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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评论界习惯将刘继明划归“新生代”（或“晚生代”或“60年代出生作家”）群落中的一员，同时也将其视为 “文化关怀”小说的代表人物。“新生代”作家在上世纪末期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登临舞台，形成“90年代文学”当中一道重要的、不可忽略的新景观。他们推崇“个人化叙事”以取代影响深远的“宏大叙事”，反对精英文化、削平意义深度，致力于表现生活现实，却使平面化、世俗化、欲望化的叙事大行其道，放弃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把写作还原成为一种职业。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别样的声音与范式，也留下了独特的足迹与烙印，其正与反的经验都有开阔的反思空间。

然而，一个真正具有创造力的写作者不可能囿于固定的轨迹，一种粗线条的“代际”划分根本难以完成对作家的个体描述，暴露出这种“代际”理论行为的简单与生硬。事实上，90年代中期，刘继明创作的《海底村庄》、《蓝庙》等一系列“文化关怀”小说就已经显示出与“新生代”群落颇具差异的意趣：小说致力表现世俗化时代精神沦落、心灵逃亡的境像，表达了作者对生命意义、终极价值的执著追寻。周介人先生曾以“关怀社会的精神环境、关怀人的精神追求”概括“文化关怀”的含义，“文化关怀”小说所体现出来的时代思考、价值承担使刘继明与当时的写作时尚明显疏离。

近年来，刘继明致力于思想评论及随笔写作，出版了《我的激情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以其“直面现实的批判立场和深切的人文情怀”在文化界获得了较大的反响；而50余万字的报告文学《梦之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则被主流评论给予高度评价，誉为“一座文学和史学的巨坝”；长篇小说新作《一诺千金》（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也有别于以往扑朔迷离的叙述风格，在语言、形式上呈现出“质朴”的崭新面貌。从虚构文本到非虚构文本和文化批评，从一个纯文学的诗人、小说家到一个思想的言说者和公共事务的介入者，刘继明所跨越的不仅仅是题材、文体上的沟壑，更是写作态度上的一种巨大改变，在“60年代出生作家群”中更加彰显其独特性。尤其在世纪之交众声喧哗而实则冷漠贫乏的文化语境下，刘继明的创作变化更是一个值得注视、应予以分析的对象。

在刘继明的创作中，“生于60年代”是一个被直接陈述或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重要意旨，是他所有写作的出发点与关键词。60年代的出生意味着一种所谓“夹缝”之中的人生体验：这一代人既没有他们父兄那样的历史因循的背负，也不能如“70年代之后”那样轻灵自在、既无历史的牵绊，也无现实的障碍。这一代人有“红色”历史记忆，但记忆却是浅淡的、些许的，他们的青春遭逢上激动人心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但未到中年又裹挟进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之中。他们的过渡性、矛盾性使“生于60年代”成为具有丰富意味的能指，具备深入开掘、充分展开的可能性。

《我的激情时代》、《生活的激情与写作的激情》这两篇随笔完全可以看作刘继明的一则文学“小传”，一份“精神履历”。在文章中，作者对自己的生活及创作经历进行了真诚的梳理，展现了有关“青春”“成长”的一段生命历程：从偏僻乡镇到学院、都市，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到职业作家，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转型。在这个过程当中，活跃、开放、充满生机活力的“80年代”始终是“一种强大的背景存在”，“我的整个青春和成长过程都是同那个时代不可分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１）被称为“新启蒙”的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给青春成长期的刘继明以丰富的滋养，现代民主/自由精神、怀疑探索的精神、理性批判的精神、理想主义的激情、人道主义的情怀……这些携带着时代特色的思想观念成为日后刘继明的思想资源与精神明灯，也是其文学理念的重要构成部分。

正因为有“激情”“纯洁”的80年代作为参照，刘继明对90年代社会变化的正面性评价较少，甚或就是忽略的，而更多看到了它的混乱、畸形、不公等等负面的结果，尤其是人文精神的衰落。与“我感激８０年代”的热情宣告相对照，刘继明“对急剧变化和动荡的90年代的‘生活现场’表现出格格不入的疏离倾向。”（２）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急剧转入“市场时代”，经济取代政治日益成为社会的中心话语，商业化、消费化、世俗化、欲望化成为普遍的时代风景。而在刘继明的人文主义思想的观照之下，90年代物质繁荣的背面却是文化的沙漠和精神的废墟，他将其命名为“贫困时代”，以深入揭示“90年代的精神痼疾”为己任。

刘继明曾痛切地发问—— “那个时代（指80年代，笔者注）充满激情和理性的怀疑、批判、反抗和探索真理和良知的义无反顾的精神到哪儿去了？”他也用自己的方式作出回答——“在整个90年代中后期，我都在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去‘寻找’或‘想像’着那一代人的下落”（３）

90年代中期，刘继明的“文化关怀”小说主要描摹知识阶层的精神危机、灵魂痛苦，新世纪之初，《一诺千金》以底层贫民马天才的传奇生活经历展示近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使作者对于时代的表述更为完整、深入。在刘继明以往的创作中，其批判的锋芒往往通过个人化的想象方式来显示，而随着历史进程的复杂变化，刘继明更痛感知识阶层的麻木、沉默、无所抗争、无以抗辩，他换用比小说更直接锐利的随笔进行批判、言说。

刘继明笔下的“生于60年代”的人物，是小说文本中无数个个体，是思想随笔论述的一个群体，更是作者自己。由于类似的生存背景与现实境况，刘继明不会仅仅是个时代的观察者、思考者，他还是一个时代的亲历者和体验者。刘继明亲身经历过的生存挣扎、文学寻梦、新疆流浪、海南创业都是个体生命中难以磨灭的烙印，爱人孙远的离世更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它所带来的巨大伤痛毫无疑问对刘继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切使其创作涂盖上了浓重的体验性、情感性色彩。

由于是从一个亲历者、体验者的身份进行思考和发言，刘继明无论在文学创作上还是在生活认知上都保持着一种自省的姿态，力求摆脱流行的思潮，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对现实对话、书写。甚至于虽然也“生于60年代”，但刘继明对自己的群体归属从来都充满质疑，“就写作态度和精神趋向而言，我似乎更愿意认同50年代出生的某些作家，而不是新生代。”而这种认同又是有限度的，“我没有他们那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情结，始终恪守着一种较为鲜明的个人立场”。（４）

个体与时代、切身体验与观察思考、激情与理性、批判立场与自省精神，这些相容相谐或相反相悖的元素都在刘继明的笔端结合，使刘继明的写作于热情、明晰之外也夹杂着含混、矛盾，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开放”的、“复合”的写作，它蕴含了丰富的意味，指向开阔的境地。

对刘继明而言，时代感受与个人体验几乎就是一枚银币的两面，相互诠释、互为表里。虽然他自认为“始终是以一个逃亡者的身份出现在自己的小说中，在写作和生活中总是缺少‘归属感’和‘认同感’。”（５）但他又必须进行自我身份的确认，因为这关涉到自己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对时代发言。尤其在9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重组、文化主体已从中心向边缘转化的现实压力下，知识分子“普遍身份焦虑”，其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就显得更加不容回避。

刘继明1985年发表小说处女作，从“先锋派”而至“文化关怀”，从刻意强调语言、叙述到重新关注小说的意义，他的创作几乎与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同步，经历过眼花缭乱的文学思潮变迁，体验了这一过程的飞扬与沉寂、起落和动荡。刘继明也曾有过困惑、迷茫，但可贵的是他从没间断过反思、质询，从没放弃过追问、思考，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他依然探询“为什么写作”这样一个本原的问题，在“小说狂欢”的热闹氛围中，他却清醒地意识到了“小说的焦虑”。

《小说的焦虑》对于中国90年代的文学环境作了一次深入剖析：旗号林立、喧哗热闹的实质是一种“虚浮”，时尚、新锐的假面背后隐藏着日益浓郁的中产趣味、白领趣味，“貌似强劲的外表下面，丝毫掩盖不住小说艺术因缺少根基日益萎靡、随波逐流的可疑症候。”刘继明分析了代言式的“神圣写作”与宣泄、炫技式的“自恋写作”各自的局限，清醒地看到“在众声喧哗、失去尺度的时代，做一个小说家很容易，但做一个好的小说家似乎越来越难”，他崇扬的是一种“特立独行、从容大度、沉静矜持”的理想的小说风度。（6）

“个人写作”是90年代文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概念，刘继明对其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和辨析。他认为，独立精神是写作者本应具备的重要品质，而现实当中“个人写作恰恰是通过这种集体命名的方式出场的”，成了文学“策划者”“主持人”所操控的一个时尚名词，当“小说创作与发表，像工厂的流水线似的，越来越集群化”，“个人应有的品质与锋芒却逃遁缺席了”。（7）刘继明据此分析了“新生代”作家将个人写作变成了自恋写作的倾向，并揭示其盲点在于他们所理解的“个人是一种完全抽空了的、只有空间、现场，没有时间、历史的自我封闭的‘原子个人主义’。”（8）

与对“个人写作”的思考向关联，刘继明必然要更深入地探讨写作中个人与世界、个人性与现实性的联系。虽然他曾着力强调个体的意义，但他并不忽视、回避现实的问题，因为“文学创作从个人的经验与想像出发，但最终必然涉猎人与人、人与世界的部分”，“每一个小说家都在特定的时空中写作，谁也没法斩断其与‘现实’的隐秘联系，诚实的小说家实际上都在为人类共有的现实写作。”刘继明所强调的是保持个人精神品质为前提，以个体的、独立的方式承担“公共与现实的义务”。（9）

虽然刘继明是从“诚实”这样一个道德化、心灵化的角度来讨论作家的创作视阈，但他实际上已经涉及作家的“写作立场”这个问题，已经接近关于“知识分子/作家”二者关系的考量。而他有关作家的批判立场、文学的价值担当等论述也可延展成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思考。

1989年以后的急剧社会变迁瓦解了的“知识分子”这个独特的群体，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被王岳川描述为“有的开始接纳世俗，深入民间；有的逃避现实，走向彻底的虚无；有的张扬私人化，拒斥崇高；有的则躲进高楼，自成一统。”（10）在刘继明看来，知识分子群体的边缘化并不是最大的悲哀，知识分子对自我价值的放弃、从自己立场上溃退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最终将导致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的丧失。因而，刘继明追问的是“在这场风云突变的社会转型过程中，90年代的知识界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而没有了对现实的怀疑和批判，没有了对自我的反省，没有了对历史的追问，没有了对社会良知的探询，‘知识分子’还能成其为‘知识分子’吗？”（11）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在８０年代中期被提出，是新启蒙运动中“文化反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个时代的批判良知”，以及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所描述的“对权势说真话的人”、“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真正的业余者”，成为中国文化界理解知识分子形象的主流观点。刘继明从历史反思和现实诉求的双向角度出发，既强调知识分子的“从来就不应该是国家、大众和媒体的附庸”的独立性、批判性，更强调其关怀社会公共问题、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现实介入性。

在对于“非典”、美国入侵伊拉克、9·11等国内国际事件，对于90年代中国社会存在的权力腐败、社会不公正、底层困境等问题进行发言的时候，刘继明更注重审视知识阶层面对人为的或大自然的灾难时那种隔离、恐慌、自私、冷漠、置身事外般的看客心态，陈述“以个体的方式或民族国家的方式”“重新检视或反省自身的不当行为”的必要，坚守“人道底线”“伦理底线”以维护“普遍公理”。通过《我们时代的恐慌》、《乔姆斯基与知识分子的道义承当》等篇章，刘继明用书写实践了他“通过写作对社会事务表达自己的意见乃是知识分子存在的主要方式”这一立场。另一方面，刘继明也非常重视文化、文学领域所存在的独立思考、诚实担当的精神力量，因为“警惕和辨认政治专制也许是容易的，对于异端思想实行压制和排斥的隐蔽的话语霸权或文化殖民，却并非总是一目了然。”（１2）《幸福的人与不幸的文学》、《“80年代人”或不合时宜的痛苦》和《一个富有爱心的人》是用随笔完成的“文学评论”，被时代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先锋诗人郎毛、被主流文坛所误读的张承志、张炜以及被忽略的散文家苇岸，在刘继明的笔下彰显出厚重的分量与独特的光彩，他们所具有的怀疑、叛逆、执著、坚持真理、维护良知的精神立场在现实氛围里更为弥足珍贵。

刘继明提出了一种“公民写作”的观点，与之相印证的是自己在三峡工地挂职后完成的报告文学《梦之坝》。所谓“公民写作”，其核心在于克服狭隘的职业化拘束，超越隐蔽的市场逻辑，对公共事务进行介入和观照。刘继明日益坚信，无论是出于现实责任感，或是作家的价值立场，“在面对关涉人与世界命运的重大时刻，（知识分子或艺术家）依然需要作出某种‘介入’，而不是以所谓‘纯文学’和‘专业精神’为借口退缩或无动于衷。”（13）《梦之坝》被认为“是第一部全景式、长跨度、多方位反映三峡工程的超巨型报告文学作品。”（14）它不仅仅铺展了三峡工程从设想、勘查、论证到建设的漫长历史过程和事实细节，更从中国现代化梦想与全球化人类生存处境并置的高度着力开掘大坝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内涵，同时对大坝的环保、移民、战争、安全隐患等敏感问题也作出了细致分析。作者的历史认知、理性思辨表现出“不讳饰也不盲从，不躲闪也不含糊的史家的坦荡胸怀和真正艺术家的勇气”（15）；作品沉郁又激情的风格则渗透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深沉的忧患意识与强烈使命感。刘继明用《梦之坝》证明了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并非真的那么水火不容，在文学“向自我、个人和内心的不断后撤或退缩”的时代，证明了文学依然拥有驾驭、言说重大社会与历史事件的能力。

刘继明最具影响力的思想随笔大多集中于社会、文化、政治评论部分，理性和激情的色彩皆相当浓郁；“我总是被无穷无尽的疑问所缠绕；背负着疑问写作，也许是我难以逃脱的宿命”，其敏锐的问题意识是触动读者心灵的重要原因。此外，刘继明还探讨了自由、平等、民主、公正、底层、全球化、现代性、网络媒体、大众神话、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理想主义、以及爱与拯救、死亡、悲伤、遗忘、信仰、内心的律令、内心精神等等思想的、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许多问题。刘继明的写作跨越了文体与职业的界限，显示出宽广的写作视阈和独立的声音。

刘继明的意义也许不在于他说出了多少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而在于他执著的写作姿态以及这种姿态所彰显出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品质。固然，文学在很多人那里不再被认为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经国之大业”，文学家只能表达他们的切身感受，难以承担救世的使命。但是，在今天文学与作家已然边缘化的现实情境下，坚守人文价值的立场、保持知识者的良知与勇气，在文学内外、职业内外表达自己的思想却是十分必要的。自“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后，中国知识界90年代末又发生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这场论争具有较高的思想和学术价值含量，而笔者并不打算将刘继明放置在这个背景之下讨论，而更愿意将他看成是一个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批评者、永不妥协的批判者。

无疑，刘继明是以启蒙主义的价值立场来界定一个作家或知识分子应该承当的社会义务、历史责任。８０年代新启蒙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近年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回溯与清理，既有“重访80年代”“以重新获得我们的激情和批判的力量”（张旭东语）的呼吁，也有将８０年代精神斥为“青春病”的不屑。中国８０年代“新启蒙主义”是一种广泛而庞杂的社会思潮，包含了各种因素和复杂性。它曾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过巨大的解放力量，它的热情、活力与理想主义激情、批判反思的精神是其主要魂灵。但新启蒙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思路、对于传统和现代性的单一叙述、对于市场经济现实的矛盾、暖昧的态度等方面都存在有待深入分析的地方。

刘继明依托８０年代思想资源所进行的批评也有其薄弱之处。例如，他把1989年以后急剧的社会变迁及商业化过程所产生道德腐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似乎仅仅归结为 “人文精神的缺失”，把当代知识分子放弃了80年代启蒙立场而普遍地职业化、学院化、专业化的倾向看成是单纯的精神异化，这种判断显然有失简单化、片面化，忽视了从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进行深入探析，最终只能将问题落实在个人道德实践的层面和束缚于诸如守望良知、坚持道义这样的理想主义期许；因为其浓重的“８０年代情结”，刘继明也过高估计了８０年代的思想环境，而过分贬低９０年代的文化状况，对于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复杂构成、以及经济与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思想自由化、民间化、日常化等复杂形态也未能阐释得更加清晰、透彻。

任何写作都是有限度的写作，正如写作中的人都是有限度的人一样。刘继明曾在跟韩少功的通信中谈到，“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一代人，我们都有自身的限度，我们都莫不在这种‘限度’内写作。”（１6）而只有认识到这种有限性，一个写作者才能有所警惕、有所反省，才能具备真正的理性精神。

刘继明的质疑固然常常指向他所指摘的 “中产”化了的“知识阶层”，指向“不再具有探查社会和人性痼疾的敏锐眼光和能力，逐渐成为主流价值与流行观念的合法诠释者”的90年代知识分子；同时，他也质疑任何因循守成的势力，因为“任何激进的、刺耳的或异质的声音都受到来自知识集团、主流社会、大众阶层的合力狙击。”（17）更重要的是，刘继明的质疑还指向了社会现况。“底层”是近年刘继明观察、思考较多的一个问题，他从现实、历史、意识形态等层面对“底层”这个语词进行辨析、清理，为这个沉默的弱势群体进行了激烈的辩护。然而，“真实的底层究竟在哪儿？”刘继明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代言与描述都难以企及底层的真相，一方面他认为只有摆脱“被叙述”的命运底层才能真正发出自己清晰的声音，同时，作为“叙述者”他仍然执著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姿态，并未将这种写作的限度变成替自己开脱的理由。

一部以底层视角来结构的《一诺千金》标志着刘继明小说创作的明显转型。小说的主人公不再是作者熟悉的知识精英，而是一个真诚、善良、仗义的普通贫民；人物的世界也随之发生转变，不再专注于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们内在的精神状态，而着力展示平凡小人物外部身世的动荡变迁；艺术风格则一改沉郁、黯淡、冲撞的面貌，呈现出明朗的色调，叙事平静、节制、温情而从容。然而，《一诺千金》并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关于“完整”的小说，反而处处皆是“残缺”：无论是马天才、来凤的身体、情感，或者是他们的现实生活、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有限性、残缺性悲剧。小说的另一主题即是“救赎”。面对人的有限性及生命的残缺性，刘继明抒写了善良、爱、信义的强大力量，甚至表达了一种“类宗教”的情怀，仁慈、悲悯、宽恕一切加诸己身的不公和苦难，让人物获得内心的自我救赎。

“所谓文学参与或介入现实，不能仅仅理解为将底层和现实题材作为叙述对象，而还应该是指在叙述过程中，通过文学的方式体现出创作主体的思想投射和发现。”（18）刘继明试图在虚构的小说文本中完善其思想随笔、报告文学中已经存在的困惑、矛盾，他试图用宗教的“神性之光”予以解决，但事实上，《一诺千金》并不很成功。作品的宗教情怀因缺乏真切体验而流于抽象、空泛；人物简单、有质朴之美，但缺乏更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有通俗的外壳，但没有好看的故事。《一诺千金》是改变、是开始，却未臻完美。我们有理由期待作为小说家的刘继明有更加优秀的小说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