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军休四所 王夕平

萧瑟的秋风中，片片金黄色的树叶离开高大的梧桐树，飘飘扬扬回到大地的怀抱——植物的一个轮回即将结束。就在这悲凉的季节，一个噩耗从武汉传来：10月4日，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余琳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因为余琳是我的亲戚，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伤心。她的离去，对于我来说，感觉就像一朵美丽的花突然凋谢一般。

悲痛中，余琳的一幅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重新打开……

我第一次见到余琳大约是在1974年。1974年至1976年，身为17军战士的余琳在襄阳地区卫校上学。有一段时间（大约是1974年），她在襄阳地区医院（现襄阳市中心医院）实习。那年余琳18岁，我才刚满10岁。有一天上午，我和我的母亲到襄阳地区医院去看病，我们经过一座坐西朝东的二层木楼东面的走廊，准备从木楼北边的一个门进到西边的住院部院子时，见到了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女战士，正坐在这座木楼一楼的阳台上认真仔细地整理医用纱布。我的母亲看见她，激动地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她抬起头，看见是我母亲，立马站起身来，微笑着与我母亲打招呼。我在旁边站着，仔细地打量着这位女兵。她身材苗条，穿着一身绿军装，上衣是小翻领的，美观大方，头上戴着一顶无沿女式军帽，一颗红五角星头上戴，鲜艳的红领章挂在两边领子上；她五官端正，皮肤洁白，圆圆的脸，高高的额头，挺拔的鼻子，一对美丽的大眼睛透露出一股坚毅、冷峻而高傲的气质，微笑时脸上露出一对小酒窝，嘴里露出洁白整齐的八颗牙。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她宛如一棵亭亭玉立的小白杨，标致极了！

离开木楼，我问母亲：“她是谁？”母亲自豪地告诉我：“她是余琳，余益庵的孙女，是我们家的亲戚！”

从那以后，我母亲经常接余琳到我们家过星期天。虽然那时国家物资贫乏，人们生活困难，但我的父亲已经从襄阳地委机关事务管理局调到襄阳地区招待所工作，家里的房子比较宽，生活条件也有了较大的改观。只要余琳星期天来我们家，我的父亲母亲，不是包饺子，就是做几个好菜，想方设法让她好好地打一顿牙祭。

我母亲的老家在枣阳农村，她家里的亲戚特别多。余琳称呼我爸爸、妈妈分别为“王叔叔”、“闫阿姨”。我母亲让我称呼余琳为姐姐。我们与余琳到底是什么亲戚，到后来我才从母亲那里把这个盘根错节的关系弄明白。余琳的奶奶叫徐宗兰，我母亲的奶奶叫徐宗秀，家住枣阳徐家窝，她们两人是亲姊妹。除此之外，我母亲的外婆姓余，是枣阳吴店余家畈的，是余益庵的姐姐。所以余琳与我母亲不是一般的亲戚关系，而是血亲关系。我们的身上有一些相同的基因，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祖宗一样的血液。按理说，余琳与我母亲是同辈，余琳应该叫我母亲姐姐才对。为什么余琳不这么叫，而叫我母亲阿姨呢？母亲告诉我，这里面有一个历史原因。1948年5月，我的母亲与余琳的爸爸余复明、妈妈刘道书都是一同参加解放军的同学、老乡和战友，他们之间一直以“姊妹”相称。正如《红灯记》中李铁梅所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我第二次见到余琳是在1986年。那时她已从武汉军区193医院转业到武汉市军供站工作，被借调到湖北省委组织部工作。那次她回到襄阳出差，住在襄阳宾馆。借此机会，她到我们家看望我的母亲。还给我母亲买了一套种花的工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余琳曾经在襄阳市体委业余体校学习过乒乓球，我大哥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们两人是同学，他们的老师是王全轩、王祖盛。我大哥听说余琳回来了，就让我的大嫂做了一大桌子饭菜，请余琳到他们在市公安局的小家做客。那时我在市政府接待办公室工作。那天是我开着红色的苏联拉达小轿车接送余琳的，中午我和我的父亲、母亲也在场作陪。亲戚、老同学见面分外高兴，席间，余琳有说有笑，非常幽默、开朗、大方，并且还是那么高雅、漂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临别时，余琳对我说：“以后有机会到武汉，一定要到我家去做客。”

第三次见到余琳是在1994年冬天。这年，担任襄阳市社会福利院副院长的我和院长贾德泉，到湖北省民政厅城福处、婚管处办事。那天，我们乘火车到武汉后已经很晚。这年，余琳已经调到湖北省民政厅工作，听说已经当上副处长了。在首义路省厅办公楼招待所住下后，我来到民政厅办公楼后面的家属楼，打听到了余琳的家，我就去拜访她。余琳见到我，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刚刚到武汉，还没有吃饭。”她立马把我和贾院长接到省厅门口的一家小餐馆，自己掏腰包，为我们点了几样饭菜。她说：“我已经吃过饭了，你们慢慢吃。”第二天，我在省厅办完涉外领养的事后，又到余琳的办公室与她道别。余琳送我出来时碰到王燕副处长，她对王处长说：“王夕平是我的亲戚，请你多多关照他。”之后的十几年，我与余琳没有什么联系。后来听说她当了副厅长。

第四次见到余琳是去年10月31日。2011年10月31日，湖北省民政厅领导带领省厅各部门负责人齐聚襄阳，研究支持襄阳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建设事宜。余琳副厅长也来了。经打听，得知余琳住在南湖宾馆。我决定晚上去拜见余琳。我在荆州街一家商店给余琳买了5斤核桃和一个夹核桃的夹子、两瓶谷城茨河豆腐乳带上，又约上了余琳在襄阳的同学黎党芬、李新华，开上我刚刚买的私家车一块去拜访余琳。这天我还在网上写下了博客，记录了这次见面情况：

“昨天晚上我和黎大姐、新华大姐到南湖宾馆看望从武汉来的老朋友余姐。我有10多年没见到她了。她还是那么漂亮，风度翩翩，就是显得瘦了一些。我的儿子在客厅的地毯上玩得挺开心。老朋友相见，格外亲热。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依依不舍地走了。回到家，已经22时30分了。”

那天晚上，我烧了一壶开水给黎党芬、李新华和我自己沏上茶。余琳用自己的杯子，杯子里面有中药，我给她斟满水，于是大家坐在会客厅沙发上，边喝茶边聊天。余琳特别怀念她的乒乓球老师和队友，怀念在襄阳打乒乓球的那段美好时光，非常珍惜师生的真挚感情和同学之间的纯真友谊。她说王全轩教练为人好，队友温凯丰特淘气，队友李强发球好，还提到队友刘和（刘平的姐姐）。她还提到了王祖盛教练，说早些年他利用师生情谊曾经向她借了2万元钱，以后再也没有提还钱的事情。她对老同学们说，她对这种利用别人的善良，利用师生朋友的友情欺骗人的人深表遗憾。她深有感触地说：“人到中年一定要保重身体。”临别时，她还委托我向我的母亲和大哥问好。

其实，今年8月，我有一次很好的机会还可以与余琳大姐见上一面。那就是8月16日至26日湖北省军休办举办的军休文化座谈会上。这次会议的地点在九宫山军休干部培训中心举办，余琳正好也在九宫山荣军疗养院休病假，两个单位就只有一墙之隔，我还经常在晚饭后到荣军疗养院观景台观景。22日晚，在乒乓球活动室与省直军休所干部李韶霞打乒乓球时，我从她那里得知余琳8月21日上午刚刚下山。这么近的距离，我却没有去看望余琳大姐，我感到万分遗憾！

万万没有想，更大的遗憾在后面。时隔近一年，余琳大姐就离开了我们。2011年10月31日的分别，成了余琳大姐与我们襄阳的亲戚、朋友、同学们的永别！

从1971年入伍到2012年10月病故的41年时间里，余琳把她最宝贵的青春和年华献给了救死扶伤的医疗事业，献给了优抚安置、扶贫救灾、扶弱济困的民政事业、慈善事业，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和谐社会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如果真有天堂，我祈愿余琳大姐升上天堂，在那里永远幸福、快乐、无忧无虑！

余琳大姐永远是我的好大姐，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因得知消息太晚，没能参加余琳大姐的追悼会，非常遗憾。谨以此文，纪念余琳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