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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友梅，原籍山东平原，1931年生于天津。现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代表作有《在悬崖上》、《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以及《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京味小说”。
    记者：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您的名字是和《那五》、《烟壶》联系在一起的。您当年为什么想起写“八旗子弟”？
    邓友梅：我自1957年停笔，直到二十多年后小平同志领导“拨乱反正”才又有写作机会。这时五十年代一批老友，如王蒙、李国文、陆文夫都又浮出水面，各以自己之长展现不同风采。我面临的问题是还要不要写下去？如果写不出自己的特色，只跟在别人后边跑，就没必要再花这份气力。
我小时生活在京津地区，常听到汉族人说旗人爱面子没本事，好吃懒做。北京解放初期，我曾参加做安排旗人知识分子生活的工作，打成“右派”后又长期和几位满族朋友共同劳动。发现旧中国时汉族人对旗人看法带有民族偏见。其实旗人的平均文化素质相当高。他们不仅会吟诗写字，而且不少人对琴棋书画，音乐戏剧，服装美食都大有研究。只因大清国皇上夺得天下之后给了他们一份特权：子承父职，生来有一份钱粮。旗人子弟只能习武学文，从军当官，不准经商，务农，学手艺。当不上官的就在家斗蛐蛐遛鸟，驯狗架鹰，不必为吃饭操心。大清国一倒，特权没有了，没有本事换饭吃，反招来笑话。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安排这些人各展其长，会吹笛的进昆曲剧团作伴奏；能编能写的为曲艺、京剧写词编剧；对吃喝有考究的到有关单位作“品尝员”或物价调查员；能写会画的更可参加书协画院。最差的也安排到某些部门做文书刻蜡版，得到了发挥特长的机会。我看到“文化大革命”中一批造反派英雄，以无知为荣，靠特权逞凶，心想一旦这些人失去特权，比当年的八旗子弟命运还惨。由此触动灵感，写了《那五》。得到一点肯定，就一路写了下去。
    记者：文学有很多社会功能，有人认为文学有教育的功能、净化心灵的功能，有人认为文学就是供人娱乐、消遣，没有那么多神圣的使命。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邓友梅：文学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一种是“通俗文学”，日本叫作“大众文学”。前者着重于对人生、对社会的观察思考，对艺术、美学的探究，有深刻思辩性的思想内容。作者在追求艺术品位的同时更注重哲理、道德、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社会效应，相对来说其读者面就少一点。而“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则是为读者提供一种消闲方式。不过通俗不等于庸俗，它也有其不可取代的文化价值。这是两种不同的品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讲“纯文学”其代表就要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多位大家。讲“通俗文学”、言情小说就要讲张恨水、刘云若，武侠小说家则有还珠楼主、宫白羽、平江不肖生。两类文学、两种作家不能混淆。以当代香港文学界而言，讲纯文学，刘以鬯（chàng）稳居榜首；论“通俗文学”，则金庸、梁羽生可称一代大师。日本分得最清楚。看过日本电影和推理小说的人谁不知道松本清张、森村诚一？但他们却进不了“日本作家协会”，而是“大众文学协会”成员。因为“日本作家协会”是井上靖、野间宏、大江健三郎等纯文学作家的组织。水上勉先生原来也属“大众文学协会”，后来改写纯文学小说，才加入日本作协。1949年之后，武侠、言情等通俗小说在中国内地萧条了，人们不再注意两类文学的区别。这是两类不同的文学产品，并不意味着其作家的水平等级。以金庸先生为例，他的国学、历史学根底和外国文学修养，远非某些纯文学作家所能望及，但他的作品却要归于通俗文学品类。文学品类不同，作家们的品德标准却是相同的。如今中国文学的写作环境空前宽松自由，在这样的大好局面下，作家就更要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自律精神。纯文学也好，通俗文学也好，都是既要有趣也要有益。作品内容总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最低限度也要积德而不缺德。不可在道德理念上误导读者，尤其是损害青少年一代的心灵。
    顺便说一句，在西方，人们从不把作品的销量等同于作品水平。他们说“有钱的作家不等于最好的作家”。有次在法国我跟一位作家一起吃饭，当时我的小说一版可印三四万册，心想他是西方世界著名的作家，印数一定比我多。就问他：“你的书一版能印多少，总会有七八万册吧？”他一听就火了，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有这么多人读我的书？我不是畅销书作家！”
记者：对于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要步入文学殿堂，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邓友梅：多读多写，养成观察生活的习惯，此外没别的窍门。文学是语言艺术，要在语言上下苦功夫。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老舍先生领导下工作。有一天我问他：“您写的文章怎么看怎么顺。我写的东西怎么总有疙瘩呢？我该怎么改进？”他说：“一，少用形容词，多写形象。第二，文章写好关上门自己先大声念两遍。你念的顺口别人读着就顺溜，自己念着都结巴人家读起来也咬嘴。”
形象是靠观察捕捉的。大故事好编，小细节难写，而形象的核心是细节。五十年代初我在文学讲习所学习，辅导老师张天翼先生就叫我每天从宿舍走向课堂的路上，都设法发现一件过去没注意到的新事物、新形象，不用任何形容词来描绘。比如要记一个人漂亮，绝不用漂亮两字，而是通过细节描写使人读后感到漂亮，这样就能培养观察细节的习惯。
    记者：一个作家怎样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
    邓友梅：我从读别人小说引起欲望，才试着自己写小说。开始时照葫芦画瓢，有意无意间模仿看熟的路子，熟读一些名著，以求取法其上能得乎其中。但不是所有的名著读了都起作用。《神曲》是名著，《红楼梦》也是名著。可我一读《神曲》就犯困，读几遍也没得到感受。而一读曹老先生的作品就废寝忘食，连回目都能背下来。我发现不同的人读书好像不同的收音机收广播，各有不同的频道，合乎你的频道才起作用。频道也会随着个人文学修养、美学观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大范围仍难越过。我把读书分作漫读和精读两种。漫读增加文学知识，看看就完；精读培养写作风格，则要反复读，有的段落甚至要背或抄。读同辈同代作家的书我还有个原则：读书时以己之短比人之长，知道了自己的先天不足处，才避免走弯路；写作时则要以己之长补人之短，专找自己顺手而别人不太掌握的路子写。虽然这朵花远没人家的好看味香，可也算一个独特品种；虽然不出色，却也不与人重复，这样在百花坛中才有其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