板。我往球桌前一站，两脚分开，两膝微屈，撅着屁股弯着腰，扭着脖子盯着球，一板一板的击球，样子很可笑。他们队友又笑开了，还说：“你们看，王四打球的架势跟他哥哥王肃平一模一样”。
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一天晚上，大哥带我到樊城市体委灯光球场边的乒乓球训练馆看比赛。那好像是一场非正式的乒乓球团体赛，襄樊一家大型厂矿的三位乒乓球高手想找市体委乒乓球队队员切磋球艺。我大哥这边有三名队员，他们是我年方17岁的大哥、23岁的李大元和25岁的鄢礼琪；对方也是三名队员，年纪看上去都很大，大约有40多岁，他们祖籍有的是上海的，有的是武汉的。经过抽签，分出主、客队，然后双方排兵布阵。我大哥为主力队员，打一、四场，李大元打二、五场，鄢礼琪排三号，打第三场。
比赛开始，只见我大哥左推右攻，长拉短吊，防守时稳若泰山，进攻时势如破竹，很快便以2∶0轻松取得第一场球的胜利。接着，市业余体校乒乓球队老队员李大元与对方一号主力队员交手。两人打得难解难分，先打成1∶1平。第三局对手求胜心切，见球就发力攻，可惜失误太多。而李大元球熟，他性子不急不躁，稳扎稳打，与对手周旋，最终赢了第三局。这样李大元打满三局，以2∶1的战绩为市体委队又得一分。第三场，鄢礼琪苦战三局，终因技不如人，1∶2败下阵来。我大哥只好再次“披挂上阵”。这一场的对手是客队的一号主力，身手不凡。我大哥刚刚看过他与李大元的比赛，对如何对付他早已成竹在胸。在打这一场球时，大哥发挥自己扎实的正、反手防守严密的基本功，以守为攻，左右调动，以逸待劳。对手毕竟岁数较大，年龄不饶人，他左右奔跑，疲于应付，终因体力不支丢掉第一局。第二局，大哥毫不手软，趁热打铁，先调动对方，一旦对手顾此失彼，露出破绽，大哥抓住战机即给予对方一致命的打击。奇怪的是，对手累得满头大汗，总在擦汗，而我大哥一场球下来却未出一滴汗珠。第二局以21∶7的悬殊比分结束战斗。这位老球友紧紧地握住我大哥的手说：“小伙子，你是我在襄樊遇到的最难对付的选手，你是在用脑子打球，今天我服输！”这时，球场观众席上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球场如战场，比赛残酷无情。打球的人嘴上说的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真正一上场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谁都想赢不想输。赢的人兴高采烈，输的人垂头丧气。我是一个心细的小孩，善于观察周围的一切事物。这一天，我真真切切地看到，在第三场球结束后，丢掉一分的鄢礼琪独自躲到球场的一角，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依我看来，从某个角度说，乒乓球竞技比赛，与其说是对运动员心理素质的一种锻炼，不如说是对某些运动员心灵的一种摧残。因这种摧残而留在心灵深处的伤痛，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治愈。
这天晚上比赛结束后，大哥带我回家的路上，准确地说是一出市体委灯光球场大门，我就向我的大哥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哥，你们那个队友输了球怎么还哭？”第二个是：“大哥，你怎么不手下留情，让那个人几分，你把他们打得好惨呀，他们心里肯定好难受。”我大哥好像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或许还在回想刚刚比赛中的得失，思考今后如何打得更加完美。我提的两个问题，他一个也没回答我，只是紧紧地拉着我的小手一直走回家门。
六、潜移默化
跟着我大哥到市体委业余体校乒乓球队训练，除了观赏到当时襄樊最高水平的训练和比赛外，我还有幸认识大哥的教练和一些队友，欣赏到各种乒乓球的打法，长了不少见识。
大哥的启蒙教练是市一小的王国典，在业余体校的教练是廖祖辉和王全轩。有一次，我看到王全轩和一名队员练球，很精彩，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王教练握拍的方法与众不同，他不是普通的直拍握法，即用拇指和食指紧扣拍柄，小指、无名指靠紧中指，中指微屈顶着拍子背面，而是拇指和另外四个指头分别按在拍子的两面，好像把拍子捏在手上。他的站位也不像我大哥近台快攻那样离台较近，而是离台很远。对手使好大的劲拉或打过去一个球，王教练只移动一下步子，在球快要落地时，不慌不忙地用球拍从上向下把球回过去。就这样左来左回，右来右回，一个球打几十个回合也不掉到地上。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么精彩的球，我惊呆了。后来，大哥告诉我：“王教练那是直拍削球打法，主要凭扎实的削球防守功夫让对手失误而得分。他的球拍一面贴的是反胶，另一面贴的是长胶，是怪拍。他那优美的削球动作如同海底捞月一般……”
还有一次，我跟大哥到市体委找王教练。当时市体委除了有一栋训练用的房子是二层楼之外，办公室的房子都是红瓦平房。这些平房被围在一个小院子里，很清静。大哥与王教练在说他们的事，我在屋子里呆不住，就一个人在院子里转悠。忽然，一阵清脆的乒乓乒乓的打球声把我吸引到一间平房边。房子的大门关着，我只好从窗户往里看，只见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男孩正在与一位教练打乒乓球。这个男孩理了一个小平头，两只眼睛非常有神，个子不高，身体很壮。他打球特专注，正手攻球稳健、有力，我看球时他一个球能连续攻很长时间。打球时，汗水挂满他的额头，慢慢向下流淌，热气从他的头顶升起，像开了锅似的。当年我看见的这个机灵的小男孩，就是若干年继我大哥之后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襄樊市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周亲华！
我大哥对他的教练非常尊重，每逢过年，他就央求我的姑祖母（我们叫奶奶）或者我的爸爸把他的教练和队友接到我们家里好好招待一顿。这样一来，他的教练王全轩，陪练王祖胜、王仁杰、鄢礼琪，队友王健、李大元、杨炜、黎党芬、李强、周亲华、张玲敏、周跃等，我都认识了。因为腊月我们家刚杀年猪，除了卖一半外，还留一半自己吃，所以春节待客比较丰盛。襄樊人好客，自己再穷，但待客不可不丰。襄樊还有一怪：“上了满满一桌子菜，还说没有菜”。我们家就是这样。我记得大哥的教练、队友来后，我奶奶做了好多好吃的菜。有蒸肉、酥肉、扣肉，有油炸红薯圆子、花生米、春卷、藕夹，有卤香肠、缠蹄、牛肉、猪肚，有红烧汉江大白鱼，还有爆炒猪肝、醋熘白菜、凉拌萝卜丝，最后端上一汤盆用沙锅炖出来的热气腾腾的排骨藕汤。上完菜，奶奶说：“不好意思，我们家没得菜，你们吃好喝好，多多包涵。王教练，今后对王肃平管严点。”他们在一起，边吃边聊，笑声不断，很开心，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七、红色球拍
我会打球以后，我大哥把一只“红棉” 牌的单面黄海绵红正胶直拍乒乓球拍“下放”给了我。提起这只球拍，听我爸爸和大哥说，它还有一段故事呢。这还要先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谈起。
1959年4月5日，这一天是我国体育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威斯法伦体育馆里，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充满豪气地说:“人生能有几次搏，现在是搏的时候了。”男子单打角逐异常激烈，容国团在队友先后失利的情况下，单枪匹马连闯七关。在决赛中，容国团的对手是匈牙利名将西多，匈牙利队自认为胜局已定，庆功的鲜花都准备好了。容国团采纳队友孙梅英的建议，制定了对付西多的战术方案，打拉结合，左旋右旋，变幻莫测，突破了西多的坚固防守，以3: 1淘汰了对手。 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力克群雄，荣登世界冠军的奖台，高举起圣勃莱德杯，获得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中国体育结束了耻辱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年 4月18日 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体育工作中，应当贯彻执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发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水平。”
一花引来百花放。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举办世界大赛。这也是12岁的年轻共和国向世界亮相的一个机会。中国乒乓球队的近台快攻打法发挥了威力，最终战胜了日本队，夺得男子团体冠军。接着，又囊括了男子单打前三名和女子单打冠军。女子单打决赛是在匈牙利名将高基安与丘钟惠之间进行。比赛扣人心弦。丘钟惠已到了忘我的境 界，沉着冷静，毫不手软，抓住战机，出其不意，攻其弱点，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第一次捧回了吉.盖斯特杯。丘钟惠 成为我国第一个女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中国第一个女子世界冠军。当丘钟惠夺得女子单打冠军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从此，中国乒乓球走在了世界乒坛的前列。
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1962年9月1日，我的大哥进市一小（迎旭小学）上小学一年级。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襄樊经济落后，文化生活贫乏，但乒乓球运动因设备简便、器材造价低廉、趣味性强、好学易上手，而在襄樊已逐渐普及，加之第25、26连续两届世锦赛上中国取得的巨大成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对乒乓球的热情。那时候，电影里放的是世锦赛，“新闻联播”里播的是世锦赛，报纸上登的是世锦赛，人们谈论的话题还是世锦赛。容国团、庄则栋、丘钟惠成了大人、小孩崇拜的偶像。“乒乓热”席卷中国大地。几乎每个中小学生的书包里都有一块球拍，抢占水泥球台成了孩子们课间休息最快乐的事。许多少年儿童做梦都想当乒乓球世界冠军，为国争光。中国成为世界上打乒乓球人数最多的国家。
这时，我大哥受大气候的感染，也羡慕打乒乓球。他做梦都想有一只乒乓球拍。有一个星期天，我父母带着我的姐姐和大哥上街玩，当走进樊城电影院斜对面的百货大楼里，我大哥在体育用品柜边停住不走了。我爸爸喊他走，他就是不走。我爸爸问他为啥不走，他说他想要柜台里面那只红色的乒乓球拍。那时我父母带孩子进商店只是逛逛而已，饱饱眼福，不买东西，所以我爸爸也没带多的钱。但我爸爸当时想：儿子想要一只拍子，不是坏事。一咬牙，就决定给儿子买一只。一问价，一块八一只。我爸爸的手一会儿掏掏上衣口袋，一会儿摸摸裤子口袋，掏遍了所有的口袋，终于凑够了一块八毛钱，给我大哥买了一件“奢侈品”。为什么一元八毛钱的乒乓球拍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件“奢侈品”？因为那时一元人民币可以买十几斤大米，一元八毛钱可以作为我们全家好几天的生活费。
八、乒乓大哥
就是拿着这只拍子，我大哥从此走上了乒乓之路。也许就是这件事，它决定了我大哥的人生轨迹。
我的大哥王肃平生于1955年8月，七岁开始学乒乓球。在乒乓球方面，他表现出非凡的天赋。1964年铁道部4102设计院住在原襄阳地委党校，设计汉丹铁路。设计院几名工程师都是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大城市，他们业余时间喜欢打乒乓球。他们听说我父亲有一个儿子会打乒乓球，于是就让我爸爸把我大哥叫来跟他们比试比试。当时襄樊还很落后，没有汉江大桥，也没有通公共汽车。那时我大哥不足十岁，个子又矮又瘦，别人都叫他“王小个”。在春夏之交的一个星期天，我大哥从樊城马道口当铺街走到林家巷码头，然后乘“小划子”（早年汉江里渡江用的小船）渡过宽阔清澈的母亲河汉江，在襄阳大北门码头上岸，再从荆州街走到位于襄阳古城红花园的地委党校，与几名工程师“比武”。比赛在党校的食堂里进行的，当时几乎全校在校的老师、职工、学员及家属都围在那里看热闹。党校食堂有一名厨师是个大胖子，像个活菩萨，别人都叫他“周三”。他特别喜欢我大哥。比赛开始前，他给我大哥加油鼓劲，并许诺，如果我大哥赢了这几位工程师，他给我大哥下肉丝面吃。我大哥好久没吃到肉丝面了，这个奖励对他的诱惑力太大啦！比赛一开始，我大哥很快即进入竞技状态，他打得认真、机智、沉着、顽强。几位工程师开始还有一点瞧不起这个又矮又瘦的小学生，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被我大哥一个挨着一个地拉下马。比赛之后，一名工程师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高兴地对我爸爸说：“你的这个儿子是个打球的天才。你要让他坚持练下去，他很有潜力可挖，前途无量啊！”从此，我大哥在党校出了名，我的爸爸、妈妈也感到脸上有光。
再后来，他多次获襄樊市、襄阳地区乒乓球少年、青年、职工男子单打和团体冠军，曾获湖北省青年、职工乒乓球赛单打、团体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混双第四名。从1990年至今担任襄樊市乒乓球协会副主席、主席。1996年5月，受日本犬山市邀请，赴日本交流乒乓球技艺，在犬山市未输一场，受到日本球友、球迷的尊敬和热爱。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他的文章中写他在犬山比赛“每战必胜”。1996年12月原世界冠军庄则栋被邀请来我市，两人同台切磋交流球艺。2001年9月，他亲手操办成功CCTV 国际擂台赛（襄樊演义杯），并与乒坛“常青树”瓦尔德内尔在赛后同台切磋球艺，其中打了一个老瓦放高球，王肃平杀高球，共17大板才因王肃平扣了一个擦边球把老瓦扣死的表演球，从而把这场擂台赛推向了高潮。主持人蔡猛在比赛现场拿着麦克风，从王肃平扣第一板一直数到第17板，然后当着现场数千名观众和全国的电视观众评价说：“王肃平功夫很深，他是真正的业余乒乓球高手！” 许多外地球友看完电视直播后，为襄樊有这样强的经济实力和这样高的乒乓球选手而感到惊讶、佩服。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正是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建立的时期。那时，法律被践踏，社会秩序混乱，打、砸、抢事件时有发生，许多青少年由于迷失了方向，分不清是非，把握不住自己，跟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东游西逛，不务正业，结果走上犯罪的道路。我和我的姐姐、哥哥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街道社区，那里人员构成相当复杂，稍不谨慎，就会走错路。在马道口，许多青少年被公安局派出所挂了号,有的进了监狱。跟我住一条街的同班同学朱选举因犯盗窃罪被判刑入狱，后越狱逃跑，在外作案被公安人员发现，他拒捕逃跑被当场击毙。我的姑祖母和我的父、母亲让我大哥除了上学之外，还要练字、打球，抽空帮助家里做家务。我大哥从小养成勤奋、上进、吃苦耐劳、诚实、善良的良好品质，成为我我受大哥的耳濡目染较多，在他的潜移默化之下，我对乒乓球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九、初露锋芒
大哥送给我的这只乒乓球拍，我在上小学、初中、高中时，经常装在书包里，一有空就找喜爱乒乓球的同学较量。我因喜欢打乒乓球而在同学中小有名气。1972年秋天，我父亲从丹江渠道指挥部调到襄阳地委行管局工作，1973年12月又调到襄阳地区招待所（后改名为襄阳宾馆）工作，1974年秋天我父亲把我从市一小转到位于襄阳古城荆州北街的市第五小学上学，以弥补一下作父亲的职责和义务。我的同班同学、副班长徐永江，是地区体委业余体校乒乓球队王素华教练的学员，我一转到五小，因有打乒乓球的相同爱好，我俩经常在一块玩。刚转到五小时，有一次课间休息，我们班同学围在一张水泥乒乓球台打球，玩“挑皇”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是：开始是争发球，六个球一局，一局一下，下一位选手要接住前一位获胜选手所发的球，并且赢这第一个球才能取得正式打球的资格，这叫“挂钩”。假如是6个人在一张球台上打球，有一个人连续胜了5个人，那么他就成了“皇帝”。只见徐永江在台上要么发一个侧下旋球，要么发一个侧上旋球，搞的同学们手足无措，参加“挑皇”的许多选手，要么接球下网，要么接球出界，连“钩”都“挂”不上。轮到我上场时，徐永江说：“王夕平，我叫你只能摸一下拍子看一下球。”他左手向上抛球，右手握拍向后上方一扬，在球下降时，球拍后仰，向左前下方用力一挥，发过来一个侧下旋球。我盯准球，在球的下降后期，球拍后仰，对准球的中下部，用小臂和手腕向前下方轻轻一搓，把球回了过去，徐永江本指望发球直接得分，没想到我能接住这个球，他慌忙迎前击球，结果反而吃了我的下旋，球下网，我得分！此后，他像遇到知音一样，连连追问我在哪儿学的乒乓球，教练是谁，认识哪些球友，以前取得过哪些成绩。我对他提的问题一一作答，并且告诉他襄樊市乒乓球冠军王肃平就是我的大哥，他听后很惊讶，问我道：“王肃平真是你的大哥吗？是亲哥哥还是堂哥？”直到我告诉他关于我大哥的大量信息后，他终于相信我“货真价实”，“来头”不小。从此，我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直到在襄樊四中高中毕业。他后来上了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不久就辞职下海到海南，听说现在上海浦东成了大款。
徐永江这位同学和球友也是对我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人。他的爸爸徐修玺祖籍山东，是南下部队转业干部，解放后担任湖北省光化县（现为老河口市）委副书记，后调到襄阳地区先后任地区教育局长、国防工办副主任。他家有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老五，小名“徐小五”。他家比较富裕，家教也很严。他爸爸为了让他们兄弟姐妹全面发展，让他们每人业余时间学一项体育项目，他四姐徐秀江学的是田径，他学乒乓球。他喜欢看书，一手钢笔字和毛笔字写得如他的长相一样帅，数学、语文成绩好。他为人好，谦虚、厚道，待人有礼貌，说话从不带“把子”，从不背着他人说长道短，无论到哪里跟什么样的人都能和谐相处。他不张扬，五小的学生中干部子弟多，那时同学聚在一块玩儿，都好炫耀自己的爸爸是什么职务，我和徐永江认识好几年他都没告诉我他爸爸是什么职务，以上关于他爸爸的信息都是后来从别人口中听到的。我在学习上遇到弄不懂的问题时，他总是伸出帮助之手。我们每天上学、放学总要约到一块儿走。徐永江的这些优良品质，对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结交这位球友，是我打乒乓球的又一个额外的收获。
在襄樊四中上初中时，我又结识了一位乒乓球友，他是我们班班长方正海，听说他也是从小接受过一段时间正规乒乓球训练。我们俩打乒乓球时很少开分，平时在一块儿打球，总是你扣球，我退到中远台放高球，或者我进攻他防守，回合颇多，玩得也很开心。我还有一位从小学到高中最要好的知心朋友叫何齐民，他有数学天赋，即使上数学课不听讲，课后看一遍书就会做数学题。他的妈妈肖凭彩是我在五小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我和何齐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班同学，我们俩既见不得，又离不得，常在一块交流学习和玩耍。那时，我打起乒乓球来也不知道给人留点面子，我经常给何齐民“剃光头”，并且以此为乐。这事后来我都已忘记，但何齐民至今并未忘却，现在我们同学到一块聚会时，他还常常提起这段往事，对大家说：“王夕平从小喜欢打乒乓球，小时候说给我打个0∶21就打个0∶21，说到真能做到。”真让人想不通的是，乒乓球虽然被称为“国球”，但在我上中学阶段学校开运动会从不设乒乓球比赛项目，我的这点雕虫小技无法在正式场合展示给广大老师和同学。
高中毕业后，我以几分之差没考上大学，于是年底我报名参军。经过体检和政审，我被批准应征入伍。记得在所要填写的政审表中有一项是“有何特长”，我填的是“乒乓球”。大哥得知我这样填的之后，很惊讶，说：“我都不敢说乒乓球是我的特长，只敢说是爱好，你那一点臭水平还敢说是特长？！”大哥说归说，做归做，他知道我的心思。在我离开家乡奔赴部队的头天晚上，他连夜给我粘了一只红双喜032专业乒乓球底板，胶皮是蓝色的正胶，海绵也是蓝色的，胶皮和海绵剪得不很整齐。这种板子当时只有专业队才能买到，这块板子是我大哥托熟人在上海买的，虽然我大哥用的球板很旧，扳子背面已被中指顶出了一个深深的小坑，但他自己都没舍得用这只新板，在我临走时却给了我，说是送给我当兵的一份纪念品。真遗憾，这只板子我到部队后没用多久，被一位战友借去玩，后来他对我说他把它搞丢了！人的确是这样：拥有时不懂珍惜，失去后方知珍贵。它不仅仅是一只普通的乒乓球拍，它是我和我大哥兄弟情深的最好见证。
十、北京“打擂”
光阴荏苒，转眼20多年一晃而过，我已成家立业，育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但乒乓球一直与我如影随形，打乒乓球是我业余时间的最爱。“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凭着小时候学的一点“左推右攻”技术，我在工作单位和系统举办的业余乒乓球赛上，每次所取得的名次，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每当领到奖品后，心里美滋滋的。在我家里，我打乒乓球的获奖证书有好大一摞子。我曾代表市民政局、市政法委，作为主力队员参加战线和全市的乒乓球比赛，还为市民政局、市政法委获得过团体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六名的奖牌、奖旗呢。
即便出差到外地，我一有空也要找有球台的地方过把乒乓瘾。1993年10月，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单位派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一个月特殊教育。到了那里，宽敞的运动场、高大的教学楼、宽阔的林荫道，让我感受到首都著名高校的大家风范。如果有人问我：“你到过北师大，那么北师大什么最多？”从心理学注意理论讲，我喜欢乒乓球，在我的眼里肯定既不是教授多，也不是学生多，而是水泥乒乓球球台多。我对北师大的这一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不是吗，在北师大的校园里，房前屋后一张张水泥乒乓球台整整齐齐地排放在那里。也许是中学时代为考大学而放弃了一切业余爱好，现在要找回它们；也许是一天的读书学习太紧张，需要放松一下，中午饭后和下午课后，我看到的不是莘莘学子林间读书的倩影，而是围在每张乒乓球台边那些快乐、健康、活泼的男女青年；我听到的不是朗朗的读书声，而是他们欢快地打乒乓球的笑声。这时，好像有一块巨大的磁石在吸引我，不知不觉中，我来到了他们中间。我没带球拍，我只好在站那里静静地看着他们打球，其实我的手已经痒得没办法了。可能是他们看我站在球台边长时间不离开，猜出了我的心事，也可能是他们打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一位男同学很有礼貌地问我：“你会打乒乓球吗？”我立即高兴地回答：“我会！”就这样，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每天中午和下午课后我这个快30岁的进修生，与一帮年轻的“天之骄子”聚在一块打乒乓球。就像童年时期打球一样，我打了一圈又一圈，没输一个人，总坐在“皇帝”位置上不下来。“下棋找高手”，打球也如此。老坐在“皇帝”位置上与这些“低手”打，没意思。我只好主动“禅让”。为了能经常跟学生打乒乓球，我后来特意在学校招待所附近的一个学生服务社买了一只“红双喜”牌乒乓球拍。
家住北师大附近的一位工人师傅喜欢打乒乓球，他也常来学校打乒乓球。据说，他是“打遍校园无敌手”。有一天，我在运动场附近餐厅吃完午饭，然后照例来到两栋学生宿舍楼中间的一张乒乓球台边。只见一位衣着简单、其貌不扬、留着小平头、打着赤脚的人，正与一位同学打乒乓球。只见他大刀阔斧，见球就杀，把那位同学打得东倒西歪，满地找球。还好，他不像有的“球癫”那样不时发出声震屋瓦的狂笑。但他赢球后那得意的样子，像远征军打了大胜仗似的。听学生介绍，他就是那位乒乓“高手”。一局结束，我上前礼貌地问了一声：“师傅，我跟你学习几局如何？”他将我上下打量一番，犹豫了片刻，说：“行！”
随着一声“开球!”，一场乒乓大战开始了。对方摸不透我的深浅，以为我像那些大学生一样不堪一击，他不假思索对我进行一番狂轰乱炸。我是有备而来的，你用“苏制飞毛腿导弹”攻击，我用“美制爱国者号”拦截。结果，他除了少数大力扣球奏效外，大部分进攻被我防住。对方立即调整战术，改攻为搓。这下可撞到我的枪口上了！搓球是我的强项。我们俩一个球能来回搓几十个回合，绝大部分以他的失误而告终。他连输我三局，见回天无力，便对我说：“你来打球也不带球，光用我的。不跟你玩儿了！”说完，穿上鞋，拎起球拍，骑上自行车就走了。
古人云：“玩物丧志”。实际也不尽然。我倒欣赏列宁的一句名言：“会休息的人也会工作。”打乒乓球不仅能磨练意志，增强毅力，陶冶情操，强身健体，使大脑和手脚灵活，延缓衰老，而且可以广交朋友，开阔视野，减轻压力，忘掉烦恼，快乐无比。
十一、心灵触动
从上小学到1997年这20多年，我打乒乓球全凭的是一个兴趣，但打法还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初级乒乓球水平。对抗起来，只会左推右攻和搓球，什么弧圈球，什么直拍横打，什么搓中起板，什么战术，我全然不懂，也不想花时间、费精力去研究它。因为乒乓球毕竟不是我的正业，打球不能当饭吃。平时好多学习和工作上的事都等着我去做。“文革”时“四人帮”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那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臭老九”教师靠边站，“工宣队”进学校，开门办学，学生不是学工、学农，就是学军、学商，刚恢复高考时只有几个“人精”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我参军到了某野战部队，先后担任班长、汽车驾驶员、文书、军械员、汽车教练员。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正赶上“文凭热”。我除了要搞好本职工作外，还要为拿文凭而奋斗。我挑灯夜读三年，好不容易拿到“大专”，却说过时了。我接着又读“专升本”，再苦读三年方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抱得“本科”文凭归。我在单位视单位为己家，尽心尽力，甚至加班加点地工作，并且干出了一些成绩，受到职工和服务对象的拥护和尊敬，因而我天真地以为现实社会还存在圣明的“伯乐”，有朝一日我这个“千里马”会被伯乐相中，好大显“身手”。但是，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它们引起了我对乒乓球的重视。从那以后， 我对乒乓球的重视程度从喜爱转变成“痴迷”。
俗话说：“艺多不压身”。它的含义我的理解是只要是“艺”，多掌握几门为好，不管你学的这门“艺”的水平有多高，说不定哪一天或哪一会儿就会派上了用场。不是吗，1997年7月7日，襄樊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文件，1997年10月至11月将举办襄樊市第七届城区运动会。通知要求：“各级各单位要按照《运动会实施方案》的要求，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精心准备，积极参赛，文明竞赛，确保我市第七届城区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在我们中国地方，只要是市委、市政府下的文要求做的事，就是头等大事，是政治任务！各级领导马虎不得。于是全市各部门、各系统、各战线都在忙着挑选各类“体育人才”。为了体现公开、公正、公平、择优录用的原则，也为了取得尽可能好的成绩，派谁参赛，当然要进行一番选拔。因市政法委所辖的公、检、法、司、民五家有乒乓球特长的干部、职工不多，大部分只是会打两板球，不能参赛，所以只好“矮子里面挑将军”。当时，我从市民政局下调到市社会福利院任副院长已五年，市民政局领导派我参加政法战线乒乓球选拔赛。说实话，现在这个社会假的东西比较多，惟独正规乒乓球比赛没有假，因为做假对自己没好处，除非你大脑灌了水。像我们这次选拔赛，大家都想打出自己的最好水平。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辜负局领导对我的期望，在20多名候选人参加的选拔赛上，我以排名第二的成绩当选市政法委代表队乒乓球队队员。一起被选上的还有襄樊市公安局车管所所长阎金光、高新区法院院长韩学斌、市中级法院刑二庭庭长陈德斌。之后就是集训、比赛，我们队获得了全市乒乓球男子团体第六名。单打时，我被本次比赛单打第四名、政府办代表队队员杜晓刚淘汰出局，没有名次。
这次比赛有两件事我记忆深刻。古人说：“书到用时方恨少”。由于我小时候不听老师和我大哥的话，学打乒乓球半途而废，日后对付一般的人还可以，一旦跟专业、半专业的乒乓球选手交上了火，那很快就黔驴技穷，没招了。“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这次大赛，高手云集，且大部分是我大哥的老队友，我认识不少。在比赛前和休息的间隙，我“不耻下问”，见到一位高手就请教：“发球抢攻怎么弄？”、“搓中起板怎么弄？”、“弧圈球怎么拉？”“弧圈球怎么挡？”我大哥的老队友、宏伟厂职工李忠怀对我百问不烦，耐心讲解、示范，我如饥似渴，认真、虚心地听讲，然后边琢磨边上台练习。这时，我正津津有味地练着，几种乒乓球技术动作有点像模像样了，忽然，站在我旁边注意我好半天的我大哥的一位最小的师弟徐佳伟，冷不丁对我蔑视地嘲笑说：“王夕平，你小时候不好好学打球，现在这么大年纪了想起来要学球了？！”
还真有“嗑瓜子嗑出个臭虫”这等事！我最不愿意别人揭我的这块伤疤，我大哥奚落我两句，我还能忍受，可这个比我小五六岁的小兄弟也这样“哪壶不开提哪壶”，当着大庭广众的面这样羞辱我，我是多么难堪、难受。尽管他说的的确是事实，但好胜的我不能在气势上被他压倒，我立即还以“颜色”，大声地对他说：“你小子俏个啥，我学打乒乓球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气话归气话，痛定思痛，“亡羊补牢未为晚矣”。顿时，许多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我的眼前：当兵前我不会开汽车，当兵后不仅学会开汽车，后来还成了汽车教练员，1985年有一次带学员到河南信阳训练途中我眼尖手快，化险为夷，避免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的发生，挽救了国家的财产和七八个生命；“文凭热”时，我用六年时间攻下大学法律本科；1990年8月，我被选调到市人大选举办公室工作，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传纪当秘书，我一人做了原定三人所做的事情，为圆满地完成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9岁我刚当福利院副院长时没经验，但不久我用我的耐心和毅力很快进入角色，胜任了本职工作，使福利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我因而连续三年年终考核所获得的优秀票数不仅过半，而且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中国社会报》还报道过我的事迹；1994年7月由于我英明果断，说服院长贾德泉，使他收回他的意见，同意按我的意见办，从而挽救了被南漳县中医院医生已判“死刑”的市福利院职工马启学的生命。事后，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来见我，说我是他们家的大恩人，说我好心必有好报……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以上这些难事我都能克服，只不过是熟练工而已的乒乓球算不上什么，对我来说如“张飞吃豆芽儿--小菜一碟儿”！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用它三年、五年，把乒乓球的十八般武艺学好、学精，咱不能永远被别人瞧不起啊！
更发人深思的事是，七运会乒乓球比赛全部结束时，我大哥任领队的财委代表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女子团体亚军，全市的男女单打前八名几乎全被我大哥的师弟、师妹，即原襄樊市体委业余体校乒乓球队的老队员周亲华、丁建辉、杨炜、周跃等人包揽。这些人，包括我的大哥，还有李强、李大元、熊顺林、熊军等，几乎垄断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1997年七运会这30多年襄樊乒坛历次比赛的所有名次，没有新人能跟他们分吃这块乒乓蛋糕。赛后，在许多人为襄樊乒乓球高手周亲华、丁建辉、娄爱国、杨光辉、杨炜、周跃、熊辉、刘平、黎党芬等人庆祝、喝彩的时候，我却听到了另一种从几位乒坛老前辈那里发出的如警钟一般的声音：“这样的格局是襄樊乒坛的悲哀！襄樊乒坛后继乏人！再这样下去襄樊乒乓球项目在湖北省将没有地位！”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几位乒乓前辈一语中的。不信你可以访一访，在襄樊，1970年以前出生的人学打乒乓球的大有人在，但这一年之后出生的人学打乒乓球的屈指可数！
十二、国情市况
一些乒乓球前辈把责任全推到原市体委副主任、市体校校长王全轩的身上，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
襄樊市的乒乓球运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传入本市，五十年代中期日益普及，六十年代蓬勃兴起，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期进入高峰，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一度出现了低潮。出现低潮的原因不外乎大气候或叫大环境和小气候两个方面。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过去我们固步自封，总说我们的制度好，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现在才突然发现我们国家经济和科学技术比美、英、日、法、苏等发达国家落后了几十、甚至上百年。这时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民族振兴，教育为本。” 这些道理。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1977年，在邓小平的竭力主张下，我国恢复了高考。一时，大学生成了“天之骄子”，上大学就意味着可以有一份好工作，甚至可以被提拔重用。因为干部提拔要以“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标准。那时老百姓有一个顺口溜：“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有了文凭就意味着“知识化”、“专业化”两项硬件具备了。“文凭热”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很长一段时间，上大学成了每一个学生的共同理想，即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成了指挥棒，学校搞的都是应试教育，“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试想，文化知识学习是如此重要，谁的家长还会让自己的孩子业余时间去学打乒乓球，那不是不务正业、玩物丧志吗？得了，一切业余爱好全放弃，业余时间还是多上几个补习班吧。在高中，体育生几乎成了成绩差的代名词。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正式把市场经济写入我国《宪法》。计划经济时期有乒乓球特长的运动员不愁找工作，很“吃香”，而市场经济时期就不同了，企业不再搞那些没有经济效益的乒乓球活动和比赛，更不愿意养乒乓球运动员。国家不再免费培养乒乓球运动员。体育开始作为一种产业逐步走向市场化。这些就是我市乒乓球开始降温的大环境、大气候，或者叫主要原因。
也许您会反问：“这期间我国不是照样出了不少乒乓球世界冠军吗？”是的，您说的没错。但是，您有没有发现，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当上世界冠军之前，有哪一个的文化程度够得上一个真正的高中毕业生水平？这或许是因为个别地方有脑筋的家长和教练会想：“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出状元”。人不管学什么，都是为了谋生。物以稀为贵，你们都去搞学习，考大学，我的孩子有打乒乓球的天赋，我偏要让我的孩子坚持学打乒乓球，说不定将来打出一个世界冠军来，一下成了大款，日后有了钱再去读书学文化也不迟。事实证明，这条路虽然狭窄，但只要内、外因和主、客观条件具备，少数人还是走通了。有些实在走不通的，年龄大了就到南方发达城市当个乒乓球陪练员，一个月也能挣它个三千、五千元。这就是各地小气候造成的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而襄樊的小气候是什么样的呢？有一次，襄樊市乒乓球协会委员聚会，酒过三巡后，曾先后担任过襄樊市体委业余体校乒乓球教练员、市体委副主任、市体校校长的王全轩老师终于敞开心扉，对我讲：“我曾是襄樊市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襄樊市体委的乒乓球教练员，理应一直坚持抓乒乓球培训，为什么后来当上体委副主任和体校校长后放弃抓乒乓球项目，在市体校也没设乒乓球项目，而重点抓划船、游泳、武术、田径、举重、跆拳道等项目？”王老师自问自答向我道明了其中的缘由：“乒乓球项目训练周期长，对运动员苗子素质要求高，竞争对手多而激烈，出成绩慢而难，出好成绩更难。这一点我是有上十年亲身体会的。我曾经满怀信心想培养一批或几名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送到省队或国家队。为了乒乓球，我晚婚、晚育，甚至立下过不把学生带出来不结婚的誓言。有一年我带队到孝感参加全省比赛，我们女队本应该3∶1把武汉队打下去，由于张玲敏在第四局20∶18领先的情况下输掉一个意外球后，心理发生了变化，结果被武汉队扳平，最后别人反败为胜，我眼睁睁看着快煮熟的鸭子飞了。那次比赛对我打击太大，回来后不久，我的头发整片整片地掉。乒乓球出成绩真是太难了！后来我当上了体委副主任，后任体校校长，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要站在全局的高度考虑问题，哪一些项目能快出成绩、出好成绩，就下功夫、花本钱重点抓那些项目。我是这样想的，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做的，并且干出了成绩。我培养的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有的在全省、全国拿了冠军，有的还拿了奥运会冠军，有的成为国家游泳队教练，我们市体委、市体校因此受到国家体委、国家教委的好评。我任体校校长时，国家教委还授予襄樊市体校｀国家重点体育中专学校＇称号”。
总之，他压根不打算再抓乒乓球项目了。
是的，襄樊市体委的决策者们这样做是有他的哲学道理的，事实上因此也取得了可观的政绩。但是，一个项目的繁荣却导致另一个项目的荒芜，这样的局面要多少年才能挽回？襄樊市从1970年至1990年这20年间出生的人中，学打乒乓球的屈指可数。如果从7岁开始学打乒乓球来算，1977年至1997年，襄樊乒乓球培训出现整整20年断层！
十三、望女成凤
如果说前面的经历是我对乒乓球从喜爱转变成痴迷在蓄积能量的话，那么1997年我的女儿开始学打乒乓球便是引爆能量的导火线。
1997年，我女儿王甫春8岁了。看到别人的孩子有的学电子琴，有的学钢琴，有的学舞蹈，有的学画画，我也想让我的女儿学一门特长。按理说，我们家人在运动方面是有着优秀遗传基因的。我外公阎丹山祖籍山东青州，武术世家，少林寺俗家弟子出身。解放初期，他是武汉“民众乐园”里著名武术家和杂技艺人。武汉杂技团就是在“夏家班子”和“阎家班子”的基础上组建的，外公是“阎家班子”的班主，是武汉杂技团创始人之一。江湖中有诗为证：“阎传学武术，丹山入九天，洞中访七日，世上几千年”。我的母亲从三岁开始学艺，解放前随外公跑江湖，以卖艺为生，但到我们这一代已失传，学杂技不现实。说来也巧，在我们为女儿到底学什么好而发愁的时候，听别人说襄阳城北街有一个“亚通乒乓球俱乐部”在办少儿乒乓球培训班。我想，让我女儿学打乒乓球不错。因为我女儿又矮又瘦，外号“小丁香”，需要锻炼锻炼。加上我大哥曾是乒乓球冠军，我也会一点，便于辅导。另外最根本的一点是，我想让我的女儿“子承父业”，圆我未完成的乒乓梦。
1997年7月，我女儿王甫春放暑假。7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我把她带到位于襄阳城仿古一条街——北街的亚通乒乓球俱乐部，报名学打乒乓球。这个俱乐部实际只是一个乒乓球馆，有6张自制的乒乓球台，是一位经销电话的老板开的。我们一进俱乐部球房，看到里面的小孩真不少，有近20个，但只有一位教练在带小孩打球。这位教练年龄约有40多岁，瘦高个，有点歇顶，身着一套日本蝴蝶乒乓球运动服，脚穿瑞典斯的卡乒乓球运动鞋，手握一只瑞典阿瓦拉直拍，乍一看，还以为他是从哪个省专业队下来的教练。我很冒昧地、小心翼翼地向他问道：“请问这位老师尊姓大名？”他回答：“别客气，我叫李旭。”我又问他：“李老师原来在哪个专业队受训，现在哪个单位工作？”他说：“我没有进过专业队，只是喜欢打球而已。我原来在襄樊电视机厂当业务员，现在厂子垮了，我成了下岗职工，出来跟别人一块带学生打乒乓球。”噢，他也跟我一样是个业余乒乓球爱好者！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他的教学，还行，技术虽然比我还差一个档次，但挺认真负责，带小孩启蒙还凑合。他告诉我，小孩到这里学乒乓球一个星期上三节课，一节课两个小时，一个月50元学费。于是我就给女儿报了名。
在女儿接受训练的一个月中，我要上班，不能接送，也没空去看女儿练球，她每次都是跟同院的小朋友一起去，又一起回。不过，从女儿每次从俱乐部回来高兴的样子不难猜测：有戏！她对乒乓球不厌烦，有兴趣，回家后还能按老师的要求坚持写训练日记，坚持做空手动作。这下我可高兴了，因为我懂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学好乒乓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动力。如果她不喜欢，我不会勉强让她继续学。
暑假结束，李旭选了三四个有培养前途的小朋友，建议送到他介绍的另一个训练点训练。这其中就有我女儿。这个点在襄阳城南门外一所中专学校，从我家到那里有5公里远，而且在半山腰。为了女儿学球，我借了一辆摩托车，每次接送。这里学员很多，有近70人，每周也是上三节课，一个月70元学费。
我女儿在这个班训练期间，这里的情况真让我哭笑不得。这里学员多，教练少，除了陈长征和浦青两人是固定教练外，其他都是临时请来的。一个教练带六、七个小学员，小学员排成老鼠尾巴一样长的队，轮流上台打，两小时一节课下来，每人平均上台20分钟，打不到几板球。陈长征和浦青是训练班的老板，他们两人都是女同志，一个是前湖北省乒乓球集训队的队员，技术一流，现为化六建职工；一个是原市体委业校最后一届学员，我大哥最小的师妹，技术一般，和李旭在一个厂，也是下岗职工。她们俩个子也差不多，矮矮的、胖胖的，而且很会来事。她们听说我是王肃平的弟弟，也会打球，于是每次上课时，都笑嘻嘻地找到我，请我到一张球台上为她们带7名小学员，其中包括我的女儿。我这人好说话，碍于情面，我为她们带了一个月12节课。一个月结束，她们没给我一分钱的报酬，对我女儿的学费也没免收一分钱。她们甚至连一个“谢”字都没对我说。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她们看来这里学的人多，好糊弄，第二个月把学费从70元涨到80元。我一气之下带着女儿离开了这个所谓的少儿乒乓球培训班。后来，我在亚通乒乓球俱乐部办了一个月票，我亲自带女儿打乒乓球。我还给她打印了两本训练记录表格，制定了训练计划，建立了训练档案，每次训练的时间、地点、教练名字、内容、效果、表现、体会、动作要领及存在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十四、众星捧月
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离不开别人的帮助。一个人成功的背后，往往有许多默默无闻的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带我女儿打球的,除了我之外，还有许多乒乓球高手。
我大哥得知我女儿也在学打乒乓球，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从小学打乒乓球，对乒乓球情有独钟。他当然希望我们王家在乒乓球上人才辈出，后继有人。那时我在市福利院工作，单位工会活动室有一张双鱼203乒乓球台，是我找市公安局车管所长阎金光拉的赞助。大哥每到星期天上午，就专程来到我们单位，带我女儿打一个半小时的乒乓球。每次大哥带我女儿打球，我就负责给女儿捡球、递毛巾，搞好后勤服务。大哥的功夫的确很深，他带我女儿一会练正手攻，一会练反手推，一会练推挡上位，一会练推侧扑，最后为了调动情绪，再放几板高球，让我女儿杀高球，教学气氛活跃。这样练球感觉时间过得真快，一个半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练完球，大哥说：“不着急，慢慢练，只要坚持，球龄到了一定程度，手上功夫自然会出来。”
我大哥有一个女儿叫王璟，１９８１ 年 出 生 ，那时襄樊市体委业校乒乓球班已停办了。在她五岁时，我大哥只好当“门里师”，亲自教练女儿打乒乓球。由于襄樊这时学乒乓球的人已是凤毛麟角，我的侄女王璟参加襄樊市乒乓球比赛，每次稳拿女子单打冠军。2000年上大学后，又成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2002年曾获北京市大学生乒乓球赛女子单打第四名。大学毕业后又考到乒乓球的故乡英国留学，读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上大学之前，王璟也抽空带我女儿打球。她是我女儿的偶像，只要她带我女儿打球，我女儿服服帖帖，学得可认真啦。
有时，我还把我女儿带到位于樊城区的市供电局子弟学校乒乓球班，请曾获全市乒乓球单打冠军的周亲华给我女儿带一带。我给周老师交学费，他不肯接受。他说：“我是你大哥的师弟，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带侄女打乒乓球，还要什么钱？！”还说：“你让女儿学打乒乓球是明智的选择。打乒乓球的人有争第一的精神，这对于孩子将来进入社会有很大帮助，她以后做其他事情也会争第一，不甘落后。”
义务带我女儿启蒙时间较长的还有李忠怀。他是我大哥在宏伟机戒厂乒乓球队的队友，祖籍上海，他的父母是建国初期支援三线建设从上海迁过来的。得知我来请他带我女儿打乒乓球，李老师很高兴，还对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培养女儿打乒乓球好。”又对我女儿说：“好好学，将来当冠军！”为了让女儿学球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我还为她找了一个同龄的小朋友李娃一起学。我找朋友借了一辆小汽车，每次到10公里外的宏伟厂把李忠怀接到我们单位给我女儿和李娃上乒乓球课。两个小女孩在一起学球时，兴趣很大，干劲实足，你追我赶，不甘落后，经常是你一个球打了200板，我一个球非打210板不可。每次练完球两人再打几局比赛。这样以来，我女儿在短时间内进步较快。正手攻球能连续打500多板。过了几个月，李娃的爸爸让她改学画画，这样我女儿没有伙伴，打球有点情绪低落。
针对女儿有时怕苦怕累，出现不想打球的苗头，我还耐心地做女儿的思想工作。我在一张白纸上给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自觉地学习，自觉地锻炼，刻苦地训练，认真地练球。学习、打球两不误，搞好学习与搞好打球的道理是一样的。今天能打好球，明天就能做好人。爸爸王夕平 1997年12月4日。”
这张纸现已发黄，至今还贴在我女儿的床头。等她长大成人，我想她会明白作父亲的良苦用心的。
之后，星期天我只好又带女儿坐13路公共汽车过汉江二桥，到供电局子弟学校学打球。那里小学员多，氛围好，有利于提高技术。市政府行管局有一位干部叫陈华，她的儿子叫张竞亻思，6岁多，也在供电局子弟学校学打乒乓球，而且已学了半年，家里还专门买了一张乒乓球台。这孩子悟性好，进步快，我偶尔也带过他几次，凡是带过他的老师都喜欢他。陈华听说弧圈球是现代乒乓球最先进的技术，她想找一位好教练教他儿子学弧圈球。记得那是1998年4月的某一天，陈华专门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她这个忙。我立即想到了从湖北省集训队下来的陈长征，她是最佳人选。陈长征曾获得湖北省女子少年单打冠军，全国“化工杯”乒乓球赛女子单打冠军，在襄樊乒乓球界女子中更是没有对手，是典型的直拍快攻结合弧圈型的打法。我想，小孩学打乒乓球要有伴，最好是悟性好、水平比较高的伴，这样才有利于快速进步和提高。我跟陈华说，陈长征的工作我去做，说好后我们两家的孩子一块儿学。陈华也高兴地同意了。
我认识陈长征是从我的女儿学打乒乓球开始的，她曾教过我女儿,上过几节课，教了一些基本动作要领。但真正与她交往是在襄樊市第七届城市运动会上。我们市政法委乒乓球队的队友阎金光以前就与她较熟，经常在一块打乒乓球。七运会乒乓球比赛期间，陈老师不顾身怀有孕，有时为我们队义务指导，我们队的队友轮流做东请她和我们一块吃饭。喜欢打乒乓球的球友聚在一块，容易沟通，大家一见如故，有说不完的故事和共同话题，非常开心。这样以来，彼此就渐渐熟悉了。七运会之后，陈长征不幸流产，住在襄樊市中心医院。我从阎金光那儿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即买了一些营养品，带上我的女儿到医院看望陈老师。陈长征是武汉黄皮人，除了他的爱人肖红军外，在襄樊没什么亲人。我和我的女儿来看她，使她非常感动。顺理成章，我特约陈老师带张竞亻思 和我女儿学弧圈球，我想应该不成问题。果然不出所料，我给陈老师接通电话，把陈华和我的想法一告诉她，并讲明报酬多少，她很爽快地答应了。为了保证训练质量，我们两家向陈老师提出，训练时，陈老师只带我们两家的孩子，不加入其他的学员。陈老师也说没问题。于是我们两家给陈老师提前交完学费，让两个孩子开始正式跟陈老师学拉弧圈球。
1998年4月，春风拂面，阳光明媚，花红柳绿，百鸟争鸣，大地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在位于襄阳城南岘山脚下中国化学第六建设公司的一间车库里，两名未来的襄樊市全市少年乒乓球男、女单打冠军，在前湖北省少年乒乓球女单冠军、全国“化工杯”乒乓球赛女单冠军陈长征的带领下，开始了乒乓球新的“长征”。
拉赞助
翻开襄樊市第二届少儿乒乓球比赛的秩序册，其中有一个代表队，叫“百佳乒乓球代表队”，领队就是我。教练员有三位：周亲华、娄爱国、段东。队员有16名，其中较出名的有海航、张竞亻思 、丁寅、叶帆、云美君、裴蕾、杨柳、王甫春、詹敏。这个代表队是当时全市实力最强的一支代表队，它的组成还有一段故事。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市供电局子弟小校乒乓球训练班，是襄樊市体育场退休的老场长邓大鼎于1996年正式操办起来的。邓老师曾担任过襄樊市体校校长，原专业是打篮球的，他不会打乒乓球。当时市体委业余体校乒乓球训练班已停办多年，而有一部分热爱乒乓球的家长还想让自己的孩子学乒乓球，他们经常找到邓大鼎，请他帮忙联系乒乓球教练。邓大鼎出于对体育事业的热爱，不顾自己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硬着头皮开始筹办乒乓球训练班。熊顺林、周亲华、娄爱国、段东这些本土教练都是他苦口婆心请来的，又旧又破的乒乓球桌也是从市体委和外单位借来的，当着训练房的那间大教室是他找市供电局子弟小校租的。他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精神实在可嘉。从此，襄樊中断十几年的少儿乒乓球训练就这样恢复起来了。
1998年5月29日至30日，襄樊市体委将举办全市第二届少儿乒乓球比赛。5月初，邓老师找到我这个学生家长，对我说，他想以现训练班小学员为骨干，再召集几名乒乓球打得好的小学生，组成一支乒乓球代表队，参加这次全市乒乓球比赛。他想让我担任这个乒乓球代表队的领队，同时交给了我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乒乓球代表队拉一笔赞助。我很佩服邓老师的敬业精神，尽管时间紧，任务重我还是便爽快地答应了。
我当时是襄樊市社会福利院的副院长，为孤寡老人和残疾儿童募捐是我经常做的工作。虽然这样的“捐”也不好“募”，但只要我多叫苦，总能赢得一些企、事单位领导的同情和支持。但邓老师交办的任务与福利募捐不同，它是为体育事业拉赞助，光叫苦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让别人认为“值”。经过筛选，我从多家效益好的企业中确定了一家，就是百佳饮料公司，作为“突破”的目标。因为这家公司老总与我较熟，加之他们公司刚刚起步，正在策划产品广告，在多家媒体也做了广告宣传，所以找他们拉赞助成功的可能性较大。我找到老总杨崇伟，说明了我的来意。我还特意告诉他：我所带领的这支乒乓球队是一支能拿多项冠军奖牌的球队，我们还可以把这支乒乓球队取名为“百佳乒乓球队”，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所穿的比赛服上可以印上百佳公司和他们的产品名字。比赛结束，在报纸上会登出冠军代表队的名字，这是一种形式很好的企业文化和广告。杨经理好像对我说的这一番话不烦，但没有立即答复，只是对我说：“让我考虑考虑，回头给你递个信”。
不几天，杨老板让他的弟弟杨崇明给我回了话，他们公司同意赞助。具体数额是教练员、运动员每人一套运动服、一双乒乓球鞋，外加20件饮料，价值6000元。消息传开，我所率领的球队的教练和小运动员无不欢呼雀跃，他们不敢相信，天上真的会掉下馅饼？！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好好练，给我多拿冠军，我可是给人家赞助商有言在先的，我们不能让人家白掏钱，人家私营企业的钱也是来之不易呀！”
事情果真如我预料的那样在向前发展：比赛时，身着百佳公司产品醒目字样队服的小运动员，在球场上奋勇拼杀。观众席上，手持百佳饮料的队员和家长为我们队员加油、喝彩。其他代表队的队员看着我们队员穿着整齐的高档队服，休息时喝着高档饮料，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眼气”得快要流口水。比赛结束，我们队获得两项团体冠军和两项单打冠军，还有几个第二、三、四、五、六名。我的女儿学球不到一年，虽然只取得了小组第二名、全市第十一名，但她也得到了锻炼，积累了一次大型比赛经验。赛后，襄樊电视台、《襄樊晚报》对比赛作了详细的报道，百佳公司的大名醒目地见诸于报端。这次比赛终于获得圆满成功，百佳公司、领队、教练、运动员、家长五方皆大欢喜。
比赛结束后，我向所有取得名次的运动员家长说：“各位家长：我提议，我们实行AA 制，今天全体参赛人员和家长在一起聚个餐，一来庆贺我们的胜利，二来感谢几位教练对我们孩子的辛勤培养。”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在庆功宴上，大家争先恐后地给我敬酒，向我表示感谢。运动员叶帆的爸爸、市委组织部科长叶和平笑着对我说：“王夕平，没想到你不光乒乓球打得好，还有这么强的组织能力。明年我们还要请你当领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