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国最早的人才大潮使襄樊工业如虎添翼
群众性的创业激情在大街小巷燃烧，使市委发展工业的信心受到极大鼓舞。但曹野作为熟悉工业的市委领导人，却对这些厂子的前景担忧。因为他发现这些群众自发办起来的工厂仍未摆脱手工作坊的格局。设备简陋，规模上小打小闹，特别是技术含量低。靠这种凭群众热情办起来的厂子显然不可能发展。他认识到要想提升襄樊工业的档次，把一个厂子经营成一个真正的产业，必须充实技术力量。而此时襄樊的工业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在前几年办硫酸厂时还曾从上海借来一个临时工程师，近些年虽有发展，但真正有工程师以上职称的技术人员仍是风毛麟角。根据经济发展的板桶理论，制约襄樊工业发展最短的那块木板就是技术人才奇缺。善于思考的曹野对人才动起了心思。并把目标定在人才集中的大城市。在这个特殊时期，许多科技人才在文革中被打成“臭老九”，长年坐着冷板凳无法发挥作用，造成了人才大量浪费。特别是那些家属在农村的半边户，他们属于知识分子这个“另类”群体中的另类，在城市里过着二等公民的凄苦日子。当即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到各大城市去挖人才。如何才能使这些科技知识分子放弃大城市到襄樊这个小地方来？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当时最难解决的家属户口问题。曹野当即提出以解决家属户口、住房、职称、安排子女工作作为优惠条件，吸引各大城市的科技人员来襄樊落户。然而在高度计划经济的年代，户藉制度是计划经济年代的最大的禁区。以户口作为筹码吸引人才在当时无疑是向政策挑战。他的想法遭到了从市委到地委的一致反对。然而曹野就是曹野，他想干的事情再大的阻力也要干。这也正是后来人们将他定型为“争议型人物”的依据。在已经成为“一把手”的曹野坚持下，招引人才的方案最终在一片争议中得以实施。负责此项工作的市科委主任鄂万友又加进了自己的创造精神积极实施，使曹野招引人才的效应成倍放大。顿时襄樊成为全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各种科技人才从各大城市、从中央各部委的各科研院所、从各大专院校向襄樊涌来。化工、纺织、造纸、建材、电子、计算机等各个行业一应俱全。连当时最时髦的研究光学、航天、火箭、卫星、核物理研究所的人才都纷纷朝襄樊投奔而来。
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数字证明襄樊当时到底来了多少人才，因为曹野的创举给襄樊赢来了重视科技、爱惜人才的美名，而记者们为了文章写得精彩，又总喜欢将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的故事同曹野招贤联系呼应，结果使襄樊一度成为全国知识份子向往的乐园。这种效应一直延续到了八十年代，因而也无法形成一个准确权威的统计。但根据各方面估算的数字分析，当时这批人才的总数应在1500——2000人左右，共涉及全国42所高校和3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以当时的条件和现在的人才价值观衡量，这批科技人才对于当年工业基础薄弱的襄樊，如同穷汉捡到了金元宝，董永遇到了下嫁凡尘的七仙女。这些人才大都出身“名门”，毕业学校多是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哈工大、武汉大学、西安交大、华中工学院这类海内外公认的名校，科研单位也多是中央各部委、中科院在北京和各地的研究机构。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随着党对知识份子的重视陆续离开了襄樊回到大城市去发展，有的现在已经成为某个学科的领军人物，有的成为全国著名高校的校长或研究所负责人。试想，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人才环境和氛围，即使在人才大量过剩的今天，这些著名院校的毕业生也不会选择襄樊。当然也有人会说，如果不是文革，如果不是严格管制的户藉制度，这些毕业于各大名校、握有尖端科技的人恐怕根本与襄樊无缘。但是这就正显示出了襄樊市委领导独到的战略眼光。因为曹野善于超前思维，才选择了这样一个网络人才的好时机，这个时期整个知识界在文革中尊严尽失，科技人员都成为遭人唾弃的“臭老九”，在历经磨难之后都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渴望。而曹野却于这时在古城襄樊为科技人员点燃一枝烛光，全国知识份子的心都这烛光照亮。这件事更大的意义在于，当全国的知识份子尚在严寒季节的凄风苦雨中挣扎时，曹野却在襄樊营造了一个知识和科技的温暖春天。处于共同的精神需要，同属于知识分子阵营的新闻界立即做出反应，当时中央的各大新闻媒体将襄樊重视知识、厚待科技人员的题材炒了个天翻地履，这使原本偏安一隅、只有在读三国故事时才被人记起的古城襄樊出尽了风头。
襄樊这样厚待人才，立刻吸引了全国知识份子的目光，也拉开了中国人才流动的序幕，甚至可以说是八十年代后期“南海潮”和“孔雀东南飞”这种人才流动浪潮的预演。
这里面有许多精彩的故事。由于篇幅和主题本文无法细致入微的加以表述。
2004年7月4日，我在武汉大学学术报告厅第一次采访鄂万友同志时，他谈起当年引进人才的故事仍是激动不已——
“那是襄樊的一大历史机遇。当时许多知识份子在城市成了自‘臭老九’，无法发挥专长，有些人还被政治运动搞得生不如死，我们襄樊市委就有这样的胸怀，敢于接纳他们。我在北京各个大学里寻找目标，有许多知识份子已经知道襄樊的政策，很多人愿意来襄樊，我敲定了人，但人家要解决家属户口和工作我作不了主，就打电话请示曹野，曹野说，只要是人才都要，所有条件都答应！中科院有个姓金的，是朝鲜羌族人，被整得抬不起头，朝鲜人拉他回去，结果被打成叛国罪。我听说了，就表态说，我们要！他就来到了襄樊，安排在自动化研究所，后来被省计算机中心要走了。”
“我联系到的好多人都是当时国家重要的优秀科技人员，例如谢绍浩，中国第一代研究电视机的，刘胜利，苏联专家培养的研究生，中国有名的光学专家；有一个搞‘位错’物理学研究的，是中科院院士葛廷遂（音）的研究生，后来葛老找到湖北省委书记韩宁夫，才又把他的研究生要了回去。
“我们引进人才的作法不仅打动了一大批知识份子，对各地的知识份子改善待遇也有促动。当时陕西有个搞机电的专家，是我们襄阳地区电力局一个局长的同学，这同学被打成右派，下放商洛山中，想来襄樊，就来找我，我马上表态让他来襄樊，到电机厂做总工，同时安排他的媳妇，结果这事刺激了陕西，他们不准他走了，把他提成了一个工程的副指挥长。他没有走成，陕西还炒作了一把。记者们写了篇文章，叫《寸草春晖》，把他没能走成写成了热爱家乡，当地报纸也帮知识份说话，发表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北京日报、湖北日报等大报都报道襄樊重视知识份子的事，有的科技人员在将死的弥留之际，留下的话是——后悔没有去襄樊。还有个知识份子贫病交加，去看陈景润，陈景润对他说，你应该去襄樊！”
“襄樊招引人才的作法也使鄂万友这个科委主任名声大震。著名记者艾丰专为他写了文章，题为《现代化觉悟》的长篇通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配发了我和一批知识份子的照片，引起全国轰动。艾丰收到1000多封信，我也收到500多封。”
“后来在北京科技工作会议上，方毅讲话讲到襄樊，问襄樊谁来了？我站起来说，我来了。方毅说，你们很厉害，拿走了我几个研究所！”
说到这里，鄂万友爽朗地笑了起来。
当时的市委对引来的人才十分重视，不仅承诺的家属的户口、工作逐一兑现，还专门给引来的专家们建了一栋单元式楼房，时称“集贤楼”。这楼房与今天的住宅相比，很有些寒酸了，但在３０年前，所有人都还“全家挤住一间房，烧火做饭在走廊”的条件下，能对人才如此厚待，早已令天下贤才羡慕不已。
襄樊尊重人才的美誉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期，并最终引发了88年的全国性的“孔雀东南飞”人才流动大潮。西部人才的大量流失引起了全国舆论关注。《人民日报》1987年10月29日发表长文《西北在召唤》，其间这样描述：“令人焦虑的是，越是缺人才，人才却越是往外走。湖北襄樊、山东烟台、青岛以及江浙、南粤等地企业和单位纷纷以住房、高薪等手段招揽、网罗西北的专业技术人才。襄樊市专门盖了个“专家楼”安置陕西来的科技人员。陕西人懊悔地说：“一江春水向东流，襄樊有个陕西楼！”写这篇文章的记者署名是“人民日报西北组”。其实，人民日报记者写这篇文章的时间距襄樊敞开大门招贤纳士已有十多年了，襄樊市由于政坛人事变更，人才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本市自身的许多人才也已开始涌向深圳、广州和海南。然而襄樊在70年代赢得的尊重人才的巨大影响余波犹存，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10后的中国人才流动大潮。这篇文章在八十年代仍将襄樊排在青岛、江浙、南粤之前，足以说明襄樊招引人才影响之深远。而其间引用的两句打油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知识份子们对襄樊的向往。
这次人才大潮不仅使襄樊知名度大为提高，更实质的意义还在于这批科技人才对襄樊工业发展的巨大推力。投奔襄樊的这批人才几乎涵盖了工业的各个领域，成为支持襄樊发展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襄樊工业从此结束了长期在手工作坊型低水平徘徊的局面，开辟了现代工业的新纪元。襄樊工业从此有了底气，轻纺、化工、机械、电子、建材等多种产业异军突起。在此后的短短几年里，很快形成了以樊西纺织工业区，清河口化工工业区、万山机械工业区、钱营建材工业区、余家湖制药工业区、郑家山电子工业区等各大产业集群，这使襄樊的工业在后来长达10年的历史空间保持了在全国领先的地位。这10年间，襄樊凭借人才优势，创造了当时工业产品和工艺的许多第一。据参与编写《从零起步的襄樊》这本书的刘长斌同志（现任市人大副秘书长）说，他根据当时的工业标准，总结出了襄樊在技术改革创新领域里领先全国的80多个“第一”！比这些“第一”更有意义的是，在襄樊的工业升级中不仅锻炼出了一批骨干技术力量，也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高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