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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探访）
文学是生命中的闪电
———访作家张炜
作者待查
张炜，1956年生于山东龙口，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古船》、《秋天的愤怒》、《九月寓言》、《柏慧》、《外省书》等，出版有《张炜文库》十卷。
记者：您是一个自觉和时尚保持距离的作家。这种距离，不可避免地会使您失去不少读者。您是否想过做出某些妥协，调整自己的创作路数或改变自己的语言风格，以占有（不是迎合）更多的读者？
张炜：我应该拥有一份自己的精神生活，这份生活正因为是不同于他人的，才能保证我起码的写作活动。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会觉得有一个“遥远的我”在注视自己，而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其满意。那个“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翱翔于云端的理想化精灵。
我不会为了时尚而写作，更不会为了商业利润而写作。
记者：您表述过自己目前的生存状态是：读古典，下农村。下农村表明您对底层百姓的关注，这自然是难能可贵的；读古典与读西方相比，则可能招致保守之讥。这是否意味着您对传统文化的完全认同？您开出的民族现代化的方子是怎样的？
张炜：现在勤奋地学外语读洋书，当然好。不过对于学问和学习也不能很概念化地去理解，似乎只要是大“学者”就必然是口中夹杂洋文的人。其实许多人也正是被这种“夹杂”所害，做学问花花哨哨不求甚解。说到底求知做学问都是很朴实的事，那要舍得花时间，有点追本溯源的功夫。
比起洋文来，这几茬人最缺少的可能还是中国古典的滋养。那些一开口就是外国如何如何的人，大多都没有什么根底，说到底不过是“皮毛先生”。让自己的学问四通八达的理想是对的，学外国也是对的，但有人一说到传统文化就要批判，就要皱眉头，同样也是一种很可笑的姿态。
其实说白了，中国人向往的社会，追求的幸福境界不过是“知书达理、安居乐业”。“知书”的“书”仍然还是“四书五经”；“达理”的“理”仍然还是“传统伦理”。这其中的糟粕是要批判，但它的主要部分无疑还是一个民族的瑰宝。说到社会进步，我们不能满足于一些粗陋荒谬的统计方法，不能不问自然环境破坏到什么程度、不问国民的综合素质，更不能不问人的基本生存质量。这样是很危险的。
简单而又匆忙地学欧美是不行的。翻开一些得到大力推行的书，里面竟然充满了性和暴力。现在谈论这些，已不是保守与否的问题，而是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
记者：不少作家感觉自己身上背负的儒家文化非常沉重，就是那种既爱又恨又无法摆脱的感受。不知您对故乡、对故乡的文化和精神是何体会？
张炜：我对出生地的文化充满景仰。我特别敬重儒家文化。今天的山东是由古代的齐国和鲁国组成的，而齐和鲁在文化上是不一样的。鲁是庄周的出生地，更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是孔子孟子的故乡。齐是东部沿海一带，腹地是胶东。齐地古代一直盛行探险求仙的方士之风，是道家文化的摇篮。齐与鲁，二者文化的互补，在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可惜一谈到山东，一谈到中国传统，人们就忘记了鲁国的庄周，也忘记了还有个齐国，有个非同凡响的齐文化。当年的齐国比起其他地区不知要发达多少倍，花样也多得不得了，在当时，其他地方的人去一次齐国，就好比今天欠发达地区的人去了一次曼哈顿。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位海外学者的一句妙比。
齐文化的超然和曼妙浪漫、冒险开放，与鲁文化的入世和严谨坚实、庄重深邃，可以说是相映成趣，互为弥补。所以出生在山东（齐鲁）的人是一种幸运，因为齐鲁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记者：仍然说故乡。爱也好、恨也好，很多作家是由描写自己的故乡而出名的。如沈从文之于湘西，贾平凹之于商州，陈忠实之于白鹿原，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您之于胶东。故乡的这种资源虽然是个富矿，但会不会越开掘越薄？作为当年“寻根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您找到自己的根了吗？
张炜：我的文化之根就在齐鲁大地。我说过，这是我精神上的生存保证。我相信儒家文化流动在我的血液中。但我出生在海边，常常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是海雾缭绕中的岛屿，极目远眺也分不出天色与水色。这种环境会让我有许多幻想。
我想，齐文化是一种飞翔的文化，浪漫的文化，幻想的文化。儒家文化会让我理性地审视自己，而齐文化将把我引向很远。
记者：您在一篇文章中引法国先贤祠门楣上写了一排金字：“祖国感谢伟人。这里面安息的主要是作家和诗人，还有哲学家和科学家。”读来让人感动。中国曾经是一个诗的国度，当作家也曾经是很多青少年的梦。但这些年受一些因素的影响，使文学越来越边缘化。您提出要相信文学，说文学是生命中的闪电，是什么支撑着您的自信？
张炜：文学追求完美的理想，还有她的浪漫与想象，她与生命的创造本质不可分离的关系，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文学遍布在所有生命之中，严格讲她并不是一种专业和职业。所以说文学从来不会边缘化，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被边缘化的只能是那些试图以文学为职业来谋生、来以此求得商业利益的人。
文学的神圣地位不是某些时代和某些人强加给她的，而由于她是精神和生命最好、最直接的诠释形式，蕴蓄着不可替代的深邃性和完整性，由此决定了文学的使命和价值。不仅文学不会边缘化，所有的艺术，只要是真正的艺术，都不会被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来讲，那些总想变卖艺术的人，无论一个时期卖得怎样红火，也总有一天会被边缘化，因为任何商品在市场上都是有起有落的，都不能保证永远是通行达市的。
是的，如果做个比喻，文学可以比作生命的闪电。就像大自然必然要孕育出闪电一样，生命也必然要孕育出文学，这都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如果我们讨论起自然现象，有人说现在“闪电”边缘化了，这不是很奇怪很费解吗？
记者：说到阅读，老实说，读您的作品是很沉重的，有评论家说是灵魂的拷问。这一方面是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沉重的，另一方面，可能与您所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有关。除陀氏之外，还有哪些作家对您影响较大？
张炜：这些年来，由于我写的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读来是沉重的，所以读者大致有这样的印象。鲁迅对我影响很大，陀氏当然也是。托尔斯泰和雨果，都是我百读不厌的作家。现代主义作家只要是译过来的，我都很少忽略。但是现在由于出版界有了更多的商业要求，译过来的文字垃圾可真不少。
高超和深刻的艺术需要时间去理解。要知道接受那样的书是有条件的啊！我读得最多的仍然是中外古典。那些曾经深刻感动了我的书，我会回头一再地读它，在二十年里，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内反复地阅读。
记者：读您的作品，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人物的理性一直压抑着感情，很少看到有激情迸发的时刻。理性过重，会不会影响作品的张力？
张炜：我在写评论、在谈论问题时是要尽可能理性的。但我的虚构作品却要写到沉迷的状态。要忘我，要被神秘的感受所牵引。如果我的人物被理性所压抑或缠绕，那也要走入理性的沉迷，即走入人物个人的理性深思之中，这同样是一种诗性，是一种浪漫气质。当然，我的写作理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所能达到的境界又是另一回事。
记者：在农民和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中，我个人认为您在前者的成就要大于后者，这不是熟悉不熟悉的问题，而是感情的问题，是生活的问题。您是否这样看？您认为自己的作品在哪些方面还需要突破？
张炜：写作中，感情比熟悉不熟悉的问题更重要，这是一句至论，我深深赞同。是的，长久的乡村生活，特别是林野海边的生活培植了我，让我不能忘却，情感上总是难以偏离和超脱。
我想我创作上的全部希望，就在于自己能否忠实于自己的感情，始终如一地写下去，把它们写出来。目前对许多作家所存在的陷阱，对我也是一样：被时髦所诱惑，放弃责任感，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糟蹋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写作资源。只有走出陷阱，才能有所突破。
《人民日报》 (2004年05月13日 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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