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文革”之火已在全国燎原，“破四旧”运动来势凶猛，鄂西北重镇老河口上空被“红色恐怖”笼罩。说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际上所有历史的、传统的、国外的、美丽的、好看的东西，都被打上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烙印，统统在扫除之列。一时间，全国上下砸声一片。图书被烧了，古迹被推了，文物被毁了。凡雕刻有龙、凤、花、鸟和各种历史掌故的建筑、家具、碑碣等，全都被砸烂。我亲眼看见老河口中山公园广场上立有铁制雄鹰的纪念碑和鄂西北最大的天主教堂，在造反派的口号中化为一堆瓦砾。
“文革”之事唯此唯大，“破四旧”火势迅速蔓延，马上从社会上烧到家庭，从公共产品烧到私人物品。凡是地富反坏右分子、“走资派”以及与剥削阶级沾点儿边的人，个个如惊弓之鸟、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我虽然算得上根正苗红，却一点不敢马虎。翻箱倒柜把家里的东西倒腾了一遍，结果发现母亲结婚时陪嫁的两口木箱正面刻有“福禄寿喜”字样，细瓷茶壶和茶盘上也印有“喜鹊登梅”的彩画。我吃惊不小，也很害怕。夜晚，我悄悄用墨汁涂抹了木箱上的字，又找来一块砂轮碎片，磨掉了茶壶上的画儿。茶盘上的腊梅画实在太大，怎么磨也磨不完。在夜幕掩护下，我走到院子里，闭着眼手一扬，茶盘成了无数碎片。
我家住在镇中心（当时老河口为镇），虽说临街，但要穿过一户作小生意人家的厅堂和院落才到我家。老河口的院落不像北京的四合院，与北京大杂院也不一样。每家院落之间都有一堵矮墙，多用断砖和土坯垒成。随着时光的剥蚀，或露出个洞或塌出个豁口。调皮的孩子们钻过来跳过去，白天串门，晚上藏“老猫”，矮墙形同虚设。时间再久，矮墙大部分倒塌，大人们也不去修，你家我家的界限越发不明显，形成了数十户人家五六个院子相通的特有格局。
从我家矮墙跨过去，是个有五个大小院子连在一起的大杂院，住十来户人家。这些人家大都有各自的门面房，有卖酱油、煤油的，有开裁缝铺的，还有一家规模大点儿，开染坊的。有意思的是，前门各作各的生意，亲兄弟明算帐。后门一开，却家家相通。决非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恰是和睦相处远亲不如近邻。同在山墙下吃饭，同在大槐树下纳凉，还共用一个男女不分的茅厕（当地读‘茅司’）。
这个‘茅司’在大院西南角，只一个蹲位。半人高的破砖墙遮羞，人蹲下看不见，站起来就露出肩和头。院子里十来户人家几十口人丁有个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入厕法：走近时先咳嗽一声，厕内若有人，则回咳一声，来人即退去，若无人应答便可入内大小方便。这种办法多少年来一直沿用，倒也相安无事，既没有憋在裤裆里的事儿发生，更无时下偷窥、非礼以及更为恶劣的丑行出现。
但是，我们这帮孩子却没有大人们那般“雅士”。一遇内急，钻墙过院，远远拾一土坷垃或小瓦片，扬手向“茅司”抛去。一般不会伤着人，但着实把正出恭者吓得闪了尿劲儿。男人破口就骂：哪个王八蛋，老子揍死你！女人则大叫：个挨枪子儿的，不得好死！我等吐舌头扮鬼脸，一溜烟儿跑开。等大人大小解完毕，骂骂咧咧出来时，死活也搞不清哪个“挨刀挨枪的”丢的土垃瓦片。 这日，好象是八月十五前后的一个下午，我蹲厕出恭。临毕一摸兜，坏了，没带揩屁股纸。想起往日没用完的纸都藏在墙洞里，便在右边矮墙上找来找去。
掏了几个墙洞，没发现纸。心里正发焦，忽见紧挨地面的墙缝里有块小砖立着，不像砌上去的，像是有意码上去的。我也没多想，连抠带拨，砖块松动，再左晃右晃，把砖块扳了下来，伸手一摸，有纸。掏出一看，却不是纸，而是一个布包。我的汗毛突然竖了起来：莫非是定时炸弹？电影里常出现的画面让我一下想到国民党特务。‘茅司’西墙外就是国家粮食仓库，据说里面还有军用物质。难道他们要炸掉仓库？！难怪这几天夜里起床撒尿，老听到“嘀嘀嘀、嗒嗒嗒”的发报声。不！决不能让阶级敌人的阴谋得逞！想到这儿，我三下五去二打开布包，天啦，一堆黄灿灿的玩意儿出现在面前，刺的眼睛直发花。揉揉眼再看，并没有钟表和指针，也没有嘀嘀嗒嗒的走动声。不是炸弹呀。这时，脑袋里仿佛有道亮光闪过，我反映过来了：不是什么吊炸弹，而是一包金子啊！
12岁的我差点晕了过去。家境贫寒，日子紧巴，整天吃稀饭喝菜汤，哪儿见过金子？！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路。爱读书的我当然知道黄金的贵重！我还听说金子具有清凉微苦的味道哩。我伸出舌尖，轻轻舔了一下，感觉确实苦凉苦凉的。就在这时，外面传来脚步声，有人入厕！我急急惶惶把布包一拢，屁股也顾不得擦，提起裤子出了“茅司”。
回到家里，父母都不在家。见身后无人跟着，我拴上门，把布包摊在地上，仔细打量这从天而降的东西――
灰白士布包鼓鼓囊囊的，用手缝的布带儿十字结系着，长方带圆形，像个面包。用眼下时髦的东西比喻，有第一代摩托罗拉翻盖手机那么大。我小心翼翼解开布带儿，一层一层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对金耳环，不是太大，样式也不新，但厚厚敦敦的，很有分量，就是电影里二三十年代富贵人家夫人太太戴的那种。另外两个是戒指，一个镶有绿宝石，另一个没镶。我拿起镶有绿宝石的那只，试着想戴戴，又不知该戴哪个手指，便在中指上一套，嫌大，又往拇指上套，晃晃当当，极不舒服。摘下放一边，再看时，发现大包里还有一个小包，同样是白士布，但要新一些，用一细绳儿紧紧缠住。我真的像拆定时炸弹一样，轻手轻脚解开细绳儿，一叠一叠展开折着的布绺，嗬！是两块金砖。大概有五公分长，三公分宽，不足一公分厚。寸金寸斤呵！我放在手心掂掂，沉甸甸沉甸甸的，只是其中一块不完整了，被錾去了三分之一。錾口毛糙，摸摸有些扎手。
母亲回来了，我把实情告诉了她。一向胆小的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踯躅半晌对我说：娃子，咱还是把这些东西放回原处吧。
当时我已是少先队中队长，自然不会答应。即便不是定时炸弹，当不了排爆英雄，也要向雷锋叔叔学习，拾金不昧呀！
一刻不能耽误，学习雷锋见行动，不能过夜。我出门看看太阳离西山还远，便揣上布包，独自走进街道居委会大门。
居委会在胜利路上，离汉江很近，是一处年代久远的建筑，三进院，石板路，木格窗，光线不好，阴暗潮湿。当时称“胜利街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我进去后见上班的人不多，站在院子里喊了几声。一位妇女出来，大约三十岁。宽圆脸，短发，鼻尖周围有几颗浅皮白麻子。我听母亲说过，她是街道文书。她回头喊出一个男的，四十余岁，矮个，较胖，后背头，嗓音粗，面显善。文书告诉我他是街道书记。我就把在“茅司”里捡金子的事儿说了。他们听得一乍一乍的，张着大嘴，死活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掏出布包，说要交给党，他们才醒过神来。书记让文书找来一杆小秤，是中药铺称药的那种秤，他们让我把金子一件一件放在秤盘上称，称完后重量是多少，他们也没告诉我，只是在一个小学生练习薄上作了记录。然后，书记转身拍拍我的头，连声说：好娃子，真是好娃子!你可以回去了。连个收条也没打，当然，那时我根本也不懂要人家立个字据。
我连蹦带跳出了居委会大门，像吃了蜂蜜似的，特别开心。心想：老师天天让我们做好事，哪有那么多好事让人做呢？老奶奶也不掉井里！这下好了，可做了件大好事。想到老师会在全校大会上表扬我，乐得屁颠屁颠的。
回到家里，父母得知我已把金子交了公，点了点头，但是并没表扬我，反而一再叮嘱我，千万别把这事说出去。我也弄不懂是什么原因，心里直犯嘀咕：好事白做了，老师不会表扬了。
后来我得知，街道女文书姓余，但叫什么名字不清楚。
街道党支部书记姓郭，叫郭华亭。
……
回忆之笔游历到这里，望望窗外月亮，哦，中秋节又快到了！屈指一算，我在“茅司”里“拾金不昧”的事儿已整整过去四十年了。说实话，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没得到什么奖励而遗憾，更没有‘当初不交就好了’的后悔，但总有个扎心的结扣让我一直不能释怀――这包金子到底是谁的？文革后落实党的政策，归还无端没收的个人财产时，为什么无人出面认领？更重要的是，我把一包金子交公后，金子最后的归宿在何方呢？
斗换星移，人事代谢，物在人非。其实我也知道，历史的长河不知淹没了多少历史的真面目，何况我这稚子小童区区小事？只是近来赋闲，傍晚散步于仲宣楼景区弧形石子小径上，望着一日圆一日的明月，不经意勾起我关于那包金子中耳环和戒指形状的记忆，于是写下了这段幼年的“奇遇”。
权作“为了忘却的纪念”。 2006.9.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