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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我心中的襄樊城市精神
拙文《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在报纸上刊载以后，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进一步谈谈自己的看法。
有人认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点消极，作为城市精神不大合适。这就涉及到对这八个字的理解问题。诸葛先生的原话是这样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也就是说，诸葛亮讲的“淡泊”与“明志”，“宁静”和“致远”是因果关系，不是并列的四个词。先生的本意是：如果不把声名利禄这些东西看得“淡泊”一些，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如果不能保持一种宁静的心态多学习、多思考、多研究问题，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与“剑拔弩张”“叱吒风云”相比，诸葛亮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大智慧。它即是诸葛亮一生经验的总结，也是诸葛亮人生观和处世观的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说了那么多话，最有影响，最能体现他的思想精髓和智慧精华的，当属这八个字。否则，我们的前人为什么不把别的话刻在隆中的石牌坊上，而单单把这八个字镌刻在上面呢？害怕这两句话含有消极因素的同志，大概是怕人们误解“淡泊”和“宁静”这两个词的本意，以为“淡泊”就是超然世外，无所作为；“宁静”就是偏居一隅，不求进取。这种误解是非可怕的。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就等于说，诸葛亮思想的精髓是消极的，诸葛亮的人生观和处世观是消极的，诸葛亮“智慧之星“这个称号也该打个问号了。
还有人认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缺乏时代精神。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开拓”的时代，“创新”的时代，“发展”的时代，讲“淡泊”、“宁静”，不利于“天拓”、“创新”和“发展”。我觉得，这种认识也值得商榷。这些年，我们喊“开拓”喊“创新”喊‘发展”还喊少了吗？为什么总是说“开拓”不够、“创新”不够、“发展”也不够呢？往深层次刨刨底，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人在高喊这些口号的时候，缺少的正是“淡泊”和“宁静”的心态。有些人急功近利，搞“政绩工种”的心很重，根本无法做到以“淡泊”之心来对等待功名利禄，也根本做不到以“宁静”的心态来研究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规律，他们总想突然间能从天上掉下个馅饼来，总恨不得一镢头就刨出个金娃娃。从一窝蜂大办乡镇企业到乡乡村村大办开发区，从形象工程到全民招商，从“数字政绩”到“泡沫工程”，从“贪大求洋”到“拉郎配集团”……我们上了那么多当，摔了那么多跤，走了那么多弯路，交了那么多“学费”，哪一个不是喊着“开拓”、“创新”、“发展“的口号进行的？我们提倡“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精神，就是希望大家都能以诸葛亮的智慧来对待的我的事业和人生，抛掉急功近利的思想，克服急于求成的心态，丢弃心浮气燥的作风，改变盲目蛮干的做法，以“淡泊”“宁静”的心态来好好地总结总结经验教训，研究研究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规律，老老实实地为人，扎扎实实的做事。使“开拓”成为积极的开拓、使创新成为健康的“创新”、使“发展”成为科学的发展。
还有的同志举出深圳、温州的发展来证明“淡泊”“宁静”的不合时宜。其实，从深层次看，深圳、温州的发展恰巧证明了“淡泊”“宁静”精神的可贵。当年，很多人把乌沙帽看得很重，不敢闯，不敢试，不敢改，生怕丢了自己的前程，而深圳和温州的领导却把鸟纱帽放在一边，大胆闯，大胆试，大胆改，如果没有一种“淡泊”和“宁静”的精神行吗？后来，当许多地方大刮国有企业“拉郎配集团”风的时候，人家却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坚决地进行国有转民营改革，如果没有“淡泊”“宁静”的精神，能有这个胆量吗？从表面看，深圳、温州的发展是开拓的产物、改革的产物，创新的产物，而支撑他们开拓、创新、改革的，正是“淡泊”和“宁静”的精神。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一种文化人心态，其他人难以做到。这个观点本人也不敢苟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诸葛亮智慧的精髓，也是诸葛亮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这种遗产，绝不仅仅是留给文化人的，它适合于所有的人。仅举一例：我们襄樊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总想吹糠见米，遇到一点困难，马上就打退堂鼓，不愿守，守不住，以致于很多有希望的事情半途而废。但是，温州人在美国摆地滩，能摆五年，十年，十几年，然后发展成一个小门面，再扩展为一个小作坊，然后办成一个大企业。我们的差距在哪儿？从根子上讲，还是缺少那份“淡泊”和“宁静”。如果有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我们原有的好多产品，也许早成了名牌产品；我们身边的好多人，也许早已不是目前这个境况了。
历史上我们曾经拥护它，如今我们却缺少它。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襄樊需要这种精神！
2007年3月15日于襄樊
1870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