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两水沟的众多人物中，绝不可没有曹新发。他不仅算得上是一个人物，而且是一个顶级人物。曹新发何许人也，他就是两水一带远近闻名的街上的大队书记。在2000多人口的农村小镇上，他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混成了一个能呼风唤雨，执掌全街生杀予夺大权的大队书记。这还不算是个人物吗？他在两水沟生活的几十年，本身就是两水沟这一时期的编年史。由此，我想起了要给曹新发立个小传，以便人们从中窥见两水沟过去的风貌。
发迹从一穷二白开始
旧社会的曹新发，家里穷得叮当响，以阶级成份而言，应是雇农成份。他父母在他还未成年时就撒手人寰。父母给他留下的唯一遗产是半间草屋。这半间草房与破落地主侯仨人独居的草屋东西对峙。所不同的是，侯仨人的草屋是观音合掌式的，曹新发的草屋是靠在别人的房屋墙上搭建的。当年，他父亲以终生为隔壁房屋主人挑水吃为条件，换得允许他靠墙搭房。父亲死后，由曹新发接着挑水，否则就要拆除草房。与侯仨人还有一样不同的是，侯仨人虽然穷，但不欠债；曹新发不仅穷，父亲还给留下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债务。
父母相继去世后，尚未成年的半大小伙子曹新发成了事实上的孤儿。他靠给人家打短工、挑卖水来维持生计，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那个时候，一条街没人瞧得起他。旧社会打短工，如同现在的临时工，有活干时，请你来；没活干时，你就在家等着。等活干的时候是曹新发最难熬的日子。因为这段时间他断了收入来源，一点仅供填饱肚子的收入也没有了，只好忍饥挨饿。挨饿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尤其是正处在长身体急需营养的年龄。一天，曹新发实在饿得没法，来到我家的饭馆门前，说要赊几个馍馍。父亲包了几个馍，对他说，不用给钱了，算是送给你的。这样一来二去，次数多了，他不好意思再到我家来了。曹新发又换了一家饭馆去赊，那家老板不赊，曹新发顺手抓起一个馍啃了一口，待老板反应过来时，他在馍的另一头又啃一口，并在馍的中间吐了一口痰。他的这个动作完成了对这个馍的占有权。老板无可奈何，自认倒霉，只好提醒伙计说：下次注意。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正在危难中的曹新发遇到了对全街大多数人来说是坏事，而对他来说是好事的一件事。临近解放的两水沟，社会秩序乱得很，尤其是土匪抢劫和溃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的骚扰，使得老百姓苦不堪言。那个时候的乡公所还是属于国民党政权，虽然大势已去，但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管管这个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情势下，一个街的自卫队便宣告成立。曹新发被招了进来，发了一枝长枪，管吃管喝，还有一点零花钱。曹新发喜不自胜，干得也最起劲，最卖命。一次追土匪时，他提枪追在最前面，一直追到大河沙滩涂上。眼见要追上时，他一枪托打在土匪的头上，不想用力过大，打死了。在“四清运动”时，这件事还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此是后话。
对付土匪的抢劫，街自卫队是有能力，也是有办法的。但对国民党败兵的骚扰，自卫队却无能为力，往往只要败兵一来，自卫队就躲得无影无踪。那一天，国民党85师的60多名散兵游勇从枣阳方向向随州溃逃，途经两水沟时，抢了几家店铺，吃饱喝足之后，转到一刘姓人家的门口。这伙兵油子一眼瞅见了一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这姑娘是刘氏老汉的二姑娘，那年18岁，正是青春待嫁之时。这群长期性饥渴的兵痞，经众议之后，由连长、排长、班长、老兵、新兵往下轮，每个人都享乐快活一番。
刘家门前排了长长一串。此时的刘老汉悲愤欲绝，他火忙火急地跑到街自卫队去求救。自卫队的人早跑得没影了，仅剩下曹新发一人在守门。他听刘老汉说后，就操起长枪，怀揣几颗手榴弹随刘老汉去了。此时的兵痞们已轮流了十几个，刘家二姑娘已昏过去了。曹新发灵机一动，向刘家后面的壕沟里连扔几颗手榴弹，又乱放了一阵子枪。这下真管用，85师的败兵一听到枪响、手榴弹响，像被打惊了的兔子一样吓得屁滚尿流，提着裤子逃出了两水沟。打这以后，曹新发机警胆大的名声在两水沟便传开了。
随着随州的解放，两水沟的新政权也诞生了。区公所设在距两水沟20里的厉山镇，乡公所依旧设在两水沟。乡公所以下便是村，两水街便叫两水村了。村里当家的既有村主任，也有农会主席。为了保卫新生政权和胜利果实，村里还成立了民兵连，民兵是从受苦人中且没有历史问题的人中挑选的。曹新发是个雇农（那时还没划成份，但他的穷人身份是明显的），阶级是没问题的；他虽然干过伪自卫队，但没干坏事。凭这两条，曹新发被选进了民兵连。他在民兵连干得同自卫队一样卖命，白天训练，晚上站岗、放哨、巡夜，按照区公所、乡公所分配的任务清匪反霸。清匪反霸之后紧接着是镇压反革命，随后便是土地改革。这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使曹新发兴奋不已，他表现得十分积极，口号喊得最响，觉悟最高，革命立场最坚定。每次斗地主斗恶霸时，他总是第一个上台控诉；枪决时大都由他执行。鉴于他的优秀表现，乡公所将他提升为民兵连长。这使得他在政治上迈出了第一步。不过最使他得到实惠的还是土改。在土改中，雇农成份的曹新发分了三间大瓦房和十斗（相当5亩）水田及一应农具等等生产资料。曹新发喜出望外，他坐在新分得的三间大瓦房里，感到好明亮！他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他想大声喊大声叫：新社会真好！土改真好！共产党太好了！说来也巧，曹新发分得的三间房正好是与他家半间草房紧挨着，也就是他父亲靠着墙搭草房的那家地主的房子。这下好了，父亲所欠的地主的债一笔勾销，隔壁地主家的水他也不用再挑了。等待他的就是过好日子。
土改在我的老家两水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运动深入进行的时候，种种怪现象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比如斗地主吧，喊口号的多，真正上台控诉地主压迫剥削贫雇农罪行的少；有的白天斗地主，晚上又请地主吃饭讨好地主；白天分了地主的浮财，晚上又原封不动地送回去。那个时候谣言特别多，一会儿从街北头传到街南头，一会儿又从街南头传到街北头，越传越邪呼。传得最多的是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某某村还乡团把共产党的干部都杀光了等等。对出现的这些问题，翻了身的曹新发以他特有的阶级嗅觉，十分敏感。他跑到乡公所建议在两水村抓点，坚决斗垮地主，保卫胜利果实。乡里采纳了他的建议，派来工作队，由曹新发协助抓好斗地主工作。曹新发依靠他的民兵连，连续抓了三件事：一件是把全村十几个地主老财统统抓起来，集中关押在仓库由民兵看管，不许乱说乱动；另一件是收集地主老财的罪行，组织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对他们进行控诉；还有一件是组织民兵上街宣传辟谣，稳定人心。曹新发的这三斧头真管用，批斗会开得十分成功。批斗之后，又从中挑选了一个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叫做刘明三的给枪毙了。当然仍然是由曹新发执行的。区里乡里都来了人，说是要在全区推广两水村斗地主的经验。那一年，两水村的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曹新发在这场运动中入了党，正式登上了两水沟的政治舞台。
大旗不倒
在我的家乡，喝酒时好划拳，酒过三巡之后，酒兴到了高潮是非划不可的。划拳出拳有个讲究：出宝（即零）是捏着拳头的，除此之外，大姆指是必须要出的。比如出一，那就要伸出大姆指，出二就必须是大姆指加另一个指头，依此类推。这叫大旗不倒。大旗一倒，就要罚酒。在曹新发的政治生涯中，经历了无数个政治运动，虽然免不了要受到冲击，但总是有惊无险，顺利过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这面大旗是永远不会倒的。他在两水沟的地位越来越巩固。
两水沟经过土改之后，拥护共产党，真正跟共产党走的人越来越多。但一个新出现的问题又摆在土改工作队面前。一些穷苦农民分得土地之后不善经营，又重新将土地出卖了，土地逐渐向富裕中农手里集中，贫穷的农民依然贫穷。最典型的一个叫齐空筒，外号翻独眼（我在《侯仨人小人小事》中曾提到此人），他孤身一人，好吃懒做，吃喝嫖赌，样样占全。他分的五亩好田连一季也没收就全卖了，分的耕牛农具派不上用场也卖了，据说下一步还准备卖房子。他一心一意等着共产党再搞几次土改。面对翻身了的农民将再次陷入贫困的严峻形势，工作队依靠曹新发串连了十几户农民组成了全乡第一个互助组，由曹新发任组长。互助组联合耕种，联合收割，团结起来力量大，以此抗衡财大气粗的富裕中农。一年下来，参加互助组的农户收得多，分得也多，穷人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在曹新发和他领导的互助组的影响和带动下，两水沟的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互助组相继成立，随后又联合成初级合作社，并过渡到高级合作社。在县里召开的合作社主任会议上，刚从扫盲识字班毕业的曹新发根本记不了笔记。他听到的精神很多，新名词也很多，但大都记不住，唯独有一名话他记得最清。这句话就是，不当小脚女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已进入1956年下半年，三大改造已基本完成。此时的曹新发已是两水沟街高级合作社的主任，是这一地区的行政最高长官。他带领全社人民战天斗地向大自然开战，向共产主义迈进。
1957年的反右斗争，在两水沟这个偏僻小镇上，依然表现得异常激烈。在两水沟，这场斗争的口号是“工农商学兵，一起来上阵，不打垮右派分子的进攻，我们坚决不收兵！”参加斗争和被斗争的对象本来是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但作为苦大仇深并有斗争精神的曹新发依然是反右斗争的骨干。下面是曹新发斗争极右分子外号叫做吴烟筒的场景，我作为当时的见证人，记叙下来供读者鉴评。在反右之初的整风阶段，两水小学的老师吴烟筒，写了一首诗，作为向共产党提的整风意见。这首诗给我的印象极深，虽然时隔40多年，我仍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诗的内容是：“黄鹤楼上放风筝，隔江吹灭汉阳灯。一张牛皮无四两，芝麻绿豆一窝生。”批斗会是晚上在大街上点的汽灯召开的。批判发言的人不少，口号声此起彼伏。吴烟筒跪在台阶上，脖子上挂了根绳子，绳子上悬挂着砖头，每当群众气愤之时，便加一块砖。农民代表曹新发发言了。他冲上台阶连抽了吴烟筒几个耳光后，便声泪俱下地诉说了家史。他以自己新旧社会的生活对比，有力驳斥了右派分子对党的攻击。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以自己的理解对吴烟筒的反党诗进行批判。他说：“什么黄鹤楼上放风筝！大家都在轰轰烈烈搞建设，你右派分子有闲心跑到黄鹤楼上去放风筝？那是放风筝的地方吗？什么隔着长江去吹汉阳的灯！那不是胡说八道瞎吹牛吗？你去吹吹让我们看看。什么一张牛皮无四两，那不是大斗进小斗出，大秤进小秤出吗？你还妄想剥削。芝麻绿豆生在一个窝不是杂种是什么，你吴烟筒就是一个地主兼工商业的双料货，是杂种！”说到气愤之时，曹新发又给吴烟筒的脖子上加了一块砖。他脖子上的麻绳虽然细但很结实，这块砖一加几乎顶上了下巴，直压得他大汗淋淋，气喘嘘嘘。说实在的，曹新发的发言使得有些文化的老师们，供销社和乡公所的干部们直想笑，但如此严肃的斗争会是没有人笑的。在整风反右斗争中，两水村高级合作社主任曹新发被评为积极分子；相反，合作社书记钱维友却因为政治敏感性不强而受到批评。这为钱书记以后的下台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反右斗争纯是一场政治运动的话，那么三面红旗既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场经济变革。三面红旗中，总路线虚一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实实在在的。大跃进时间虽短，但它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却是毁灭性的；人民公社化是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它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长达20多年之久。它给我国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造成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实在难以估计。人民公社化一开始，我听到最多的口号是吃饭不要钱，按月拿工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种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在我的家乡两水沟很是热闹了一阵子。我家的三间门面屋成了生产队的集体食堂，后面的两间横屋变成了食堂的仓库，我一家人被挤在最后两间横屋里。食堂的伙食标准是四菜一汤，两素两荤。每天一到开饭时间，认得的和不认得的都来吃饭，只要是人民公社的，报个名，吃了就走人。到了1958年夏季，电灯安上了，广播喇叭也响了，每天晚上生产队的社员们一家来一个挤在食堂里听广播。听了县上的，听公社的，然后由曹新发代表大队讲话，最后由生产队长派工派活，颇有点军事化的味道。不过，留给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大办钢铁和放卫星。为了大办钢铁，采取的是土法上马，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要达到炼钢的目的，有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首先是炼钢炼铁的炉子。当时采用的是红砖砌成的一个个十多米高的圆锥形炉子，老百姓称为“小高炉”。在我家乡的一片掩埋死人的空场地上，一夜间就竖起了十几个“小高炉”。其次要解决的是矿石问题，两水沟本身没有铁矿石，县里从外地调运一部分，就地淘铁砂、回收废钢铁解决一部分。最后还有燃料问题。没有煤炭，就砍伐树木来烧木炭当燃料。这样一来，我家乡的大河滩上成片成片的树木顷刻之间被伐光了；镇边老百姓纳凉的大树、古树也被砍光。家家户户的锅、铲，只要沾点铁的东西都收起来了。反正吃食堂也不用做饭了。原先那么平坦的河沙滩，因淘铁砂而变成了一个坑一个包的，像大战之前的前沿阵地上的单兵掩体一样。那时，从立起“小高炉”的烂坟岗，到大河沙滩，日日夜夜，人山人海，火光冲天，群情振奋，大有不炼出钢铁誓不罢休的劲头。炼了一段时间后，大伙等着出炉，结果出来的既不是钢水，也不是铁水，冷却之后是一些烧黑了的大石头和凝结在一起的硫磺渣。经总结教训后又加大火力，延长时间再炼，出炉后依然如此。若干年之后，这群土法上马的“小高炉”仍废弃于两水沟的乱坟岗之上，一直没人去管。它成了大跃进时大办钢铁的历史见证。对全民大办钢铁如何认识呢？这本是学者专家的事；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而言，这种行为是愚昧无知，是好心办坏事，是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行为——用时髦的话来说是违背了科学发展观。而放卫星则不然，它是带有欺骗性质的行为，是涉及到人的政治品德的行为。一亩地由亩产千斤到三千斤，五千斤，甚至上万斤，据说最高达到20万斤。为了粮食高产，基层干部也确实下了一番功夫。比如深翻土地，照说是应该的，但翻得太深了，把底层的黄土都翻出来了，哪里还有肥力。在这些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和活动中，两水沟从没落后过。曹新发更是紧跟不掉队。一次，县里区里要来检查水稻估产和粮食储存，曹新发连夜组织了两批社员搞突击。一批把已成熟的稻谷拔起来由几块田拼成一块，长得密密麻麻，压几床被子都压不倒；还有一批把空了的仓库堆上柴草，柴草上用油布一盖，上面用粮食一堆。检查之后，两水沟成了县里区里好典型。这期间，原任大队书记因思想跟不上形式而被撤换，曹新发因表现积极而升任书记。由此，一个由曹新发在两水沟执政的时代开始了。
经过运动的洗礼
曹新发一生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运动，也就是这些运动给他带来了好处。他由一个两水沟没人瞧得起的穷光蛋，变成人人既尊敬又畏惧的当权派，靠的就是运动。真正使他受到冲击的运动是“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四清”运动有“小四清”和“大四清”之分。“小四清”发生在1963年。这次运动的对象是反攻倒算的不法四类分子和有经济问题的基层干部，绝大多数农村干部并未受到冲击。“大四清”就不同了。“大四清”自1965年开始至1966年结束。湖北的“四清”运动试点在随县大洪山，由省长张体学亲自抓。据说，他当年路过随县县委时说：这个牌子正面是共产党的招牌，背面是国民党的招牌。两水沟的“四清”就是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开始的。工作队一进村，所有的当权派一律靠边站，大队、生产队由“四清”工作队通过贫协主席和贫协组长来管理。随后，开始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揭发走资派的罪行。当时的口号是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有气的出气。运动来势之猛，是经历了无数运动的曹新发所始料不及的。他只好依他自己的经验来静观其变。
根据工作队所调查的材料，曹新发有五大罪状：其一，解放前有一条人命；其二，私藏枪支；其三，与妇女队长等人有不正当两性关系；其四，盖了明三暗五几大间瓦房占了队里的便宜，有“四不清”行为；其五，一贯恶霸作风，捆绑吊打群众。这几条罪状一公布，两水街上群情振奋，批斗会上群众争相发言批判。平时巴结他的一些人，此时反目为仇，比别人斗得更厉害。曹新发呢，这时只有低头认罪的份。他的老婆，这个平时被尊为两水沟的第一夫人，像打了霜的茹子——蔫了。本来，街上人对她的评价并不算太坏，但农村人见识短，总认为，冬瓜长毛，黄瓜有刺，男人有权，女人有势。曹新发有权有势时，她当老婆的耍点儿威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实际上，她也是受压迫者，她受了曹新发旧观念的压迫有十几年了，这是全街人所共知的事。得知这个情况后，工作队便动员曹新发的老婆上台揭发了丈夫迫害她的罪行。原来，他老婆因病没有生育能力，这件事成了曹新发一大心病，每当喝醉了时候，每当心情不愉快的时候，打老婆便成了他的一大嗜好。有时半夜三更打，边打边骂：“老子养个鸡子还下蛋，你一个大女人家咋就生不出个娃子？”对于曹新发的种种罪行，街上人议论纷纷，多数人认为他算彻底完蛋了，大队书记是干不成了。工作队的态度是依据毛主席对“四清”运动的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一切问题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究竟怎么处理呢？用老百姓的话说，斗来斗去，书记还是书记，队长还是队长，社员仍然是社员；再来了运动，只有傻瓜才去当积极分子。
其实，对曹新发的几大罪状，工作队是向群众作了交待的。关于人命的问题，打死的是土匪，是为民除害；他藏枪，藏的是国民党的枪，解放后交给了共产党；盖房子是占了队里的一些砖瓦，适当时候退赔出来。至于男女作风，打骂群众之类的问题，这是农村干部的通病，今后注意改正就行了。说实在的，不仅仅是对曹新发，对许许多多个当权派的斗争，也大同小异，差不多都不得不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发动群众，深揭狠批；上纲上线，引向深入；解放干部，促进生产。这种周而复始的折腾，的确是中国农民的一大悲哀。
“四清”运动结束不久，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先是城里搞，随后就蔓延到农村，两水沟这个乡村小镇也未能幸免。接受过去丢权的教训，曹新发这次死死地把权抓在手中，而造反派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夺权。于是便演绎出两水沟夺权与反夺权斗争的几则故事来。
故事之一：保卫红色大印
大旗不倒的前提是红色大印不能丢，丢了印就丢了权，丢了权就倒了旗。这个道理，曹新发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因此，运动一开始，他就十分注意保护生产大队的大印。大印共两枚，一枚是大队的行政章子，一枚是党支部章子。随着运动深入，各地都踢开党委闹革命，党支部也就大权旁落，形同虚设了，行政权力显得尤为重要。以治保主任付家友为司令的两水地区造反派组织一直把夺权视为造反的最终目的。他组织召开了斗争当权派曹新发的批斗会之后，便以破“四旧”为名，将大队部搜查一番，没有找到象征两水街权力的两枚章子。其实，曹新发早就先他一步将章子藏了起来。后来又抄了走资派的家，依然没找到章子。正在这时，上海夺权的红色风暴传遍全国，新的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付家友认为时机已来，便忙着组织班子，到公安派出所要求刻章子。谁知，造反组织的章子好刻，革委会的章子不好刻，要县里批准才能刻。付家友一伙到县里去跑批文，答复是旧章不上交，新章子不准刻。他们跑来跑去，没算计过曹新发。曹新发轻而易举以旧章子换来批文，再以批文换来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大印。这枚大印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始终掌握在大队书记曹新发手中。
故事之二：与串连造反的学生判谈判谈
以造反司令付家友为首的造反派一伙，眼见两水沟大权无法夺到手，便又生出伎俩。那时正赶上大串联，许多学生都到省城，到北京，到外地大城市串联。他们听说，北京的学生南下武汉把省委的大院都围了，搞绝食斗争，抬着游行，要揪出湖北一小撮。这是打倒曹新发的好机会。他们在一起合计之后，便由付家友写信与他在襄樊读书的侄女联系，请她约一伙学生南下，路过两水时，借助革命小将的力量，揪出两水沟的一小撮。大串联时，全国各地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接待徒步串联的红卫兵，提供吃住饮水等方便。这些接待站设在公社以上单位，两水沟太小，没有设立接待站。但是因斗争的需要，付家友的侄女付卫青还是领了几十名红卫兵小将来到两水沟造反。十几名女红卫兵，腰缠皮带，斜挂军用挂包，身着洗得发白、泛绿的军衣和仿军衣，右臂上戴红卫兵袖章，胸前戴毛主席像章，脚穿军鞋，头发全扎的是那时时兴的小羊角辫 ，走在最前面的打着战斗队红旗，真正有些飒爽英姿的风采。20多名男红卫兵虽然没有女红卫兵那么整齐、耀眼，但大多也是身着军装或仿军装，仍不失革命小将的派头。这在还未见过大世面的两水沟乡亲们的眼里，不失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几乎把全街都轰动了。来到两水沟串联的几十名学生，像是一个教学班的建制。他们目标很明确，就是来点火烧火的，要把死气沉沉的两水沟的文化大革命的火焰燃起来，斗倒斗臭走资派曹新发。在小公社革委会作了简单交涉之后，由两水大队造反司令付家友陪同，直奔大队部。几十名红卫兵和看热闹的群众，黑压压一片，几乎把大队部围得水泄不通。付家友临时找了个卖肉的案子，搭起了讲台，由付卫青登台演讲，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向走资派开火。她讲得正起劲时，人群中冲进一个长满络腮胡子的大高个来。他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掀案子：“要卖肉到别处去卖（含羞辱之意）。这是老子卖肉的地方！像你们这样瞎球闹，让老百姓喝西北风去。”此人姓邱，人们称他邱大个子。他说的这番话代表了两水沟父老乡亲的基本意愿，他们虽然对曹新发的做法有些看法，但对付家友一伙整天游手好闲，捆绑打骂社员的行为更为不满。这时，他借口付卫青站了他的肉案，要撵她下台，以代表社员们发泄内心的不满。付家友知道邱大个子是人老三代贫农，根红苗正，造反派奈何不了他。在付家友的劝说下，邱大个子扛回了他的肉案子，红卫兵同意与曹新发等人到大队部谈判。曹新发说：“判谈判谈是可以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嘛！你们选几个代表，到大队部里面判谈。”付卫青纠正说：“是谈判，不是判谈。”曹新发说：“还不是球一回事，我就要说判谈。”红卫兵小将们在同战友付家友协商后向曹新发等大队领导提了三个条件：一，热烈欢迎、热情招待红卫兵；二，组织农民进城造反；三，交出大印并吸收付家友进大队领导班子。对这三个条件，曹新发等人的答复是前两条可以接受，毛主席的红卫兵吗我们农民能不欢迎？当天杀了一头猪热情款待。并腾出几间房子，铺上稻草，筹来被子，做好安置。第三条不行，曹新发说，付家友本身就是治保主任，治保主任就是大队干部，谁又没撤他的职，再大的问题等运动后期解决。谈判争来争去，最后双方妥协，同意筹划第二天进城造反的事情。
故事之三：县城造反奇遇
到县城去造反，正合了曹新发和两水父老乡亲的心意。原来，两水沟在1956年以前归城关镇管辖，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划归厉山镇管辖；归城关管时供应条件、小孩上学、就业等方面都比厉山优越。现在搞文化革命时兴造反了，何不把这行政区划也造过来，为老百姓做点好事。正巧襄樊的红卫兵来了，借助革命小将的力量去县委造他一次反。
次日清早，两水沟的农民，由曹新发领着吃饱喝足之后，带上干粮，跟着襄樊的红卫兵进城去造反。按大队规定，每家出一个劳力，造一天反，由生产队补助一天半的工分，干粮和开水由大队统一供给。这对于很少有机会进城的农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既逛了城，又多拿工分，还白吃白喝，何乐不为呢？殊不知，工分虽是社员的命根，但它并不等同于现金，工分开得多，只能降了工分的分值，羊毛出在羊身上。只顾眼前利益的农民，并不是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的。
等进了城一看，曹新发发现，他带的两水沟的队伍乱七八糟，狼狈不堪，同当年国民党85师的败兵没多大区别。他再把襄樊红卫兵小将的队伍瞅瞅，相差太远了。小将们个个佩戴红袖章和毛主席像章，他和他的农民兄弟只有几个人带有毛主席像章。红袖章一时无法做，毛主席像章城里应当好买。于是，为了增强造反的威力，他们没有先去县委，而是来到新华书店购买毛主席像章。他和几个大队干部进去转了一圈，农民们出于好奇也跟了进去，把一个当时并不宽敞的书店门面挤得满满的。曹新发指着一枚较大的像章向售货员发问：“这东西多少钱一个？”货售员一听，眼睛发了直，那神情像是遇到了疯子一样。售货员追问道：“你说什么？”曹新发不耐烦地回答说：“我是问这东西多少钱一个，我们要买！”售货员勃然大怒，一跃登上柜台高声喊道：“革命的同志们，现在这里出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这个人说毛主席像章是东西，真是反动透顶！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以一个革命派的名义提议由他向伟大领袖请罪。”革命派售货员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全店售货员和广大顾客包括两水乡民们的同意。于是曹新发也被推上柜台，向伟大领袖三鞠躬后跟着售货员念：“毛主席呀毛主席，我现在向您老人家请罪！我因为文化低，错误地把您老人家的像说成是东西，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念完之后，售货员包了一包曹新发所要的一百枚像章。曹新发拿起就走。售货员又喊道：“同志，你买东西为什么不给钱！”曹新发反问道：“你说什么？”售货员说：“你没听见吗？你为什么买东西不给钱？”于是，曹新发报复的机会来了，他像售货员一样一跃登上柜台喊道：“革命的同志们，我不该说领袖像章是东西，我已向老人家请过罪。但是，这位售货员明知故犯，实属罪该万死！大家说怎么办？”书店里的人一致高喊：“请罪！”在众人的吼声下，那位售货员也被推上柜台，由曹新发领着重新请了一番罪。
出了书店门，每个农民兄弟领了一枚像章，戴上之后显得精神多了。他们同来自襄樊的红卫兵小将一起来到县委大门静坐造反。接待他们的是原县委办公室秘书。秘书很和气，他告诉小将和农民们：“现在革命委员会还没成立，几个勤务员都下了乡，不在家。等成立后我一定汇报。这要求改由城关镇管的事不是件小事，要等到运动后期才能解决。”红卫兵小将们一听县委的同志说得在理，便打着红旗高唱造反有理的歌曲到接待站去，准备继续他们的南下省城之行。我的两水沟的老乡们喝着秘书提供的开水，啃着带来的馍馍，吃饱喝足之后便打道回府，继续他们年复一年的劳作。划归城关镇管是十几年之后撤县建市的事了。随州建市之后，为扩大市区范围，将两水沟划归北郊，我的家乡便成了市区了。有何好处，说不清楚。
独战“五毒”
在《潘老七外传》那篇短文中，我写了曹新发与潘老七的一番惊心动魄的较量。潘老七与曹新发同是三队人。那时两水大队共四个生产队，有三个街上队，一个乡下队，三队是街南头的街上队。这个队的狠人要数潘老七，治服了潘老七三队就安宁了。但是狠人和刺头最多的并不在三队，而是街中间的二队。二队最狠的狠人要数“五毒”，也就是五个刺头。“五毒”即五个狠人的混名。他们依次而排列的是：“土发带”汪秋永、“飞蜈蚣”付家友、“野鸡像”周先知、“一扫光”袁德先、“草不生”莫国安。这五个混名是二队的社员依据他们各自的作为和特性以及混名的毒性而起的。在这里有必要给读者作一介绍。“土发带”是一种毒蛇，学名叫腹蛇，因这种蛇的颜色像土，老百姓把它称作“土发带”。“土发带”的毒性很大，数量也很多，因而被两水沟二队的社员称作五毒之首。他们说，“遇到‘土发带’，人往棺材里带”。“飞蜈蚣”是一种毒虫，比一般的蜈蚣毒性要大，人如果被咬了得不到及时治疗，就会性命难保。“野鸡像”即头部像野鸡一样的蛇，有剧毒。我家乡的老百姓说：碰上“野鸡像”，白天咬，晚上葬。它的毒性极大，因在当地数量不多，因而没列为五毒之首。“一扫光”和“草不生”是两种农药，“一扫光”是“1605”和“1059”的统称；“草不生”是除草灭的别名。“一扫光”在农药中的毒性是非常大的，给庄稼打农药一般在夏季，如果不戴口罩农药气味闻久了是会中毒的。寻短见的人只要喝一口“一扫光”，立马就会死亡。农村有些人喝“滴滴畏”寻死，多数并没有死，或许他们根本不想死，只是以死吓人而已。因为喝了“滴滴畏”，只要一灌肠就好了。
大队书记曹新发是三队人，他为什么突然想起要治服二队的“五毒”呢？原因是二队的干部反映“五毒”把生产队搅乱了，队委会无法领导社员学大寨；社员们也反映“五毒”搞得老百姓不安宁。加之曹新发也想借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在两水沟的地位。因而，在他的主持下，大队党支部通过了一项决议：曹新发到二队驻点，打开二队学大寨的局面。一场由曹新发独战“五毒”的序幕就此拉开了。
擒贼先擒王，打蛇先打头的道理，曹新发是懂得的。一进驻二队，他决定先拿“土发带”汪秋永开刀。汪秋永其实是个普通农民，家庭富裕中农成份。队上人说他有三大：脾气大、力气大、饭量大。他的脾气暴得很，活像个火药桶，一点就燃。力气大，说不上几句就动手打人，队里干部拿他没办法。一次，他给自留地种的菜浇水上肥，把别人的菜地踩了。人家不指名地骂了几句，他当场用铁锹把别人的菜铲了个精光。这家人告到生产队，队干部知道“土发带”不是好惹的，装做不晓得这件事。当然，“土发带”也有他的长处。比如他打抱不平，爱管不平事。问题是只要他一插手，就管过了头，往往是拳脚相见。再比如，他力气大，干活是把好手。 “土发带”能挑200多斤的担子，一年挑断几根扁担，他干脆换了个杠子当扁担用。曹新发来到二队时，正赶上二队整改大寨田。所谓整改，就是把田地的坟头、土堆统统平掉，把土挑到低洼和土坑里，平成能种水稻的田地。这叫做旱改水，以增加产量。曹新发到二队时带了一双大箩筐和一根杠子扁担，很显然，他是冲着“土发带”来的。一场力量的较量开始了。挑土平整的活路既单调又累人，是按距离远近和土方多少来计量的。他二人你一担我一担，标住劲往前挑；你装得满满的，我也堆得尖尖的。一个星期干下来，“土发带”有些吃不消了，他双肩红肿，尤其是颈脖子那块肉又青又紫。此时，二队的社员议论起来了。有的说两人暗较劲又没签协议，何苦呢？有的说，书记干活不计分是为大伙，“土发带”干的多，得的多，是为他自己。这些议论很自然地传到他二人的耳朵里，曹新发听了只是笑笑，照样每天平整不止；而汪秋永却暗暗准备收场了。在干活休息时，曹新发主动挑战，要同“土发带”比摔跤。“土发带”虽然身高力大，但同既在国民党时期的乡自卫队干过几年，又在大队民兵连练过武的曹新发比，却是差了一截。几跤摔下来，平日的威风就扫下许多。不仅如此，曹新发还注重从政治上挤压他。过去只开群众会，很少单独开贫下中农会。这使得汪秋永既忘了自己是富裕中农的身份，又有发言的机会。曹新发来二队抓点后，一次群众会也不开，只开贫下中农会。不仅如此，他还在大会小会上讲，要划清阶级阵线，要依靠贫下中农，中农和富裕中农只是团结对象，团结什么呢？只能团结好的一面，对不好的一面要打击。经曹新发这么一搞，“土发带”汪秋永在二队被彻底孤立了，也被整服了气。这时的“土发带”主动找到曹书记认错，找到队干部认错，表示了诚恳的悔改之意。见“土发带”服了气，曹新发立马召开群众大会，大讲团结的重要性，还间接性地表扬了他战天斗地学大寨的劳动精神，使政治上一度被孤立了的汪秋永十分感动。这一打一拉的做法，使居于五毒之首的“土发带”很快败下阵来。
按既定方案，曹新发的下一个目标便是“飞蜈蚣”付家友。对付付家友，曹新发胸有成竹，胜券在握。他死死揪住付家友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放，在全生产队、全大队以至于全公社把他搞臭。付家友在文化革命中的主要问题是搞武斗、捆绑吊打群众、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文化革命结束后，直至目前仍煽风点火，伙同造反派的残渣余孽同大队、小队干部对着干。针对付家友的历史问题和现实表现，曹新发一方面组织召开批斗会，让群众认识他的反动面目；另一方面，找了几个有文化的青年组成专案组，取证、写材料，上报公社，撤了他治保主任的职。这么一来，没费多大气力，猖狂一时的付家友便彻底败下阵来。
“野鸡像”周先知是个什么人物呢？要弄清他，还需要从他的历史和特征说起。二队社员给周先知起了一个“野鸡像”的混名，除了他本身狠毒之外，还点出了他贪色成性，像个野鸡。解放前的周先知，是个拉板车搞运输的，家境状况一般，他原来挣了些钱，但都用在赌和嫖上了。听大人们说，有一年他拉棉花到汉口去卖，赚了不少钱，就约了几个人到花楼街嫖妓女。钱交过之后，妓女见他翻着一只眼，很恶心，便有意不让他得手。妓女是个老手，还没等周先知上身就几摆几弄把急不可耐的周先知弄得射了精。精液射在妓女的裤子上了，妓女破口大骂：“个巴妈养的，没得本事，赔裤子呀！”周先知没嫖成还被臭骂一顿，感到十分窝囊。他把这事说给同来的伙伴听，回来后，这个笑话就在两水沟传开了。本来是年轻时的荒唐事，大人们恨他的“老二”不主贵，就讲给孩子听。孩子们同他儿子打架时便如此来对骂：“个巴妈养的，没得本事，赔裤子呀！”这句话成了周先知儿子的软把子。1968年在谷城修焦枝铁路时，周先知见房东的媳妇长得漂亮，就三番五次地去挑逗。那女人爱面子，怕声张出去丢人。周先知见有机可乘，便加大了调戏的力度，明目张胆地动手动脚起来，有一次他甚至要强行亲那女人的嘴。这下把女人惹恼了，便喊叫起来。女人的丈夫抄起扁担就撵，周先知拔腿就跑。村里人越追人越多，眼看追上公路，快追上了，正巧有一台拖拉机打这儿路过，周先知喊了一声爬上了拖拉机。他一边擦汗一边向追赶的人群挥手致意。他的这则桃色新闻很快从铁路建设工地上传到了两水沟。他自己也承认他的这个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一见到有些姿色的女人就走不动，就想那事。有一段时间，他帮忙缫丝厂转运蚕茧，有时候遇上女工上班下班，一群群一阵阵的，尽是些年轻漂亮的青年女子。这场面使得周先知看花了眼。正巧套在前面的驴子被迎面过来的一群女工惊得直往路边躲，周先知一扬鞭抽去，大声骂道：“驴狗日的，老子看花了眼，你也看花了眼。”女工们听不懂拉板车的说的什么意思，只觉得好玩，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此时的周先知开心极了，内心涌动出一阵阵说不出的愉悦感。一起拉板车的老乡叽笑他只会过干瘾。他不无得意地回答道：“过干瘾总比渴了瘾要好，不用掏钱。”
周先知的好色行为在两水沟是乡人尽知，这种事在农村算不上大坏；但他平时爱同街上的鸡鸣狗盗之徒纠合在一起，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搅得四邻不安。因此，二队的社员将他也列入五毒之列。对付“野鸡像”周先知，曹新发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这里有个缘由。曹新发当年救的那个刘家二姑娘，因坏名声出去了，加之丧失生育功能，终身未嫁。“野鸡像”虽然长得丑，但搞运输能捞外快，二人眉来眼去便勾搭成奸。这个隐情曹新发自然掌握得清清楚楚。而且他还知道“野鸡像”十分惧怕刘氏。曹新发通过刘氏向“野鸡像”转告了他的三点指示：1、不准再干偷鸡摸狗、危害乡邻的事；2、不准对妇女说脏话丑话，干调戏妇女的事；3、所欠的生产队的副业款如数上交，今后不准拖欠。对于刘氏来说，曹新发不仅是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而且是她的救命恩人，虽然她被十几个国民党85师的败兵糟蹋了，但曹新发毕竟把她的命保住了。几十年来她一直想报答而没有机会，这一次她竭尽全力落实了恩人加书记的三点指示。当时，二队的社员们好生奇怪，“野鸡像”一下子变了个人，连欠了队里几年的副业款也主动上交了。曹新发真有能耐，简直是不怒自威。个中秘密，乡人们一直未能猜透。
解决“一扫光”袁德先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袁德先长期担任二队的会计兼记工员，执掌生产队的财经大权。他账目不清，假公济私，克扣社员的工分和口粮。二队的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却敢怒不敢言，当面还要陪个笑脸，否则，他报复起人来是不择手段的。他仗着手中权力，长期借支公款，一年又一年用新条换旧条，累计数千元之多。他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我不爱吃农活饭，爱吃运动饭，农活饭太累，运动饭轻松；还有一句是我不爱姨爹，只爱姨妈（一抹），运动一来，随便找个借口就把欠款一笔抹了。十几年来，袁德先借口家大口阔，先后抹了几笔欠款。社员背后骂他是个“绝户头”，把坏事都做绝了。此外，说他是“绝户头”，是说他妻子不生育，膝下无子。尽管他过继了一个儿子以续香火，但“绝户头”的称谓仍然得不到根除。因为继子毕竟不是亲子。
曹新发是个秉公执法的人，他绝不会因为同情袁德先是与自己一样的“绝户头”而放过他。曹新发以党支部名义，安排大队会计带着三个小队会计开进二队，对袁德先的会计账和工分账进行清查。清查的结果，袁德先近三年来贪污3000多元，多吃多占公款2000多元，多记多占1000多个工分，折合人民币500多元。这些数目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由于法制观念淡漠，大队党支部仅给了他一个撤销会计和记工员职务的处分。这时的“一扫光”袁德先又开始说话了：“不叫搞算球了，不当会计当社员，你总不能把我的社员开除成社扁吧！”二队的社员们拍手称快，认为除掉“一扫光”这个毒，最能使老百姓得实惠。
二生产队铲除了四毒，最后只剩下一毒了。这就是“草不生”莫国安。其实这一毒是其他四毒背后的黑高参，用二队社员的话来说，是摇鹅毛扇的。单独一个翻不起大波浪。莫国安像个鸦片烟架子，长得精瘦精瘦的，脸上光是皮，没有肉。二队的乡亲们说他是脸上无肉，做事刮毒。他走路低着头，耷拉个脑袋，二队的乡亲们又形容他是“红皮的萝卜，紫皮的蒜，仰脸的婆娘，低头的汉。”说仰头的女人泼辣，好吵架；低头的汉子用心计，会算计人。“草不生”莫国安就是这种人。“草不生”莫国安的歪点子也确实多。队干部几次搞私分就是他背后出点子，通过“一扫光”来办的，把二队的一点家底掏空了。“土发带”几次打人、“野鸡像”与小混混们偷鸡摸狗，背后都有他的影子。现在“四毒”已搬倒，“草不生”也就没有市场了。对曹新发来说，这叫不打自倒。况且他曹新发也不想积怨太深，留着“草不生”这样的人，以后是用得着的。
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曹新发扫除了二队的“五毒”，使二队跟上了全大队学大寨的步伐。时隔30多年了，他的这一壮举，仍在我的家乡两水沟传颂，而且越传越邪呼，各类版本甚多。他文化不多，没看过《三国演义》，也不知道诸葛亮安居平五路的故事。他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来处置复杂、棘手的事情。我相信，直到今天，无论是城市也好，农村也好，一个单位，一个村民小组及至一个自然村，像“五毒”之类的狠头，总是有的，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晚年凄景
进驻二队，独战“五毒”，是曹新发政治生涯的得意之笔，也是他执掌权力的最高峰。打那以后，他开始走下坡路了，随着年纪的增长和身体状况变差，渐渐露出下半截的光景。在他认为是“走麦城”的几件事中，最使他难忘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败在周氏家族。在我们三队，潘老七虽是狠人，但他单门独姓，成不了大气候。曹新发治服他之后，他只有老老实实的份。周姓家族就不同了，他们不仅人多势大，而且有邻近六草屋老屋的周姓家族撑腰，多年来，这一直是曹新发的一块心病。周姓家族的人员，一不违法乱纪，二不寻衅滋事，但总与曹新发暗暗较劲，左右着三队的局势。曹新发也为改变局面想了许多办法，动了不少脑筋，但都没有奏效。尤其是为挑选大队书记接班人的事，更使曹新发伤透了脑筋。他既不愿选周氏后生为接班人，也不愿意大队书记一职选在别的队。他先是在本队选了一个家庭成份好，文化水平高的年轻人进了大队领导班子，准备培养成大队书记来接自己的班。这位陈姓青年负责加工厂、队里豆腐铺、压面房等几家队办企业。一年下来，却因 1000多元掖入私囊而被清查出来并被赶出了领导班子。再后，曹新发又将自己的一个远房侄女嫁给三队另一个大家族——刘姓家族的一名优秀青年为妻，想以此与周姓抗衡。谁知，那姓刘的是个“权力欲”，侄女嫁过去不足半年他逼曹新发交权。正在为接班人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之际，三队与六草屋队发生了抢水事件。正是水稻灌浆的季节，水库因天旱而控制放水。而早放一天与晚放一天，收成大不一样。三队与六草屋队田挨田，地挨地，都急等放水。大热的天，六草屋的壮劳力全体出动，一人一把铁锹，24小时轮流值换守在渠边。眼看着白哗哗的水象银子一样只往六草屋队的田里流，就是流不到三队的田，作为大队书记又是驻队干部的曹新发心里能不着急吗？他也喊了三队的十几户社员到渠上，但狼上虎不动，都惧怕周氏家族的势力。只等到六草屋的田喝饱灌足之后，才轮到三队放水。这时候最佳灌水季节已过。抢水事件之后，曹新发大病一场。而真正导致曹新发下台的却是“反对‘三治’”事件。那是80年代初，虽然“四人帮”已经打倒，但左的一套的路线依然还在。县里提出大搞“三治”：治山、治水、治田。治到人多地少的两水沟，就是要毁掉大河沙滩上的一片树林，把它改成一片良田。而那片林子1958年大办钢铁已毁掉过一次。自1962年以来，两水沟乡民经过连续多年的经营，终于又在沙滩上种成了连片树林。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0年的树林是个什么样子，可想而知。“三治”的指示一下来，曹新发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管理区派人来做工作，他把派来的人撵走了；公社派人来传达公社党委的指示，他躲着不见。后来，公社派了个工作组传达了免除曹新发大队书记职务的决定，并由工作组直接领导大搞“三治”。林子在劫难逃，最终还是给毁了。工作组临走时，宣布了新任的周姓支部书记。这是曹新发最不愿看到的结局。权力交给了与他明争暗斗了几十年的周氏家族的后代。为了体现党的干部政策，公社党委将曹新发由免职改为退休，享受每月100多元的大队干部补助，依靠他的养子安享晚年。在两水沟奋斗了一生的曹新发此时已是疾病缠身，遭受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由于过度劳累，两条腿的静脉曲张很厉害，暴出的青筋一条条小毒蛇一样缠在腿上，疼痛起来连路都走不成。由于年轻时过度饮酒，胃也喝坏了，经常犯胃疼。过去挺直的身板也驼了下来。随着时光的推移，田也分了，地也分了；队办企业全垮了；乡民们一个个忙着挣钱发财，变得冷漠了。毁了林子的那片沙滩地也没有变成良田，有的被挖成堰塘养鱼，有的至今仍荒在那里。我曾在《候仨人小人小事》中提到大队书记盖的明三暗五的高大住宅与对面候仨人的观音合掌棚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候仨人早死去，他的观音棚子连同左右的房子和公共厕所被一周姓暴发户买下盖了一幢4层的新住宅楼。而这幢楼又把曹新发的70年代的房子反衬得矮小而又矮小的了。每当走进家里，曹新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好在老伴去世之后，养子待他很好。父子经过商量后，将住宅卖掉，在公路边也盖了一幢两层的小楼。眼不见心为净，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曹新发从两水沟街上走一趟，从街南头到街北头，让座、递烟、巴结讨好、说奉承话的不计其数；现在不一样了，很少有人理他。开始他很感到失落，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他过去斗过的候仨人、吴烟筒、潘老七等人已经过世；他整过的“五毒”也死了三毒，只有“草不生”莫国安还偶尔同他下下棋。有时也与当年自卫队、民兵连的还健在的老战友们喝点小酒，划划大旗不倒的拳来凑乐。实在闲得无聊的时候，他就来到那被毁了两次的树林边，转转，看看，心中一片惆怅；来到那片烂坟岗和历经风雨、破残不堪的“小高炉”面前，心中更是充满了莫名的惶恐。当他来到两水小学，望见高高的旗杆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时，他心中仿佛有一团燃烧的烈火，他真想大声喊叫：大旗不倒，大旗不能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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