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官，想有所作为，能为大多数人服务，这是许多人的想法。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努力、才华和所做出的贡献，在官场上越做越大，成为大官，作为在仕途上混的人，是符合人性的想法。做官要：“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党一贯的说法。
前几天看了一则小沈阳的说法（不知道是不是小沈阳说的，但冠以小沈阳的“版权”），便很有了一些想法。小沈阳是这样说的，《小沈阳论仕途》：“其实，人的政治生命可短暂了，晚上钱一送，第二天官一当，半辈子清白没了。晚上钱没送，第二天官没当，一辈子仕途没了。一辈子最痛苦的是：钱没送出去，机会没了；最最痛苦的是，收钱的领导进去了，把送钱的全给供出去了。”够幽默，够辛辣的。这是不是我们现在官场仕途的真实写照？也许夸张了点吧，但“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领导的看法。”、“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的民谣，则是民间为官员在仕途上的总结。
仕途要有仕途的一套规则，不然则会乱套。如果官员在仕途上保住位置或是升迁只能靠“黑夜”，靠“黑夜里去送钱”，那就糟糕了，社会也会变得非常可怕。当然，在民主国家，民众的选票是官员在仕途上最好的规则，你行与不行，议会监督着；你人品道德好不好，媒体监督着；你贪不贪，腐不腐败，老百姓与反对党更是监督着，你根本就不用晚上出去找机会（送钱），你也不用想着领导的看法大于宪法。要是你真想晚上出去找机会（送钱），让人知道了，捅上了媒体，民众的选票马上会把你选下来，那你这辈子不光清白没了，仕途也全没了。
在我们现阶段，还不能走到那一步。那样去监督，是“资本主义的反动、腐朽生活方式”，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需要这种“反动、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但在官场，还不能放弃对官员在仕途上的考核。那我们就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员仕途考核办法，如果再不行，想一想中国古代是怎么对在仕途上的官员考核的，以便不要让《小沈阳论仕途》里说的事情经常发生，还官员以清白，让真正是德才兼备的干部上，贪官污吏下。
在古代，对官吏考核的方法有定期、不定期，逐级考核和专项考核等多种。从汉代至唐宋，大抵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明朝则规定，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当然，不定期考核、逐级考核、单项考核也很流行。汉代实行逐级考核，皇帝考核丞相，三公；尚书考核列卿，御史中丞考核刺史、丞相和三公；刺史考核郡太守，郡太守考核县令、县长，县令考核乡三老、啬夫。采用多种方法考核以后，就可以定出等级来。然后，称职的上，不称职的下。对只向上级负责的权力结构来说，这是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只要是只向上负责的权力，就会经常出乱子。）
可不要小看这些考核，官员的奖励，升迁，如果没有动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全是靠这些考核来定。如唐朝玄宗时的官员考课（考核）就是按四善来考核官吏的。四善中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也就是说，当国家干部的要德、能、勤、绩都好，才能保住位置或升迁。帮助唐玄宗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宰相姚崇，水平够高，能力够大了吧，但因为姚崇的儿子“广引宾客，受纳馈遗，由是为时所讥。”就被罢免了。其实姚崇一生相当清廉，甚至在长安没有一所自己的宅第，只是没有管好儿子。这事情要是在今天，算什么“鸟事”。可姚崇硬是在干部的考核中被“考”了下来。此外，唐朝的干部考核还有“二十七最”，则是针对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而规定的不同要求，这主要是对各类官吏才能方面的考察。
现在，仕途上被考核的干部标准比较乱，有用“鸡的屁”考核的，有用发展观考核的，也有用选票的（“小圈子里的人选小圈子里的干部”），如湖北省老河口市的好干部陈玉启就是在“小圈子里的人选小圈子里的干部”中被选下来的。象小沈阳那样“考核”干部的，只是到处听说，风刮得很猛，但公开场合是不会这样说的。于是，就有人发明了一个词，叫着“潜规则”……
此文原载2011年2月8日《杂文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