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光下的温情日记
□柳 函 朱晓敏
采访时间：２００６年６月９日
采访地点：市中心医院
采访对象：孟琳，３１岁，襄阳区张家集镇张嘴小学教师
采访背景：
５月３０日，市中心医院成功开展了襄樊首例肝移植手术。肝腹水已至晚期的汪茹，在手术刀下重生。为了纪念这段意义非凡的经历，他的妻子孟琳写下了近万字的“战地日记”。
孟琳拿着厚厚的日记找到我，希望为他们谱写一首“凡人歌”，在他们的生命里永久传唱。
高高大大的孟琳心直口快，声音洪亮，时不时露点孩子气。但是，从丈夫汪茹病倒那天起，这个阳光女孩的世界里，已不见阳光。
孟琳说，在给汪茹术前签字时，她一点都不害怕。但是，在另一个没有刀光的战场上，她被恐惧攫住了。
这个战场在她心里。而“敌人”，就是对未来的忧患。它无影无形，却一点一点地蚕食她的意志。那种感觉就像长期服用一种慢性毒药，每一天都可能是生离死别，每一天都可能到达她承受的极限。
漫漫长路上，不得不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孟琳所渴望的安全感，到哪里着陆？
◎３月２８日：茹全身僵硬，下嘴唇不停地碰上嘴唇，发出“叭、叭”的声音。
昨晚，我发现茹的举动很反常。一会儿上床，一会儿下床，一会儿掀被子，一会儿盖被子，一会儿开灯、开电视，一会儿又关灯、开电视。嘴里还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我起先并没在意，以为他心烦，便由着他。１０点左右，我迷迷糊糊中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睁眼一看，茹全身僵硬，下嘴唇不停地碰上嘴唇，发出“叭、叭”的声音。嘴唇已经发肿，并有少许血丝渗出。我吓坏了，赶紧通知茹的家人找车。
时间已远，学校又偏僻，很多车都不愿来。在等车的这段时间里，茹一直保持原来的姿势，做相同的动作，喂水不喝，叫他不应。只是当我走近时，他会一把抓住我的衣服，死活不松手。
次日凌晨２点左右，车到了。茹碰到什么都抓住不放，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弄上车。３：３０，我们到了市中心医院。上尿管、灌肠通便、打针用药，好一阵忙乎。
由于茹不清醒，不配合打针，医生只好用缚带把他的手脚绑在床上。看着他痴痴呆呆的样子，一家人都哭了。
早上７点左右，茹安静了一些。家人们上班的上班，休息的休息，病房里只剩下我和他泪眼相望。社会医疗保险还没办，团体商业保险又停了，连入院的１１００元都是亲戚
代交的。往后可怎么办哪？
我又累又饿，强打精神到食堂买了一碗稀饭、两个馒头和几根咸菜。我低头吃着，眼泪一颗一颗掉进了稀饭里。
茹被诊断为肝性昏迷。医生说，茹的血氨太高而钠、钾偏低，是肝损综合症。
◎４月１２日：茹静静地望着提问者，然后把题目重复一遍，最后在众人的期待中说出一个错误答案。
茹昏迷了十多天。
刚开始不说话，后来能说话了，但答非所问。医生和护士经常问他一些简单的加减计算题，茹静静地望着提问者，然后把题目重复一遍，最后在众人的期待中说出一个错误答案。
茹大小便时不知道叫人，床单衣服换都换不及。我前脚刚收拾干净，他后脚又尿了，一边尿一边望着你，真叫人啼笑皆非。
再往后，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糊涂时也不管正打着吊瓶，下了床就绕着床来回走，或者在走廊上瞎逛，要不就使劲地敲开水间的门，隔着玻璃往里望。
这时候的茹就像个顽劣的孩子，让人无可奈何。孩子太调皮了，可以在他屁股上拍两巴掌，但你能打一个病人吗？每逢这种情况，我就举着吊瓶不停地转圈、换手，亦步亦趋地跟着他。
有一次我去交费，回来后病友告诉我一件事。茹去上厕所，在便池前站了一会就出来了，还到水池那儿洗了手。回病房的路上，他先用手提着裤子，走着走着裤子也不提了，任凭裤子往下掉，就这样拖着裤子高一脚低一脚地进了病房。
病友对他说他的裤子掉了，他说好，抬腿就往床上爬。脚被裤子绊住了，他连裤带鞋甩出老远。
◎４月１６日：无论我如何打击他，茹总是咬紧牙关，忍着痛苦，坚持治疗。
我开始了漫长的陪护工作。茹行为不便，从刷牙、洗脸、喝水、服药到大小便、热敷四肢等，全由我包揽。晚上，四把椅子一并，就是我的硬板床。
我吃不香，睡不好，满眼都是肝炎病人。有时脾气上来了，我也会冲茹发火，说一些尖酸刻薄伤感情的话。
但无论我如何打击他，茹总是咬紧牙关，忍着痛苦，坚持治疗。每当这时，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他那种韧劲，也许是求生的欲望使然。
肝昏好转后，茹仍状况不断。
有天晚上，他吃了一个苹果和几块饼干，导致胃出血，院方下了病危通知书。茹从急救室两进两出，一周后才脱离危险。
由于血小板低，凝血功能差，茹的身上布满了大片紫色淤痕。人也瘦得皮包骨头，就是鼓鼓的肚子抢眼，活像一只人形的蛤蟆。
受药物刺激，茹的血管破坏得厉害，每天打针好比上刑场，扎来扎去就是扎不上。加上体质弱，耐受力特别差，轻轻拍打一下，他都会叫疼。护士都怕给他打针，最后只好请
老将周护士出马。
茹的腹水非常顽固，药量加到最大，效果仍不明显。肚子胀到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做一次腹水超滤回输。也就是先把腹水引流到专用的袋子里，然后用专用的机器把腹水中有
用的蛋白等营养物质滤到另外一种专用袋子里，最后经由静脉重新输回身体。
做一次回输，最多只能维持八九天，肚子又胀得滚圆了。难受的时候，茹就会翘着屁股，身子弓着，把头埋在被子里呻吟。
我在一边，看着他如此痛苦，却束手无策。
◎４月２６日：我决定把自己的肝脏捐给茹，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老采用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也不行呀，住了近两个月的院，已向亲人们借了不少钱。接下来的治疗怎么办？再开口借吧，就是别人不拒绝，我自己都觉得耻辱。
我想到了卖肾，反正有两个，卖一个也死不了人。但上网一查，才知道国家规定不准买卖人体器官，只能自愿捐赠。
此路不通，就看看相关信息吧。当看到泉州市的地理老师李辉在社会救助下，顺利完成肝移植手术时，我决定冒个险。但医生告诉我，当时襄樊乃至整个鄂西北，尚未开展这
种手术。
眼看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我真怕他哪天撑不下去了。眼看在外科主任廖晓峰引见下，我见到了毛春院长。毛院长神情威严，坐在那里像一尊神，我拘谨得不敢说话，全由廖主任代言。最后敲定手术日期，并将３０万元手术费减免为４万。
回到病房，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茹。茹好激动啊，语无伦次地说：“真是好人哪，怎么就被我们碰上了呢？”
４万元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天文数字。
为了省钱，我决定把自己的肝脏捐给茹，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深夜，我二姐第一个打来电话，表示反对。二姐夫也在一旁晓以厉害。
今天一大早，我妈来了。她把我喊到楼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起儿子的一件事。茹住院后，儿子像个皮球，这家那家轮着转。月初上了幼儿园，在他二姨家安定下来。
孩子胆小，上课时想大便却不敢说，全拉在裤子里，一直捱到放学回家。怕二姨责怪，他自己偷偷找了一条干净裤子换上，又把脏裤子拿到水管边冲洗......
我的视线模糊了。但是，茹现在更需要我。也只有挽救了他，才能给儿子完整的爱。想到这里，我坚决地摇了摇头。
妈妈的态度同样坚决。她说就算拼上这条老命，也要阻止此事。
手术不得不延期进行。
◎４月２９日：既然选择了他，他就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我在煎熬中度过了几天。
当年我和汪茹结婚时，家人也曾极力反对。１９９５年，我调到现在这所学校，和汪茹成了同事。汪茹比我大８岁，戴着眼镜，很儒雅的味道。这正是他吸引我的地方，却让家人耿耿于怀。他们担心他过于文弱，不能成为我终生的依靠。
家人的担心不无道理。茹也亲口告诉过我，他从小患有乙肝。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嫁了。
婚礼那天，我全无新娘子的幸福感。我的明天，真的会被乌云笼罩吗？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１日，儿子出生了。那田园般的生活，驱散了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暗自庆幸当初的坚持。
２００３年初，茹下课回家后经常叫累，脸色苍白。一检查，医生告诉他，肝功不正常，需要用药。拿着上千元的处方，茹左思右想，没舍得买，只在药店买了些肌苷、护肝片等低廉药品。
这个消息给了我当头一棒，家人的担心应验了。
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一天，我无意中看见茹的肚子胀鼓鼓的，腰好像粗了许多。我让他去住院，他说家里没钱，再等等吧。
从次年正月初一开始，茹便不想吃饭。坚持到初九，他实在撑不住了，才答应进城看病。一去就住下了，诊断结果是：肝硬化腹水——失代偿期。
４月份，茹的病情有所好转，便出了院。我向校长说明情况，申请由我们夫妻共同包一个班，校长同意了。从那以后，茹每天上两节课，其他课程包括备课都由我代劳。他病休
的时候，我就一天到晚地上课。夏天每天上８节，冬天上7节课。课间休息时间，我就赶回家做点家务。
茹生病后，我们的生活变得异常拮据。当时，我俩的工资加起来才１０００多元。除去他每月吃药和检查的花费，我不得不精打细算。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心力交瘁，不止一次想到了逃避，想带着孩子远走高飞。转念再一想，既然选择了他，他就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当年能固执己见，何妨再来一次？
我来到襄樊日报社，想登报声明和家人脱离关系。这样，他们就没法阻挠我了。进去一打听，工作人员说他们不能发表这样的声明，只好作罢。
◎５月３０日：我说你放心，我们共有一个家，理应患难与共。
就在这时，医院通知我，肝源已找到。
可手术费怎么解决呢？双方家人有的支持有的反对。
茹的病情已到晚期，进行肝移植是首选方案，而且医院已做了许多前期工作，临时取消岂不是背信弃义；如果做，他的身体能否承受？手术费上哪儿筹？后期治疗能否跟
上？而且，术后生存期有长也有短......
还有更尖锐的声音："花这么钱救一个对社会未必有用的人，有什么意义？"
我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直到手术前一刻钟，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手术很成功。茹顺利度过了危险期，恢复得也不错。
眼下我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费用。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欠了好几万，不知将来还要花多少。见我愁眉不展，茹一脸抱歉，说他拖累了我，说出院后他就去做生意，尽快把欠下的债还上。
我说你放心，我们共有一个家，理应患难与共。
采访手记：
柳 函
孟琳有着现代人不多见的率性。她坦称，找我也为了发发牢骚。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绝不会选择这种生活。完全丧失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欢爱，只有擦不尽的辛酸泪，太苦了！”
把孟琳的这句牢骚话记在这里，我有过一丝犹豫。之于汪茹，它确实有些残忍。身患重病已是痛苦，累及亲人也情非得已，实在怪不得他。
然而，正是这话里的冷情，让我读出了某种厚重，或情或义。于是决定把孟琳的日记完整地呈现，这张报纸，载着它特殊的使命。
几年来，孟琳过的是一种没有性别的生活。白天她不得不像个男人，扛起所有重担，因为男人病了；晚上，她不得不忘记自己是个女人，因为男人病着。
病魔不通人性，但它无时不在挑衅人性。孟琳经住了考验。尽管有怨有悔，但她做不出任何薄情事。
她说，这是责任。
为了责任，孟琳将一切付出和牺牲视为当然；也为了责任，她的情绪始终逗留在灰色地带，焦虑难安。她的担心，莫不关乎明天。比如，汪茹的后续治疗筹不到钱时，怎么办？万一他的病情出现反复甚至恶化，怎么办？如果有一天这个家不再完整，怎么办？
虽说危机意识不可少，但其目的是激励自己提高竞争力。而孟琳的危机感好比杞人忧天，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这让我想起了在论坛上看过的一个贴子。有个妇人不小心打破了一个鸡蛋，非常懊恼。她掰着手指头盘算起来：“丢一个鸡蛋，就少孵一只鸡；少一只鸡，就会少生多少鸡蛋哪……”如此推算下去，妇人真是悔青了肠子。于是作者如是总结：有种痛苦叫放大痛苦。
把这话改改，送给孟琳：没有哪种责任，叫超前消费痛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