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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离开襄樊已逾六年，适逢襄樊文联《文艺广角》杂志邀稿，也凭着十余年来编著《当代襄樊文学气象》和《襄阳作家论稿》两书的余勇，于是就有了对吕先觉、熊万里、艾子、九夕四位不同代际襄樊作家的匆匆一瞥。

生于1960年代初的吕先觉栖身在鄂西北大山褶皱深处的保康县城，生活状态散淡而不乏诗意。重要的是他能如他笔下的小说人物黄麦那样敏锐地号准生活的“胯脉”——

小说家都是说谎者，将现实写成理想，将丑恶写成美丽。于是吕先觉坦然怀揣理想写下了小说《五月胯脉》。小说以节制而内敛的叙述语言，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众人眼中的荡妇，一个自我矮化的妻子，一个外弱内刚的乡村医生，一场精心策划的偷情，一个传统家庭的解体。一种美化式的情境描写，却也掺杂着现实的阴影。先觉很聪明，他不愿将自己的小说写成庸俗的“言情小说”模式，而在“言情”的框架里透散出一种人世浪漫者的遐想。这种明对现实直接化的表层描述，在不动声色中捕捉到了生活底层小人物人性深处的悸动。

先觉写小说有些年头了，我读的不多。去年夏天偶然读到他的《五月胯脉》，一下就喜欢上了。除了作家对人生世相的细微洞察与烛照之外，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颇具地域色彩与个性特色、极富表现力的小说语言，让我惊觉吕先觉小说可能走出鄂北的实力。

对语言的恰如其分的把握，还凸显在先觉的短篇小说《老实交代》中。在该小说里，作者以被审讯者——越狱犯——的限制视角，以贴近人物身份经历的诚惶诚恐油嘴滑舌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角色语言，讲述了一个被时代戕害的小人物及一群被时代扭曲的魂灵，既有对时代也有对人性的反思。

中篇小说《狗眼爱情》同《老实交代》一样，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狗眼来描述人的爱情、狗的爱情，把有着相似遭遇的人与狗的爱情故事交织在一起，成为明、暗两条叙事线索，以狗在失败爱情中的心理挣扎映衬人的痛苦。视角独特刁钻，构思大胆新颖。据作者说，这篇小说他写得很努力，不少读者也喝彩声不绝，认为文字深邃。可襄樊本土作家方莉在她的批评文章《略谈<五月胯脉>的得与<狗眼爱情>的失》中却认为：“恰恰是深邃的文字成为本篇小说最大的障碍。作者选取了狗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就应该一以贯之，叙事语言就应该是狗的语言、狗的思维、狗的趣味，可是很显然，作者在文中的语言风格是极其不统一的，它有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

《下河打狼》可能让看惯了传统写实小说的读者读得云山雾罩。以我的阅读经验判断，作者的这篇小说可能是受到著名作家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的启发，试图表现秦、巴、楚文化交汇区保康山地文化中的神秘性特质。吕先觉从出生就在生活在故乡保康，保康文化中的神秘性特质浸染着先觉的文化意识，使他的心理图式中可能先天就有了神秘主义因素，并在后天生活中不断深化和完善。可能有人会批评先觉的这类作品装神弄鬼，故弄玄虚。但仔细剖析这篇小说，我们依稀可以感觉到其中既有老庄和神秘现象思维的交叉，又有禅宗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融合，难以截然分开。正是这一点，有可能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阅读习惯。

毫无疑问，先觉的写作越来越成熟，文字的把握也越来越老道，其写作的题材与角度也越来越开阔。有论者认为先觉是坚持写实主义的作家，而真正的写实必须直面社会的底层，直面苦难，直面我们贫穷而阴暗的生活事实。

俄罗斯人扎米亚京说过这样一句话：“真话，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作品最最缺乏的。作家撒谎成性，习惯于讲话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因此，大多数的文学作品甚至没有完成今天历史所赋予的最基本的任务；看清我们这个奇妙、独一无二的时代，看到它所有的丑恶和美好的方面，记录下这个时代本来的面目。”拿吕先觉的小说来对照扎米亚京的说法，可以肯定先觉及其中国一大批的作家还远没有达到“今天历史所赋予的最基本的任务”。但是，吕先觉毕竟有了一个不错的开端。假以时日，先觉未必不会成为襄樊文学的领军人物。

熊万里出生于70年代初，十几岁就出版了个人作品集并博得“襄阳第一才子”的美誉。正在风声水起之时，不到而立之年的熊万里却一头扎进商海，同样做得风声水起。也许是厌倦了商场的嘈杂与喧哗，近几年万里一边轻松地做着生意，一边回到文学的家园中试图找寻精神的寄托。不久，他发现：已经极度边缘化的文学和它的制造者们，其实亦无可逃遁地被极度物化，80年代令人怀念的文学环境已不复存在。于是，熊万里重新归来企图找寻的幸福，就成了一团无解的乱麻。

区区五千余字的短篇小说《幸福》，将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的四个人物——老板阿伟、阿琼夫妇，打工仔阿剑、打工妹阿英夫妇——刻画得完整而生动。阿伟的好色成癖与金钱无关，阿琼的守财行为与幸福无关，安于生活的阿剑笨拙而幸福，改变身份无望的阿英充满诸多的无奈……作品的结尾处，小说的叙述者“我”借老板娘之口在市郊农家饭馆的餐桌上，对形而上的“幸福”问题作了如此慨叹——“没经历过之前，以为拥有了财富就拥有了幸福。只有经历过了，才会明白幸福与地位、金钱、名声没有任何关系。”“聪明者烦，糊涂者安。简单就是幸福。越简单越幸福。”这，其实也是文人熊万里对商人熊万里生活心态的精彩描述。

我更愿意把《无解》看成是熊万里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不过，作者巧妙地将小说的叙述者身份定位为一个先为儿子骄傲后对儿子不解的母亲：骄傲的是儿子从小学到大学的出类拔萃；不解的是儿子的辞职经商、结婚离婚与孙女的学习、休息、消费等行为及观念。

创作于2008年4月的短篇小说《后来呢》，以一乡镇基层老年文学爱好者老黄的视角，通过市文联梁副主席、镇电视台播音员小刘在生活中对文学的功利性利用的书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物欲横流时代以文学为工具而换取功名利禄以至情性色欲的文坛男女的生存状态。

中篇小说《洁僻》，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为我们细细地讲述了一个有着生活、生理、心理上的洁癖的主人公“我” 所干的一件比一件肮脏的事情：卖党报缴党费、开假发票、嫖娼、挖人墙角、验选妓女……在审视与批判社会的污秽肮脏的同时，也细腻无情地解剖了人性深处的丑恶。

作为襄樊文坛一名资深的写手，熊万里的写作技法越来越娴熟，文字的表现力也越来越劲道。但都市和商海里不仅有商战风云与俊男靓女，同时还真真切切地存在着下岗失业的群体，存在着为温饱而奔波的群体，而不仅仅只是白领生涯的金钱游戏和商海中的男欢女爱。

熊万里的小说常常习惯于以“第一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结构故事，在叙事人连绵不绝的讲述中展开情节。这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很像古典小说中的说书人，只要叙述者想办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想听、想看、想走进人物内心、想知道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任何事，都不难办到。因此，这种叙述视角最大最明显的优势在于，视野无限开阔，适合表现时空延展度大、矛盾复杂、人物众多的题材，因此颇受史诗性作品的青睐。其次是便于全方位（内、外，正、侧，虚、实，动、静）地描述人物和事件。另外，可以在局部灵活地暂时改变、转移观察或叙述角度，这既多少增加了作品的可信性，又使叙事形态显出变化并从而强化其表现力。叙事朴素明晰，读者看起来觉得轻松，也是它的一个优点。但这种叙述视角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它经常受到挑剔和怀疑的是叙事的真实可信性，亦即“全知性”。

冯·麦特尔·艾姆斯在《小说美学》中说：“一般的方法是这样：无所不知的作者不断地插入到故事中来，告诉读者知道的东西。这种过程的不真实性，往往破坏了故事的幻觉。除非作者本人的风度极为有趣，否则他的介入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这里只有作者的一个声音，一切都是作者意识的体现。再者，这种叙事形态大体是封闭的，结构比较呆板，时空基本按照自然时序延伸扩展或改变，缺少腾挪迭宕；加之是“全知”的叙事，留给读者的再创造的余地十分有限，迫使他们被动地跟着叙事跑，这显然也不符合现代人的口味。

艾子的创作，撩动我目光的是她近年用心费力写下的散发着浓重文化意味的“小镇系列”等散文作品。这一组贴近鄂北本土的满蕴着文化乡愁的地域文化散文《和氏璧：扑朔迷离的亘古之迷》、《东津：古老的埠口与大头菜》、《湖河之变：从丹江口到淅川》、《武镇：赴你两千年的约会》、《有一个地方叫重阳》……仿佛一个襄樊籍女性版余秋雨横空出世，行色匆匆地游走在鄂北大地，用一支插入山水古迹和乡野的笔把游记的面积拓展出山青水绿的一片，也把襄樊散文的题材范围拓展了面积不小的一块。艾子创造性地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在文人与平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在历史与现实、现实与理想之间，纵横捭阖地进行了富于时代意义的思想驰骋。

艾子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形散”与“神聚”结合起来，寓控制于放纵：从放纵一面说，想象丰富、说理畅达、冲谈平和，这些因素构成放纵的张力，使她的笔如同奔马，纵横驰骋，叙事、联想显得自由自在，表现出情溢于言，理胜于辞的文章气势。从控制一面说，叙述、描写、议论、抒情总是贯串着这样的思想线索——低徊、感伤的历史氛围。在题材的剪裁、缝合和表现主题的过程中，散文的线索成为内在的凝聚力，使叙事、写景、议论和一切知识性材料，时时、处处都紧扣住说理或抒情的“中心”，散而归一，杂而不乱，形散而神不散。在她的每一篇散文中，都叙述着鲜为人知的掌故、轶闻、趣事、传说、故事以及故乡的风土人情，这些丰富的历史知识，有助于思想的敏捷，想象的翱翔，以及作品内容的深厚和境界的开拓。

艾子通过抒情散文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历史忧患意识以及乡土意识，并对读者起到浸润的作用。她能用散文般流利的语言叙述艰涩的历史或哲学问题，把智性的议论和诗性的抒情很好地结合起来，使情与理统一了起来。理中有情，情中有理，情理合一。把一种可能枯燥的讲述化转为诗意的范本叙述，把知性融入感性，情中寓理，于是散文就格外深情活泼起来。让人喜欢读，喜欢看。

艾子能将自己的散文写到此种程度，实在也是一个奇迹，我们可以推断其背后靠的是她多年的积累、多年的思考和对文化的热爱及探求，她甚至已经到了随便也能写点什么的程度上，她通过散文把自己塑造成了襄樊文坛的一个创作现象。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艾子在这样的过程中，也是自己把自己的才力逼发出来了，所以她的散文追随余秋雨，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我对艾子本人自选的两篇代表性作品《前软翻后空翻》、《文姬的乡愁》，更厚后一篇。我甚至固执地认为：艾子只要继续沿着文化散文的路子往前走，少一些功利的浮躁，多一些淡定与沉静，少一些模仿的刻痕，多一些自主的呈现，艾子的创作说不定就会有一个大的提升和飞跃。

出生于1970年代中期新旧交替时代的九夕，是一位年轻的白衣天使。她学习写作不过三、四年时间，就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迄今已在《长江文艺》、《汉水文学》及网络发表《紧急浪漫》等60余篇小说、散文作品和长篇小说《齐家五姨太》。

九夕从骨子里是一位善于编造好看的都市言情故事的写手，而且这样的写作更加市井化、快餐化，没有当年上海的张爱玲那些冷艳、倨傲和才气逼人，没有《十八春》或者《倾城之恋》那般刻骨铭心动人心魄，九夕对都市女性的偏爱式书写，很容易让人想到香港女作家林燕妮笔下的那些物质丰裕、眼高于顶、比烟花还寂寞的都市女子。

“善良的坏女孩”林宇出生贫困山村，她“崇尚美丽的爱情”，而现实的处境却使这种愿望显得“十分奢侈而遥远”。如果不是准婆婆的横眉竖眼，林宇没准就会如千千万万农村妇女一样，和男朋友“曾”在那个靠近县城的小镇上平平凡凡一辈子了。离开小村、离开小镇后，现代物欲化城市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叫初中小女生林宇心津摇荡，于是，她开始了以青春和身体为资本以情色性爱为媒介以物质追寻为目的改变自身命运的行动。原以为可以坐稳以香车豪宅供奉自己的“齐哥”的唯一情人地位而心安幸福的林宇，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怀揣同样功利目的而跻身齐家正室之外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之外的“五姨太”。一场美丽的梦境就这样破灭，一个精心建构的幸福就这样瞬间轰然倒塌。繁华落尽如梦无痕！

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借助主人公林宇之口对物欲化语境下的情爱、婚姻、幸福进行了反思：“因为对空中楼阁的仰望，我忽视了最踏实最值得珍惜的情感”。只是这种反思在我读来显得有些突兀，有些牵强，有几分无奈，而缺少令人信服的转折与呈现。按照小说的叙述逻辑，假设“齐哥”没有其它四房“姨太太”，林宇是否就安于现状而浸淫于物质化的情色性爱之中呢？

《飘零的白菊》就是这样一个哀婉凄切的爱情故事：美丽智慧的电台播音员小菊与文质彬彬的青年教师谢雨原本是一对恩爱的白领夫妻，因为不育的原因，被身为大学退休教授而担忧家族香火延续大事的婆婆华老师设计，以媳妇追慕物质享受的假相而活生生拆散。一朵美丽的白菊，在世俗的扼杀下零落成泥碾作尘……

倒是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短篇小说《紧急浪漫》，从情色陷阱的角度，揭蘖了当今官场尖巧之徒的可憎面目，显得别具一格：为了竞争本单位副局长的职缺，老谋深算的老秦给同为科长的同事老万精心设计了一个情色陷阱，使之陷入婚外情色的罗网之中而最终被挤出竞争之局。当社会从一个禁欲的时代转入一个性欲物质化的自由时代，惯常使用于商场的情色陷阱被赫然移植在官场的晋升环节，令人怵目惊心。

其实，九夕的这种具有“言情”意味的故事，往往可以嵌入不同的背景中而根据作者的意图指向既定的主题，看得多了就不免有一种千篇一律的感觉。说白了，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快餐的生产方式，而这种披上了一层高雅面纱的方式，更能迷惑人心。然而，文学始终是想象力的产物，不是现实的简单扫描。

在我看来，九夕是一个外表文静而内心炽热如火且十分感性的作者，她对都市白领阶层情感的细腻体察，透过抒情的手段和感伤的情怀来打量当代都市丽人的心灵疲惫与无奈，还是吸引了不少的男女读者。尽管她对小说语言的操纵还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但她小说的细节描写却非常真实，诸如白领的生活习惯与穿戴打扮都历历在目，对物质的关注呈现了小说叙事的现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