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

“妈妈，妈妈，我要妈妈……” 听着身后传来三岁儿子明明撕心裂肺的呼喊，徐冬玲不忍心回头看，那一声声带着哭腔的呼喊像锥子扎着她的心。但她假装听不见，直直地望着前方，挺直脊背向前走去。其实她在迈出家门的那一刻，就已泪眼模糊，只不过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看见，她故意别过头，拎起大包急匆匆地走。丈夫熊志伟走在前面默不作声，也只是大步往三里外的镇上赶。冬玲也不敢迟疑，加快速度跟上丈夫的步子。因为他们要搭车去市里，赶下午开往广州的火车。每年正月初六、七都如此，他们似乎也习惯了。只是这骨肉分离的痛苦实在令人揪心，但是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每年背井离乡。

为了赶车，他们绝不敢有丝毫的耽搁，因为一票难求啊。每年正月间往广州的车票都难买。初二、三的，当别人还在过年走亲戚的时候，他们就得去县城买票。买票的人很多，排的队如一条长龙。为了能早点买到票，有好多人从凌晨三四点就来排队。每次等冬玲他们七八点钟赶到县城时，队已经排了老长了，他们就只能排在后面了。等他们拿到票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下午三四点了。

买票难，乘车也难。每年开工的时候，民工们似潮水般涌向火车站。今年也不例外，冬玲和丈夫刚刚两个人还挨在一起，一进站台，立刻被人流挤散了。她奋力朝列车挤去，却总是被更大的力量挤在一边，总也靠近不了车厢门口。不知什么时候挎在肩上的大包的带子也被挤断了，她只好用手揪住包的一角，侧着身子拼命往里面挤。

这时，只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徐冬玲！徐冬玲！从这儿爬进来！来！我拽你！”她扭头一看，同乡保子在一个窗口向她招手，熊志伟也在保子身边露出小半边脸。她像溺水的人看到救命稻草一样，赶紧掉转身从人群中挤了出去，奔到了那个窗口下。她先把包递给了保子。然后扒住车皮向上爬，保子则帮忙抓着她的两个膀子，把她往车里拽。还好她的身子比较瘦小，从窗户里钻了进去，可就在她把腿往里收的时候，左脚的鞋子被车窗一挂，掉到车外去了。她立即焦急地喊着：“鞋！鞋！我的鞋！”保子听了先是一愣,马上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忍不住哈哈大笑。熊志伟转身想下车去捡，但望着不断推搡着涌上来的人流，只好做罢。无奈，尽管车厢地板上又脏又凉，冬玲也只好空脚站在上面。所幸的是人挨人，她基本上腾空地被挤在人群中的，左脚可以放在右脚背上,而不用担心摔倒。再加上人挨人，根本没办法弯腰下去。所以也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尴尬。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在第二天中午时分，他们终于到达了东莞。

第二天，徐冬玲和熊志伟便都上班了。徐冬玲还是在毛衫厂当缝纫工，熊志伟仍去另一家服装厂当机修工。

日子还是跟以前一样，早上六点半上班，晚上加班到十点。等到洗漱完毕上床睡觉，往往已经是十二点左右了。每天人都累得直不起腰来，但倒下床却睡不安稳。因为常常有人出去吃宵夜，也有人洗漱什么的，往往真正等到安静下来，非得凌晨一、二点左右。天长日久，再能吃苦的人也会感觉疲惫不堪，更别说像冬玲和志伟这样的七零后了，他们小时候基本上是没吃过什么苦的。所以冬玲常常抱怨丈夫没本事，让她这样受苦。熊志伟在家也是独子，也是被爹妈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哪里受得了这份委屈！因此，小两口常常为此争吵，弄得两个人都不开心。

夫妻两个常常是一个周才相聚一次，每次相聚时，两个人挤在冬玲那狭窄的单人床上，关起薄薄的蚊帐，小心翼翼地相拥在一起，掩耳盗铃般当宿舍里其他人不存在。这样的相聚对冬玲来说不像是享受，而像感觉是完成任务罢了。不过，为了顾及丈夫的面子，她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感受。但是在内心深处，她对这样的打工生活越来越厌烦，越来越怀念在家的日子。

忙碌的时间过得特别快。转眼已到了三月底，天气已经渐渐变暖和，在东莞，人们已经穿起了短袖。有一天，熊志伟正在上班，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小明明得了急性肺炎在住院，急需要钱。志伟赶紧给冬玲打电话，让她寄钱回去。徐冬玲一听儿子病了，心急如婪，立刻请假出去寄钱，又打电话询问明明的病情。得知明明高烧不退，她心如刀绞。她有一种莫名的恐慌，脑子里老是浮现出一些不好的念头和场景。自从接到了丈夫的电话以后，她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一整天上班都恍恍惚惚的，针脚老缝错，返工了好几次。手也被针扎了，但她却感觉不到痛。

晚上，徐冬玲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未眠。第二天天一亮，她就决定辞工回家去。她把自己的想法跟丈夫说了。熊志伟也担心儿子，就同意了。

徐冬玲辞了工，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立即踏上了回家的行程。

第二天下午一点多，徐冬玲就到家了，她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奔向镇医院。当她推开病房的门，看到儿子那张通红的小脸时，泪水忍不住扑簌簌落下来。她顾不上叫公公和婆婆，就扑向病床，紧紧地抱着躺在病床上的明明哭了起来。明明被她这一弄，睁开了矇眬的双眼，看到徐冬玲，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哇”地大哭起来。看到儿子哭了，徐冬玲连忙柔声哄他：“宝宝乖！宝宝乖！不哭了！哦，哦，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不料，徐冬玲越哄，明明哭得越厉害，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徐冬玲见状心里更难过，她明白孩子是想爹妈想的，只是他还小，说不出来。她轻轻地拍着明明，轻声哄着孩子，自己的眼泪却如决堤洪水收不住。他们这一哭，引得婆婆也落下泪来，公公则侧过脸直叹气。

也许是哭累了，好一会儿，母子俩才渐渐收住眼泪。徐冬玲这才向公婆询问起明明的病情来。当她听说明明已经烧得脱了水，护士打针都打不进去时，她的泪再次奔涌而出。她泪眼模糊地望着无力地躺在病床上的儿子，眼里充满了无限地怜惜。她决定守护在儿子身边，再也不离开他了。她心想，日子穷就穷点吧，只要儿子安康就行了！

自从徐冬玲回来后，她就日夜寸步不离地守在儿子身边，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明明一直高烧不退，徐冬玲忧心忡忡，不敢有半点儿疏忽。一直打了半个月的针，明明的烧还是不退，后来医生没辙了，又换了一种新出的药，明明的烧才退了。徐冬玲这才松了口气，才抽空回家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在这段时间里，她也想好了，要让熊志伟也回来，不再出去打工了。她现在觉得再多的财富，也比不上一家人团团圆圆地在一起。

又过了半个月，明明出了院，徐冬玲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熊志伟。听了妻子的想法，熊志伟沉默了好一阵，最后他说：“我看今年就算了，现在突然回来了也不知做个什么活儿好，光靠田里的收入是不行的。老爹老妈年纪都大了，儿子过几年也要上学了。这都需要钱。我们俩都困在屋里也不是个办法。今年，你就在家带儿子，我在这里坚持到年底，明年不再出来了。你看怎么样？”徐冬玲听丈夫这么一说，细细一想，觉得他说得在理。自己是一时冲动，想法简单了些。于是就依了他。

年底，熊志伟回了家，一家人团团圆圆过了年。

正月里，徐冬玲问熊志伟有什么打算。熊志伟说：“我看现在咱们这儿年青的都出去打工了，留在家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一到农忙的时候，几乎家家都要请帮工的。钱花得不少不说，何况那是人工，来得慢。我看好多地方都有人买收割机，我也想买一台。你看怎么样？”徐冬玲听了觉得不错，她和熊起伟细细地算了一下，得投资五六万元，一年的毛收入在一万五至两万元之间，纯利润大约一万五左右。这样得两三年才能回本。徐冬玲有些犹豫了，五六万元对他们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并且成本回收也有点慢。但熊志伟觉得不是问题，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自己有三万多元的存款，再借个两万块钱不是问题。再说，过两三年我们就把本收回来了，不就等于赚了五六万吗？这比我们打工强多了！”徐冬玲仍然不放心，她说：“万一两三年收不回来成本，怎么办？你拿什么还帐？那我们的本钱不就砸进去了？”熊志伟觉得没道理，他不以为然：“那怕什么！我们都还年轻，还怕挣不回来吗？”顿了顿，他又说：“万一不行了，我们还可以再出去打工呀。”徐冬玲听他这么说，笑骂道：“就知道打工，我看你生就的打工的命！”熊志伟听她这么说也嘿嘿地笑了。

说干就干，熊志伟马上去张罗买收割机的事。但他自己不会开，就通过熟人请了一个司机。

转眼间，田野里一片金黄色，坡上坡下的麦子都黄得扎眼。这是一个丰收年，徐冬玲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她觉得那金灿灿的麦子就像金子那样耀眼。熊志伟每天跟着收割机到处跑，几乎不着家，家里的事都交给徐冬玲。徐冬玲每天忙里忙外，也不觉得累。尽管自家的麦子还没割完，她也不着急。

一季忙下来，一算帐，毛收入一万五千多，刨去耗油、师傅工资等，纯收入一万左右。对这个数字，徐冬玲比较满意，但熊志伟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听说别人的收割机一季纯收入要比他多一倍。照这样的速度，他两三年根本收不回成本。经过打听，他才明白原来人家机器一天干的活儿是他的两倍。问题不在于机器身上，而是由于他们这里是丘陵地带，田地不成片，这样机器做不出活儿来。明白了这个事实，熊志伟开始后悔起来。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也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了。明年再想办法到别的地方联系活儿去，也许情况会好转。这样一想，他心里又好过了些。

到了第二年夏天，又一个农忙季节开始了。熊志伟跑到了几十里外的胡冲镇，找自己的堂姐夫，让他帮忙联系活儿。但那里已经有好几台收割机在工作了。他一个外乡人根本就插不进去。他只好还是在本村附近联系活儿干。今年他没有请司机，而是自己开收割机。这样倒省了几千块的工钱。但是机器却好几次出了故障，光修理费就花了两千多。而因为修理，又耽误了干活儿。再加上油费也涨了。这样成本又增加了。看看季节将过，却没赚到几个钱，熊志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这一天，外村的一个亲戚来找熊志伟去干活儿，他顾不上吃饭就开上收割机走了。等他收割完最后一家的麦子，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此时，他顾不上在主人家宵夜，就连忙往回赶。那天是阴天，晚上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路上比较黑。也许是连日来休息不好，走到半路时，熊志伟感觉眼皮在打架，他努力睁着眼睛，不让自己睡着。

走完了省道，拐弯上了村里的公路。村公路比较狭窄，勉强容得下收割机开过。走了大约三里的路程，他又左拐下坡开上了回村的路。这段路更狭窄，路两边是五六十公分的陡坡，下面是田。路面是碎石子铺成的，由于长期下雨的冲刷，以及车辆的碾压，路基变得一边高一边低，路中心还有一个凹槽。收割机一开上去就有些颠簸起来。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收割机一下子翻到了旁边的麦田里。还好田是软的，熊志伟伤得不太严重。他费力地从驾驶室爬了出来，拖着伤腿一瘸一拐地回了家。徐冬玲一看他这个样子，吓坏了。连忙问他是怎么回事，得知了事情原委，徐冬玲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熊志伟一个劲儿地懊悔，说：“这下机器完了，修理又得一笔钱了。”徐冬玲顾不得这些，她连忙查看了熊志伟的伤势，看到熊志伟伤得不重，她才舒了一口气，连忙说：“只要你没事就是万幸了！钱没了，咱还可以再挣！唉……”她赶忙转身去厨房打来热水给熊志伟擦洗身子，弄好了，又给他端来饭菜，让他吃。等他吃好，收拾好碗筷，两个人才歇下。躺在床上，徐冬玲一直在操心机器的事，所以一夜没睡安稳。

第二天，熊志伟请人想办法把机器拖了上来，然后又把机器弄去修理。人工费，加上修理费，前前后后共花了四五千。这样一来，这个季节不但没赚到钱，还赔了两三千块钱。帐一算下来，徐冬玲的心里凉了半截。不过，万幸的是丈夫没大碍。但一想到这次事故，她还是后怕。她劝丈夫把机器卖了，再这样赔下去，连本都保不住了。熊志伟也想不出好办法，只好同意把机器卖了。由于出过事故，机器只卖了一万七千块钱。这样一来，他们非但没赚到钱，还赔了三万多。把欠人家的帐一还，他们又开始两手空空了。万般无奈，打工的事又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正当徐冬玲和熊志伟又准备南下打工的时候，却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听村长说，县政府引进外资，在县城东郊马上要建一个大型服装厂，是一个浙江的老板投资的。工厂马上要开始动工兴建了。

听到这个消息，熊志伟和徐冬玲高兴极了。他们想，这下可以在家门口找工作了，不用再背井离乡了，也不用操心家里的老人孩子没人管了。

果然，过了半个多月，工厂真的动工了。一年以后，工厂开始面向全县招工了，熊志伟应聘去当了修理工。徐冬玲本来也准备去应聘的，但熊志伟不同意。说他一个去就行了，他不想让老婆太辛苦，让她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

由于熊志伟有工作经验，技术又过关，所以还当上了车间主任，一个月近四千的工资，虽然比他在外打工少一些，但在家乡这算是比较高的工资了，他很满足。每天他骑摩托车奔波于家和工厂之间，虽然早出晚归，有点辛苦，但这比起在外打工要好多了。

每天当熊志伟迎着朝霞去上班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希望，干起活儿来特别有劲儿。晚上，当他在村外远远地看到那袅袅的炊烟时，心里总是涌起一股暖流。他觉得这样的日子才是一个人应该真正拥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