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春兰《折不断的炊烟》所感
□ 斯马林河
曾经，我有一个看法，我认为中国的艺术作品不值得更多的关注。这主要是我在赋闲之后重新涉足艺术领域所产生的感触。
我一直以为，艺术的本质不过是思想与情感的交流，如果你的表达无法给人有关你所在的社会或当下的人生予新的认知，就像一个成人告诉我你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我真的无法发出赞叹，或产生共振。
三十多年前，我看《歌德谈话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一句，你只有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你才知道什么是最差的。中国有一句老话，法乎其上,则得其中,法乎其中,则得其下。因此，到了知天命的岁月，我又游弋于艺海，除了西方那些大师级的作品，基本不再看国人的作品，我似乎觉得，国人少有能让我灵魂擦出火花的东西。
可最近，因了朋友关系，我去关注熊章友兄的《断碑》，又因赵黎明老友的雅兴，我又萌动了阅读周春兰《折不断的炊烟》的欲望。不读则已，慢慢读下来，我竟然有了新的感知。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比照，我在琢磨《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大观》一书时，我发现，除了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部分作家的作品能给我一点惊喜之外，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诺奖作品，并不能使我产生兴奋。我才明白，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能深刻地表达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除此便毫无意义。以此来审视章友兄和周春兰的作品，我自然是刮目相看。
不久前我已品读了《断碑》，本文我试图以我的视角来解读《折不断的炊烟》。
正如周春兰的辅导老师杨彬教授在《折不断的炊烟》跋中所言，周春兰《折不断的炊烟》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描写了农村妇女周任玉在贫穷、艰难的环境下依靠写作找到了人生尊严和人生目标的故事。作品细腻而冷峻描写了主人公周任玉痛苦和艰难的处境，周任玉因娘家贫穷无势和丈夫无能暴躁，而备受婆家叔伯和妯娌以及凤山村乡邻的欺辱，儿子生病无钱救治，丈夫的毒打也是家常便饭，这一切使她压抑无奈，她曾喝以农药寻求解脱，最终，因了她写作有成，她的努力改变了原先欺辱她的叔伯妯娌和家人，以及乡邻对她的看法，并得到他们的尊重，从此她的心已不再黑暗。
像许多生活在苦厄中的凡人一样，人们在生活的无力挣扎中，都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找宗教般的自我救赎，但是周任玉和一般农村妇女所不同的是，她不是低俗地陷于愚昧的迷信中不能自拔，她有一个文学之梦，她一直在努力地用低成本的一叶方舟自渡，她在辛劳的间隙尝试着通过写作，倾述内心的感受，去自我释放，自我抚慰。
读罢《折不断的炊烟》，我有两点强烈感受：一是活着不易；二是农民真苦。
多年前，我看电视剧《康熙大帝》时写了一篇短文，感叹“活着不易”。那之前，有个女明星也曾感叹“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名女人难上加难”。其实，为钱所困也好，为权所困也好，为情所困也罢，王者达人和庶民凡人都活着不易。智者面对苦厄，总有一种积极的选择，正如有人所言，你改变不了生态你就改变心态，你改变不了环境你就改变心境。麻木，或者转移注意力，或许是智者最好的自我救赎。
我要说的是，在《折不断的炊烟》里，凤山村的生活，对周任玉来说，就是一场噩梦，她能挺下来，主要依靠两点：一是母亲的那句话“哪儿的烟囱不冒烟？”，她每陷于困厄之中，常常以此自宽自解；二是文学之梦，姑姑帮她建构的一个虚幻之梦，仿佛一剂精神鸦片，似乎在她极度痛苦之时能给她片刻的纾缓。我总感觉这是一种无力之感的表达。
我有一个疑问，文学似乎能帮周任玉医治精神的创伤，但文学，或者大而言之，文化真能在当下中国农民的生命里，注入一种不可低估的生机和力量，真能帮助周春兰们既愉悦地耕耘着土地，又幸福地耕耘着精神吗？
周任玉的遭遇，是我们在其他有关农村的作品中很少能读到，而现实中却大量存在的常态。虽然作者给我们描述的是兄弟妯娌间的令人闹心的扭曲关系，但从中，读者读出的除了维持着封建社会得以延续几千年的“三纲”， 却很难读出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中固有的所谓的“五常”。
从媒体有关周春兰的报道，以及提携她的文学导师们的描述中，我隐约感觉到，她的困厄，更多的应该是，源自她目前所处的那个村子那个家族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窘迫给她带来的精神困顿。她的小说，也勾起了我一些有关亲戚在乡下生活状况的不堪回首的记忆。一个远房奶奶，因为子女不能承担必要的费用，在只需花费一万多元的便能安装一个心脏起搏器而挽救生命之时，被放弃了治疗，轻易而逝。一个嫡亲表哥遭遇车祸后，在救治无望时，表嫂主动放弃救治，而选择了肇事者一万多元有限的现金补偿。我曾耿耿于怀于逝者亲人的冷漠，而在读罢《折不断的炊烟》后，我似乎多少理解了乡村人的生存困顿与理智选择。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
周春兰在《折不断的炊烟》里给我们描述的一个乡村社会，与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以及李昌平那部震惊世界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有着不一样的表述。应该说，周春兰没有那种声调高亢或沉痛的宏大叙事，有的只是局外人的一种文学化的平静赘述；周春兰没有知识分子或忧国志士的担当，有的只是一介村妇的世俗自扰。《折不断的炊烟》完全不是一种“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看，知识分子议”的精英式的文本。周春兰其貌不扬，其名不赫，假若读者没有耐心，她的小说也许会让人无法卒读，她的作品也许缺乏文学佳作那种使人欲罢不能的吸引力。而有心的社会学者若能用心研读，也许能在《折不断的炊烟》里读出别样的况味。掩卷沉思，我们不能不拷问：周任玉的恶劣生存状况，那种使她纠结于心的乡村生活，到底都是什么造成的？
六易其稿，历时两年有余，周春兰在一个所谓“农民作家扶持计划”中最终炼成了一部三十万字的鸿篇巨制。展卷审视，我不禁要问：文学之梦真的能抚慰周任玉的精神创伤吗？
在用心仔细的阅读中，我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周任玉那个奔四女人的生活艰辛。而这样的艰辛，虽然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历史性地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但正如《折不断的炊烟》最后一行所言，“炊烟仍在飘，只是与以往有所不同。”与作品主人翁相似的人生际遇，我在多年的人生岁月里总是不绝于耳，也时常闪现于眼前。在本世纪初中国取消农业税制之前，乡村的苦难，就像周任玉在无奈中用喝农药寻求解脱一样，在基层的诊所或医院里，是农忙季节或年节时农民最常见的病症。
也是在《折不断的炊烟》的最后，周任玉说，苦难是一部书，她是在用她无知的力量诠释着自己的懦弱，自然不自然地融入在文字里，引用文学的意义（力量）改变的不是我的命运，而是人本质变化的过程。但是，周春兰之类人的本质真的能有所改变吗？她能做的，一是隐忍，一是看似洒脱的文学自慰。生活要继续，在中国城乡之间，一个贫富差距愈来愈大的社会，一剂文学鸦片的药效最多只有暂时之功。
我想说，文学之梦之于周任玉，有一天真能帮她步入一个光明的殿堂，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泡影。或如湖北省“农民作家扶持计划”首倡者所言，她并不想推出一部或几部惊世作品。而是希望通过几个农民作家的写作，向世人传达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除了看电视看录像抹牌赌博，还有另一种活法，那就是读书写作。借用这位善者仁爱之言，那是一种更值得尊敬的生活方式。也许，这是一个伪命题，或者说是一个并不能得到更多人认同的观点。我们这个社会更应该致力于努力改变乡村目前的物质贫穷，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贫穷，就像政府这几年陆陆续续所做的那样，减轻赋税，反哺农村，不取而予。这样的愿景，或许比读书写作，能给周任玉们带来更大的抚慰。
我曾短信给周春兰说，看了她的小说，感觉她的生活很不易。我问她，现在她的生活（在小说出版后）有改变了吧？我问她，《折不断的炊烟》应该是自传性的小说吧？
周春兰回复我说，“其实，我的日子较以前是有所改变，但与人相比差远了，心态而已，不和人攀比。应该是自传性小说，但又不完全是，小说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
我又短信询问周春兰，周任玉最后的光明结局，是你最初的构想，还是后来辅导老师的引导？生活自然的发展会这样走吗？
周春兰回复我说，“（小说的结局）不是她的初衷，也许是辅导老师认定的光明结局，她（辅导老师）的立场我能理解，只是我不能把握自己，不能怪她，以后这方面我注意为好。”
我问，你最初的设想是什么结局呢？
周春兰说，“是一个渺茫的，没有定型的空间，一个悲哀中透出的坚韧。”
我说，也许这样更好！
她说，也许吧。
我不认为周任玉以及那些农民作家能用他们的写作抚慰他们内心的伤痛，幻想着他们用文学能找回自己人生的尊严，无疑是天方夜谭。路漫漫兮，周任玉们摆脱乡村噩梦的路还有多长？
2012年正月初三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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