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除了山还是山的地方，永远让人回味无穷。生活是绵长的，人生是短暂的。长也好，短也罢，苦也好，甜也罢，都是在生活中将一个一个日子串起来，串成了峥嵘岁月。
——题记
（1）
在日出日落，睁眼闭眼之间，过去了40个春秋，真快。早在1999年的春天，朱超英、金建华和程西林分别从郑州和上海邀到一起，来到襄樊，约我一起去五峰长乐坪。他们知道我在襄樊铁路医院当内科医生，但不知道我电话。那一天真是阴差阳错，我前脚离开医院，他们后脚到了门诊部，在门诊药房看到了我的一摞处方。
没有找到我，他们三个径直去了五峰。当我打通电话找到他们时，他们正在星火六队我的家的地址上，朱超英在电话里叫起来，你们家的房子拆了。
从五峰归来，我们在武汉小聚了一次，谈论的都是长乐坪以前的人和事。以前我以为只有我对五峰有情结呢，原来他们都有。这次五峰同学大聚会，才知道凡是在五峰生活过的人都有。
心里总是有许多心愿，时常思谋着、计划着什么时候去五峰，但又总是给自己找出一个个借口，让这些原本极易实现的美好心愿，真正实现起来又好似面临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困难，最终只能成为过往云烟和想象中的流影。
直到这次去五峰的前一周，我还在广州，接到贾敏电话，说起了这次聚会活动。接着刘桥打来了电话，接着杨泽明打来了电话。
我很感慨，生活中大多数日子平平淡淡，新奇的故事毕竟很少，它太需要人们用创造性的东西去点缀去挖掘它的新意，这次同学聚会便是一种。
心愿存在已很久了，加上又有老同学的具体策划，我算是发扬了一次雷厉风行、说办即干的作风，向领导请了假，放下手中正在进行的写作，按既定的时间，订好了从广州到南宁，又从南宁到武昌的火车票，8月8日出发了。
（2）
岁月是什么？仁者见仁，智得见智，一千个人会有一千零一个答案。什么事情不是装在时间里呢？这是与杨泽民通电话的深刻感受。
实话说，40年过去了，我把杨泽民全忘了。没想到他很健谈，由开始涩涩的声音，随着交流的延伸，渐渐变得圆润。说起话来如潺潺流水跳跃清脆，没有丝毫地拘禁，也没有40年后的顾虑和遮掩，一切均是自若，娓娓道来，侃侃而谈。电话里，仿佛是在讲一个故事，又像在整理一段过往的回忆。他说40年前发生的事情，就像在眼前。
……
那个时候我们随父母去五峰插队落户时12岁，弟弟9岁。我们在长乐坪中小学读五年级，我和贾敏梳着一对长长的辫子，穿着花花的裙子，又是双胞胎，这在当地较少见到。上初中一年级时，杨泽民与我同班，还与我同坐。少年时期男生发育没有女生早，个头都不高，所以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女生就是童话故事里骄傲的公主，他们是小矮人。
在杨泽民记忆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住校读书时和郑超同一个铺。有一天，郑超的妈妈王老师到学校来，给两个儿子带来食物，也分给了他一些，里面有一把糖果。那些包糖的纸让他开了眼界，红红绿绿，色彩斑斓，那些好看的透明的叫玻璃纸，那些薄如婵衣的叫糯米纸，还可以吃。戴着花边眼镜的王老师，说起话来声音那么好听，跟广播里一模一样，特别洋气。
有一次，班主任胡老师组织我们八个人为一个小组，到田间地头为社员读报纸。我和杨泽民在一个小组里，为了能让更多的社员都能听到，我们站在一个小山包上，用报纸卷起筒来当作喇叭。杨泽民记忆犹新的是，他读报纸时普通话不好听，个头又小，同学们在底下悄悄学他的声音，他生气，回到班上气呼呼的，老师却表扬了他。现在回忆起来，历久久弥新，真是有趣，成了他一个快乐的回忆。
杨泽民在长乐坪中学只读了初一，下年便回到他家石子冲公社中学，继续完成初中学业。他坦然地对我说，与大桥局同学相处仅一年，却让他铭记一生。他铭记的是我们从大城市给山区带来的种种文明。那个时候的我们，举手投足，说话语言，还有吃的穿的用的都与他们不在一个层面上，尤其是大城市，像钻石般闪亮，成了他的一种精神向往，给他的思想形成了撞击，所以他怀念。20多年前就开始寻找我们这些同学，没有如愿，也没有尽头，就是那样一直往前延伸……
五年前一个偶然机会，刘桥去柴埠溪旅游，自然要寻访当年的“老家”， 柴埠溪又是杨泽民的领地，三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几转就转到了杨泽民。杨泽民见到刘桥的那一晚，兴奋得一夜没睡着觉。从那时起，他就思谋着怎样找到大家。后来历经九九八十一的曲折，七七四十九的变化，六六三十六的思念，终于，有了这次三届同学的大聚会。
我们没有理由不感谢杨泽民。
（3）
8月10号早晨，大桥局三届十几个同学，按约定的时间从武汉出发了。这次聚会，仅仅一个电话，能来的都来了。那天还下着雨，但风雨并没有阻拦来参加聚合的脚步。汽车紧贴着广袤大地穿行，身在其间，既是在行走，也像在飞翔。头靠着车窗，追随着变幻的景物，一切陌生的东西都在往后而去，我们一直在前行。
约4个小时到达宜都，在这里用中餐。大家纷纷议论起来，1970年8月10日跟随父母去五峰时，也是从武汉到达宜都。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高速公路，坐的是武昌到宜都的大轮船，耗时二晚三个白天。同样的距离，当年72小时，今天4小时，令我们所有人感慨万千。
转眼间40年过去了，今天又是8月10日，可否是个纪念的日子？当然是。也许，在世事纷繁的今天，为生存为腾达而奔波的人们早已将那些久远的往事遗忘，但我不能。一直在思考，当年我们为什么要去五峰？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1970年8月正是文革时期，那时候的人，那时候的事，可悲可叹，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不堪回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处境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知识分子被冠上“臭老九”，成为社会最卑贱的阶层，一连串的群众运动把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尊严毁灭殆尽。
对于7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来说，“臭老九”一词并不陌生，它是“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蔑称，也成了那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文化大革命革的是文化的命，首当其中知识分子就成为了改造对象，从而排在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加上当时公认知识分子爱摆“臭架子”，所以就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这顶文革时期发明的“桂冠”，中国知识分子戴了近20年之久。
当年去五峰的父辈们，是铁道部大桥局铁一中、铁一小教师队伍里的知识精英。这样一批“臭老九”，在当时的宣传和舆论压力形势中，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这样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父母们，被迫放弃教育事业，一户户，一家家，拖家带口，全家下放。在当时的工宣队领导下，人和货物及行李，放在没有任何遮掩的敞篷卡车上，像赶羊一样被赶到了农村，赶到了山上，在生产队落了户。
这是当代中国史上重要的一段历史。谁都知道，历史的脚步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但处于历史当下，顺或逆者，都未必真正知道它的走向。所以，一段历史，回过头来看，才对它有认识。
（4）
我们的车从宜都往五峰方向驶去，继续我们的行程。大家的心情如同窗外的阳光格外灿烂。沿途的风光优美得像画一样不断地展开，景观的变化是缓慢的，却又是明显的。一个个亲自追寻40年前的人和事，这种感觉才是最深刻的。
这是当年我们进五峰的公路，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汽车盘绕在山路上，一路颠簸，一路蜿蜒，一路崎岖，一会儿从高到低，再一会儿从低到高，不断地爬山，路的一侧基本是大山谷底，另一侧是灌木从生的山林，常常看到一些岩壁，如刀削斧砍，陡峭险绝，我们一下子感受到了当年生活的艰辛。
前面快到渔洋关了。郑阳、郑超、黄虹还有我，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当年的今天——那一场惊心动魄的瞬间。
那年我们在去五峰的路上，中午在鱼洋关吃完中饭后，大人小孩一个个刚爬上大卡车，汽车就呼的一下启动加速了。突然听到“啪”的一下巨大响声，接着就听到一声惨叫“妈呀——”。原来一车人有的还没来得及坐下来，还恍恍悠悠地站着，汽车在快速开出的瞬间，我们同学汪月被一棵树枝狠狠地在脑门上抽了一下，当即鲜血喷射而出，洒满了我爸爸一后背，白色衬衣立即被染红。汪月的妈妈抱着已不省人事的他，脸色苍白，泪流满面，大声呼喊“救命呀，我的儿子呀！”。
汪月就地在渔洋关医院抢救治疗，虽然命保住了，但额头却被击打成粉碎性骨折而被拿掉。他脸的上半部，变成了一个深深的坑，失去了正常人应有的容貌。一年后他回到长乐坪中小学与我们同班，用口罩罩住深陷的脑门，但是已不能正常学习了，时间不长便退了学，当地同学都不认识他。想想，真是很悲惨。当年我们，黄虹，郑阳等六家在这个车上，亲眼见证了这一事件。
汪月一家在渔洋关下车后，紧急去了医院，而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傍晚时分到达洞口公社中学。晚餐在这个学校吃饭。在一间教室里，桌椅板凳移到四周，两家十来口人吃一桌饭，独有一碗青辣椒，包谷饭，南瓜叶合渣汤。那个辣椒特别特别辣，我吃不下去，只好使劲喝合渣汤。我看见几个大人偷偷地哭，她们又相互劝慰，悄悄地说安下家就好了。
我们的父辈，他们是宽容的，是平和的，是忍辱负重的一代。这次同学聚会，有助于我们去触摸和感悟那段历史。
（5）
汽车继续往前走，靠着车窗，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正在悠然自得的时候，胡启丽接到刘桥电话说，前面就是长乐坪的百年关了，五峰的同学在那里迎接我们，全车的人都“哇塞”一下精神了起来。我们坐了八个多小时的长途车，所有的疲惫一下子全没了。
到达百年关时，七八辆车停在那里，五峰同学也早已翘首以盼等在那里，我们的心情格外激动起来。我在车上远远地看见他们，个个眼中流露出一种欢喜至极的神情，那一刻，我心中荡漾的是满满的幸福，那一幕我深深地记在了脑海中，今生再不会忘记。虽然很多人已认不出模样来，也叫不出名字了，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桂花山庄蕴含着浓烈的艺术情结，它作为背景和氛围，铺垫着同学情谊的气势和张扬。这个时候，我才能仔细观察昔日生活在大山里的同学们，大多数从精神面貌上来看变化很大，甚至是脱胎换骨的变化。从他们款式新颖的服装到整洁时尚的发型，已经完全脱去了乡土气息。文化气息也很浓厚，文化是一个魔方，可以改变人的容貌气质。生活工作的环境也是魔方，也可以改变人的容貌气质。
我被同学们的深厚情义感染了。离开40年了就没有联系过，可他们从没有忘记贾桥、贾敏姐妹俩，这令我特别地亲切。虽然时隔40个春秋，老同学的音容笑貌在重逢的那一刻又仿佛回到了身边。看到他们，我的记忆好象一下子被带到了40年前那个沧桑的岁月。
那个时候我和雷伏芳很要好。学校在下午放学之前，各班都要在操场上排着纵队，男生一队，女生一队，每次我和她都是对应着并排站在一起。她高我一个年级，皮肤白白净净，眼睛大大圆圆，像城里人洋气。在我印象里，她安静、听话，没有戴睛镜。每次都是熊校长在那里“训”话，熊校长还没有来时，我看见她在一大群唧唧喳喳的女生中，喜欢抿着嘴四处张望。我也想说话，就找雷伏芳说，她说我不敢说小话，怕校长。还说，不怕蛇，不怕老鼠，就怕老师吵。我也害怕老师的目光会突然落到我们的头上，那样的话，就大难临头了。
有一次，雷伏芳头上戴着一只漂亮的蝴蝶结发卡，我流露出喜爱之意。她立即摘下来说，送给你。第二天，她又送我一只蝴蝶结发卡说，你们是姊妹俩，我爸爸让我把妹妹的发卡也给你妹妹，一下子给了我们无限的欣喜。在当时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尽管雷伏芳的爸爸是供销社职工，但她们也不富裕，这是多么珍贵的友情。这二只蝴蝶发卡给了我们很长很长的念想。这次我们一见面就拥抱着，她拉着我手说很想念你们。当我向她说起蝴蝶结发卡的事时，她使劲的点头说，你的记性太好了。
这次同学聚会雷伏芳不亦乐地忙前忙后，为大家服务，深表感谢。
（6）
不管时间怎样流转，不管岁月怎样沧桑，流走的只是岁月，留下的永远都是同学之间的深情，每一个人都变得格外生动，格外美丽，格外潇洒。就连桂花山庄，都是热气腾腾，欢声笑语弥漫着整个屋场。拂开40年面纱，我们认出了目光后面的每个同学，隔着岁月的烟尘，犹能领略每个同学的风采。
喝酒是必须的，大家喝出了40年再重逢的兴奋；抽烟也是必须的，大家吐出了40年前的种种经历；喝茶更是必须的，共同品出了少年时期的苦涩岁月。大家都快活极了，个个脸上都闪烁着奇异的光彩，都把过去的故事和今天的甜蜜安置在一个个微笑里，心中都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快乐。
杨泽民问大家，高兴吧，我们一起答道，高兴！这一刻，杨泽民像长者，我们像孩子。
易仲友的同学情义让我到现在都还沉浸在巨大的感动之中。他给大家的名片是专门为这次同学聚会印制的，高质量的铜版纸还加了一道过塑，上面写着，昔日老同学八月十日相约五峰山城。落款，易仲友同学。没有总经理董事长之类的头衔，朴实无华，令人发自内心地去敬重他。一处小小的细节，可以看出他的同学情义有多深。他把同学情看成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情，没有政治色彩，纯洁无暇，所以他特别愿意尽自己的能力为远道而来的同学，每人送上了一份精美的五峰茶。这次同学聚会他赞助了8500元，深表感谢。
从五峰山区走出去的厅级干部唐国清，工作特别繁忙，这次也风尘仆仆地赶回来参加同学聚会。他善于表达，侃侃而谈，有指点江山的风格，也有领导者的气质。他的微笑里面叠加着智慧，语言流畅且又意气风发，充满激情地总结了三个难得：难得我们现在还健康活着；难得今天大家相聚在一起；难得明天更健康美丽。这次同学聚会他不仅赞助了10000元，还安排专车送我们往返直至活动结束，深表感谢。
杨才礼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不往心里沉淀，直接从眉眼里就出来了。大家很容易被他的那种自信和激情所感染。他对这次同学聚会说了三个不敢：不敢相信，时间竟然一晃飞逝40年；不敢相认，当年的帅哥靓妹如今变成了爹爹婆婆；不敢忘记，无论容颜怎样老去，同学情谊永远铭记。他倡导并组建的五峰长乐坪QQ群，延续了五峰情，延续了同学情，延续了岁月情，深表感谢。
可以肯定地说，感情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生产力。
（7）
桂花山庄铺垫着同学聚会的气氛。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少年、青年，在今天的重逢里，在重新相认的那一刻，40年前所有的记忆都争先恐后地拥挤到我们面前，那样争先恐后地想把心中的种种都在刹那间说出来……
有个熟悉的面孔楞是想不起名字来，穿着俊逸倜傥，我远远地看着他，记忆深处这个人曾经发生过什么。问杨泽民，他叫曾全祥。那天离开五峰从宜昌吃完丰盛的大餐回到车上才突然想起来。
……
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傍晚，一帮孩子们围着曾全祥在学校操场玩“斗鸡”，一个同学翻出语文书，花拳绣腿，演起了平型关大捷的日本军。曾全祥挥舞着的胳膊，指着日本军，霸道地喊道，“平型关大捷是我指挥的！”。
要知道，在那个人崇拜的时代, 稍微说错一句话就要批斗，这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在文革时期却是真实的存在。
曾全祥这样的孩子王，在游戏中，就因口无遮拦说了这样一句显摆英雄气慨的话，却惹下了一个祸。很快，祸来了。
我们学校甚至附近几个学校的师生都来开批判会，一时间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密战友林彪……充斥在学校里。 没有人再留意这个孩子王，他进教室溜着墙跟走，眼睛也不抬，也不主动和人讲话，生活在刀刃上。一个16岁的孩子，心灵倍受摧残。如果能变成鸵鸟，把脑袋钻进沙子里就可以逃避一切，但是不能。
树挪死，人挪活。曾全祥高中没有读完就选择了部队，当兵走了。
天道往复，轮回有律，这样一个有着英雄主义气慨的人，在部队里茁壮成长了起来，很快入党提干，得到了重视和提拔。祸从口生给了他深刻教训，从此谨言慎行，干任何事情都条理清晰，逻辑缜密，有了很好的锦绣前程。在部队工作了6年后，转业到五峰县交通局当副局长，后来又提升到五峰县经贸委为一把手，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一帆风顺。
一晃40年悄无声息的过去了，当年的少男少女如今已经老矣，可我们都没有忘记那段难忘的岁月，我们彼此见证了在那个岁月里各自的成长经历，以此来纪念我们曾经的过去，来珍惜我们今天的友谊。这次五峰同学聚会曾全祥赞助了3000元，同样深表感谢。
（8）
这次同学聚会是一帧渐次展开的精彩画面，点点滴滴,分分秒秒的交流，都让我感到很充实，很震惊，很有成就感，每一个瞬间都融合了大家励精图治、奋发向上的剪影，一点点地知道了同学们的一些事情。
张桂英在长乐坪读书时，就很漂亮和斯文，上高一那年很幸运地被五峰县文工团挑去做了演员。那个时候，她又惊又喜，憧憬美好的未来。几十年来，把感情和精力全部投入到了音乐、舞蹈和群众文化艺术中。退休后，领导留她反聘了半年，希望她继续为土家族再作新贡献。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就在这个半年里，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就要召开的消息传来了，湖北省民族委会选出五峰县文工团《土家板凳龙》舞蹈代表湖北省参加比赛。
编导的任务落在了张桂英头上，她既兴奋又有一点本领的恐慌，不敢有丝毫懈怠。由于是体育赛事，要求所有项目必须含有体育元素，她只好重新编舞。她把土家人繁衍生息、精神向上的故事：“门口一条冲，冲里有条龙，出去三姊妹，回来九条龙。”用整体化一的程式舞步，或群体跳跃，或双人击打，或单人舞动，创作出一个新的《土家板凳龙》，震撼了所有人。2011年9月18日在贵阳召开的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这个流淌着艺术生命力的《土家板凳龙》，从185个表演项目中脱颖而出，夺得比赛第一名，拿到金牌。比赛结束后，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栏目组现场采访了她。湖北省领导奖励了她6000元，18位年轻演员每人也获奖3000元。她为退休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
（9）
真没有想到，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长乐坪，居然藏龙卧虎，挖掘出了一个AAAA级国家森林公园，我作为曾经生活在五峰的人，非常骄傲。
一走进大弯口，山峦成列，裹着的浓浓的绿色气息在迎候我们。重重叠叠的树林，隐隐约约的雾霭，起起伏伏的绿色，让我们体验了景区的热烈、热情和热腾。散落在不远的几处房子，依山就势，像是从地里长出来似的。来了就不想走，自然环境太美了。
柴埠溪的名字透着仙气，烧柴祭天，开埠溪流，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让人养眼，养肺，养心，养气，养身的休闲之处。它虽然没有三山五岳那么有名，但层层包围的大山，绝对代表着五峰人的精神。
柴埠溪的夏天，气候宜人，凉爽、湿润、清新，没有太阳的辐射，舒适期可长达8个月，气候是它的优势；最热的7月，这里只有22度，避暑天堂是它的金字招牌。
站在山上的美景中，头顶天空湛蓝，吐纳有度，通仙情怀。视线在山与山之间切换，在景与景之间跳跃，一路最累的是眼睛和按快门的手指，行程匆匆，无法驻足阅读太多的美好风光。这里的一切都与山相关，与绿相关，与情相关，不仅换空气，也换脑子。
作为五峰人，我欢迎你，亲爱的朋友，柴埠溪美丽的画卷正在为你展开。
（10）
这次聚会有项重要活动就是安排我们各自回一趟老家。我们的家在山上，上山之前，听说星火六队可以开着汽车上去，令人不敢相信。
过去上山的路，从远望去，与山坡几乎成90度，如同羊肠，贴着岩石，弯弯曲曲盘山而上。那时我们到坪里去一趟，中途得休息二三次。我们都还太小，上山一次近二个小时，哪里经得起这样的疲累，只好住校读书。
五峰县公安局邹局长开着车带着我和黄虹还有贾一凡，一起上了山。上山的这条路还是以前从卫生院门前上山的路，但是已经变成又平坦又宽敞又亮丽的水泥路了。
汽车铆足了力气，像要挣脱大山一般，盘旋而上。漫山遍野的青绿，郁郁葱葱的朝气，一片盎然生机，快乐从内心冲出。
汽车转过最后一个弯，眼前豁然开朗，生产队就呈现在眼前了。我的家是生产队的仓库，离我们最近的谭焕发家是我们房东。
谭焕发正好在家，一进到堂屋，我左右环视，哇，高低柜、电视、机顶盒，DVD影碟机、电话等等，墙上还记满了电话号码。当年我们走进社员家里，首先看到堂屋躺着一具漆黑的棺材，吓得我们不敢往前。有一次，我妈妈让我去不远处的社员家借镰刀，一只脚刚跨进堂屋，抬头看见了棺材，扭头就走，说什么也不去了。
参观谭焕发家的厨房，炉灶都变了，高大的灶台贴着白瓷砖，粗壮的烟囱伸向了房顶外，我到处找当年使用的吹火筒，已经没有了。我想起过去买柴的一件事，那是我们队的社员挑着一担柴卖给我们，一分钱一斤，觉着好便宜呀，正要买下来，又一想，不对，我们每次买一百斤柴都是0.66元，这样一算，一百斤就是一元钱，好贵呀，便没有买。在柴埠溪还与同学龚启松聊起这段往事，他说现在的柴二毛多一斤，与过去相比，翻了20多倍。
转到他们后院，长有几棵挺拔端直的大树，还有果园，房前屋后是一垄垄包谷，还有一畦畦韭菜、烟叶和牡丹，乍一看就是一户勤劳、淳朴、务实的人家。他们在这一块块地田地上经营着自己的日月和光景。
谭焕发告诉我，家家都有摩托车了，有的还有汽车。我在想，如果没有机动车，那真是辜负了这条水泥路。
“滴滴” 手机一响，进来一条短信，正是贾敏在问，队里有变化吗？我回信说：变化大着呢，过去交通靠走，治安靠狗，通讯靠吼，现在城里有的，这里都有。
（11）
盯着眼前的一草一木，过去的那段日子，总是萦绕于心，挥之不去，回忆出了好多好多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故事。
生产队里一旦有人死了，几乎全队都去帮忙，都去跳丧，用现在的话说叫守夜。有一次，向队长家的老人死了，好多人都去他家，八个披麻戴孝的大人，围着棺材，踩着鼓点，和着丧歌，跳着丧舞。其中一人喊着高亢的丧调，听起来特别像哭，但又不是哭，大家一起响应起来，啊喔——，有节奏的敲打着丧鼓，有节奏的跳起来。棺材周围还是个大舞圈，有的唱着，有的看着，有的笑着，还要请客吃酒，营造出一种喜庆的氛围。
那个时候我人小，不懂事，也不能理解，就问大人们，人死了是悲伤的事，为什么还要唱歌跳舞？一位幺幺告诉我，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以上死哒是“善终”， “善终”了才可称作“喜丧”，也叫“白喜事”，哦，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老人死了是白喜事。现在想想土家人对生死的理解就是，为亡者走完了人生道路而欢歌，为他送行。
时过境迁，难忘的生活经历仿佛就是昨天。
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年代，农村经济不活跃，没钱花，家家户户鸡下的蛋，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买食盐，买煤油，买针线，买肥皂，甚至买布做衣服等等，只有公社干部来了做个葱炒蛋招待客人。那个时候我们过生日也没有鸡蛋吃。有一次，谭焕发的妹妹不小心打破了一个鸡蛋，她妈妈气得拿着棒子打了一顿，打得好狠呀。
我们那个时候小，刚到山里时还很兴奋和高兴，但真的落户到贫瘠农村里，在没有电灯照明；在整月吃不到肉的日子里，没有多长时间就怀念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的城市生活。在五峰生活的那两年时间，日子过得艰难而漫长，摘吃羊不奶子、地方果果竟成了永久的回忆。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
这次回生产队短短几个小时里，我已感受到这块土地上的种种变与不变。真的，中国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就要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12）
我们的学校已变得面目全非了。
漂亮地教学楼、彩色的体育跑道、庄严的会议舞台、崭新的学生食堂，热热闹闹地透着喜庆，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样子了。是时间深刻地改变着它的容貌，是时间深刻地赋予着它的色彩，是时间深刻地改变着它的形态。在这幌如隔世的时刻，把我们本来就很新鲜的情绪，在这里又提高和升华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拿出照像机在有“长乐坪中学”字样的大门前，留影纪念。
情不自禁的回到了过去……
我们喜爱唱歌跳舞，作为外来的学生，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眼神，都在传达着城市的文化气息。我们用自己的才艺，把武汉带来的《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歌舞，向学校尽情地播洒，把长乐坪中学的文艺工作搞得轰轰烈烈，甚至推向高潮，在学校老师的领导下，排练的《沙家浜》全场，成为方圆几十里一朵盛开的奇葩，像鲜花一样绽放，至今很多人还记忆犹新。
一到了下课，农村的女同学都拿着鞋底、袜底在教室的屋檐下，坐着一溜排，边晒太阳边做活，一针一线地纳着，时不时还将针尖在头发上捋一捋，成了一道风景。城市的学生下课十分钟，就抓紧时间跳橡皮筋、踢键子。
我非常好奇甚至痴迷这些手工活。只见她们娴熟地飞针走线，没几天一只漂亮的有着图案的袜底就做成了，精美至极， 脸上流露出快乐而满足的神情。现在想想，那就是“成就感”吧。那时的农村，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是穿手工制作的布鞋，很少有人去买鞋穿。所以，纳鞋底就成了女人们必学的活计。作为农村妇女，可能一辈子都干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就在这一针一线的重复劳作中找到了乐趣，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
下课了我就磨蹭到她们身边，拿起这个同学鞋底纳几针，拿起那个同学袜底扎几下，还是不觉过瘾，就开始从头学起。学校的同学还有生产队的大人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在家里找出不穿的衣服，撕成一条一条的，先在案板上涂上浆糊，涂一层铺一层，直到够厚了，在阳光下晒干就OK。然后是剪鞋样，再就是在腿上搓成麻线绳，别看一双普普通通的布鞋，做好并不容易，那是要有技巧的。我可以很骄傲的告诉大家，在五峰读书那二年我学会了做鞋，时年13岁。想到这里，真要感谢那段生活。
（13）
不经意这么一串，竟如同亮丽的珍珠，在心中轻轻地滑落开来，便有了这些文字。
有人说，人不亲，土还亲；人不亲，本家亲；还应再加上一句，人不亲，同学亲。在五峰与乡亲们的共同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离开40年了，我们仍把这里当作老家，当作第二故乡，当作发小。大桥局同学有朱超英，程琳姐妹、郑阳兄弟、刘桥姐弟、黄虹、贾一凡等等，等等，几乎都给老家的乡亲留下了钱。那天下山的时候，乡亲们一个个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不愿松开；回到家后我给他们打电话，都说那天晚上没有睡着觉；张桂英、雷伏芳电话里说，分手后什么事做不成，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心里好像被什么梗住了，很难过。在五峰城关的最后一个早上，大家早早的钻进了车里，不敢多说话，车开后每个人眼里都噙着泪花，那一刻，五峰成为了一座充满感情的山城。
挥别乡亲，挥别同学，挥别五峰，大山一米一米地在往后移动。聚会虽然结束了，我的心还没有回来。聚会的时间总是很短，思念的日子总是很长。
以后，我们不要在大庆祝、大节日、大仪式中搞聚会，要专门辟出一块时间作为我们的节日。我相信，时间在日新月异，情感在日新月异，每个人都在日新月异。老同学再重逢，一个微笑就可以承载几十年的过往，一个眼神就可以传递几十年的相思。一定会是这样的。因为，岁月峥嵘，五峰情深。
2012年8月22日于襄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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