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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沧桑　Ⅲ：激情与光荣 (时代辉煌赞)（３）

作者：王伟举发布时间：2006年7月6日阅读数：16200 查看评论

　　襄樊“电子热”中孕育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大学校长
　　

　　数字程控在21世纪的今天都还属于高新技术范畴，许多家电商家至今仍然在将数字程控当作促销的卖点。然而不知今天的襄樊人是否知道，早在30年前，襄樊的数字程控技术就已取得了重大突破。具有标志性的产品是1973年就生产出了数字控制线型切割机。据《从零起步的襄樊》这本书的说法，生产出这种尖端产品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

　　这种说法的确是事实，但是却显得过于简单。笔者在调查中得知，这后面隐藏了许多至今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这实际又是一则关于原市委书记曹野与一位大学生的故事。

　　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开始下乡的是高、初中生，后来这种运动性的思潮也影响到大学毕业生的分配。一位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莫名其妙被分到了南漳县的小钢铁厂。这个学生名叫潘云鹤。潘云鹤学的是建筑专业，却要担当起钢铁厂技术员的重任。这在那个年代并不算什么奇事。

　　准确地说那个小厂并不在南漳，而是在南漳与宜城、荆门三县交界处的小镇东巩。潘云鹤下到东巩时其实还没有什么钢铁厂，他去时这个规划中的小厂正在筹建。作为上海来的大学生，他担当起技术员的任务。潘云鹤不懂炼铁，但凭着天资聪明，他不仅设计出了炼铁高炉，还发明了用当地小煤窑的白煤炼出铁的方法，使这个小厂成为湖北省工业的一面旗帜。但潘云鹤知道这个地方既无煤矿又无铁矿，这家两头在外的小钢铁厂不会有什么前途。于是在曹野开始在周边县挖人才的时候调到了襄樊市。

　　对于当时的潘云鹤来说，襄樊也只是一个过度地带，因为他的老家远在浙江杭州，爱人分在黄石市的大冶铁矿。因此调进襄樊不久他就与黄石方面联系好了调过去与爱人团聚。临走之前他看到曹野抓城市建设抓得很有起色，卫生、绿化使襄樊的城市面貌与他两年前分来之时变化巨大。但他发现虽然城市外貌变了，但市民素质却仍是很低，与变化后的城市不相吻合。于是他怀着一腔热情和真诚给市委书记曹野写了一封信。信很短，除了这条意见，还有几点建议。谁知曹野是个认真的人，看到这封信后他对组织部门交待说：“这个大学生很有远光，不能让他走了，把他给我扣下来！”

　　结果潘云鹤去办调动手续时组织部的同志告诉他：“你不能调走，市委领导要我们把你的档案扣住。你就留下来吧。”潘云鹤拿出黄石接受单位的调函说：“我都弄好了，人家调函都过来了，我爱人在那边呢。”

　　组织部的同志耐心给他做工作，“曹书记讲了，你不就是要和爱人团聚吗？我们把你的爱人调到襄樊这边来。”

　　潘云鹤就这样因为给曹野写了一张纸头阴差阳错被留在了襄樊，安排到市科委工作。

　　当时市里正在抓“双革、四新”，曹野不知在哪里听说了数控技术，如痴如迷的抓起来，一门心思要抓出成果来。数控技术在当时是真正的高端技术，以襄樊当时的技术力量和工厂设备是不可能抓出名堂来的。但曹野想好了的事情就得干，还得干出成效来。他亲自抓住两个产品丝毫不肯放松，一个是数控铣床，一个是数控线型切割机。他把这两个产品交给两个厂子，一个是机床厂，一个是仪表厂。并指明机床厂数控铣床项目由县机械局负责；仪表厂的数控线型切割机项目由市科委负责。当时的科委主任就带着大学生潘云鹤下到仪表厂去驻厂蹲点督促指导。

　　潘云鹤和科委主任到厂里一看，这是个什么样的厂子呀？名为仪表厂，全厂却只有30多个人，全厂只有一个从部队转业的技术员还是个中专生。这样的基础要抓出数控产品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但是市委书记重视的项目必须抓到底。科委主任就对潘云鹤说：“小潘，指靠他们搞不出来的，看来只有你搞了。”潘云鹤急了，“我是学建筑学的，根本不懂什么数控。”

　　主任说：“不管怎样你总是大学生吧？他们技术员才是中专，大学生还不懂？”

　　主任的话让潘云鹤哭笑不得，学建筑的大学生被逼上了梁山，只好上街买来一些半导体、二级管之类的书急用先学，边学边摸索着干。但潘云鹤的天资聪明再次帮了他，他看了些关于数控方面的书藉，便设计出了线路图纸，拿到泰州机床厂去看了人家的数控机床，居然就把数控线型切割机搞出来了。以襄樊当时的科技力量和工业基础，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曹野比别人更懂得这个项目的价值，善于抓典型的曹野抓住仪表厂这个典型，召开全市庆功大会进行表彰，他要借此机会将全市的电子工业抓上去。

　　仪表厂对数控技术的大胆尝试和成功大大激发了襄樊工业界的创造热情。一个挑战尖端技术的热潮就这样生成了。

　　曹野接着就要科委抓数控人才培训，科委自然把任务落实到潘云鹤身上。潘云鹤刚学了点数控入门，就又承担起培训全市数控自动化人才的重任。各个局、厂都派来了懂电子的技术员交给潘云鹤培训。据潘云鹤回忆说，其实这些“懂电子的人”也多是有点半导体知识，有的只不过会修收音机，有的甚至就是单位的电工。数控的基础是计算机，原本学建筑专业的潘云鹤由此走进了计算机世界。在巨大的压力下，潘云鹤只好没日夜的钻研，晚上加班学，白天就教给学员们。这批人才回去后，又办班培训本系统的技术力量。襄樊第一批的电子技术力量就是这样培训出来的。市里成立了电子自动化会战指挥部，市领导任指挥长，年轻的大学生潘云鹤就成了副指挥长。

　　各行业都根据自己行业特点上了自动化攻关项目，善于开拓进取的潘云鹤又牵头办起了商业自动化研究所，承担起为毛巾厂设计自动提花织物机和襄江商场开发自动售货机项目，除了搞自己的项目，他还到各局各厂去指导攻关。就这样不断的会战、攻关，一批科技含量较高的自动化项目开发了出来。

　　市机床厂根据仪表厂数控切割机的原理，也研制出了第一台数控铣床；

　　市半导体厂研制出了KB系列可控硅调速器；

　　市激光设备厂研制出了500瓦级二氧化碳激光器；

　　电子设备厂研制的第一台电子通信电源成套设备；

　　市人民银行研制成功了激光电子点钞机，并很快被人民银行总行在全系统推广；

　　市粮食局系统搞出了自动售米机、自动售面机、自动售油机；

　　影响最大要数普及面最宽的粮食系统。当时市区内17家粮店全部改为电子机械售米、售面、售油，并且率先实现了粮食电子风运化，受到省委、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一时间，全国20多个省市的参观团接连不断前来参观。

　　……

　　当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数控技术经验交流会上，襄樊由于数控成果斐然，当时的市经委主任被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襄樊在数控领域取得的突破和自动化普及程度引起了全国科技界的关注，在数控领域成为全国最有竞争力的城市。潘云鹤在商业自动化研究所开发的自动售货机后和后来开发的仓库管理信息处理系统得到了商业部和国家计委的高度重视。

　　商业部、国家计委、机电工业部、一机部、四机部纷纷下拨项目经费给襄樊。

　　那个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大学生潘云鹤从此迷上了计算机和数控技术，并由此彻底改变了专业方向。后来他成为襄樊市科委最年轻的副主任。再后来，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全国大专院校恢复招生，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潘云鹤想通过报考浙江大学研究生回到家乡杭州。按学历他应报建筑专业，而当时浙江大学没有建筑系，只有计算机系招收研究生。潘云鹤就凭在襄樊搞数控切割机和自动化研究所打下的基础，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后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做访问学者。回国后在浙大办起了人工智能研究所，在计算机应用技术领域创出一片新天地。使他最终站在了新学科的最高处，成为人工智能CAD研究的领军人物。潘云鹤研究成果的意义在于突破了传统AI对推理的局限，提出综合推理的新概念，并将计算机传统的基于字符的类比推理扩展为基于形状的类比生存，大大提高了CAD的创新能力，将AI引入计算机图形学，提出智能图形学的新概念、在计算机运应用领域创造了基于知识的真实感图形描述技术、天空漫射光照模型和空间感色彩模型。他研究成功了轻纺花型、广告装璜、建筑布局、管网规划等多个新颖实用的智能CAD/CAM系统，特别在轻纺花型图案CAD/CAM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智能CAD的技术上，解决了图案构图、色彩协调等多类知识表达，实现图案设计自动推理，使设计速度提高百倍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工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而潘云鹤也由此成为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先后担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副校长，从1995年开始担任浙江大学这所著名高校的校长至今。

　　2005年的3月底，笔者专程赶到浙江采访了潘云鹤先生。已连任第九、十届全人大代表、并当选为中共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潘云鹤坐在浙大校长办公室里感慨万端。潘校长说：“当时我们做的项目拿到浙江大学来也是不落后的。可以说，襄樊的电子自动化水平比全国提前了至少五年。”

　　我也感慨地说：“可不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襄樊的锻炼经历，您不会搞计算机，不搞计算机您就不会考入浙大，当然您会去考同济大学，您也可能在建筑学领域大有建树，但至少不会留在浙大，不会因为计算机研究应用而成为院士，也就没有做浙大校长的可能。”

　　潘校长开心地笑了，说：“有些事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当年曹野不把我扣下来，我不会留在襄樊，如果后来不逼着我搞数控技术，我也不可能改变专业去搞计算机的。”

　　当然，潘云鹤院士的成功，更多的是靠他孜孜以求的不断奋斗。但襄樊为他初期的成长提供了难得的环境也是他最终成为大材的重要因素。

　　襄樊的特殊环境成就了一大批杰出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某个学科的带头人，除了潘云鹤外，还有人当了华中科技大学当研究所所长、博士导师，有的后来成为了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先生的研究生，有的成为了华罗庚基金副总裁……

　　应该说，襄樊的“电子热”和人才潮，不仅培养了一位院士和著名大学的校长，也造就了一代科技精英。

　　1970年9月襄樊生产出湖北省第一台电视机厂，比电视业巨头“长虹集团”提前了四年提起襄樊电视机厂，襄樊人心中大都会有无限的骄傲与感伤。对它曾经的辉煌与后来没落，本文将在后面的章节里作一种相对客观的剖析。在这个小节里，作者只能借助有限的史料回顾一下它初创时期的足迹，以纪念襄樊人的创造精神、告慰创业者们为它曾经付出的艰辛。

　　这是一家在街巷里弄作坊里靠自力更生办起来的工厂。因为中央刚开过“69?10”会议，市委很重视，就决定筹办一个电子仪器工厂。开始是在樊城后街的小印刷厂找到了两间破房子。又从市里从现有工业里抽调出一批骨干来建厂。我找到了该厂建厂28位元老的名单。这些元老分别来自市酒厂、制帽厂、精密配件厂、化工厂、衡器厂、毛巾厂、钟表社、力车厂、纺织品公司、磷肥厂、土产公司、聋哑厂、五金公司修理部等单位。工厂当时的负责人是酒厂调来的郭庆祥和制帽厂调来的马保彦。

　　按照当时的技术力量，根本就没有可能生产电视机。准确地说，电视机厂的成长应分为两个阶段，开始因为只有一些会修收音机的工人，一开始只是试制一种100W的收扩两用机，这对于街道作坊式工厂调来的工人们来说已经十分不易。

　　没有图纸，他们就对照着上海产的扩音机照葫芦画瓢；没有原材料就四处求购搜寻；根本没有设备，从绕线圈、外壳加工到电阻管安装都是用手工凑合。当这台两用机拼装起来的时候，工人们别提有多高兴！他们把这台收扩两用机命名为“争光”牌。当时已是春节前夕，全厂工人们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一边让收扩音机响着，一边敲锣打鼓的去向市委报喜。工人们带着这台机器像母亲对待初生的胎儿一样小心翼翼。用他们的话说是“顶在头怕飞了，含在口里怕化了”。有人建议用被子包着，但有人认为这样献礼太没面子，就由工人们轮流抱着。然而就是这样，意外还是发生了，走到半道上，扩音机忽然发出“哧哧啦啦”的刺耳的怪叫声。工人们慌了，忙停下来检修。厂长马保彦焦急万分地说：“看，我叫你们用被子垫上，你们不垫，这下瞎了吧？”

　　献礼的队伍偃旗息鼓，沮丧地折回厂里，拆开后盖反复检查，总算查出了原因，原来是一支管子被震坏了。重新换了支管子后，工人们再不敢大意，用被子把两用机厚厚地垫了起来，重新敲起锣鼓朝市委会走去。

　　“争光”的确是为襄樊人争了光。因为它在当时填补了襄樊电子工业收视整机产品的空白。

　　以上故事是曾在该厂当过厂长的张建一先生主编的电视机厂史中的说法，但是笔者对这个时期编撰的史料大都要打个问号，因为编书人不可能不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在事件表述中难免因为某些因素而回避省略某些真相。

　　按照事物自身逻辑分析，以当时的技术力量拼凑出一台收扩机样品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以这种技术基础要生产出电视接收机是不可想象的。这中间一定还有被有意无意简化的情节。

　　笔者在艰苦的调查中终于找出了它背后的另一个故事。

　　2005年4月29日上午，在原武汉军区的中南花园，我拜访了曾在襄樊市委任副书记后来调省经贸委工作的鄂万友同志，这位现已退休赋闲的前市委领导人不太愿谈以往的事情。他说，当时在岗位上做这些工作是一种责任，既使有点功劳也应该属于市委领导这个集体。因为许多事他都是贯彻落实曹野的思想。但后来在叙旧闲谈中却无意间道出了当时很快生产出电视机的真正起因。

　　那时鄂万友还未当上科委主任，他的职务是机械局副局长，却又是市工交小组副组长。当时正是文革“斗批改”时期，几个襄樊四中毕业考学出去正在国防科工委下属研究所工作的技术人员找到鄂万友，说他们想回来在襄樊做点事。鄂万友问他们可以做什么？他们说“我们可以搞电视机。”这个信息使鄂万友十分兴奋。当即就向市里汇报，决定上电视机。因为电子仪器厂已经有了制扩音机的基础，就决定以这个小厂为基础搞电视机。

　　鄂万友骑自行车跑了两天，发现市委旁边有个建材试验室，就派车到北京花了点钱把他们手里的一批器材买下拖了回来放在建材试验室里，先是用人家现成的东西组装，拿出样机，又向市领导汇报，到北京把这几个技术人员手里的简单设备拉回来，并派出一批工人到上海无线电三厂和天津712厂去学习培训。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1970年9月试制出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接收机。机器试制出来后却无法检测，因为襄樊还没有电视转播发射台。把机子送到武汉检测，图像声音很清晰，但是图像却是倒影，经检查才发现是偏转线圈上的线接反了。回到襄樊后重装了线圈，又把这台机子拿到附近山上的微波站加信号试放，结果一下就收到了北京播出的图像和声音，而且十分清晰。因为建国21周年邻近，大家将这台机器定名为“红旗101—1”意思是10月1日的第1台。这台电视接收机不仅是襄樊市生产的第一台电视机，也是湖北省生产的第一台电视机！为了鼓励电视机生产，上级主管部门决定，每生产出一台给予150元的补贴。当年这家小厂生产出了10台黑白电视机。

　　批量生产需要模具，鄂万友就想到了襄樊附近的一批军工企业。谢湾的旭东军工厂里有一个当时的炮王，鄂万友就请旭东军工厂做模具。旭东厂的技术力量雄厚，很快就帮忙把模具给搞了出来。市委为了表示感谢，给旭东军工厂送去了一车大豆。

　　鄂万友同志的说法应该是电视机厂起家的真实情况。《却道沧桑》作为一家由现任厂长主持自编的厂史，对有些情节给予粗线条的描述或有意无意的忽略，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使我自己产生疑虑的原因是那份厂里的创业者元老名单。因为这些人里面基本没有懂电子的人。据建厂元老之一、1973年当了副厂长的李萍回忆说，当时最有技术的就数五金公司修理部的人，他们在来厂之前都修过收音机。那么仅凭这点技术基础是不可能造出电视机的。那么从北京回来的这批骨干就是后来的技术中坚力量。由他们带回成熟的技术是可信的。

　　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插曲——电视机项目上马不久，地区一位副专员跑来找鄂万友，要求要电视机下马！说是地委领导的决定，襄樊的工业不能光搞一些新名堂，要服务农业生产，多生产一些犁耙之类农民急需的农具。鄂万友当时顶不住，就把军代表抬出来，军代表是从宜昌分区过来的副司令，就出面扛事，说“造电视机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及时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这有什么不对？”这张王牌打出来果然把这位副专员给镇住了，电视机得以继续生产。

　　鄂万友说，“后来发生的事更有戏剧性了，这位要电视机下马的副专员后来又找到我帮他买电视机……”

　　本文不是写史，意在通过一些真实、具体的人和事探寻襄樊工业文明的足迹，这些细节对于历史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第一台电视机试制成功对于襄樊人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因为这不仅是襄樊出产的第一台电视机，而且是整个湖北省生产的第一台电视机！这台电视机的诞生，对于以后襄樊电视机成为电子部四个定点厂家之一、对于以后与天津电视机的联营、特别是对激励襄樊电子行业的信心十分重要。

　　更重要的是，这是历史给襄樊人提供的巨大机会，因为皮时当时电视机厂家廖若晨星，如今主宰电视市场的厂家当时均未出世，连世界有名的四川长虹集团也还未转产，而襄樊的电视机生产比这家后来的电视业“巨无霸”整整早了四年！

　　1979年，襄樊电视机的黑白电视机总产量已突破1万台大关；进入八十年代后，在新一届市委和政府的重视下，开始进入了它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引进了日本的先进彩色生产线，并敏感地意识到了品牌战略的价值，于是1984年与天津712厂开始联合生产“北京牌”彩色电视机。到1987年，该厂彩色电视机和黑白电视机每月总产量突破二万台！1987年的前九个月，电视机厂的总产值超过1.2亿元!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在全国行业评比中获得多个奖项。

　　襄樊产“北京牌”18英寸彩色电视机开始畅销全国，襄樊电视机厂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13.56万元，据省电子工业总公司通报表彰中披露的数据，该厂生产经营效益在全省电子行业13家受表彰的企业中位列榜首！

　　1988年4月23日，刚从国家主席位置退下来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携夫人林佳楣视察了电视机厂。

　　襄樊电视机不仅成为襄樊电子行业的排头兵，也成为襄樊现代工业的标志和整个城市的一大亮点！
　　

人才战略使街道小厂成长为襄樊唯一的亿元电子企业

为了寻找当年人才大潮的踪迹，我辗转找到了当时直接参与过人才引进、现在仍在企业领导工作岗位工作的仪表元件厂（现已改为台基半导体有限公司）的雷成斌同志。

　　雷成斌1963年考入武汉工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洛阳拖拉机厂（当时名为第一拖拉机厂），在襄樊开始招引人才中，在有关朋友的动员下于1973年回到襄樊，安排在这家原来当时名叫半导体厂、后来改为仪表元件厂的电子企业。雷成斌工作扎实，为人正直、谦和低调，在这家小厂从技术干部到厂领导干部，30多年再没有挪过地方，如今虽已到了退休年龄，但已改制为台基半导体有限公司仍离不开他，笔者到“仪元电子”采访时，他仍担任着这家合资企业的党委书记。

　　雷成斌感慨地谈起当年襄樊人才大潮对仪表元件厂发展的巨大推力。

　　仪表元件厂当时创办时叫着半导体厂，是望江公社的22个街道青年凭着一腔热情在手工作坊里办起来的，经过学习、培训、艰苦创业，终于能够生产简单的二级管和三级管。后来虽然靠自力更生不断发展，但因缺少高端人才，前进的步伐很是缓慢。这时候襄樊大批量的招引人才的活动开始了。因为我们厂当时基础较扎实，发展势头较好，市里对我们厂特别照顾，劳动局一下子给了我们100份商调函，公安局也一次配发了100份城市户口准迁证。

　　市里的招贤工作组住进了北京的国务院第五招待所，四处挖人才。用解决城市户口和安排家属子女工作换取人才在当时在国内是闻所未闻的，影响很快在京城波及开来。声势最大的时期，每天都有大批科技人员主动找到国务院五招排起了长队，雷成斌说：“这响动弄大了，惊动了中央组织部，中组部怕引起全国性动荡，忙给省委组织部打招呼，让襄樊注意影响，省委才让工作组从北京撤回来。曹野说，那就回襄樊招吧！步伐并没有停下来。”

　　主攻方向仍是放在北京、上海、西安方面。招回的人才一时无法安排，就把最好的襄樊饭店腾出来暂时安顿，市里工业规模太小，一时容纳不了，就动员郊区王寨、庞公接收，先解决商品粮问题再安排工作。

　　雷书记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当年市委的人才引进战略，他所在的半导体小厂今天就不会发展成为年产值近2亿元的“仪元电子”、甚至不会有今天在全国电力电子行业排名第一的这家合资企业。

　　“我当时虽然在厂里，但基本上全程参与了市里的整个人才引进。当时市里由科委和组织部负责，一班人在襄樊接收，一班人在北京挖人才，光是我们半导体厂前后就挖来了100多人，当时‘西整所’（西安整流器研究所的简称）的技术骨干一下子被挖来了八个！这就是后来在电力电子行业名声显赫、被厂里尊称为‘八大金刚’的技术台柱子！现在他们没有走的同事很多人成了院士和专家，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的曾培炎就是当时的‘西整所’所长。”

　　雷成斌是个严谨细心的人，他至今仍保留着30多年前引进人才时的一些宝贵资料，其中有一张当年引进人才的统计表。这张用复写纸套画的表格中我惊讶地看到，仅毕业于各个名牌大学的就达73人！我惊讶得好久合不拢嘴——在当时这些人才是一笔怎样的财富啊！

　　我有幸看到了雷成斌当年给市委打的调人报告以及市领导对报告的批复原件。其实说是报告也不尽准确，这些所谓的“报告”只不过是一张张对要引进的人才的基本情况介绍，诸如毕业于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家属在什么地方，全家几口人、需要解决几个户口、安排几个人的工作之类的资料。
而批复更为简单，只在这份资料上签了一个“曹”字和年月日，这个“曹”字就是当时的市委书记曹野同志的亲笔签字。

　　我感到很是疑惑：“就凭这张纸就能将一个人的调动搞定？”

　　雷成斌说：“不只是调动，包括家属子女转户口、安排工作都在里面，当时就是这样的，就凭这个签字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不需要找第二次。”
　　

　　雷书记还告诉我说，当时只要是为了调人才，到处一路绿灯。“曹野还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凡是他们来找我，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我在开什么会都不要阻挡。”

　　市委重视人才的态度贯彻到当时的各个工厂。2005年春节我采访了仪表元件厂的老厂长马友德先生。马老现在已退休多年，人事关系在信息产业局（退休前他是信息产业局的局长），因他夫人原是物价局的副局长，他便住在物价局的院子里，听到我问及仪表元件厂的事情，十份重视，因为作为创业者，他一直牵挂着仪表元件厂的发展，他开口就说，“仪表厂能有今天，主要是人才！”自己也在整理仪表元件厂依靠人才技术兴厂的资料，希望后任企业领导人永远将人才战略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谋略。在采访中，马友德回忆起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仪表元件厂主要是在天津学习。厂里有个青年大学生叫张克苹，朋友文汉民是里的大学同学。文汉民毕业后去了天津半导体厂。仪表元件厂的人去天津学习得到文汉民的许多帮助。张克苹见襄樊市这样重视人才，就把襄樊的情况不断告诉文汉民，认为重视人才的地方肯定发展起来很快；但是文汉民希望张克苹能去天津，认为大城市总是条件好些，机会多些，前途远一些。两人在鸿雁传书中你劝我去天津，我动员你来襄樊，最终是文汉民被襄樊重用人才的诚意和眼光所打动，来到了襄樊仪表元件厂，并且一进厂就开发了一个新产品，质量好，市场销路也好。湖北省电子工业局还专来襄樊为这个新产品开了现场会。而且文汉民切实感受到襄樊市委对人才的尊重。在他的鼓动下，从天津半导体厂又陆续调来了五个关键技术人员。

　　我提到雷成斌书记讲的“八大金刚”，马友德也是兴奋不已。马友德当时是厂里的党总支书记，还兼着机械局党委书记。马友德说，当时一机部要求我们生产可控硅型电子管，厂里派人到“西整所”（西安整流器研究所）去考察学习，订认识了一位叫肖扬山的技术员，因为肖扬山的爱人在四川当医生，无法调到西安，仪表元件厂的人就宣传襄樊重视人才的政策，动员肖扬山和爱人一起调来襄樊。肖扬山是所里的骨干，人缘也好，在他的宣传游说下，许多技术人员对襄樊心向往之。经肖扬山介绍牵线，“西整所”一下过来了八个技术骨干。结果，肖扬山一进厂就开发了可控硅系列产品，而这“八大金刚”了成了仪表元件厂的台柱子，在他们的努力下，仪表元件厂完成了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也正因为有了这批人才，仪表元件厂才能在行业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形成持续发展的态势。在70年代，仪表元件厂的产品就达到相当的高度，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使用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其中纪念堂的控制系统就是襄樊仪表元件厂生产制作的。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因为人才实力雄厚，这使仪表元件厂无论在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环境，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仪表元件厂的发展中很有故事性，当年争取一机部的投资，也是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仪表元件厂的行业归口原来属于市电子局，当市委书记曹野听说机械工业部要投资一个机械系统的电子厂（这种思维就是计划经济年代条块分割的典型例子）。曹野为了争得这笔投资，就临时决定将仪表元件厂划归市机械局管辖，这一来，技术实力较为雄厚的仪表元件厂就成了一机部怀里的娇娃娃。在选择投资厂家时，机械部领导和下属仪表局元件处考察了全国四个厂家，其余三家都在实力雄厚的大城市，分别是重庆市半导体厂、大连半导体厂和上海半导体厂。

　　机械工业部最终决定投资襄樊仪表元件厂，这不仅是厂子归属了机械系统，也不仅是因为仪表元件厂环境优美，地势隐蔽、适应战备，更重要的市委重视，特别是仪表元件厂已引进了一大批高层次的技术骨干。投资初期确定的额度是397万，后来实际投资达到800万元！

　　“那笔投资对于我们厂是关键性的，否则就不会有现在的规模和档次。当时设计的无菌车间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连前来考察的美国专家也赞叹不已。”

　　如今的仪表元件厂已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其“仪元电子”产品不仅成为国内知名品牌，其技术实力和产品质量也在世界同行中得到公认。

　　望着这些30多年前的人才调动手续，望着这家襄樊电子行业唯一的亿元企业，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

　　仪表元件厂逐渐成为襄樊电子行业的龙头，市里将仪元电子的自动控制车间的设备和技术人员分离出去独立另建了传动设备厂，但仪表元件厂依然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时至今日，这家已成为全国行业龙头的“仪元电子”尽管几度易帅，几度易名，但仍自始至终保持着襄樊电子行业的旗舰地位。
　　

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打印机研发抢在了日本人的前面

　　提起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现在的襄樊人估计已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人们甚至怀疑襄樊有过这样时髦的工厂。

　　然而根据襄樊工业志和一些史料上的记载，襄樊不仅有过一家工厂，而且曾经有过短暂的辉煌。并且为襄樊电子行业赢得过巨大的荣誉。

　　经过知情人指点，我辗转找到了当年的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厂长芦殿林同志。在采访老芦之前，我曾打听过他的基本情况。知道芦殿林是东北吉林市人，文革前从鞍钢集团前来支援襄樊工业的干部。芦殿林懂经营、善外交，曾把几个家属办起来的电容器厂改为生产计算机汉字打印机的外部设备厂，并一度把这个厂子搞得红红火火。

　　当年的计算机设备厂早已变成了一个居民区，已看不出任何曾作过计算机设备工厂的痕迹，院门口挂着一块陈旧的居委会牌子。

　　院里面居住成份很杂。老芦住在院门口临街的旧楼上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

　　这位在当时计算机设备行业赫赫有名的人物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风采。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为了生计曾开过餐馆、经营过汽车修理厂。现在基本赋闲，靠每月几百元养老金过活。

　　芦殿林是个性格开朗的人，虽然晚景有些暗淡，但他精神仍然很好，从中气和宏亮的声音看，老芦的健康状况也还不错。

　　提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老芦在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很快兴奋起来，
沉浸到了当年的红火岁月之中。

　　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基础与十二电容器厂一样，也是在电子行业的创业热潮中由605地质大队的一批家属自力更生办起来的家属工厂，创业初期只有13个家属。开始是生产军用电容器，因此人们习惯地称它为605电容器厂。

　　“因为当时电容器市场已有些饱和，效益不行，厂里搞电容器已开不出工资，市里就让寻找新的项目。能上这个项目，主要是因为我们厂在招引人才的大潮中招来了好几个北京来的工程师，一个是北京军事通讯学院毕业的李德兴，他调到我们厂之前的单位是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23 所，后来又从武钢引进来陈随福和周荣桂，他们原来是在北京大学搞科研，因为襄樊能解决家属户口才又从武钢来到我们厂；还有一个也是航天部二院过来的，一个叫周景年，是搞计算机的专家，后来为了搞计算机，李德兴又向厂里推荐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乔云山，他是搞电路的专家，把他也拉了过来。有了这批技术我们才有可能搞成计算机配套的汉字打印机。搞成打字机主要靠已经去世的乔云山和李德兴、周景年和周荣桂他们几个技术人员。”

　　在电容器效益不行的情况下，鄂万友安排厂里到北京调研新产品项目。因为李德兴是航天研究院的人，在北京有很多同学、同事和朋友，就在他们的指点下四处寻找，最后才在中科院计算机听说了汉字打印机这个项目。计算所的朋友告诉李德兴他们一个信息。汉字打印机刚处在起步阶段，但不知他们有没有这个实力。因为当时还是计划经济阶段，上项目要得到国家计委批准。在计算机所王延良同志的推荐下，芦殿林他们找到了国家计委计算机中心主任周济风同志。当时襄樊的电子行业在全国有了一定的名声，但周济风听说这样一个小城市要搞计算机配套打印机，仍然怀疑：“什么？你们襄樊能搞？”

　　芦殿林这时便发挥出他的外交才能，马上抬出李德兴等一批技术人员，而刚好周济风原来也是航天部二院出来的。在几种复杂因素左右下，就把计算机汉字打印机研究项目给了襄樊605电容器厂。并一次拨款15万元，说：“你们先干吧！”芦殿林他们人才回襄樊，国家计委给的15万元研究经费也到了账。

　　市科委很快帮他们组织了项目论证，认为很有前途，决定由市里全力支持。

　　但是这个项目难度相当大，因为原来计算机都一直处在几间房子装的初级阶段，老式机器汉字的信息处理一直是个老大难的大项目，在国外也还只有显示字符的打印机，因此汉字打印机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中央办公厅、解放军总参十分急需，整个社会都十分关注。但因为打印机是机电结合的机器，机械部分要求十分高，中科院计算机所在这方面也不是长项。襄樊把这个项目争了过来，既是一个重大机遇，也是一块汤手的山芋。

　　李德兴、乔云山、周景年等技术人员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因为这是国家给的项目，国家计委、总参、中办和市委都关注着这个项目。而且他们身上承载全厂职工的希望。当时厂里电容器滞销，已发不出工资了，眼巴巴的盼着他们拿出新产品把工厂救活。

　　计算机打印机的精度要求十分高，而厂里条件却十分差。唯一可用的仪器只有一只万用表。李德兴和乔云山自己设计图纸、自己研制加工模具，一点点的自制零部件。

　　乔云山大胆采用了一种新的加工工艺。因为缺少防护设施，乔云山双目被灼伤了。眼球肿大，眨一下就像针扎般痛疼。但他从未不叫过苦，也过休息过一天。简陋的试制车间里，从早到晚也不见他们出来放松一下。有时停了电，他们就在煤油灯下工作。

　　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拿出了七根针的样品。经过试验，效果较好。这时汉字打印机才刚刚起步。当时打印机尚处在起步阶段，根据办公需要，急需要一种宽幅汉字打印机。由于襄樊已有了一定的经验，经过中科院计算机所推荐，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便又把二十根针的宽行汉字打印机项目下达给了刚刚改名为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小工厂。

　　宽行汉字打印机是计算机外部设备和终端设备，是发展我国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重大项目。这项成果对于推动计算机应用和社会发展有着重大意义。而当时的军工、通讯、教学、医疗卫生、企业管理行业更是翘首以盼。
　　汉字的故乡在中国，而当时中国却还没有处理汉字信息的设备。甚至研究汉字信息的机构也都设在外国。因为有了试制七针打印机的基础，李德兴和乔云山们生出一种为民族争光的豪气，再次大胆接受了这个任务。市委也对此项目给予高度重视，市领导和机械局、科委的领导多次召开调度会，解决器材、设备问题。李德兴和乔云山各带一个小组开始攻坚。从项目上马，他们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没休过一个星期天，整整8 0个日夜，导板、针、色带、字头，一个个难关的攻克。在李德兴、乔云山、周景年三个技术人员的努力下，终于在1978年的9月15日拿出了样机。这台样机宣告了中国第一台宽行汉字打印机的研制成功！当年12月在北京一机部的自动化研究所里，举办了我国自己研制的第一台针型汉字宽幅打印机展览。前来参观的人看到这台打印机在国产“108”计算机指挥下打出来的一行行清晰的汉字连连称奇！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把打印机看了又看，一点点问得很仔细，芦殿林带着几个技术员对答如流，引得方毅和观众好一阵“啧啧”赞叹。
　　“我们厂打印机搞鉴定的时候才威风呢！”老芦回忆说，“由中科院直接发文，中办、国办、国家计委、总参、空司、海司、二炮、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派专家去了！各省市委办公厅也去了人，总共100多人，整整一个星期，你想想，这样的会议竟然是由我这个小厂长主持！最后由中科院发文认定，《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个产品，称这项产品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老芦说到这里，涌上一脸的幸福。
　　从计算机发展的轨迹来看，1978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段。因为此时世界计算机研究还处在幼稚年代，汉字打印机还是一个十分新鲜的事物，襄樊汉字打印机研制成功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一步抢在了许多发达国家的前面，连科技走在世界前列的日本人也是从1979年才开始研制汉字打印机的。李德兴回顾说，当时著名的王安公司来中国展销微机，第一年也没有汉字信息处理打印机，只有用字符拼凑，在屏幕上显示，却打不出来。看到襄樊的汉字打印机十分羡慕，第二年（1981）才从日本买入汉字打印机与其配套展销。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产品，骄傲的赶在了电子强国日本人的前面！
　　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产品成为中央办公厅和总参谋部等首脑机关的首选，并承担了为中共第十二大处理选票的光荣使命。

　　产自襄樊的这种中国品牌汉字宽幅打印机立刻受到了中央各有关部委的青睐。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解放军军委办公厅、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海军司令部、二炮司令部等要害机关纷纷选用襄樊产品，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产品一度呈供不应求之势。“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共中央办公厅都十分关心我们的产品，也十分支持我们厂里发展，看得出他们是想扶持国产品牌，每次要货都是先把钱付了才订机器,直到后来总参给的钱还有一百多万没有用完……”说到这里，当年的厂长芦殿林一脸的灿烂，昏花的两眼变得炯炯有神。“哪时我们厂名气大得很，我进出中南海就像进我们市委一样方便，到了中南海大门口，卫兵刚一盘问，我就让他给中办机要局打电话，卫兵电话一放下，就满脸客气地说请跟我进来！一直把我引到中办机要局楼下。有一次我去北京，早上四点到站天还没亮，还是人家中办机要局的黄建中处长亲自开车到北京车站接我！”

　　“我到总参谋部去签合同，都是中央办公厅派车送我去，因为怕我进不去。一到总参大门口，好家伙，门口站了四个卫兵，一看是中办的车牌，问都没问，小旗一招，吱——我的车就直接开了进去！”

　　“有一次鄂万友书记要和省厅的去中办汇报，还是通过我中办机要局王局长联系的。鄂书记当时有点玄，问我能不能行？我说没问题！同王局长一说，王局长就说，你们明天上午8点准时来！规定只准我和鄂书记、厅长、经委主任四个人进去，连秘书都不准带。”

　　当时中国计算机行业刚刚起步，而襄樊的配套设备已走在了全国前列，一机部几次在杭州西湖和襄樊市二招办培训班，都是请襄樊外部设备厂派人去讲课。

　　1982年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就决定对计票方式进行改革，因为以前的大会投票都是人工计票，投票结束了，唱票、计票要忙好几个小时，代表们一般要看两部电影才能出来结果。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会选举，要使用计算机计票。

　　因为是第一次使用计算机计票，中共十二大秘书处计算机设备组十分慎重。计票机选用的是中科院研制的“JX—2型计算机实时处理选票系统”，但配套的打印机一直没定下来。大会秘书处计算机组就在全国范围挑选打印选票的宽幅打印机。这时全国已有不少厂家在研制打印机，但都远远落在襄樊后面。南京电子器材四厂搞的打印机到1986年才通过鉴定；福建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到1987年与爱普生联营才通过鉴定；沈阳外部设备厂也是1988年才通过鉴定。当时只有武汉外部设备厂的研制是与襄樊同步的，襄樊外部设备厂派李德兴去看他们的进度，人家瞧不起襄樊硬是不给看，结果襄樊却比他们先几年搞出来了。

　　中办大会秘书组在杭州选产品，芦殿林带了两台机器前去应试。所有参与竞争的机器24小时接连不停地打，一个多月不停的检验，参与竞争的苏州的机器却老是出毛病，而襄樊的打印机性能昼夜不停十分稳定，中办决定选用襄樊的打印机。

　　十二大选举投票前夕，芦殿林带了四台机器、四个技术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等待。

　　芦殿林说：“选举开始那一刻我的心就悬了起来，紧张得我连时间都不敢看，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直等到大会堂里传出雷一般的掌声，我才知道计票完毕，我们的打印机成功了！”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共十二大第一次用计算机同步处理选票，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用打印机打印选票，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据说写这条消息的是赵紫阳的随身记者。芦殿林；辗转见到这个记者，记者告诉芦殿林说，赵紫阳、邓小平、胡耀邦都看了这台打印机。邓小平还对着机器把“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制造”认真念了一遍。

　　执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规格最高的会议，厂家生产的产品能为这种高规格的大会打印选票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事后中共十二大秘书处还专给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用传真发来了热情的贺信，函称：

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
你厂研制生产的汉字打印机作为“计算机实时处理选票系统”外部设备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时正式使用，在打印名字和票数上均正常，未出故障，特此函告并致贺。
此
致
十二大秘书处计算机技术小组组长任汉忠
　　　　　　　　　　　一九八二.九.十五
　　接着，为大会提供计算机服务的中科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也发来了一封感谢信，信称:

襄樊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
承蒙贵厂热情支持，按时的保质保量提供了两台针式汉打机。保证了我所研制的“JX—2型计算机实时处理选票系统”配套调试工作。并及时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使用。在大会正式选举过程中，整个“选票系统”运行正常。贵厂生产的“针式汉打机”在打印输出选举结果时，两台都工作稳定，打印结果清楚。
“选票系统”能够在这次党的十二大选举中应用成功，是和贵厂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特此感谢！
此致
敬礼
中国科学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

　　这两封信对于一家位于鄂北偏远城市的小厂，无疑是最高的奖赏。可惜没有广告意识，也没流行时下盛行的无形资产评估。如果当时能有这种意识，这两封信无疑是征服市场的两张王牌！对于产品和企业信誉都是一笔无法估价的巨额财富！如果计算机设备厂顺着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其前景无论是笔者还是读者恐怕都是无法想象的。

　　十二电容器厂的产品用在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

　　那家由一群家属办起来的十二电容器厂在七十年代也曾一度成为襄樊城市的骄傲，它有两个亮点，一是艰苦创业，它的第一任厂长刘爱云后来因此代表湖北省电子行业出席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二是它生产的“地球牌”电容器用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在1975年这一年，《人民日报》曾以《小桌上唱大戏》的主题，以之一、之二、之三的少见规格连篇累牍地介绍襄樊十二电容器厂。

　　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计划经济成份的减弱，市场的因素渐渐开始左右工厂的生存，工厂的“企业”身份渐渐明晰起来。这时候，一个年轻人被历史推上了舞台，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为襄樊企业界赢得了不少名声的公崇善。

　　公崇善因为研发出CD26型铝电解电容器，改变了厂里产品结构单一的状况而被提升为技术副厂长。上任后他及时顺应市场，以新型企业的规范质量管理使企业提档升级。并向电子工业部申请办理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未得到厂里重视的产品许可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验收中的五大类108项标准一条比一条苛刻、严格，但公崇善狠抓质量和企业全面管理，使所有项目都得到了电子部验收专家们的首肯。公崇善与艰苦他创业的老厂长不同，除了狠抓质量以外，他把人才和技术当成兴厂的两大法宝。他认识到，一家生产科技产品的企业，没有高端人才和技术就不可能做大做强。

　　从他手里，这个家属们办起来的小厂开始招收正规高校毕业的专业人才。全国当时只有西安交大有这个专业，公崇善接连不断地给西安交大和该校电子原件教研室写信。请求该校推荐一名优秀大学生。

　　有个叫魏新林的大学生被公崇善求贤若渴的真情所打动。临毕业前夕让他的姐姐来厂里考察。小魏的姐姐看到这个厂虽小，但管理严格，特别是厂长公崇善气质不凡，谈吐中非常有见解。就替弟弟表态说：“冲着你这个厂长，我弟弟也应该来这个小厂！相信有你这样的厂长，肯定会把这个厂办成一流的电子企业！”

　　魏新林来厂后果然受到重用，公崇善经常让他代表自己与一些大厂商谈判。从那以后，公崇善从武汉大学、西安交大、西安电子学院、成都电信科技学院等高校一口气引进了20多个本科大学生，这批正规军团的加盟，使十二电容器厂人员素质大为改变，彻底扭转了作坊型小企业的思维定势，结束了街道小厂的经营管理模式，从而总结出自己独到的经营理念。公崇善在《湖北电子报》发表“科技当家以德治厂 ”的文章，阐述了依靠科技和人的素质全面提高促进企业发展的思想，在20年前，这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观念。正确的经营理念使十二电容器厂在生产规模上和产品质量上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他还把许多企业多年后才用的“质量否决制”、“黄牌警告制”引入企业管理，并敢冒风险的率先实行将产品质量与工资奖金挂勾。培养出来一大批质量标兵。经省电子公司和省标准局检验，十二电容器厂的所有产品都达到和超过国际IEC标准。厂里的产品牢固占领了湖北、河南市场，而且占领了电子行业强手如林的江苏、山东和四川市场，与十二家大型电子工业客户建立起好的关系，并且加盟长虹集团。还与每天一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的长江音响（燕舞）集团形成长期供货关系。一家规模不大的小厂，企业负债率不足20％，每年贡献利税160多万元，固定资产三年增加200多万元。

　　在八十年代中期，十二电容器厂也因公崇善的出色经营升级为省级先进企业，并且以经济效益先进单位成为电子工业部、省电子局的一面旗帜。

　　十二电容器厂的名字曾在全国各大媒体反复出现，许多外地人提到襄樊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提到古隆中和米公祠，而是十二电容厂，“啊，我知道襄樊有个十二电容器厂！”

　　十二电容器厂的青年厂长公崇善也成为电子业界关注的人物，在企业最红火的时候，公崇善身兼长虹工业集团理事、上海天河集团副董事长等在电子行业象征身份的职务。各种荣誉也是纷至沓来，在1988年，公崇善被评为襄樊市优秀厂长、并且被光荣地评为“湖北省十大青年优秀企业家标兵”。时代造就了公崇善这个优秀企业家，也造就了襄樊电子行业的时代辉煌。

　　“安装队”起家的工厂成为总参谋部、总后勤部通信源设备的定点厂家。现在很少有人还记得襄樊曾有过电子设备厂了。这个小厂原是望江公社的一个电器安装队，1969年改为红旗安装队。开始只有14个职工，最先是想试制220伏—360伏机电变压器。但样品出来后成本太高不能批量生产，只好转产低成本的硅整流器。他们用油布搭工棚，在废铁堆里拣出一台旧虎钳，自制了烘箱和电焊机，试制出了硅整流器，经过襄樊电视机厂试用，效果很好。他们一下来了劲头，租了400平米的房子，开始试制价值8万多元一台的3KVA硅整流器，在市水泥厂试用获得成功。这个产品给安装队带来了生机，安装队由此改名为硅整流器厂，自筹资金建了厂房，添置了设备，形成了批量生产硅整流器和电焊机的能力。后来市里将这个厂移交给电子局主管，并再次改名为电子设备厂。就是这个安装队起家的小厂，后来试制成功了通信电源成套设备。1978年，经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四机部考察批准，决定由该厂承担为军队研制系列化通信源成套设备。能够生产军品，并且由总参、总后直接安排计划，这不仅是企业升级的象征，从政治的角度来，这也是襄樊企业界的一种巨大的光荣。

无线电厂成为公安部装备定点厂，移动通讯车捐赠给北京亚运会
　　

用现在的语言表述方式，襄樊无线电厂在早些年也是一家很牛的企业。开始只是生产收音机。不过在那个时代，能生产收音机也代表了该厂的科技含量。后来就开始为公安部门研制移动通信设备。经过研究试制并不断改革，1984年就生产出20部，并且为用户组网。这种通信设备研制成功，为以后的有线与无线的交换接续技术的深度开发奠定了基础。在当时是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

　　这里得说说当时的厂长杨谦让。杨谦让毕业于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从军队转业到电视机厂，作为电视机厂的技术骨干并在1981年当了电视机厂的厂长。在他的主持下，电视机厂已步入快速发展时期，成为电子工业部的定点生产厂家，襄樊电子信息行业的标志。

　　襄樊无线电厂是一家技术力量雄厚的厂子，据现任厂长张俊介绍，当时襄樊引进的一千多名科技人员中就有30人分在了无线电厂。且大多来自中科院和七机部（航天部）等中央部委科研院所。但由于没有找到适合的产品，技术人员作用无法发挥，厂子一直处在亏损的困难状态。正在这时，襄樊市公安局科研所研发了一种无线通话对讲机（对讲机是一种俗称，实际上是一种手持电台），需要一家工厂将成果变成产品，就让无线电厂加工生产。但无线电当时因为没有资金和项目，厂领导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市里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李世久就给杨谦让做工作，调他到无线电厂去当厂长。

　　杨谦让从电视机厂带了技术副厂长谢绍浩等电子方面的专家来到无线电厂。他上任后就发挥厂里科技人员的作用，紧紧抓住公安局科研所这个产品不放。由于公安科研所的技术力量相对有限，在研发时还存在性能方面的许多障碍。杨谦让一方面组织厂里技术人员攻关，找到北京邮电学院求助。在北京邮电学院朱教授等专家协助下，厂里科技人员终于将对讲机样机试制出来。在公安部的建议下，杨谦让提出引进日本移动通讯技术，在市政府支持下，经电子工业部同意，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熔基批准，1985年9月，襄樊市无线电厂投资450万元，从日本引进多信道移动通讯系统项目。翌年3月，无线电厂与日本八重洲无线株式社正式签订合同，引进年产5万台套移动通讯机生产线。8月，生产线安装调试完成并投入试生产。襄樊无线电厂按照公安部的标准大批量生产对讲机。由于机型性能良好被公安部列为定点厂家，产品装备全国公安系统。本着“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方针，无线电厂初步形成了具有开发、生产、为用户系统供应成套移动通信设备的能力，并加入了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松散型）。

　　1984年，无线电厂与北京邮电学院移动通讯研究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在通过考察、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全微机控制的频分多地移动通讯方案。1985年8月，襄樊无线电厂开发方案通过了国家经委、公安部、电子工业部等有关部门的审定和论证；1985年当年生产出单信道自动拨号公安移动通讯机300多部（套），并在5个省市开展了组网。1987年，无线厂生产的自动拨号多信道移动通信系统产品参加了瑞士日内瓦第五届世界电信展览会。

　　移动通讯产品研发生产使襄樊地线电子工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襄樊无线电厂成为公安部和电子工业部认定的移动通讯生产厂家。加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更是为该厂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厂里生产的对讲机全部装备公安系统。在北京争得了2000年亚运会举办权后，襄樊接受了为北京亚运会生产移动通讯指挥车的任务。经过全厂上下全力攻关，终于为来亚运会制造出了合格的移动通信指挥车，并以赞助亚运会的方式，以55万元的认捐数额将移动通讯指挥车赠送给北京亚运会。亚运会组委专门在亚运村举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当时的市委书记杨斌庆代表襄樊在北京举行捐赠仪式上发表讲话。当晚的中央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了这个消息。

　　中央领导同高度评价无线电厂的应急通信设备，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为无线电厂题写了“贯彻平战结合方针，开创战备通信工作新局面”的题词以示鼓励。这项特殊赞助使襄樊无线电厂名声大震。也使襄樊无线电厂开发研制无线通讯设备的信心大大增强。这是襄樊电子行业又一个辉煌时期，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电子工业部长等重要人物先后访问了无线电厂，前苏联等欧美七国外交使团也访问了无线电厂。原来名不见传的襄樊无线电厂顿时成为中国无线通讯产品研发领域中的佼佼者。

　　杨谦让根据无线电厂的实际对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并带着科技人员到深圳等地考察市场寻找新产品。对一些市场销路好的品种继续生产，同时瞄准了电子行业的未来市场。他利用一些在北京的老关系搜集无线电发展的新信息，并将移动通讯作为无线电厂的研究发展方向。这时候，市面上刚开始流行一种体积庞大的移动通讯工具，一种无线电话，当时国内尚无生产厂家，这种“大哥大”都是进口货。价格奇高，拥有者多为银行行长、大企业的厂长和少数重要官员。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抽象而时髦的名字“大哥大”。襄樊无线电厂生产的产品与这种现代移动工具之间的距离已只有一步之遥，并很快研制出了当时正在流行的畅销产品无线寻呼机（BB机）。聪明的襄樊人显然是知道这一优势的。因为这个年代的襄樊电子信息产品仍保持着优势地位，在全国电子信息行业有着较强的竞争力，而且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良好合作关系的先机。这时候市场上还没有多少对手，华为电子、中兴通讯、东方通信、华为集团等都还未成气候。如果能将移动通讯这块巨大的蛋糕切下哪怕一小块来，对襄樊电子工业和整个城市经济的拉动都是无可限量的。以无线电厂当时的技术实力和基础，这是一块伸手可及的蛋糕、一宗看得见的巨大财富。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政府对企业的人为干预、没有那起想当然的重组合并，正处在上升时期的无线电厂的辉煌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至于这家已站上了电子信息产业制高点的企业最后怎样结局，本文第四部分《痛悔与反思》中将有详细的论述。
　　

纺织工业在科技支持下异军突起
　　

　　纺织业是襄樊传统的产业，五六十年代虽然由于梁彦斌勤俭办厂使襄樊棉织厂成为一面全国纺织行业的红旗，但全市的纺织工业的规模、技术和管理都还比较落后。六十年代末，在襄樊发展工业的小气候形成之后，襄樊棉纺织印染厂、湖北化纤厂等国字号大企业先后落户襄樊，从而刺激了本地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大型纺织企业在生产、管理上为本地发展纺织企业提供了一种示范效应，加之这类大企业自身生产的需要也对本地的纺织配套工业起到了一定的牵引作用。到了80年代，这些大型纺织企业的规模效益开始显现，到1985年，仅襄樊棉纺织印染厂一家的产值就占了全市纺织工业总产值的16％，棉纱产量占了全市总产量的33％，襄樊纺织工业从而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随着后来科技人才的大量引进，这个原本基础较好的异军突起，并且成为发展最快的行业。五一棉纺厂是地方纺织业的典范，这家企业始建于1974年2月，规模为初始设计能力为三万锭，后经过扩建南厂，于80年代达到六万枚纱锭的生产能力。为了缓解襄樊纺织业用纱紧张的矛盾，先后投资了随州棉纺厂（随州未分离独立前一直是地区和市里的投资重点）、老河口棉纺厂、从而又带起了市印染厂、市东风织布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织布厂和南漳县棉织厂，谷城棉织厂、枣阳棉织厂，宜城棉织厂等三十多家棉纺织企业。产品除满足内贸需要外，还畅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带动了襄樊的针复工业。并逐步形成了产品系列化，使针复业成为仅次于棉纺工业的行业。到80年代中期，全市共有针复工业厂家46家，骨干企业有第一、第二、第四针织厂，提花织物厂、床单厂、毛巾厂、织袜厂，当时所属各县市也办起了一批针复工业，如老河口内衣厂、枣阳针织内衣厂、随州第一床单厂、谷城县针织厂、宜城床单厂、襄阳毛巾厂等等。

　　在棉纺、针复工业大踏步发展的同时，化纤、毛纺、麻纺、丝织工业也在棉纺企业的示范作用下快速崛起。1966年12月，湖北化纤厂由国家计委批准兴建，1973年初步建成。但该厂由于受文革极左思潮影响，进行所谓的“设计革命”，把一些必不可少的配套项目给砍掉了，加之电力、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不足，造成生产不能达到设计能力，并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才全面扭转了亏损局面，后来湖北化纤厂下放给襄樊市领导后，在几届市委、市政府努力下，为湖北化纤厂创造了良好的企业环境，并大力支持化纤厂进行股份制改造，改造后的化纤厂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将一部分优良资产剥离组建成上市公司“湖北金环”，直接进入资本市场融资，使这家企业真正走上了市场化发展道路。目前这家企业生产的帘子布和长丝都成为畅销产品，湖北化纤成为了全国化纤主要生产基地。

　　在这个时期，襄樊毛纺织业也是异军突起。襄樊毛纺业在建国初期是一块空白地带。直到1962年才有一位叫张春的人从黑龙江一家工厂被精简回襄樊原藉。为了生计用当地原料土法生产毛线。夫妇二人从无锡买回木制脚踏纺线机二台，拆线机一台、弹花机一台。在定中街租了半间私房搞起了毛线加工，这就是襄樊毛纺业的萌芽。笨拙的手工一年只能生产毛线300斤左右，当时的市长王根长还买了他们生产的毛线。到了1966年，劳动街劳动服务站帮他们将私人作坊改为劳动街毛线加工组。随着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毛线需求日益增长。后来改为“东风毛线厂”，到1973年归口纺织系统管理，厂名改为“襄樊毛纺织厂”，迁至新规划的樊西工业区建新厂区。从此襄樊毛纺业进入蓬勃发展时期。1981年底建立襄樊毛纺总厂，1982年，又将总厂的毛条分厂改为第一毛纺厂，针织车间改为第二毛纺厂，绒线车间改为第三毛纺厂，粗毛呢分厂改为第四毛纺厂。随后又成立了襄樊人造毛皮厂、枣阳毛纺厂、南漳县毛纺厂、随州毛纺厂、老河口毛毯厂等一批毛纺织企业。

　　襄樊毛纺业从零起步，从单一品种到多样品种，从面料到服装，很快成为全市纺织工业支柱行业之一，经济效益在各行业名列榜首，在质量和规模上达到了可与武汉相毗的地位。

　　与此同时，麻纺、丝织、纺织机械也得到迅速发展。各县建起了一批麻纺和丝织企业。在这些各类纺织企业迅速发展壮大的刺激下，襄樊纺织机械工业应运而生。龙头企业襄樊纺织机械厂建厂后不断壮大外，除满足了本市纺织工业的需要外，还供应了武汉、宜昌、沙市及外省纺织企业。市区和枣阳、宜城等县市也都办起了针织器具和纺织机械厂。

　　据统计，这个时期襄樊市区、市属县市及乡镇的各类纺织企业不下数以百计，襄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轻纺工业城。经过国企业体制改革和市场大浪淘沙式的检验，至今仍有一批纺织化纤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如已实行股份制改造的湖北化纤集团、已改为银河纺织集团的原“五一棉纺厂”、一直以集体、民营身份快速发展着的湖北石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谷城银城纺织有限公司等等。

襄樊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
　　

　　在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这个时期，是襄樊工业发展史上一个值得怀念和总结的时期。

　　这个时期，襄樊工业依托科技和人才上的优势，以技术和产品的不断创新骄傲地走在全国的前列，一项项新工艺不断引起轰动，一件件新产品不断吸引全国的眼球，许多电子和轻工产品在全国享有盛誉。襄樊卷烟厂的香烟、提花织物厂的织物、床单厂花色品种齐全的各式床单、襄樊电视机厂的电视机、仪表厂的数控线型切割机、机床厂的数控铣床、鄂北六六工厂的制冷设备、激光设备厂的医疗器械、人民银行科研所研制的激光点钞机、襄樊传动设备厂（原为襄樊仪表元件厂的一个车间）研制的可控硅调速配电柜、十二电容器厂的地球牌电容器、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汉字打印机、纺织机械、棉纺、针织、毛纺织物等电子轻纺工业产品都成为受欢迎的产品。襄樊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焕发出无限的朝气和活力，俨然成为全国中小城市工业发展的样板。据后来参与编写《从零起步的襄樊》一书的刘长斌同志当时的统计，襄樊当时领先全国的产品和工艺技术共有80余种！

　　当时深圳还只是一个建设中的工地，宁波、温州也还鲜为人知。全国的中等城市中，工业发展最快的是江苏省的常州市。1982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份批示上，热情称赞襄樊是“第二个常州”；这期间，电子部、建材部、纺织部、化工部等各部门几任部长、分管科技和工业的副总理方毅、孙健、谷牧、姚依林等多次来襄樊考察；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先后来襄樊视察。

　　1982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全国科学技术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中表彰襄樊“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工业总产值已翻了一翻，上缴给国家的利税翻了一番多。”

　　1982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了襄樊“招贤纳士”依靠科技发展工业的经验；

　　1983年，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中为宣部与工业出版社编辑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的新兴城市》丛书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在序言中，于光远对入选城市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令读者耐人寻味——

　　“有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前，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得以实行了一些与‘左’的指导思想不那么一致的作法，因而在当时各城市普遍衰落的情况下，保持了一点元气；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做法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肯定，取得了真正的合法地位，生产力才真正得到了解放；”

　　这段名人的话，缺了些文采，却多了些曲折隐晦，一般人显然无法读懂其中蕴含的深意。但我相信真正了解襄樊历史的人都读得出这段话里所隐含的意思，这段话是专指襄樊模式，是对襄樊以人才和科技发展工业经验的充分肯定。读者也应理解于光远当时为什么会使用这样平缓、隐晦的词语。因为这篇文章是写于1983年。这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刚刚拉开序幕，人们对许多理论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破题阶段。虽然没有特别直白的褒奖襄樊的经验，但却客观地解析了襄樊得以从全国数百个同类城市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这些城市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丝毫不逊色于后来的深圳、宁波、珠海。被媒体和各种会议称为“十大新型工业名明星城市”。因为从那时起，新华社在报道襄樊时开始将襄樊称作全国“明星城市之一”。

　　而这套十册丛书中，最先面世的就是《从零起步的襄樊》。虽然这是一种非正式的排序，但却是人们心目中认定的一个重要标志——襄樊，荣耀的排在了十个明星城市之首！

　　襄樊这个地处鄂西的偏僻城市像一颗耀眼的新星升腾起来，在七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天空显得分外明亮，甚至一度亮得有些耀眼。

　　的确，这个时期的襄樊工业以让世人钦敬的发展速度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在当时的全国人民心目中，襄樊是一座充满激情和创造活力的城市，是科技创新的基地，是科技人才的乐园，是一座令人向往和尊重、一座令襄樊人自豪并骄傲的城市。在时隔20多年后我们重新读着这些史料的时候，心中不免对这些创造了时代辉煌的人们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感激。能在全国被极左思潮笼罩的环境中营造出一个尊敬人才、鼓励创新、全力发展经济的小气候，是需要怎样的智慧和勇气啊！我们今天回顾这些历史，无意评价具体到某个人某件事的是是非非，而是希望通过回顾历史重新找回曾经失落的光荣，重新点燃我们的激情，重新唤起襄樊人的自豪和自信心——

不要忘记——曾经创造了时代辉煌和光荣的英雄们！

不要忘记——我们这座城市有过这样令人激动的年代！

不要忘记——襄樊人也曾是被别人学习和尊敬的明星！

工业大事记：
　　1964年，襄阳地区投资的襄阳县水泥厂因炼铁停产后重新恢复生产水泥，交襄樊市管理；

　　1966年1月30日，襄樊市成立建筑材料工业局，本市建材工业起步，水泥厂、砖瓦总厂等建材企业初步实现规模化生产；

　　1966年，省政府从战备考虑决定在襄樊兴建氮肥厂，投资780万元，年产合成氨5000吨，硝酸氨10000万吨，平时生产化肥，战时生产炸药，于1970年3月投产；

　　1966年５月，市科委扶持望江公社２２个青年在沿江街晏公庙创办了襄樊第一家电子厂，当时起名叫半导体元件厂，这是襄樊最早的电子工业，这就是今日已改为“台基半导体公司”的襄樊仪表元件厂的前身；

　　1966年８月，号称万人纱厂的襄樊棉纺织印染厂破土兴建；１９６９年７月１日，东厂一条龙试车成功；

　　1966年12月，国家计委（计轻字据８９７号）文件批准在襄樊兴建湖北化纤厂；1973年湖北化纤厂建成投产；

　　1966年10月，国防科工委召开了电子工业会议，号召大力发展民用电子，襄樊电子信息工业从此起步；

　　1966年，中国印刷公司在襄樊兴建文字六0三厂，1969年竣工投产；

　　1968年7月8日，机械工业部指示洛阳轴承厂在襄樊筹建襄阳轴承厂，为第二汽车制造厂配套厂，生产规模1200万套，1977年部分投产；1981年竣工验收并投入批量生产；

　　1966—1968年，东方化工厂、鄂西化工厂、风雷器材厂（后改为华光材料厂）汉丹电器厂、卫东机械厂、漳河机械厂、红旗机制厂、江华机械厂等军工机械工业落户襄樊；

　　1966年，湖北省计委批准卫生厅拟定的三线医疗器械厂基建计划任务书，并根据国家计委意见，从战略意义考虑要求厂址建在鄂西北，最后定点襄樊市，1970年建成投产，取名“鄂北六六工厂”；

　　1968年8月28日，化工部批准在襄樊兴建“湖北制药厂；分为原料药厂和制剂分厂两部分，同年11月破土动工，1977年全面投产；
　　1969年，为了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市梳篦社（后改为电木厂）开始生产农用塑料，这就是后来的5710厂，后来电木厂又分出塑料二厂、三厂、四厂；襄樊塑料工业开始快速发展；

　　1970年；上海市黄浦仪表厂迁来襄樊改为二汽仪表厂；与此同时，江山机械厂、旭东机械厂、建昌机器厂、青山电工厂、华光器材厂、湖北汽车灯具厂、湖北蓄电池厂、湖北第二汽车电器厂、铁道部第四工程局机械厂、空军5713厂、铁道部襄樊机械厂等20余家大中型企业相继在襄樊建成。使襄樊机械工业格局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1970年，电子工业部投资200万元将半导体元件厂迁至襄阳南门外奶头冲（后来随着电视机厂等电子企业陆续迁入被人称为“电子冲”），并正式改名为襄樊市仪表元件厂；1979年机械工业部再次投资800万元，仪表元件厂遂成为全国第一个百万级标准净化厂房，“仪元电子”从此成为襄樊的一张城市名片；

　　1970年9月，襄樊电视机厂试产出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型号为“红旗101—1”；四机部（电子工业部）指定襄樊参加成都会战区彩电攻关会战；并于１９７３年正式被国家计委确定为电视机专业生产厂；

　　1971年—1978年，襄樊本市建材工业开始起步，年产2800吨汽车制动制品的湖北石棉制品厂、年产1万吨硅酸盐水泥的人防水泥厂（后改为第二水泥厂）、年产4.4万吨的矿渣硅酸盐水泥厂（后改为第三水泥厂）、年产10万标箱的平板玻璃厂先后建成投产；

　　1972年，襄樊铜板纸厂成立，其产品受到市场广泛欢迎，畅销全国24省（市）； 1972年，襄樊提花织物厂产品出口5300标匹；

　　1973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系统报道提花织物厂的通讯《小厂迈大步》，2月25日，该厂产品宽幅床单填补湖北轻纺产品空白；次年该厂产品在全国色彩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1973年，襄樊仪表厂研制成功数字线型切割机；同年，襄樊机床厂研制出数控铣床；

　　1973年，地方财政投资200万元对襄樊市制氧厂进行改造扩建，新建年产钢材10000吨的轧钢车间，1976年正式改名为襄樊市钢厂；1984年改为襄樊市轧钢厂；

　　1974年，激光设备厂生产的500瓦级二氧化碳激光机试验成功；

　　1974年，由襄樊仪表元件厂分出的传动设备厂生产出KB系列可控硅调速电柜在“广交会”展出并获得订单；

　　1974年2月，襄樊市筹资兴建“五一”棉纺厂，同年9月17日，“五一”棉纺厂北厂3万绽土建工程破土动工；

　　1974年，市人民银行研制成功激光点钞机并获得国家总行认可；

　　1974年，由南漳、宜城两个小钢铁厂合并而成的襄阳地区钢铁厂迁址肖湾（1984年更名为襄樊市钢铁厂）；

　　1975年，十二电容器厂被电子工业部评为“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

　　1975年，襄樊电视机厂产品在全国电视机行业质量评比中获得第四名（机型为101-2电子管黑白电视机）；

　　1975年，襄樊市第三机床改为襄樊市缝纫机厂，该厂生产的JB8—2型“海鸥”牌缝纫机成为畅销产品；

　　1977年，鄂西化工厂建成投产；

　　1978年，襄樊计算机机外部设备厂生产出中国第一台汉字打印机；

　　1978年，市人造毛皮厂建成投产；填补湖北人造毛皮产品的空白，其后该厂迅速发展壮大；

　　1979年，襄樊印染厂由市棉织厂印染车间分出单独建厂，后来发展成为八十年代全市五个产值过亿元的棉纺织印染企业之一；

　　1979年—1985年，襄樊市建材企业获得5772.9万元基本建设投资，第一、第二、第三水泥厂市建陶装饰材料厂等先后进行改造扩建，并依托人才和科技优势实现由生产型向经营型转轨变型，建材工业成为本市支柱产业之一；

　　1980年9月，襄樊电视机厂生产出第一台14寸彩色电视机；

　　1980年后，襄樊针复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1985年，全市已有毛巾厂、提花织物厂床单厂、织袜厂及第一、第三、第四针织厂等46家针复企业厂家；

　　1980年，红光电阻厂生产的50W磁盘电阻被选用于我国发射的第一颗运载火箭上；

　　1981年，电视机厂试制出第一台襄樊产14寸彩色电视机；

　　1981年，襄樊热电厂破土动工，１９８３年建成投产；
　　

　　1981年，襄樊铜板纸厂连获省优、部优产品、1982年9月荣获国家银质奖，“白兰”成为铜板纸市场名著名品牌；

　　1981年，襄樊市毛纺织总厂成立；１９８２年６月２１日，胡耀邦在襄阳宾馆会见襄樊棉织厂、印染厂负责人；

　　1982年，襄樊市洗衣机厂生产出“瑶池”牌洗衣机；

　　1982年9月，中共全国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首次使用计算机处理选票，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生产的汉字打印机光荣的承担了这个使命；

　　1981年，襄樊激光设备厂研制出JGQ—B型G02激光治疗机、JCQ—3型CO2激光手术器、激光针疗仪、激光切割机均应广泛应用于临床医疗；

　　1982年，襄樊市提花织物厂产品获国家银质奖；

　　1983年，市建陶装饰材料厂炻质彩釉墙地砖获国家经委新产品“金龙奖”；

　　1984年，襄樊无线电厂研制成功自动拨号单信道公安专用移动通讯机；

　　1985年，人造毛皮厂产品获省优产品称号，成为全省为数极少的人均创利税过万元的企业之一，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全国人大副主任王任重等国家领导人到该厂视察；

　　1985年市电视机厂开始与天津712厂联营生产“北京牌”彩色电视机；这一年，该厂生产总量突破十万台（实际数字为11.7万台）；

　　1985年，襄樊市缝纫机厂生产的“申工”牌缝纫机在行业评比中以98分的最高成绩（全国平均分数91.86分）夺得全国第一名；

　　1985年，襄樊无线电厂加入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并引进日本生产线，初步形成了具有开发、生产和为用户供应成套移动通讯设备的能力；

　　1987年，襄樊电视机厂产品出口非洲（加蓬、刚果）；

　　1987年，襄樊无线电厂生产的自动拨号多信道移动通信系统产品参加了在日内瓦举办的第五届世界电信展览会；

　　1989，襄樊无线电厂研制出应急通信指挥车并捐赠给北京亚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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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图1. 仪表元件厂(原半导体元件厂)的创业者们(合影)

图2. 仪表元件厂初创时期工人们学习技术情景(3幅)

图3. 仪表元件厂原党总支书记的马友德同志在引进人才的座谈会上(1974)

图4.仪表元件厂超净车间的光刻工艺

图5.中央报刊关于引进的科技人员为襄樊工业发展作贡献的部分报道（二幅）

图6.当年的湖北省优秀青年企业家、十二电容器厂厂长公崇善（现任市信息产业局副局长）

图7.襄樊市十二电容器厂从德国引进的电容器生产线

图8. 当厂长时的公崇善和科技人员一起研发新产品

图9. 十二电容器厂获得的部分荣誉证书

图10.潘云鹤创办的襄樊市商业自动化研究所

图11. 本文作者王伟举在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采访潘云鹤院士

图12.襄樊市无线电厂在为生产公安用移动电话

图13. 本文作者在武汉采访鄂万友同志

图14.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专家们研制宽行汉字打印机的情形

图15.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厂研制的宽行汉字打印机

图16.中共十二大秘书处给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贺信

图17.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给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感谢信

图18.原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厂长芦殿林（右二）工程师李德兴（中）、周景年（左二）本文作者王伟举（左一）在鱼梁洲合影

图19.襄樊市电视机厂彩电总装自动线

图20.电视机厂彩电车间插件工在流水线上工作

图21.电视机厂主要产品:襄阳牌51cm全功能立式遥控彩电、襄阳牌35cm彩电、44cm黑白机和47cm彩电、35cm黑白机

图22.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视察电视机厂

图23.无线电厂研制的移动应急通信车

图24.无线电厂向北京亚运会捐赠移动通信指挥车交接仪式

图25.江泽民为无线电厂题词

图26.七国外交使团参观襄樊无线电厂

图27.无线电厂部分产品(BB机系列、无线传呼控制系列、手持台系列、无绳电话系列、无线传真系列、)

图28.市提花织物厂获得国家银质奖的提花床单

图29.市铜板纸厂副总工程师王德瑞在进行新产品试验

国30.用襄樊铜板纸厂生产的“白兰牌”铜板纸印制的各种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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