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淡 如 菊
林 大 学
同样的故乡、同样的时代，虽然人生的经历千差万别，可他（她）们的本质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就像顺安山上的松柏，同时栽种的树苗，因地势的差异而参差不齐，却依然是松柏的风格，这就是我儿时的伙伴。
吉 生
吉生，属龙；小我一岁，却比我“肯长”，十二三岁的时候几乎比我高出半个头。可是吉生的命运并不“吉”，而是太苦了。他从小就遭人歧视，小学没有读完就在队里干活，成年后娶媳妇也成了老大难；他老实巴交背乡离井，还差一点丢掉性命。这都是因为他“出身” 不好，带来的种种不幸。
吉生出生在地主家庭，自然从小就是准专政的对象。
吉生姓田。他父亲田正怀本是外村人，解放后打成地主，划迁到我们村，两间草房，在村南头落户。
这老田略通文墨。能背几首“赤日炎炎似火烧 ……” 之类的古诗，还能按“六书” 讲解几个象形字或会意字。偶尔，还给我出过几道诸如：“一架独木桥，一个人从东来，一个人往西去，……” 之类的考题，不知他到底读过多少书。老田牛高马大，身体却并不壮实；脏活、重活他首当其中，却仍然免不了年年挨斗。一到年底就是他的“关口”，妻小自然也陪着他担惊受怕。
20世纪50年代，吉生有兄妹4人，他排行老大。老三儿大约在1956年未满周岁时不幸被狼叼走，吉生当时还不谙世事。
吉生瘦高，单薄。自幼就像他爹一样剃着光头，瘦长的脸上往往带着一丝苦笑，两个微微下垂的嘴角似乎向人们述说着他少年的不幸。在唯成份论的时代，他的生存环境可想而知，虽然我们也时常在一起嬉戏、打闹，而他却终究少言寡欢、自卑自弃。他少年时的天性完全被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家里地主分子的“帽子” 扼杀了。他只能像一头驯良的小牛默默的受人支配，以至于未成年额头上就呈现出道道皱纹。很难想象，他少年的身心受到怎样的摧残。
70年代中期，村里那一茬的10多个伙伴，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大多都进了工厂，大都成家立业。吉生却孤单冷寂，他怯弱、自卑的心灵自然受到更深的伤害，他甚至连号啕的勇气也没有了。70年代末，他招赘到距家四五十里外的大山区，给他的一家远房亲戚作女婿。或许，这正是他百般无奈的逃离 ……
然而，吉生并没有得到解脱，而是陷入了更深的苦痛之中。山区内道路不畅、消息闭塞，云遮雾障，举目无亲。生计艰难，耕作的苦辛，比起他的家乡起码倒退了10年。
80年代中期，时常听老屋的人说，吉生在山里生活很苦，有了两个小孩上学都很困难。80年代末，几次听母亲说；“吉生太老实了，现在瘦的像‘麻秆’，人家（媳妇家）看不起他，欺服他。找不到为啥子，有人在他碗里下毒 …… 还好，算是拣回了一条命 ……”
后来回老屋又多次听说到这件事，心里平生一种淡淡的牵挂。
十几年前，几乎被人们淡忘了的吉生，带着他的一双儿女，回到既给他心灵深处留下创伤又让他魂牵梦萦的老家。此时，虽然他父母年事已高，还是不遗余力为他迁回了户口、建起了房子。得知这个消息，百感交集！苦命的吉生、我儿时的伙伴，你在苦难中挣扎，总算是峰回路转有了新的转机。
见到吉生大约是在10年前的一个初春，我回老屋看望病中的母亲时，在村口的路上不期而遇的。
突然见面我是分外的惊喜，而吉生却并不怎么亲热，仍然是淡淡的苦笑，仍然是表情淡漠。春寒料峭，他衣裤单薄，一双旧的解放鞋上沾满泥巴，脊背微曲，两鬓斑白，虽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憔悴，几十年不平凡岁月的沧桑却深深的刻在他瘦削的脸上。他只是连连点头，木讷的应道：“还好，还好，你也还好吗？”见面不易，我本想问他好多事情，见他手中的铁锹，既怕耽误他的农活儿，又怕勾起他心酸的往事，许多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忙去了。
望着吉生匆匆离去的背影，感受着他渐渐远去的脚步，自然生出许多感叹，却又说不出那种滋味。时代不同了，可他仍然像他爹当年一样，看不到多少欣喜。
再次见到吉生是在前年中秋节前一天，我从老屋返回的路上。空旷的营盘地中，远远地我就认出吉生正赶着水牛耙地，跳下自行车，我还是像儿时一样的呼唤着“吉生 ……” 他叫住牛、从耙上下来快步的走到路边，他不住的点头：“还好、还好 …… 儿子已经成家，女儿在外地打工……” 显然，他的精神较七八年前好多了。营盘地，洒下了吉生多少青春的汗水；营盘地，曾留下了我们多少儿时的足迹。千数百亩的土地上，每一条田埂、小水沟都深深地刻画在我们的记忆里，捡麦子、挑野菜，摘棉花、扯秧苗，往事如昨 …… 四五十年过去了，我与吉生才真正拉近了距离。
正说着话，一位中年妇女前来约请他帮忙种油菜，吉生欣然答应。他说，耙地也是在给别人帮忙，多少给一点工钱，大家都方便。他自己种着两亩多地，粮食、蔬菜都是自给 …… 犹豫再三，还是不忍让他重提往事。
推着自行车，几次回头看到又站到耙上扬鞭催牛的吉生，夕阳秋风中更加单薄。然而，在这片他熟悉的土地上，故乡的山水又赋予他新的生机。
王 辫 儿
王辫儿，并不完全是因为她小时候总是扎着两条粗粗的辫子。
确切的说她应该叫“变儿”。据说辫儿生下来时脐带缠到腿上，接生婆眼花，说是个男孩。真相大白后便取名叫“变儿”，不过人们总是联系到她儿时那两条齐刷刷的辫子。
辫儿的一家，也是从邻村儿划迁到我们村里的地主。自然，她们在村里就“低人一等”。
我六七岁的时候，辫儿们就是我家邻居。他们借住在我堂叔的两间小草房里，与我家斜对门、仅隔一条过道。辫儿属牛，长我两岁，按说该叫姐姐，可印象中没有叫过。不仅如此，我还像其他孩子们一样，对她喊过“小地主 …… ” 之类。童言无忌，而对她幼小的心灵却不能说没有伤害。也许这话她听得多了，虽然感到委屈，可她似乎并不在意，事后照例在一块儿掷扦儿、翻叉、踢毽子。
辫儿的一家非常厚道。只因为，解放前夕她们家有十几亩土地，又曾雇用过长工，“硬件”上达到了地主的条件，成分划定，当然就不敢“乱说乱动”了。小时候常听家里人说：“万如，最划不来，辛辛苦苦的‘奔命’，刚买了一二十亩地，就赶上土改，打了个地主。” 可就是这十几亩地的地主，却戴上了一顶沉重的“帽子”，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
辫儿姓王，她父亲名万如，人厚道，即是在80年代已经摘掉了地主的“帽子”，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却仍然乐于助人。乡亲们修屋、盖房，过年杀猪，红、白喜事儿，到处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辫儿的娘姓黄，眼睛不强，据说每天鸡子上笼时便双眼模糊了。
辫儿在她们兄妹4人中是老二。她哥哥大保，60年代初娶了个媳妇，好像也姓王，就因为受不了“成分” 的歧视，一年后便一去不返了。
王辫儿没有进过校门，自然不完全是因为重男轻女。她小时候胖乎乎的、浓眉大眼，就像个假小子，但她又很利索，拣稻谷、割草一个顶俩；成年后割麦子、插秧更是风风火火一把好手。她生性活泼，从小到大，时时都能听到她“呵呵”的笑声。
大概在我读四年级的时候，王辫儿的家搬到了村子的南头。我中学快毕业时，辫儿已经是不和我们一般见识的大人了。偶尔碰面，竟不知该如何称呼而窘迫，辫儿却依然快人快语：“哟，大学生儿回来了……” 她大约早已忘却了我少年的无知。假日，在队里干活，我分派在老人的行列里，可依然能听到王辫儿那“呵呵” 的笑声。
1973年我从部队复员。青年们在一起干活，王辫儿依旧快人快语、活泼开朗。她知道我有了对象，不时的夸道：“哎！人家这才是郎才女貌 ……” 想到王辫儿已经是老姑娘了，虽然也是楚楚动人，却没有人为她提亲。比她小几岁的青年，大都进了“三线” 工厂，大多都在谈婚论嫁，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话说。辫儿却照例谈笑风生，照例还是乐呵呵的笑声，不知她的内心是否也像她的外表一样空明。
不久，我到武汉读书并留校工作，从此天各一方，再没有见到过王辫儿了。
光阴飞逝，很多年过去了。每次回到老屋，总要问起辫儿的情况。听大嫂说，辫儿在70年代末才出嫁到隆中附近的一户范姓人家。“养女攀高门” 是家乡人们的传统观念，那一茬的姐妹们，哪一个不是向城市进军，唯有王辫儿却反其道而行之。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又是多么的无奈和残酷！
记不清是那一位禅师说过，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像天上飘落的花瓣。有的飘落在金玉满堂的庭院，有的却飘落在污秽的角落。这大概就是“命运”。
早些年，时常听母亲说，辫儿的婆家人忠厚，她又泼辣能干，除了经营自家的田地，农闲时还在路边卖点小吃，日子还算不错 …… 偶尔还听说，辫儿还是那个样子，回娘屋见到熟人还是有说有笑。
近几年，我曾几次想顺道寻访王辫儿的住地，却终未成行。命运将她推到远郊的山区，她是否也有过满腹的愤怨，但我不相信她会自卑；她性情开朗，一定还是呵呵的笑声，一定还是快人快语。她从小要强，一定知道怎样顺应时代的潮流 …… 何必去勾起她不堪回首的往事，何必去打搅她平静的生活呢。
如今我虽然衣食无忧，却早已是满头华发。辫儿长我两岁，依她泼辣的性格，她一定还在为儿女们奔波；她是个做惯了的人，岁月无情，或许她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老太婆了。可时常浮现在眼前的，依然是一个青春的少女，依然是一个胖乎乎的、扎着两条齐刷刷的短辫、一路呵呵笑语的王辫儿。
小 三 儿
与吉生和王辫儿不同，小三儿的童年十分幸福。他在家里的男孩儿中排行老三，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
小三儿姓谭名发国。家里是上中农，与富农虽然是一档之差，地位却有天壤之别。住着祖上留下的3间青砖大瓦房，既无筹建新房的忧虑，又无年年维修的烦恼。三儿的爹妈人缘好，在村儿里颇受敬重。很奇怪，村里无论老少，统称三儿的爹为谭二爷，就连队长派活儿、乡里干部上门也不例外。
谭二爷是种地的把式，门前大块的自留地种的像试验田。屋后大片竹园，茂密苍翠，那是百鸟的天地，也曾是我们儿时的乐园；屋北侧有两棵一人抱不住、几丈高的皂角树。其环境，不亚于旧时的大户人家。加上他们家是属于“今朝有酒今朝醉” 的那种，自然衣食无忧，邻里和睦。
小三儿家的苏打馍馍最有特色。加入了“小苏打” 的锅盔，色乳黄，即使放上三五天，还像新鲜的一样松软爽口。三儿又特别大方，我时常在家里抓把腌蒜苔、分食他的锅盔。偶尔，趁大人们不在家时，我当“伙夫”，小三儿掌勺，在他家摊煎饼；小三儿“着油” 毫不吝惜 …… 这大约是在我们上十岁的时候。30多年后的1998年，我带队到西安旅游，除了集体就餐，几乎每顿都吃西安大饼，同事们笑我节俭，他们哪里知道，我是津津于童年的回味。近些年，哪怕是吃到梳打饼干，我也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小三儿而留恋那诱人的锅盔。
1968年年底，我与小三儿的二哥一同入伍。1973年复员时，小三儿已经是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了。掌管着千把人的合作医疗，既当护士又开处方，时常还四处出诊救死扶伤。我当时在小学代课，与他的医务室几步之遥，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亲密无间的少年时代。
小三儿，青年时，眉清目秀，胖瘦适中，个子不高不矮。用现在的话说，十足的帅哥儿。可小三儿的生活之路却并不平坦。他曾经放弃了当兵、进“三线”工厂的机会，后来却进到一家偏僻的小厂里，当上了卫生所的医生。他常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 可他毕竟只是半路出家的“赤脚”，没有文凭，当然就缺乏竞争的实力。企业改制、精简人员，小三儿像无数下岗工人一样，才40出头便离开了他心爱的岗位。
更糟糕的是，三儿的妻子小杨也从村医务室解聘。她患有哮喘毛病，不仅无力外出打工，时常还要人照护。紧接着三儿的单位倒闭，他连起码的生活费也没有了，无奈之下小三儿租下一间门面，在市郊的公路旁开了一家早餐店。
一次路过小店，很想和难得见面的小三儿说说话。小杨却喋喋不休、倒出一肚子苦水。生活的艰辛，使得活泼开朗、曾与我无话不谈的小三儿浓眉紧锁、默默无语。告别时他才缓缓地说道：“面对现实，慢慢过吧！” 他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唉声叹气。
餐馆里条件简陋，一段时间正是门可罗雀，三儿不得不破釜沉舟回家种地。
小三儿的最大心愿，就是要供儿子上大学。好在他能吃苦，又有志气，拼着力气把自家的两亩地经营的有条有理，且全靠卖点小菜筹措学费。尽管如此，学习优秀的儿子还是选择了中专，他深知生活的艰难，他要为父母分忧。小三儿自然是愧疚不已，他从一个翩翩少年、一个有着20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过渡到一个地道的农民，甚至连儿子读书也供不起，作为父母，不难想象，在他内心深处历经着怎样的熬煎。
小三生活的艰辛，自然引起了他母亲的心疼。80多岁的老人身体力行的帮他做一些家务，一次在帮三儿喂猪时竟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小三儿痛心自责，可仍然免不了姐妹们的埋怨，这也成了他长期难以释怀的愧疚。
每次回老屋总是来去匆匆，难得与小三儿一叙。去年秋后，远在贵阳的朋友乐心回乡探亲，一帮儿时的伙伴欢聚。我们总是为三儿的命运感喟、惋惜，可他十分平静的说：“人，一定要面对现实，虽然现在卖菜、种地，我感觉自己还可以 ……” 他始终没吐一个“苦” 字，没有一句牢骚。
几十年风雨波折，小三儿从容面对，他虽然长期生活在乡下，可他依然像青少年时一样的散淡、豁达，听不到、看不出一点时人“叫穷” 的俗气。为他惋惜、对他的劝慰，不过是我们的多虑。
2009年9月 于晴雪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