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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起当年他在华师上学时结识有不少高校学者和文艺界名人，便建议他在这些重量级人物中选一人担纲。然而光忠却有他的考虑。他说他虽然十分喜爱文学，但终归只是一种业余兴趣，既不想弄名份，也不想造影响。“你是知道我的，我这人就是好这一口，但毕竟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犯不着作古正经惊扰名家。”他要我写序的原因很简单，这就是我对他很了解。的确，在这个不大的城市的文艺圈里，要论及光忠先生对文学的兴趣和孜孜以求的追随、论及他对文学圈朋友的仗义和抬爱，我算得上是最了解的他的人之一。

　　在我所结识的文友中，光忠在学习上最是勤奋。当年我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插班生，他正在华师大中文系学习，他托了我一件事，那就是只要武大有讲座，一定要通知他去听。于是只要武大有讲座，我就忙忙地跑去喊他，不仅是关于文学的，什么美学、心理学、中国古典哲学、西方哲学、科学哲学……但凡认为能够听的，都将他喊来。除了武大和华师大他场场必到之外，武师、中南民院、省作协、省文联举办的一些讲座他只要知道也都要赶过去听。在改革开放初期，武汉高校圈思想十分活跃，学术争鸣也很热烈，大学里的学术讲座很频繁，光忠就像一只辛劳的蜜蜂，如痴如醉地在各个大学之间奔来跑去，我说，机关干部们上学不过就是想补个大学文凭，你又不搞专业，何必这样辛苦？他说：“我在高中和襄阳师范读书时文学都是我最喜欢的课，没能直接考进大学中文系是我一生的遗憾，现在好容易有了这个补课机会，这里高校林立，学者成群，今生今世怕再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光忠不仅勤奋，而且涉猎广泛，比及我们这些以写文章为业的人，他的知识面要宽得多。政治、哲学，历史无不精通，不过最爱还是文学，且以古典文学功底坚实最为人称道。无论谈及先秦诸子还是唐宋诗文，许多代表性的名篇皆烂熟于心，无论是《岳阳楼记》这样的长文还是《长恨歌》这样的长诗，甚至连照着书本读都感到有些艰涩的《离骚》，他皆能流利背诵，从不曾漏下一字半句。凡有光忠参加的酒会，请他背诵诗文便常常是最助酒兴的娱乐节目。文友们对他的超人记忆嫉妒不过，常想“将”他一把，冷不丁地点出一首生僻的诗文令他当场背诵，但光忠总是从容应对。我们常常感叹，今天的世俗商业社会里，在文学被挤到社会边缘地步的情势下，只有光忠参加的酒会还能令我们多少感受到一点“模宋规唐”的文趣。

　　在与光忠交往二十多年的印象里，我感到光忠对文学是一种发自心灵的真爱。曾几何时，当文学一度成为高雅的象征时，许多人爱与文学人交朋友，甚至也煞有介事地研究写诗作文章，但大都是像赶时髦的女人一样，“街上流行红裙子”便也去买上一件穿上。流行色一过便扔进了旧衣堆。这种文场里的附庸风雅者其实往往比小市民更加势利，当文学人不再让受人尊敬，社会价值趋向做官和经商时，他们便急忙挤进官场，或者说他们当初用文学包装自己目的就是为了做官。这类人一旦借文学或艺术作进身之阶挤入官场，其嘴脸便变得十分的可憎。他们比正经的职业官员官气要足得多，清贫时对文友们“苟富贵，无相忘”的相许早抛到了脑后，当初的“白衣卿相”一旦为官，便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巩固级别和地位的官场周旋之中，那曾经信誓旦旦的声言当了官要如何殚精竭虑发展文艺事业、如何关心文友的话语便都成了述职时装点门面的官话与套话，相反地倒处处有意与他熟识的文友拉开距离，以显示其身价的“尊贵”。有位与我年轻时甚为要好的文友——按严格的类别也许不该将其划到文人圈子里来，与我交好时该同志不过是个经常给《襄阳报》投稿的农民通讯员，而后路线曲折地做了个分管宣传的小官，便开始处处装腔作势，处处以强人和能人形象示人，与文友说起话来也官气十足，变得让很多朋友不敢相认，甚至连自己的恩师病逝也借口公务不肯去送葬，真实的原因主要是恩师的职级在其之下，并且“从七品”的官身也不便出现在送葬的芸芸众生之中。更有那在文友的推举下做了小官的文化人，一坐上位便忘了文友们选他的初衷，言行举止处处摹仿“七品”的架势，连走路的姿势都变得机械起来，那做派很容易让人想起街头猴戏班里戴上乌纱的戏猴。

　　他的职业虽是从政，然而掌握过的权力实在微不足道，但他却能以一种“大庇天下寒士”的情怀，尽其所能的——有时甚至是勉为其难地去呵护那些处在社会弱势地位的文朋诗友。记得1985年我刚从宜城调到襄樊时，被人“安置”在既潮湿又阴暗、甚至连墙壁都没有封严的楼道里。那时光忠先生在地市刚合并后的市委宣传部里供职，也只是一名官小位卑的科长。他知道我是市委作为引进人才调过来的，为我的境况感到十分的激愤。当时与我并无深交的他，不仅尽力地宽慰我，还尽他所能地提供一些帮助。当得知我的妻子和女儿来看我没有住处时，就专程赶过来找他在教育招待所当所长的胞弟徐光海，让光海在招待所为我们一家安排了一间房子，交待说：“他要住多久就住多久，饭就在你这里吃，钱是不能收的，因为他刚过来还很困难。”大概感觉到我在文联受到了冷遇，便出面为我打场子。他让夫人李华清大姐在自己家里做了一大桌菜，把这座不大的城市里文学圈内的稍有些头脸的人物都请了来，一间小小的客厅便挤得满满的。光忠斟了满满一大杯酒环顾四座，摹仿了江湖人的口气说道：“今天纯粹是文友间的聚会，在座的都是令我尊敬的朋友和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他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作家王伟举，是经过市委研究，作为人才调过来的。他从县城刚到市里，人地两生，希望大家多加关照。这是我的兄弟，今后谁要欺负他就是欺负我徐某人！我拜托大家——”说着一仰脖子喝了下去，在场的所有人都争着表态式的纷纷把酒一饮而尽。

　　后来作家李叔德先生也作为引进人才从荆州调了回来，李先生虽是襄樊本地人，但自幼跟叔叔在外读书，此次荣归故里后，他列出了一个反映襄樊历史变迁的长篇报告文学写作计划，但少小离家老大回，对整个城市十分的陌生，采访很是困难。光忠先生那时刚从华师毕业回来等待安排工作，便主动担当起帮李作家联系采访的任务，他慷慨地将自己积累多年的一批珍贵资料送给了李先生。热心快肠地把自己认识的朋友和熟人都介绍给李作家，并四处托人约请市委领导接受访问，忙得不亦乐乎。光忠工作几十年认识很多人，但交往最深的还是文学人。在他被派往枣阳担任副市长和宣传部长期间，交往最深的竟然也是当地的作家王琦，后来到市文化局做“一把手”，他最重视的仍是从事创作的人才。他最重视的是创作，最关心的是文化系统的专家们，著名表演艺术家兼编剧雷剑朝、剧作家刘建华、李永光、王瑞国、肖道德、作曲家李大庆、武保健、苏英杰，表演艺术家郝桂萍、校毅之、余克坚等都与他成了真诚的朋友，在他调走时全都依依不舍。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光忠有一天竟然会来文联当领导。所有干部都知道文联是一个既穷又空的单位，就在文联最困难的时候，组织上派光忠来充任主席兼党组书记。我们都埋怨他说，“听说没有人愿来文联当头，你咋这么好说话？”光忠说：“我咋不知道文联穷？我是冲着文学来的，在文联工作可以和你们朝夕相处，早晚就教，理顺手了还可以在你们指点下写些东西呀。”原来的朋友一下成了直接的上下级，这让我和一些文友感到很不好处。但光忠很快以他的智慧解除了我们的忧虑。他一来就给我们几个与他熟悉的朋友打招呼，说“文联是个很穷很乱的单位，要想搞好工作，只有委屈你们几个朋友多干事，少回报，这才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光忠在机关的第一次干部会就讲他的“团结出人才，团结出作品”的“五湖四海”思想，称所有艺术门类的专家都是他的老师和朋友。他这种对所有艺术门类平等看待，对所有作家艺术家一视同仁的思想赢得了人心，就连个别习惯了行帮和圈子的人也不得不收敛起来。除了以待人公正赢得人心外，他的清廉作风也给文友们留下了永远的口碑。外边的行政干部不愿来文联当领导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就是因为穷，除支付干部工资外很少有余钱剩米，捉襟见肘的财经让领导没有起码的交际经费，在待客上便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然而光忠却以他的智慧和大气让这些尴尬轻松化解，他对所有向他表示问候的朋友们坦陈文联财经的困难，说“欢迎你们来看我，但你们来了都得掏钱请我，我只出人——请出我的专家朋友们陪你！”并自我解嘲地说：“这就是我创造的文联接待新模式，这叫来客吃客。”

　　他敢于这样说的前提是平素性情豪放，待人热情诚恳，但凡来看他的都是朋友，都比他工作的单位有钱，他们深深理解光忠的难处，每每来文联看他都是事先联系好了酒店，然后才来接他。而每逢有客来，光忠先问清客人几位，然后便沙场点兵一样喊上我们这些创作编辑人员，吃大户一般随了去。席间或由他背诵诗文，或由我们拍着手掌、敲打着碗碟唱歌讲段子，十分的热闹。这种气氛让客人和主人都十分的愉悦，无论其来自官场或商场，都会为光忠的率真和文联的和谐所感动，不由也忘了客人的矜持，自发地加入进来即兴表演，最后乐得所有人尽兴一醉。当时文化人中间还在流行贾平凹“九等人搞宣传，偶尔也能解解馋”的打油诗，所以大家便都与光忠这位坚持“有福同享”的主席逐渐亲近起来。

　　不过来客吃客也有不灵的时候，那是他在省委上党校期间。与他同去的各位学员都是各局各县一言九鼎的“一把手”，手中既有钱又有权，纷纷争着做东以各种名目请同学们去酒楼聚会。光忠在市委机关资历老且人缘好，大家每次都忘不了喊他同去。殊不知此事让光忠十分作难，如若不去似抹了朋友们的面子，但他深谙“人家堂里好坐席”的潜规则，寻思总有一天要轮到自己做东，因此每次聚会都带了很沉的负担。看看三月学期将满，他表面强作欢颜，心事却愈来愈重。终于有一天我到武汉组稿顺便去看他，他不经意间道出了心事：“我是文联一把手，要说掏二三千块钱回请一次也没有人说我，可文联经费那么窘迫我这样作于心何忍？”

　　面对主席的心事，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于是帮他想出一个点子，“怎么不去省政府找樵声同志？他是省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为你安排几桌不是个啥事儿。”我所以献此计策，是因为孙樵声同志是文学界前辈，也是光忠的老上级，从政后没有丝毫的官气，仍始终保持着对文学人的感情，无论在省市工作都热情帮助处于困境中的文友，因而被我们襄樊文学界视为共同的朋友。我见光忠仍在犹豫，当即打通了孙秘书长的电话，婉转地说了让他安排一场的意思，樵声同志一听光忠在省委党校，果然十分热情，责问说“他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看他要什么标准。”后来得知孙秘书长为光忠在湖北饭店安排好了一切，让他将所有的学员都请了去，既没花文联一分钱又让光忠十分风光地挽回了面子。

　　光忠以这样的品质和胸怀当了三年文联党组书记和主席，使原本“穷而空”的文联充满生机与活力，小小的机关荡漾在快乐的氛围里，并以政治家的眼光开展了许多极富创意的活动，如争取到为“十佳文明市民”写作出书等项目，既配合了市委的中心，又通过这种集体创作的形式增强了文艺界的团结和文联自身的凝聚力，并同时使文联从中获得一些收益，从而使文联经济环境有了较大改善，苦苦巴巴积攒，将机关多年的积欠旧账逐步清偿，把破烂的桌椅逐步换新，使机关面貌焕然一新。更让大家振奋的是他还让文联破天荒地有了自己的小汽车，虽然档次不高，但作家艺术家们外出创作采风、接待各地文艺名家用起来着实方便多了，也让我们这些穷酸文人们脸上感到了些许的光鲜。公正地说，光忠短暂的三年任期成为文联发展史上一个标志性的阶段。光忠虽不是职业文化人，但却以无私而博大的胸襟创造了文联历史上最安定、最团结、人心最顺、人气最旺的辉煌时期—— 一个整个文艺界公认的高度。

　　光忠以他的方式当着这个“穷而空”的文联主席，他的“为官之道”是不把精力用在琢磨人的琐事上，强调“团结出作品，团结出人才”。对“张长李短”的是是非非常常采用“宜粗不宜细”的方式大而化之，与所有人亲密团结和睦相处，集中精力抓创作，抓活动，抓发展，最终将文联引向他上任之初设想的局面。理顺了工作后他便挤出时间向大家学业务，拜作家和书法家们为老师，虚心恭敬地向大家学习。他的可贵在于不因自己偏好文学而漠视其他艺术门类，力求公正的对待每个协会。他曾热情帮助书法家协会组织筹划笔会，笔会上他一边为书家们服务，一边悉心揣摹各位书家用笔的精妙之处，此后便常在废报纸上练习，最终在书法上有了不小的长进。但他真实的情感还是在文学，并将这种“最爱”化为具体的创作行为。在文联工作期间他完成了多年的一个夙愿，将他关于家乡人物的记忆写成文学作品。这就是在作者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两水沟人物”系列在集子里这些篇什编在“家乡纪事”小辑里。这是作者的文学写作由憧憬中的美丽意象最终变为勇敢行动的开端。作为一个穷单位的“一把手”，要从纷乱繁杂的行政琐事中挤出时间来写作并不是件容易事情，而他心境的转换，明明刚才还听他与讨要历史陈账的人义愤填膺地争执，这些人一出门他竟又能屏心静息地趴在桌上奋笔疾书。城市往往在下班的那一刻最为喧嚣，与街上的车水马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去楼空的办公室。这便成为光忠写作和学习的最佳时光。长征路110号人大院内那栋旧木楼上只有一个窗口透着微弱的光亮，此时的光忠“躲进小楼成一统”，独自享受着与家乡“两水沟”人物对话的快乐。

　　光忠为这本书的书名很费了一番心思，他取此名是一种自谦，意在此书与专业文学人的作品有所区别，出版此书只是为了却他对文学的一份心愿，记录他与文学之间的“半生缘”。《文缘》基本上概括了光忠大半生的人生旅程——从爱好上讲，他平生最喜爱的是文学，从工作上讲，他先后在地委宣传部宣传科当过科长、在广播局当过主管宣传业务的副局长、在枣阳市委当过宣传部长、在文联当过主席、在文化局当过党委书记，大半生的工作基本上没离开过一个“文”字，最后一站虽到了外事侨务局，却仍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从未中断过与文学的联系，隔三岔五总要把读到的好文章或写出的新作与文友们交流一番。所以当他将这本集子定名为《文缘》时大家都觉得较为贴切——因为这本书里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他与文学、与文友、与文化工作之间的难解情缘。

　　在《家乡纪事》这辑寄托了浓浓乡思与深情的五篇小说里，光忠充分展示了他概括驾驭生活、捕捉人物性格特征的功力。在一般人眼里，“两水沟”不过是中国农村随处可见的一个普通村镇，然而作者的笔下的“两水沟”却一如鲁迅笔下的鲁镇——石板街上的每个小院都有着诱人的故事，每个看似平庸的人物都有自己传奇般的经历。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既不是正经城镇亦非纯粹农村的村镇特点，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将一组性格各异的人物栩栩如生的展示在读者眼前。使我们能透过那些原生状态的人物和故事一起感受那时代的风云与世事的沧桑。

　　光忠写作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对生活的忠实，这一点在《父亲》里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在家乡“两水沟”人物系列里，唯有《父亲》是一篇纪实性的散文，其主人公也是一个未经加工剪裁、基本是原汁原味的真实人物——光忠自己的父亲。由于真实，这篇散文与其他四篇相比略显粗糙。作者饱含深情地写活了一个真实的父亲——父亲身上集合了所有中国农民的优点和弱点，父亲宽厚、善良、勤劳、俭朴，弱点是为了自保而忍辱负重、胆小怕事并谨言慎行。作者写父亲的优缺点都只是通过人物言行来表现，并没有特别的溢美之词，如父亲的宽厚善良通过父亲为偷了儿子压岁钱的“偷儿”掩饰解脱，父亲的勤劳写得最为生动感人——不论春夏秋冬，不论季节忙闲，不论下雨还是下雪，父亲总是早早地起来，拾粪、扫院子，担水，一切忙乎完了才想起喊儿孙们起床。他不能容忍儿孙们贪睡的习惯，认为贪睡晚起是不可能把日子过好的，于是他忙完了早间的一切便圾拉着鞋子在院子里来回反复地走动，并有意把鞋子拖得很响——这是要给儿子们留面子哩！我读过这篇散文之后，印象最深的便是父亲拖拉鞋子的声音，一提及这篇散文，我耳边便会响起父亲的鞋底擦地的“嚓啦——嚓啦”声。我记得光忠先生曾从他的父亲身上悟出一个很有哲理的思想来——在旧中国，中农是推动农村社会生产力的积极因素，因为中农与富农接近，所以中农是最具上进心的阶层，不剥削他人，完全靠自己的辛勤劳作来改变生存状况、用勤巴苦做和省吃俭用来完成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是中农的典型特征。只有中农多了，农村才会富裕起来。当然这可能与我们曾经有过的依靠贫下中农的思想不很相符，但我以为光忠先生的这个观点建立在对中国农村社会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并且触及到了农村社会的实质。试想，这个耕作田地和经营蒸馍小本生意的农民父亲，临终时竟能留给儿女们200个大洋！我们可以想见那每一块光洋里面浸透着这位勤劳父亲的多少汗水啊。

　　光忠写作的才能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得到了充分展示，读过“两水沟人物”这组系列小说你不得不佩服作者刻画人物的基本功，“性格各异”、“栩栩如生”之类词汇虽然有些笼统和概念化，但用来评价光忠驾驭人物命运的功力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纵观“两水沟”的人物，无论是以作者父亲为原型的《父亲》，还是凭出身好吃了一辈子政治饭的“曹新发”，无论是倔巴得让人生厌的“潘老七”，还是被不幸生活挤压得有些变态的“候仨人”，当然也包括在长期多变的政治运动中扭曲了性格的“王大春”，都真实得触手可及，并且让你熟悉到感觉他们已和你在一起生活了半生或更长。与我读过的许多短篇小说相比较，光忠在白描人物方面的写作才华并不亚于一个成熟的作家。

　　读罢《潘老七外传》，我觉得这世上再也找不出比“潘老七”更倔的人了。作者从“潘老七”平凡人生中选取的几个典型性的情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作者的用意显然不是专为写主人公的倔，而是透过“潘老七”的倔犟来刻画“潘老七”的正直和不畏权势的精神人格，如“潘老七”在给大粪评级时为了坚持正义与阿谀的小人斗争，采取了喝下一碗大粪的极端方式，而大队支书在用扁担打他的手心时，他顽强地挺着手掌，任由支书一下又一下狠狠地打，直打得皮破流血仍是紧咬牙关不服输、不告饶。作者选取的生动情节十分传神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宁折不弯的农村硬汉形象，每每读到那一节节故事，都会在读者心灵深处引起一种强烈的震撼。而《候仨人小人小事》中的“候仨人”则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候仨人”是农村里的聪明人，但他的悲惨人生使他处在农村社会的最底层，他的聪明才智毫无用武之地，只有在劳动中排遣疲劳和无聊时编“对子”中显示。“候仨人”的“对子”虽然免不了“下里巴人”的低俗，但却充满生活情趣，他编的楹联式的“对子”既工正对仗，又充满机智和幽默，其中暗藏的玄机让人读后忍俊不禁；而《王大春的故事》则以生动的情节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极富典型特征的“孩子王”形象，王大春小时候干的那些恶作剧很让人生厌，但他血液里流淌的一种近似于英雄元素的东西又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他的争强好胜性格将生命活力渲染到了极至，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适应他生存的英雄时代，王大春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时代的英雄，但特殊年代的特殊政治环境压抑着他的个性，打磨着他身上的棱角，使他有了不同程度的异化，而社会留在他身上的印记，又不免会勾起我们对那个特殊年代的记忆和思考。他的独具特点的性格也使王大春成为文学人物中的“这一个”；而作者在《曹新发传奇》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真正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从曹新发传奇人生中我们读到了一部从解放建国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村政治变迁历史，曹新发由于出身贫苦而成为共产党政权的依靠对象，而独具个性的曹新发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各个时期的表现都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精彩华章”。无论是在土改中与地主阶级的斗争还是反右中对右派份子“吴烟筒”的斗争，无论是文革中与“红卫兵”的“判谈”还是对“五毒”的制服，都使曹新发的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作者对曹新发最后沦落的描写颇具象征意义，这个从土改到改革开放前一直“大旗不倒”的农村草莽政客终于被现代化的社会所遗弃，他的凄凉晚景成为中国农村政治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映衬。

　　因为光忠先生的写作纯粹是一种业余爱好，所以他涉及的文体较杂，但尽管因随手即兴而作在文字上稍嫌粗糙，但其中闪烁的哲思与才华仍有其独到的价值。在“人物春秋”里他写出了几个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真实人物，对于具有官员色彩的人物我不想不多评说，但其中描写曲艺家郝桂萍的短篇素描《艺苑腊梅香如故》、描写编剧和表演艺术家雷剑朝的长篇报告文学《人生如戏》都称得上是上乘之作。特别是《人生如戏》这一长篇，作者用细腻传神的文笔纪录了雷剑朝由孩童成长为一个著名艺术家和优秀文化产业经营人才的经历，始终抓住雷剑朝的奋斗精神和创新意识这个主线，读后给人很多的启迪和思考。而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光忠先生也颇下了一番功夫，作者在“文朋诗友”和“文海观涛”中收录了几篇评论性的文章，其中既有即兴发言的文稿，也有认真研究文学现象的纯理论文章。如《“姨表哥婚事片断”的片断思考》和《关于新时期改革人物形象塑造的几点思考》都具有很专业的眼光和思想，特别是后者，这篇写于80年代的评论文章在当时的文坛很有新意，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针对当时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小说发表之后文坛群起效仿的“羊群现象”较早提出批评，对那种摹仿“乔厂长式的铁腕人物”现象的蔓延起到了一定遏止作用。在改革文学初期较早地提出了防止类型化、模式化的观点，对促进新时期文学健康发展具有很积极的意义。在“香港一瞥”和“异国风情”这组游记型散文中，所见所闻所感，表达了作者自己与众不同的思考。

　　在这本集子中最能显示作者文学功底的还是“红楼探幽”这组文章。作者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不仅表现在酒会上对唐诗宋词的咏颂，而且在“红学”研究上下了一番真功夫。我曾听人谈起光忠与一个红学家“华山论剑”的佚事，说是省一建有位在“红学”上很有造诣的老先生，不知从哪里得知有位叫徐光忠的人对《红楼梦》很有研究，便四处打听，意欲与其一比高下，听说徐光忠在枣阳当宣传部长，便专程赶到枣阳，当时光忠正在开会，晚上散会后光忠赶到旅馆与其交流，因夜已深，“红学”先生只来得及让光忠当面背诵《红楼梦》中的许多诗词，未来得及“理论”就累得昏昏欲睡，俩人约定第二天再战。谁想光忠第二天又要开会，老先生只得先回，临走时说了句“这个人的记忆力无人可比！”并留下一串“论题”让光忠思考然后找机会再与之论战。凡事认真的光忠先生在工作间隙对这些论题一个个研究，并写成一篇篇小文章。遗憾的是当他将这些文章拿到省一建去找那老学究讨教时，老先生已“乘鹤西去”，光忠感慨一番之后对这些小文章进一步加工润色，算是对“红学先生”的凭悼与纪念。这就使我们今天有幸欣赏到这组关于“金陵十二钗”的点评文章。

　　因为我受古典文学功底薄弱的限制，无法对其一一进行精当的评价，但至少发现作者对“金陵十二钗”的点评都有自己的独到的眼光，突破了以往红学专家们研究的套路和定评，好几篇都颇具新意，如他在研究中对做了皇妃的元春的苦闷心理剖析中，把元春之怨雅之为另类宫怨，认为是社会发展到了封建末期，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对个性、对人性解放的追求。是中国式的个性解放和人本主义的萌芽。再如他对如何重新认识史湘云既敢于大胆向封建卫道挑战，又力劝宝玉留意仕途经济，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等方面都应该是一种独具视角的新发现。

　　好了，这篇名为“序”的文字已经写得不短，由于水平的限制，加之我以前从没为人作过序，所以对序文的作法不甚在行，因此我只能就我对光忠的了解谈了些他的为人与为文，严格地说这多属于题外的话，对于光忠的文章本身我没办法谈得更多，真正要评价光忠先生的写作，还是留待读者在读罢作品后自己结论。我最后要说的是，作为职业党政干部，光忠先生已到了退隐的年龄，听说光忠已为自己安排好了卸任后的生活，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了却夙愿，弥补年轻时未能专业从事文学工作的遗憾，从身到心地真正回归文学。作为吃文字饭的人，我为光忠先生即将的回归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与文学圈的朋友们一起，共同期待光忠为我们奉献更多的“两水沟人物”之类的精彩故事，也希望能有更多徐光忠式的朋友与文学结缘，希望有更多怀有真爱之心的朋友来关心、呵护我们的文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