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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小波先生约我写点有关襄阳文化的文章。当地人写当地事，想必不难，我一时冲动就答应下来。过后一深思，才感到题目宽大，更觉得腹笥空疏，一时间竟不知从何下笔，立刻有了不少惭愧和悔意。然而，中国人自古就重信义讲感情，而有诺必践，恰恰又是一个襄阳人天生的担当。所以，思之再三，我还是决定不揣浅陋，尽力而为，以三本书为开篇，抛砖引玉，恳请教诲于贤达。

该书是明嘉靖年间刊刻的话本小说集，汇集宋、元、明三代作品，因其具有民间创作的丰富与广博、真实与质朴，向来被称为文学上的“清明上河图”，书中故事的背景也当然地成了值得重视的历史遗影。

“羊角哀死战荆轲”是书中一篇奇特的文字，一直被后人誉为讲信义的名篇。它写的是在春秋之初，羊角哀为了帮助患难知己左伯桃的亡魂战胜恶鬼荆轲，毅然舍弃楚元王的高官厚禄，自杀身死，下地狱为朋友报仇雪恨的一段传奇。

故事的背景在春秋初期，说的是因为有楚元王的崇儒重道，招贤纳士，才有左羊的结伴投奔，之后也才有两人一段生死之交的经历。但是查查楚史，并无楚元王其人其号。春秋时期又扯出个荆轲，并由左口中说出荆轲刺秦王之事，绝对是一个东扯胡芦西扯瓢的笑话。当然，这也就是典型的小说家言。

小说本无定据，但若为我用，雪泥鸿爪，还是能从中看出些许蛛丝马迹的。春秋之初，楚国国君熊通，神勇有为，文武并强，因求封号于周天子而不得，遂怒而自称武王。元者，第一也。原来小说中的楚元王，就是隐指春秋时楚国第一个称王天下的君主，也即楚武王。楚国当年的首都在丹阳（今河南淅川境内），楚武王当国51年，不断向外扩张，兵锋所向，顺流直下，逐步吞并了江汉一带的小诸侯。襄阳其时属邓，邓灭，襄阳自然归楚，这也是史实。

襄阳之名，历来多有异议，关键在一个阳字上。习凿齿《襄阳记》中说：“襄阳，本楚国之北津。”《太平御览》中说：“襄阳，东楚之下邑，檀溪带其西，岘山亘其南，亦楚国之北津也。”今人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中说：“襄阳城，本楚之下邑，檀溪带其西，岘山亘其南，为楚国之北津也。”等等，诸多古籍中均没有说清楚襄阳之阳的文字。反璞归真，功在持久。公元1983年，襄阳人陈家驹先生著成《襄樊风采录》一书，终于对襄阳之阳做出了较为恰切的阐释。

陈先生在该书第一篇中，从三个方面对襄阳之阳进行了论证。其一是由出土文物推断出现在的襄阳城与岘山之间古时候应为汉水主河道，古代的襄阳城应在汉江（俗称襄河、襄江）北岸，所以称襄阳；其二是由地质钻探土样推测出襄阳城远古曾经是汉江河道中的洲岛部分，岛在汉江（襄江）古道之北，故堪称襄阳；其三指出现在尚存在的老龙堤，正是为了防止汉江重返古河道修建的，而那条被一些人认为是襄阳取名依据的襄渠，则是老龙堤的附属工程。渠为人工所造，年代较近，且又短又窄，根本不具备为古襄阳命名的资格。

应该说，截至目前，陈先生对襄阳之阳的推论，应当是襄阳之所以名为襄阳的最为合理的解释。名正则言顺，襄阳名称的来历清楚了，襄阳的一切也就具体化明朗化了，谈起襄阳文化的发展脉络也就顺畅通达了。《襄阳风采录》一书分“名迹粗探”、“风土纪略”、“传说采记”、“俚语集锦”四个栏目，14万5千字成就了襄阳一部民俗文化的精粹。

一本书重要，一本书背后显示的价值更重要。那就是襄阳人勤奋扎实，跬步万千，敢坐冷板凳的创业精神。陈家驹先生是老河口人，长年在襄阳工作，这一点也证明了襄阳历来为府治重地的宽宏、博大与包容。

《襄樊著述志》成书于1987年，对其本身具有的现实意义，时任襄樊市政府秘书长兼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孙樵声先生在序中说得非常清楚：“一、有助于了解地方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二、有助于了解地方文化科学的发展历史；三、能起到人才信息与科技信息的交流作用；四、为综合研究地方文化提供‘信史’资料；五、能鼓舞人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斗志与热情；六、有利于地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对于该书的编写，李翼鹏先生在后记中写道：“编写组在人员少、收集面广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工作。查阅了湖北省、襄樊市及各县市图书馆有关藏书目录。拜访了省内外二十六所大专院校，调查了四百四十三个单位，走访了四百七十多人。发出信件一千七百六十四封，收到回函五百余封。共收集出版著述四百三十八种，著述手稿四百三十余种，短篇论著五千余篇。”经过七改篇目三易其稿的艰难，历时六年最终得以完成。

一本书的成功，就是一种文化形成的系统工程，就是一段历史演进的精致缩影，就是一个地方整体文化的形象代表。夙兴夜寐，上下求索。克难勇进，生生不移。也正是襄阳文化的底蕴、襄阳文化的图腾、襄阳文化的不尽象征。

《襄樊著述志》一书共六卷，以综述分述相结合，从春秋战国至清末，全面记述襄阳历代本籍和寓居本地或在本地工作的客籍作者的著述，以及撰写有关本地的人和事并有一定影响和参考价值的著述，是襄阳文化里程碑似的概略。正如孙樵声先生在序中所言：“《襄樊著述志》的问世，不仅对如何编好地方著述志具有参考的价值，而且对襄樊的文化建设、科技发展，为振兴襄樊，将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历代史志多称襄阳为南船北马、七省通衢、水陆要冲、兵家必争之地等等,著名的《读史方舆记要》一书也写道：“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欲退守江左，则襄阳不如建业；欲进图中原，则建业不如襄阳；欲御强寇，则建业、襄阳乃左右臂也。”

“冲”意之一，乃在汉水。汉水二千里奔出巴巫，在丹江口一个跌宕，疏缓回漩二十里，由尖角崖（今属谷城）进入老河口，首开江汉平原。并由此放马东去，滔滔千里，直入长江。古代交通运输主要是靠水路，政通治平、狼烟兵锋、物流人气，在鄂北川东陕南三面，必由汉水而至襄阳散逸，反之亦然。襄阳一城遂成为东西砥鼎，南北锁钥。即可折冲北来之势，又可乘势席卷东南。

“冲”意之二，犹在古道。周秦之时，商於古道由长安越秦岭勾连襄邓，是中原与江南交通的一大动脉，流淌过无数惊心动魄的历史波涛。襄阳扼汉水要津，弹压九州，南朝北廷，皆为边镇，具有一发千钧遥冲八方之力。

襄阳星分翼轸，次在鹑尾。气候温润，五谷丰饶。南船北马，经济天下。山青水秀，英才辈出。古楚于此龙兴，兵家当此必争。大诗人王维一首《汉江临眺》：“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写尽了襄阳一域的雄阔与温情。

南宋诗人刘过《归襄阳》一诗写得极好：“十年着脚走故乡，胡不归来兮襄阳？襄阳真是用武国，上下吴蜀天中央。铜鞮坊里弓作市，八邑田熟麦当粮。一条路入秦陇去，落日仿佛见太行。土风沉浑士奇杰，乌乌酒后歌声发。歌曰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买剑倾家资，市马托生死。科举非不好，行都兮万里。人言边人尽粗材，卧龙高卧不肯来。杜甫诗成米芾写，二三子亦英雄哉！”

刘过是古吉州太和人（今江西泰和），少怀大志，博学不羁。常与朋辈论边庭障堠、战守形势及恢复方略。陆游、辛弃疾、陈亮与之交游，时人称之为“天下奇男子，平生以气义撼当世”。刘过既胸怀经世韬略，时时不忘北伐，赞颂襄阳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他明白，襄阳就是国家实现恢复大业的重要边镇之一。刘过把襄阳人称之为奇杰，愿意倾家荡产与之结交，正是落拓书生无私天地大爱众生的一种草根情节。成语人定胜天即出自上述诗中，它也正是刘过笔下襄阳人的襄阳精神的不朽写照。

伍子胥名员，为今天的老河口人。伍子胥复仇的故事家喻户晓，在老百姓心中他是个忍辱负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榜样。伍子胥文武双全，他的著述在汉隋史书中均有记载。对他鞭打楚平王之尸，虽说历来诽议不断，但诽议者不是别有用心，就一定是小肚鸡肠或者弱智。司马迁就非常称赞伍子胥，说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作为臣子而鞭打王尸，在当年绝对是破天荒的大逆不道。对此，司马迁采取了如实的叙述，孔夫子选择了可敬的沉默，均为不置可否。其实，他们的不置可否就是肯定。司马迁本身就是隐忍求成的典型，他对伍子胥是惺惺相惜。孔夫子似乎有点朦胧，为了一个犯上的武人，把大半辈子坚守的孝仁之道掺了水。其实不然，圣人毕竟是圣人，比纯粹的文人还是要多一点春秋情愫。孔夫子不批评鞭尸的伍子胥，却赞叹被伍子胥打跑的楚昭王是“通大道矣”之人，这就无疑地替伍子胥撑了腰。很多场合，不说话或者少说话，要比喋喋不休有力得多，尤其是在公开评人论事的时候。

当然，伍子胥鞭尸之后就有楚国曾经的朋友申包胥责备他“子之报仇，其以甚乎”，伍子胥回答道“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虽然不服气，但还是说出了倒行逆施几个字。及至于他后来受谗蒙冤而被碎尸沉江，结局的悲壮惨烈，似乎也早就从他与申的对话中有了一点预兆。

宋玉是宜城人，据传是屈原的弟子。屈原遭放逐后，他通过朋友景差的引见，当上了楚顷襄王的小臣，后又升为大夫。宋玉的辞赋创作在继承屈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汉书艺文志载其赋作十六篇，但存篇无目，文不可考。

有学者断定，被历代文人称颂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并非宋玉的文章。因为它们在体制、风格、语言上都与楚辞有较大差别。且叙写角度均为第三者口吻，文中直称楚王、楚襄王，这在宋玉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几篇美文的版权即便不归宋玉，但既然有人倾心假冒，也就足证宋玉的才华和文笔只会更为高妙。

游国恩等先生编著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1983年版）中，认定宋玉的传世作品只有《九辩》一文。在文学创作的历史上，《九辩》是一篇既植根于屈原辞赋，又别具颖锐创造之气的宋氏楚辞。

说《九辩》，必须先说“悲哉秋之为气也”一句。区区七个字，包含了人世沧桑的无尽无止，堪为千古名句而流传。其实，接下来的“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也是后人吟咏不绝的佳句，集中代表着《九辩》承前启后的先锋精神。比之于屈子辞赋，虽然少了悲愤多了缠绵，少了雄阔多了细腻，但情景交融的贴切、物象描绘的工致，却堪当后来一切文学范式之先鞭。为汉赋的响亮登场架起了第一大桥，导引出了后来者的万千气象。青史悠悠，文脉滔滔，华夏文学，屈宋并峙，襄阳人领风鳌头，值得自豪。面对襄阳文化历史积淀的悠远恢宏，后人不能不为之肃然。

《九辩》是楚辞名篇，它的主题是悲秋。人情文风皆悲，所谓成也悲秋，败也悲秋者。可贵的一点是悲中并不乏强烈压抑的希冀。比如“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沉藏”等句，悲秋就悲出了留恋往昔壮烈的真情致。从宋玉开始，辞赋创作中的情景交融从无序进入了自觉。大大开拓了诗的意境，提高了诗的表情达意之用，文人的悲秋情趣也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李白诗曰：“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知，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子，恩情遂中绝。”杜甫写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道今疑。”女诗人薛涛叹道：“宋玉亭前悲暮秋，阳台路上雨初收。应缘此处人多别，松竹萧萧也带愁。”秋景秋物，秋声秋色，抑郁哀怨，感伤忧愤，结合于诗人命运，凝聚于悲秋二字，让个人的辛酸悲苦具有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最佳形式而永垂不逝。

其实，仅说宋玉，他文中更多的还是一种生不逢人的自怜。他的求助景差挤入宫廷就是对其师道一种无言之痛的逆反。“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话说得过了头，也就露出了悔不当初的失落。这不是空口白话小看人，自有他的言行为据。

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卷一人物中记载，景差虽然答应了宋玉的请求，又怕宋玉超过他，所以荐举就不得力，只在楚王面前为宋玉讨到一名小臣的位置。宋玉为此责备他不够朋友，景差搪塞说，姜桂不因地而辛，美女不因媒而亲，你得官靠我，能否发迹却应该靠自己。宋玉不认可这种说法，举一则童话反驳景差。说是城东有一只叫狻的狡兔，日行九百里仍不能逃出猎犬之口，原因就在猎人不是“指踪不属”而是“蹑迹放犬”。请问，你推荐我是指踪而不属呢，还是蹑迹而放犬呢？比喻恰切，刺到景差的卑怯，景只好再帮忙，终于替宋玉弄到一枚大夫的招贴。所以，如此的苟且恣雎，谁还巴望他们能够直言敢谏呢？

然而，王逸、习凿齿都不认为宋玉只有《九辩》一文，也都不以为宋玉的不敢直言有什么大不了。所以，习氏的襄阳耆旧传头一篇就是写宋玉。如果说有人造假了宋玉的文章，那假货的质量也太高了点，而人品却又差得太狠。因为他连一点点自信都没有了，不值一提了。所以，我自己一直以为宋玉的作品没有假。如其不然，那些美妙的“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等等瑰宝，全都要成为注水的牛肉而寡淡无味了。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为人为文都重在功利，重在国家百姓的大功利。宋玉不行，他只是个文学家，极尽巧思为文学出力。所以，刘勰就称他的文章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但若一细想，功利的追逐之中，恰恰还就需要有一点点巧谈和淫丽。否则，一切最终就会只剩下枯涩萎顿的荒芜了。

可惜庞德公是真隐士，连名子都不传世。一生都活在“于忽乎”的感叹之中。他乐于躬耕，不入官场，置刺史刘表数请而不应，最终入山采药而失所往。庞德公没有著述传世，这也是他真隐逸的铁证之一。传说他写的《于忽三操》，其实还是宋人拟写的。但是，这些都不仿碍他成为鹿门山最本色的代表。他的从自然中来，再回自然中去，就是鹿门山诗韵在生活中最妖娆动人的形态。

所以鹿门山姓孟名浩然又字浩然的大诗人，一辈子都在浩然着那走来走去的诗的魂魄。写鹿门山的诗文很多，相较之下，还是他的《夜归鹿门山歌》写得最切实情。特别是最末两句“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已经写到鹿门山的骨子里去了。孟浩然起初也是隐者，后来按捺不住奔腾的诗情，跑进长安城，看了看巍峨的宫墙，被风流天子淋了一头牢骚，终于又回到了鹿门山。京都繁华场，岂容幽野人？孟夫子似乎明白了，莺歌燕舞灯红酒绿之中，绝对没有田园诗人的桂冠。自己呢，还是“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去吧。

中庸才是世界，鹿门山有了幽人孟浩然，自然也就有了猛士皮日休。孟浩然有柔情皮日休有雄魂。皮不是鹿门山人，但鹿门山却因其隐居求学而尤为挺拔超然。在晚唐的隳颓中，醉眼迷蒙的皮日休高卧长吟道：“满院松桂阴，日午却不知。山人睡一觉，庭鹊立未移。出檐趁云去，忘戴白接幂。书眼若薄雾，酒肠若漏卮。身处所劳者，饮食需自持。何如便绝粒，直使身无为。”书和酒是绝对离不了的，那趁云去的志向、身无为的怅恨更是须臾而不可淡漠。所以，我始终相信皮日休一定参加了农民起义，而且也一定当上了黄巢的翰林学士。

鹿门山遥揖襄阳古城，清灵迭翠，秀色可餐，自然成为历代诗人心之所爱、情之所寄的理想之地。历代诗人有不少写襄阳写孟浩然的作品，但多为一人一事之感，其中直接写鹿门山的并不多。《襄樊著述志》《鹿门山》两书中，除了孟浩然的《登鹿门山》《夜归鹿门歌》和皮日休的《鹿门夏日》《怀鹿门县名离合二首》之外，以鹿门山为题目的诗只有八首：唐·释齐己《过鹿门作》、唐·释贯休《经孟浩然鹿门旧居二首》、宋·释德洪《初到鹿门上庄风灯禅师》、清·梓舟船《鹿门寺景》宋·李廌《鹿门寺》、明·薛瑄《过鹿门山》、明·边贡《鹿门山》、清·王士正《汉江望鹿门》等。前四首佛门弟子的诗当然是另有怀抱，别具风韵，不在俗论之列。后四首中，明人薛瑄的《过鹿门山》写得极好。他写道：“西来汉水浸山根，舟人云此是鹿门。峭壁苍苍石色古，曲径杏杏藤萝昏。乱峰幽谷不知数，底是庞公栖隐处？今情一啸江风清，双橹急摇下滩去。”力透纸背，跃然有情，而且是其时其地的“今情一啸”“双橹急摇”，所以那诗也就有了过人的意境。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明永乐十九年中进士，宣德中授御史，因触怒大宦官王振下狱。议死将刑，王振的仆人做饭时忍不住失声痛哭。王振大为惊讶，问他为何而哭，家人回答说，今天薛文宗要死了！王振一听大震骇，怕担灭文宗之名，遂免了薛瑄死罪。英宗复辟，薛瑄官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言行如一，刚正不阿。遇王文、于谦下狱论死，力言于帝前。虽终于不救，但获减一等。薛瑄学宗程朱，修己教人。其文其诗冲淡雅秀，一生多有著述，死后谥“文清”。文如其人，薛瑄又是一个铁证。

薛瑄还有一首《襄阳歌》也写得好，是襄阳文化的凌空一瞰。值得一录：“持节过樊城，南渡汉江曲。远自潘冢来，遥望真如鸭头绿。江干楼堞何峥嵘，壮哉快睹襄阳城。少年尝思一游览，今朝始遂来经行。经行处处多遗迹，满目苍然悲思集。后人游似前人游，古人忆是今人忆。郁郁岘山翠，遥遥鹿门深。残碑人堕羊公泪，隐居谁识庞公心？庞公一去已千古，尚有清风洒寰宇。茂林鸟宿鱼潜渊，区区刘表焉得取？城南习家池，池水清涟漪。当日山公酩酊醉，风流未许他人知。更寻王粲宅，留井岘山麓，铜瓶无复汲深寒，蔓草空余复幽绿。悠悠往事难具陈，高名浩想隆中人。出师二表鬼神泣，图成八阵风雨频。乃知襄城土风好，由来英达何草草。汉水东流岘山高，只应配此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