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春杯’文学大赛”
我为余秋雨鸣不平
王 敏
作者介绍：王敏，男，生于1964年，大专文化，现任湖北省老河口市文联秘书长。近年来，在《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文艺家》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近百篇，其中近万言的评论文章《我爱余秋雨》和《于丹易中天余秋雨影响力排名》，具有一定影响。地址：湖北省老河口市文联 邮编441800 电话15172674911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我最爱余秋雨，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尽管我也称得上是一位“写手”，而且早已过了不惑之年。
我手边有一整套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著作，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笛声何处》《借我一生》《寻觅中华》《我等不到了》，到近作《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十几年来，阅读这些作品成了我最大的爱好，其间未曾中断。
在当今名人中，尤其是文化名人中，似乎再也找不到余秋雨一样的人物了，既大红大紫，又饱受争议，且麻烦不断。
论其著作，一本接一本问世，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被誉为开启一代文风，且频频获奖，畅销不衰，长期位列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早年的《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戏剧思想史》等学术著作曾先后荣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作家白先勇曾这样评价："余秋雨先生挖掘到中华文化的DNA，因此能在全球华人中莫名的获得普遍感应。"一位芬兰教授说：“余秋雨先生是世上走得最远的文化人”。
论其演讲，受邀密集，听者甚众，成为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世界华商大会、全球企业家峰会首选文化演讲者，余秋雨还几次出任国际大专辩论赛总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综合素质评委。
论其主持的电视节目以及与之有关的电视节目自然观众不少，有媒体称其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第一人”。海内外读者高度评价余秋雨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作出了先于他人的杰出贡献。
然而，与之相伴的却是近三十年来此起彼伏的批评之声，其中不乏挞伐之声。毁者，多为文人；誉者，多为民众，可谓毁誉参半，堪称“双料”冠军。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一直热度不减的“余秋雨现象”，称得上是一道“文化奇观”。
下面，围绕余秋雨的是是非非，诸如：“文化口红”批判、“石一歌”写作组、“收受深圳豪华别墅”事件、“文史差错”、地震博文引发争议 、假捐款、“故居门”事件、“大师门”事件、余秋雨持股暴富引发争议 、“私通美女作家”事件、《钟山碑文》遭炮轰、余秋雨“被病故”、“关博门”事件等等，择其要者，分析一下其来龙去脉，并借此表明笔者的观点。
“文化口红”批判， “重磅炸弹”震动文坛
1999年，《文化苦旅》作为余秋雨的第一部散文专著正处于热销之中，可谓好评如潮。恰逢此时，一位著名的批评家便撰写了一篇《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的文章，这篇文章明显贬大于褒，形象地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并且是规避道德病毒的“文化避孕套”，号召天下正经的妻子和丈夫不要去碰。理由是：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这篇批评文章无疑是针对余秋雨的一枚“重磅炸弹”。
在此，笔者有话要说了。妓女首先是人，其次是公民，也有阅读等正当的文化诉求，也应得到应有的人文关怀和关爱。再说，将妓女的审美品位与其从业行为简单粗暴地划上等号，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泛道德化。
想当年，北宋词人柳永“倚红偎翠”、“浅斟低唱”，创作了大量词作。“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毫无疑问，这是对柳永词作流传甚广的正面评价。然而在这位批评家的看来，居然能让妓女沉迷的作品，是多么不以为然，又是多么不齿！
在此，笔者不想借用“错把嫉妒当正义”之类过于尖酸的说法，事实上在这里使用它极为恰当。笔者想到了著名青年学者钱文忠的一句话，大意是：有本事，莫说写一本《文化苦旅》，就是写一本《文化酸旅》也行。请问批评家，您的《文化酸旅》又在哪里？
此外，笔者专门拜读了这位批评家其它几篇文章，如果说鲁迅的杂文是“匕首”、“投枪”的话，在笔者看来，这位批评家的文笔则更像“菜刀”、“斧头”，重重砍下去，常常鲜血四溅。在暴力，包括语言暴力早已为人类社会所唾弃的今天，这种挟枪带棒的文风据说目前在中国备受年轻人推崇，实在匪夷所思！
“石一歌”事件， 余秋雨成为众失之的
1999年12月，北大一位青年学者发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声称据一位“当年同事”揭发，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写过几十篇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因此称之为“文革余孽”、“文化流氓”，文章一时轰动了海内外。据统计，此文一出，前前后后共有1800多篇类似的批判文章散见报刊，可谓铺天盖地，由此引发一股针对余秋雨的“大批判”，甚至“大揭发”风潮”，至今余波未平。
笔者最初在《杂文报》上看到这篇“千字文”的时候，心猛然为之一颤，这种久违的“文革式”话语，顿时让人产生一种今昔是何年之感慨！
事实上，余秋雨在文革期间一直是受整对象，林彪事件后余秋雨曾参加过教材编写，写过几篇有关鲁迅和胡适的学术文章，如《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用的全是自己的真名，从没用“石一歌”的名义写过一篇所指控内容的文章。当“石一歌”事件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之后，余秋雨还专门在报纸上以“悬赏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想当年，连堂堂国家主席尚且无法幸免于难，可见当时政治生态之险恶。退一万步说，当年还是二十来岁的余秋雨，即使也曾跟风写过几篇“大批判文章”，其“左倾观点”肯定也超不过当年主流媒体的社论。事隔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们更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事实上，现任高级官员中，在当时响应号召写过几篇“大批判文章”的就不乏其人。
一位“70后”的晚辈以这般腔调来“反思文革”，不仅颇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而且大有借机把余秋雨搞倒批臭之势。这样一副批判架势，不禁让人联想起当年的“革命小将”动手动脚、声色俱厉地要求一位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低头认罪”的情形，这哪里是“反思”，简直是批斗！
再看看这篇文章的出笼时间，当时，余秋雨随同凤凰卫视冒死在南亚进行文化考察，而且全球同步直播，观者甚众，《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这篇文章便横空出世了，与余秋雨考察的内容居然无丝毫关联，却吸引了众多眼球。“反思文革”乎？还是“名利”二字在作怪？
还有，至今仍有不少人动辄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文化流氓”，其动机难道真如所声称的“反思文革”那么单纯？
再说，“反思文革”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仍然停留在“大揭发”、“大批判”、“大整人”这样的层面，这样的反思又有什么意义？倘若如此，只能说明“文革遗风”仍在漫延，或者出现了新变种。
对此，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鲁滔先生撰文指出：“余秋雨事件”不应该这样结束，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对公民名誉权、人身权进行法律保护上的极度薄弱。这个事件的很多参与者，包括发表他们文章的报刊、杂志和出版社，在正常的法制国家都要承受刑事罪责。因此，这个事件可以作为一部比较完整的负面教材，供后人研究中国当代司法史和传媒史时分析、解剖。
“文史差错”甚嚣尘上， 让人真假难辨
2003年7月，一本《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书问世了，成书时间仅仅用了三个月，作者原本是余秋雨散文的爱好者，指出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中存在大量的“文史差错”，因为此书点中了人们的“好奇要穴”，成为一时的畅销书，从而名声大噪。
这本书，笔者在书店里只是翻了几页，如此这般“掉书袋”，实在味同嚼蜡。恕我直言，笔者在读余秋雨散文时就很少留心其史料细节，觉得它不关宏旨，不伤大雅。退一万步说，即使余秋雨散文中的某些史料细节有误，充其量也只是白璧微瑕，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散文的文史价值。事实上，不少文史知识由于年代久远本来就存在多种版本，而且留存的理由都很充分，舍谁取谁实难定夺。
后来，“当代最有学问的文史专家”、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发现这位作者的“文史差错”居然比余秋雨的更高，并带病撰长文对此书逐条进行了批驳，怒斥道：“这种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不但用不着负什么责任，却反而在媒体的炒作下，一夜之间名传遐迩。”
然而，这样一篇为余秋雨辩护且颇有份量的文章，只有几家学术刊物发表。而余秋雨书籍存在严重“文史差错”的说法，居然就有160多家报刊以显眼的标题加以摘引，明显的“一边倒”。
在此，姑且把这当成“学术争论”，笔者要发问了，那些总是以“社会公器”自居，甚至标榜为“知识分子良心”的媒体，你们平日里喊得震天价响的公平、正义、兼容并包等主张，究竟到哪里去了？
是非“青歌赛”， 余秋雨又被推到风口浪尖
2006年的“青歌赛”上，作为综合素质评委的余秋雨，因几处“差错”，比如将“仁者乐山”中的“乐”“yao”字读成“le”音，从而遭到观众的短信挑错。2008年，余秋雨在“青歌赛”上出现了几次口误，比如余秋雨点评时突然冒出了一句“孔子是战国后期的人”等等，立即有观众在网上发帖纠正。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媒体的跟风炒作，借题发挥。
对此，笔者的观点是，即使余秋雨的点评出现“口误”乃至 “差错”，观众“挑刺”、“纠错”，就事论事，本无可非议，然而，万万不可小题大做，甚至无限上纲上线，更不应动辄遭到炮轰。一个人匆匆地面对电视镜头，现场发挥时偶尔出现错误、口误，以及出现记忆短路、断路，实属正常，应该换位思考，多多体谅才是。事实上，有些琐碎的文化知识，本不该出现在“青歌赛”的试题中，对错在实际生活中又实在无关紧要，2010的“青歌赛”就出现了更具弹性的“关键词”，从而取代了一些琐碎的知识，较好地避免了类似现象。
其实，余秋雨点评的真正魅力在于其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其观点和看法可谓深刻而独到，其中不乏其亲身考察后的观感，因而具有吸引力，且发人深思.。比如余秋雨评价孙悟空时说：“孙悟空大闹天宫、离开天庭，是为了重获个体自由，但他最后又能跟随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历经艰难险阻，说明为了接受更加崇高的使命，他可以舍弃个体自由。”诸如这样精彩的点评似乎只能出自余秋雨之口。那么多既不上网，更不参与“炮轰”的普通观众，说穿了，这是冲着这点而来的。
“地震博文”一出， 批评声浪一波胜似一波
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余秋雨在博客上发表一篇题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希望灾区民众在这场巨大的“天灾”面前，以大局为重，不要因为倒掉一两座学校而成为外界反华的口实。
要知道，一位独立的文化人在当时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发出这样响亮的声音需要多大的勇气！再说，不是提倡“言论自由”吗？余秋雨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这样的博文又有什么不妥？
没想到，此文一出，又一次把余秋雨推到了风口浪尖，骂声四起。一批“地震人祸论者”攻击他“漠视不幸者的伤痛而为官方开脱罪责”，更有甚者，说“事不关己”的余秋雨是站在“死者身上跳舞”，并讥讽余秋雨为“红顶文人” 、“余含泪”。
为此，笔者曾细心地查阅过一些批评文章，恕我直言，这些批评声音明显掩盖了余秋雨文章中的关键文字，属于地地道道的断章取义，拿余秋雨及其文章中的个别词汇当成了一些不满情绪的倾泄口而已。
事实上，较之于“追究学校豆腐渣工程”来说，当时有更多的事情迫在眉睫，比如危在旦夕的“堰塞湖”、随时可能大规模爆发的役情，等等，在笔者看来，没有一篇批评文章具有余秋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那样全面、深刻而负责任。余秋雨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余秋雨含泪而写，不少人含泪而读，一定程度地推动了当时危局的化解。
“假捐款”事件， 凡夫名流纷纷赤膊上阵
2008年，余秋雨的一位“老冤家”发表了一篇数万字的博文《余秋雨20万假捐款“真相调查”》，作者认为余秋雨为汶川地震的捐款属于“虚拟虚构捐款”，并指责余秋雨“借国难炒作自己”，从而闹得沸沸扬扬。后来，名人易中天跟风写博文为这位作者“帮腔”，并使用了“诈捐”一词，一时间“余秋雨诈捐”等字眼充斥了网站和报刊，口诛笔伐之声不绝于耳。因此，2009年余秋雨被评为“最差作家”，尚有余秋雨的“滑铁卢事件”之称，
在此，笔者要发问了。首先，抛出此文的作者为什么又是余秋雨的“老冤家”？难道没有借机泄私愤之嫌？其次，余秋雨的捐款属于慈善举措，请问调查者又捐了多少？这样的调查是不是太有失厚道？事实上，这位作者一度是余秋雨“收受深圳豪华别墅”事件的始作俑者，后来，又听信“余秋雨剽窃章培恒”之谣言，“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期间，又一度发起“驱逐余秋雨”的网络运动，这里姑且不加评论。
余秋雨即使“诺而少捐”，至多属于“诚信”问题，用民间的话来说就是“说了大话”，为何要无限上纲上线？捐款行为说到底是一种“道德自愿”，群起攻之，岂不成了“道德强迫”？此外，易中天先生听信一面之辞，就匆忙上阵，此举难道是“大家”所为？
事实上，余秋雨实际捐的是价值50万元的三所“秋雨读书馆”，属于完整的项目捐赠，由自己的团队一手操办，由于灾后新学校的选址和重建都需要时间，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余秋雨的捐赠活动一直处于“正在进行式”。
后来，又有人对余秋雨捐书不捐钱开始议论了，要知道余秋雨是一位文化名人，曾写过一篇《都江堰》的散文，并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流传甚广。余秋雨为灾后的都江堰市捐几个图书馆，难道不认为是一件功德无量且颇具创意的举动？
“大师门”事件，又一次引爆“口水战”
2008年9月，上海市教委设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并举行了挂牌仪式，此后，“余秋雨有没有资格称大师”成为文化圈内一大焦点话题。
按理说，余秋雨早就功成名就，拥有众多头衔，何必在乎一个“大师”这样的空名？“大师”之说，本来就不是余秋雨自封的，实乃上海市教委对余秋雨所作贡献的一种认可，也可说是一种“尊称”，仅此而已。
笔者想不明白的是，在中国被称为“大师”的人倒是不少，很少听到有人就此展开议论，为何偏偏要与余秋雨过不去？论学术成果，余秋雨可谓著作等身；论文笔，余秋雨可谓妙笔生花，其文化散文开一代风气；论演讲，余秋雨可谓雄辩滔滔，居然登上了“世界文明大会”的讲坛；既是著名学者，又是著名电视主持人；几度出任国际大专辩论赛总评和“青歌赛”综合素质评委……这样一位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的文化人，在中国人文科学领域又能找到几人？难道称余秋雨为“大师”，就辱没了这个称谓？
余秋雨“持股暴富”，再度引发强烈争议
据2009年10月27日一篇文章报道，余秋雨拥有徐家汇商城1.5%的股权，成为十大股东之一，当年以每股2.9239元的价格购入82.5万股，出资额为241.22万元。如今，按当月发行的3只中小板新股的平均发行市盈率48倍计算，徐家汇每股股价高达20元。余秋雨潜伏徐家汇商城8年，文学大师成为亿万富翁。
看到这则消息时，笔者的第一反应是：余秋雨毕竟是余秋雨，总是出人意料，高人也，佩服! 不用说，余秋雨又成了关注的焦点，接下来是媒体和各界对他的新质疑，人们对他的新鄙视和新白眼。
对此，笔者的观点是，文化名人涉足证券、股票市场而且收获颇丰，余秋雨不是第一人。八年前与八年后的股市状况（包括与之有关的政策环境），可谓天壤之别，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待八年前的事物，请问，此举是“明智”还是“弱智”？如今，余秋雨所持股票赚了，于是就有了“涉嫌侵吞国有资产”之说，要是所持股票赔了，欲加之何罪？再说，“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这样的罪名，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一个评论者岂能红口白牙轻而言之？
余秋雨作为一位现代市民，追求财富也是其合理的欲望，投资理财、谋划未来本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八年前，在该商城的前身极为萧条时期，余秋雨之所以冒然入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感因素”。1968年余秋雨下农场前，几经周折，才在这里用仅有的“三元钱”买下一包棉衣，其它地方根本买不到，从而渡过了冰天雪地的冬天。
此外，股权投资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实乃常识，余秋雨在8年前投入200多万元，且不动声色，从容淡定，多少表明知识渊博的余秋雨，既有一定的金融意识、投资意识，又有较好的投资心态。
《钟山碑文》问世，炮轰声接连不断
2009年12月， 余秋雨受邀为南京钟山风景区撰写碑文，碑文是余秋雨亲自起草并书写，并表明“这个碑文是我的真实心声。”
于是，一好事者将这一碑文转到网上，一时间，国嘴们、评论家蜂拥而至，其中不乏大家名流，恶评不断，讨伐声四起。
有些网友以极其狭隘的眼光评论说，某某词用法不当，某某段落语义不通……甚至说余秋雨的碑文是钟山风景区最令人作呕的一景，主张予以铲除。这正可谓应验了余秋雨的一句名言：只要咬嚼，任何文章都可以“伤痕斑斑”。
有些网友借此痛骂余秋雨“为执政当局唱赞歌”、“漠视民间疾苦”，甚至将“败类”、“人渣”、“余孽”等字眼都用上了。
一位网友还趁机推出了“华语世界文盲”的评选，余秋雨成为 “华语世界第一文盲”。理由是：追求空洞华丽的辞藻，失掉文人应有的民生情怀。
说实话，碑文之类的文体，应景成分实难避免。余秋雨的碑文我曾专门拜读过，并非批评者所夸张的那么糟糕。再说，碑文的好坏不能仅凭一家之言，即使再不什么样，也不该进行非人性的人身攻击。
批评的声音中，笔者发现有一个话题很热门，就是动不动拿古人说事。比如拿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作比，批评余秋雨的碑文既缺文彩又缺意境；拿李白拒绝为黄鹤楼题诗作比，讥讽余秋雨缺乏自知之明。在笔者看来，这样简单对比就未免太苛刻了。王勃、范仲淹这样的人物自然世上不常有，而碑还得照样立下去，碑文也总该有人写呀！余秋雨好歹也是一位文章大家，其书法也颇有功力。试想，如此一比，谁还敢题字，谁还敢为文？
笔者想不明白的是，当下中国的批评家为何总爱“严于律人”，而且自以为很雄辩，为什么不同样“严于律己”呢？姑且不说王勃、范仲淹、李白，为何不拿自己的文章和余秋雨比文彩和功力，不拿自己的言论和余秋雨比思想的深刻和独到？
此外，批评余秋雨“缺乏民生情怀”，仅拿这篇碑文为例，实在是以偏概全。“民生”不是一个纯物质的概念，也非仅仅限于“衣食住行”，余秋雨关注最多的是“文化生态”，比如他曾深刻剖析过的“大批判文化”，专门描写小人的散文《历史的暗角》等等，诸多宏大命题，篇幅都不短，试想，哪一篇文章没有真真切切地关乎现实人生？
大活人“被病故”，令人啼笑皆非
某网站曾发布一则消息：“某报2010年5月26日电，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昨日凌晨5时因心肌梗塞在上海华山医院病故，享年64岁。之前曾有消息灵通人士爆料，余秋雨曾因冠状动脉严重狭窄而在华山医院接受诊治，其妻马兰因此消息一日内三次晕厥。”消息一出，打电话求证者、致哀者甚众。后来，余秋雨只好亲笔写微博澄清病故谣言。
针对这样的“玩笑”，笔者真是哭笑不得。在笔者看来，即使是“愚人节”的玩笑，也不该咒人以死，这应该是为人的底线。一个人可以不尊重甚至讨厌某个人，但起码应尊重和善待一个人的生命，尤其是在“以人为本” 的当今社会，这是人道的底线。对此，笔者很赞同一位网友的观点：为了表达对某人的愤慨而杜撰这样的假新闻，这等行为，远比其愤慨的对象更不如，更可悲！
此外，2000年余秋雨“收受深圳豪华别墅”事件，2008年9月“慈溪为余秋雨老宅申报文保单位”的“故居门”事件， 2009年“五一”期间余秋雨 “私通美女作家”事件等等，网上也曾一度口水四溅。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事件”，与不久前余秋雨“被病故”事件一样，属于地地道道的谣言。
于是，余秋雨关闭了自己的博客，包括点击量逾2000万的新浪博客。当事人虽未正面回应，但不少人还是看出了端倪，认为余秋雨不堪网友的恶评才是关博的主因。
事实上，名人也是人，也是凡胎肉身，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更非铁骨铜身。名人也不是孤家寡人，也有妻室儿女，也有亲戚朋友。试想想，当一个人长时间被批，被批得体无完肤，且批出一个又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罪名的时候；当一个人长间被口水包围，且被骂得狗血喷头，什么厉词恶语都用上的时候，姑且不说当事人，仅想想当事人的至亲至爱，将是何等感受？
总之，不管当下的批评家对余秋雨如何不以为然，笔者依然是余秋雨的追捧者。因为余秋雨至少是在推行自己的“文化商品”，然而，骂余秋雨的人除了一堆批评文章之外，又有多少像样的成果？或者说，为什么不与余秋雨比作品，而是动辄拿余秋雨的品行说事？再说，“品行”之类也不能听信一家之言。
无庸讳言，本人是余秋雨的研究者，从2000年开始研读余秋雨至今，凡是余秋雨的作品，目之所及没有不仔细阅读的。我曾写过一篇近万言的《我爱余秋雨》的评论文章，全国十多家报刊或全文或摘要发表，后经余秋雨的博客转帖后，在不少读者中引起共呜，一些余秋雨的粉丝打电话或写信给我，感谢我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在此，中国多如牛毛的批评家们，恕我不敬了。
眼下的批评家，尽管其中不乏优秀者，但更多属于“老愤青”和“小愤青”；不少人常常以“社会批评”、“文学评论”、“学术探讨”之名，行“损人整人”、“诬谄诽谤”之实，错把极端当深刻，错把嫉妒当正义，错把诽谤当批评；不少人俨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自我感觉太好，甚至以为自家储藏室里藏的都是正义和真理，随便拿出一件都可以当枪炮使唤；一些人常常把自己打扮成纤尘不染的“道德判官”，总是声色俱厉，指手划脚；还有一些人写文章总爱“以人民的名义”为题，实则背后躲着一个“小小的我”；不少批评者至今玩得还是“靠骂名人成名”和“拿名人说事”这些早已为人生厌的老把戏。
我老家的不少文学青年竟然干起这般营生，以批评为业，以争论为生，几乎每天一篇“千字文”见报，没用几年时间便在全国闹出了名声。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人至今没有扎实的专业背景，也没有写出几篇像样的文学作品，其当年的影响力甚至没有超越地级市的边界。其中一位曾向笔者坦言：目前中国写批评文章好发表，又能挣稿酬，且浪得虚名。
翻翻当下中国的报刊，且不说网络，几乎家家乃至天天辟有整版的批评专栏。为了吸引眼球，刺激发行量和收视率，不少传媒还专门为一些极端的批评声音预留了空间，不难怪当下中国盛产批评家。
为此，余秋雨一再通过电视呼吁：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写小说写诗歌都行，写好写坏也不要紧，但千万不要当批评家！很显然，“批评”即使含有“建设”的因子，终归不是严格意义的建设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