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反思与自省（文化精神考）
——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生态中，昔日明星渐成“留醉的山翁”
明星殒落寂无声
完成了“激情与光荣”的写作后，在回顾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状况时，笔者写作中的亢奋逐渐冷却。写下“痛悔与反思”和“明星殒落寂无声”的标题后，想想将要继续下去的内容，心情十分复杂。90年代刚刚过去，那个时期的当事人们怎么看这一段历史？“明星”的光环真的消失了吗？我们襄樊人是否肯承认自己已经落伍？我们有着悠久历史的名城文化需要反思吗？笔者在郁闷中搁笔数月，并自费到南方和北京等地转了一圈，再次寻访一些当年的企业厂长和知情领导人，以核对有些事实是否准确？自己的观点是否公正？基于写作此文的初衷，笔者最终意识到，这段文字是一道无法绕过去的坎，因为它同样是襄樊工业文明进程中无法回避的真实历史。在今天的襄樊，仍有许多人还记得这座城市当年曾经的辉煌，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肯认同后来襄樊曾经历的“明星殒落寂无声”的尴尬？更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认真反思过明星殒落的原因？
我知道，这个设问或许过于残酷了些，在襄樊人心理上会形成一种对自尊心的伤害，我还知道，尽管我写的是早已经翻过去了的、不需要任何人承担责任的一页往事，但对于一些善于夸耀襄樊知名度的朋友，对于常常喜好以“名城人”自诩的朋友，这个话题确实有些扫兴。或许指责也会接踵而来——明星怎么会殒落呢？我们是海内外尽知的历史文化名城啊！
不肯轻易认输、保持自爱自尊，这是每个健康人的共同特点，笔者本身也是个俗人，在没有为这篇文章进行调查之前，也一直陶醉于井蛙般的幻景之中。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曾在许多文章里夸耀过襄樊人文地理的优越：襄樊是天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过去襄樊有“南船北马”之利，今天有“铁路枢纽”之便，历史有那么多诗人为我们襄樊题诗作赋，本土还出过著名的诗人孟浩然和书画家米芾，特别是孕育了客居襄阳、曾被小说和影视描绘得半人半神的诸葛亮，而似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写作初衷就有帮助传播襄阳知名度的意识——据说研究名城文化的有心人曾悉心致研究过：120回的三国故事有30多回提到襄阳，这个发现对于提升襄樊人的自信心确实是一个鼓舞。而王维随口吟出的一句“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更被历代襄樊人视为千古绝唱，从古陶醉至今……
的确，这么多令人骄傲的史料集中起来足以让每一个襄樊人空前自信：上天如此厚爱，竟将世间几乎所有优势全部赐予了襄樊！如此看来，普天之下应该没有不知道襄樊的人。于是我也曾浅薄的以为自己真的成了“名城人”。
我想一定有许多朋友出于对襄樊的热爱也与我有着同样的陶醉心态。不错，热爱我们出生的家乡、赞美我们生活的城市，这无疑是一种值得鼓励的积极向上心态。但是正因为热爱，所以才应给我们的城市一个准确的定位，只有做到自知方能为他人所认同，只有自知才能找准我们的努力方向。
然而因为人固有的弱点，做到自知往往却是很难的。自知需要勇气，首先是需要直面自身弱点的勇气，需要敢于对自己疾患开刀做手术的勇气，特别是需要敢于自己做医生的勇气！
人在评价自身的时候常常容易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就喜欢找一些比自己差的人做参照，特别容易拿自己的优势去和别人的弱点作为参照系数，这种比较得出的结果能增强自信，令自己欢欣鼓舞，进而会得出“自己最优秀”的结论。
所以要做到自知，一是要冷静、二是要客观。
笔者试将横向比较的坐标放在当年曾与襄樊进入十大明星城市的常州和无锡这类中等城市上，把襄樊同这类城市的社会经济作一个简单的横向比较。把襄樊当年的一些优秀企业与比之后起步的同类企业作一个详细的比较，以图唤起襄樊人对“明星”殒落（工业衰落）的原因加以总结，引起更多有识之士对本土的“名城文化”进行反思与自省。
●历史上襄樊与常州、无锡、苏州之比较
遥想当年好风光——襄樊与“苏锡常”只在“伯仲间”
今天人们一提到经济发展模式和思想观念解放的话题，就言必称广东和江浙，似乎沿海的人们天生就比内地人聪明，比内地人开化。在已习惯于用经济指数发言的今天，这已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势。其实认真思考一下，这不过是内陆人趋同从众心理造成的误区，而这个误区逐渐使许多内陆城市失去了信心。且不说文明进化原本是以中原内陆为圆心向“南蛮”幅射的历史，就是在改革开放前夕和初期，在沿海地区没有获得国家特殊政策扶持之前，当全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年代，内陆城市的经济发展态势并不比沿海城市落后，甚至有些内陆城市还是令沿海和全国刮目相看的学习样板。
襄樊这座城市当年就曾担当过推动经济发展样板城市的历史角色。
当年襄樊与常州、无锡同步进入中国十大明星城市行列，常州、无锡以轻纺工业突飞猛进为全国引路，襄樊则以科技和人才优势在全国领先。198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一份批示上曾将襄樊比作“第二个常州”，同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全国科学技术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中表彰襄樊“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工业总产值已翻了一翻，上缴给国家的利税翻了一番多。”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了襄樊“招贤纳士”依靠科技发展工业的经验。
从国家领导人这些评价中可以想见襄樊在全国的地位，这也是本文敢于将襄樊和常州、无锡放在一个平台上比较的重要依据之一。
从现在的眼光看，常州和无锡、苏州同处于经济发达的和“长三角”地区，像上海、南京和杭州并称“沪宁杭”地区一样，苏州、常州和无锡也被人们并称为“苏锡常”地区。现在这个区域已成为中国最耀眼的经济区之一，但这个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也同样经历了马鞍型的波动和起落，而且这几个城市之间也曾几度拉开了差距。在“苏、锡、常”经济区形成之前，常州是先于苏州、无锡崛起的城市。在八十年代初期，苏州尚未进入明星城市行列，当时人们提到苏州，还仍只能将它那小巧玲珑的园林建筑和城外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作为谈资；而常州当时却先行一步，名列苏州、无锡之前。无锡的发展紧随常州之后，并与常州一起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轻纺工业样板城市。但常州和无锡这两个城市当时在电子信息产业和整体工业科技含量方面却都无法与襄樊相比。信息现在已是一个新型产业，襄樊电子信息产业起步较早，也很早就将信息视为经济发展的要素，并提出将信息视为“第三资源”的概念，1980年襄樊就设立了驻北京科技情报站，并通过引的北京、上海、天津、西安等地的科技人才与全国2200多个科研生产单位建立了情报互享关系，并创办了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科技情报杂志《粘接》，承担了“粘接”、传递、传播、交流科技信息的媒体任务。后来《粘接》成为一份全国公开发行的专业科研刊物，并孕育孵化出了著名的粘胶技术等一批高新科技企业。除早已开始蕴酿要到创业板上市的回天胶业之外 、现在的软起动和八十年代的宽幅汉字打印机、激光技术、移动通讯等产业和技术就是依托科技情报信息发展起来的。
襄樊当时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同类城市中已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其盛况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激情与光荣》中已作过详尽回顾，这里不再赘述。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院士曾说，“当时襄樊在电子自动化方面的研究项目拿到浙江大学也不落后”，这句话应当视为对当年襄樊科技实力的最具权威性的评价。可以说，当时在人才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上，襄樊与常州和无锡相比却有着明显的优势。在中央还没有宣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前，襄樊市就明确了依靠科技和人才发展经济的思路。当时的襄樊市委勇破禁区，为科技人才专门修建了每套面积80平米的单元式“集贤楼”，并用解决户口和安排家属子女就业的优惠政策吸引了一大批高端人才和成熟技术。而常州、无锡却始终并未能突破户藉制度这个当时最大的禁区，因此在新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上明显不如襄樊，由于襄樊市委重视科技，重视人才，通过招贤储备了大量的研究型人才，具有强大的研发技术实力。且不说襄樊的电视机、计算机外部设备、数控技术、洗衣机、缝纫机、电子元件、激光、移动通信等代表时代潮流的高新科技产品令许多大中城市不能望其项背，单是《从零起步的襄樊》中记载的在技术创新改革中创造的数十项“第一”也让“苏、锡、常”与襄樊无法相提并论。
●今天襄樊与苏锡常之距离
忍看对手渐行远——襄樊孤帆远影独享“山翁醉”
仅仅二十年过去，经历了新经济周期中的一番产业重新洗牌之后，襄樊不仅与“苏锡常”却已无法同日而语，与国内其他同类城市也渐次拉开了距离。
无锡在上世纪末就进入千亿级富豪城市之一(1999的国内生总值就已达到1402亿元)。到2004年，苏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3456.2亿；无锡2320.1亿元；常州不甘落后于苏州、无锡，奋起直追，自改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已翻了四番，为了与无锡一比高低，在2004年因为超越权限范围批项目、化整为零越权批土地支持不符合国家产业导向的大型钢铁项目撞到了中央“宏观调控”（再次动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枪口上，结果项目强制下马、建设钢铁厂的私企业老板戴国芳下狱（罪名是逃税），一批官员受到政纪和党纪处份，项目下马造成的直接、间接和损失达上百亿，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铁本”事件。尽管“铁本”事件使正在高速发展的常州经济遭受重创，但2004年常州的国内生产总值仍达到1070亿元；
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上，三个城市差距并不明显，苏州最高，2004年达到14，400多元，无锡达到13，588元，常州也达到12，830元；
再看襄樊：襄樊2004年统计口径的国内生产总值是558亿元，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000亿元是2004年底新一届市委和政府制定的要在2009年努力实现的目标；市区许多百姓对统计局公布的7550元的城市人均可配收入存有疑虑，认为估计过高，但是统计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不能再低于这个数字了，恩施州都达到7100多元了，襄樊作为湖北第二大城市，总不能落个倒数第一吧？
最近兴起的各类城市竞争力排名也可看出襄樊与上述城市之间的明显差距：
在全国50强城市排名中，苏州排在全国第5位，仅次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无锡排在第15位，常州排在27位；
而在人才本体竞争力排名上，苏州、常州都在前10位；
在能力指数（学习与创新指数、技术水平综合指数等）上，常州、排在第5位，苏州排在第7位；在市场竞争环境指数排名上，常州排在第6位；在政府管理服务指数上无锡排在第1位，苏州排在第3位；
当然，除了GDP、人均收入等国民经济主要参数外，其余指数不一定是绝对权威的，但却大多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它可以让你看出一个城市的发展潜力和走向。
以现在衡量城市竞争力的常用指数来看，“苏、锡、常”三市之间也拉开了差距，苏州已进入全国竞争实力最强的十大城市之一，甚至在排名上位列第5位，已挤在了省会南京（第9位）之前，无锡则仅次于苏州，而常州明显落在了苏州和无锡的后面。尽管在“铁本事件”中遭受了重创，但常州的新崛起仍是势不可挡。该市的武进区已在全国经济十强县（市、区）名列第八位，武进区内企业多达1.2 万个，其中销售额超过亿元的企业达109个。就在笔者这节文章交稿前一天，笔者看到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11月27日，高校集中的武汉市首次为一个县级区举办专场人才招聘会（楚天都市报2005.11.28日消息）。
而在2003、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城市百强排名中“苏、锡、常”分别居于20、15、27，但这100个城市里面竟然没有襄樊的名字；
无论是50强、100强排名、亦或是作为象征发展重要参数的其他指数排名中，襄樊作为当年的十个明星城市之一却无一上榜！
更值得襄樊人关注的是在湖北省内的实力对比也已悄然发生变化，除名列17位的武汉没有可比性外，同为地州级城市的黄石，十堰分别排在63和85位应该引起襄樊人的警醒。而且襄樊以北的洛阳、新乡、安阳等河南城市也都赫然入围（洛阳55位、新乡84位、安阳96位），就连广西梧州、云南玉溪、陕西宝鸡、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处荒僻之地的西部城市，而今也都跻身百强行列！
襄樊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昔日的“明星”已在寂然无声中殒落！由原来的“明星”城市到被排除在100强之外，甚至被一批西部城市所超越，“明星”的印象似乎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删除并渐次遗忘。襄樊人实际已在怡然自得中成为“留醉的山翁”。
比“百强”落榜本身更值得深思的是，“百强”排名消息发布后，各地政府反应强烈，或将“百强”排名作为一种标杆，给自己以警醒，或将进入“百强”作为一种目标，给民众以激励，许多城市通过“百强”排名寻找自身差距，网上点击一下“百强排名”，就会看到不少政府工作报告有进军“百强”的誓言。而让人意外的是襄樊对这类关乎城市形象的重要事件反应出奇的平静。既没有受冷落的失落，也没有对排名是否科学的质疑，似乎这件事情与襄樊毫无关系。
究竟是冷漠麻木？还是觉得不屑一顾？是襄樊人不在意这类荣誉？还是襄樊人缺少竞争意识？其实都不是，笔者以为这是一种自闭型文化心态，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固步自封中，在明知自己落伍的情势下，仍沉湎于2800年历史酿成的“文化酒”中，自得其乐的独享 “山翁之醉”。
直到2003年，《襄樊日报》在新市委发起的“再来一次思想解放”的讨论中，策划了一组《对比与反思》的系列报道，在推出的一组《走出城墙看：襄樊与沿海的差距在拉大》、《走出围墙看：襄轴与万向的差距在拉大》等重头文章中，才以城市对城市、同类企业对比同类企业的手法正视了襄樊与沿海同类城市的惊人差距，2004年初，新市委再次以《襄樊日报》为阵地，开展了《襄樊，从留醉中醒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大讨论》，无论是市委领导人授意，还是《襄樊日报》总编辑的创意，总算开始了让“名城人”从沉醉中醒来的呼唤。当然也有不同声音，当笔者正为《襄樊日报》的醒目标题叫好时，一些敝帚自珍者却对这场讨论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在否定、消解襄樊的所谓“本土文化”，动摇襄樊历史文化的根基。
正是这些观念的碰撞引发了金犁策划公司主持人和《经济风云》杂志主编的思考，因此才有了这个“探寻襄樊工业文明轨迹”系列选题的写作。
尽管那场讨论没有能够继续，也没能够深入下去，但是《襄樊日报》关于“留醉”的讨论，关于《走出城墙看……》的系列报道，还有本文前面所列举的襄樊与“苏锡常”等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已让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从九十年代开始，襄樊实实在在的落伍了。
襄樊与“苏锡常”的落伍到底源自何时？怕是谁也找不出一个确切的时间标志。
当我们冷静下来，以客观的眼光回首往事，从总结经验教训的眼光去观照历史上的襄樊工业发展状况时，我们似乎能理出一条隐约的线索——
我们首先要承认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襄樊工业和科技曾经创造了十年左右的辉煌。襄樊“明星城市”的光环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期，进入九十年代后，襄樊工业和科技事实上是进入了一个需要勇敢面对的衰落周期。随着北京亚运会为襄樊无线电厂举行捐赠移动通信指挥车交接仪式的落幕，如同最后一道流星划过天空，襄樊电子信息产业结束了它的辉煌时代，昔日闪耀着灿烂光芒的明星从此暗淡下来。
日月星辰的运行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一个城市经济的起落也应该有其深层次的复杂原因。一个地区的经济形态是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等多种环境的聚合反映。因此，要探寻这十年衰落的原因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襄樊民众关注程度最高、并且多少年来一直在街谈巷议中最热衷的话题。但似因碍于某些老人的感情，一直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探究。其实这种回避尽管无论出于善意或是畏惧，都是一种掩耳盗铃似的自欺。本文在开篇前言就曾开宗明义地说过，回顾过去的失误是为了总结经验与教训，动机是希望当年的明星城市重返星河，使襄樊经济在新的世纪里再度领先全国，使“名城”之光辉更加灿烂。也许观点有失偏颇，也许批判的眼光聚焦不准，但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从文中窥见一颗“杜鹃啼血”的心。
邯郸学步失机遇
●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变得习惯于向别人“学习”
“十辛苦不寻常”——一次次“学习”使我们变得只会摹仿
本文在第三部分结尾部曾发过这样的感慨——
“不要忘了我们曾经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不要忘了我们也曾是被人学习的明星！”
时至今日，不知还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全国各地纷纷来襄樊学习取经的盛况？然而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襄樊由被人学习变为习惯于向别人学习？
不知有多少人记得我们这些年树了多少学习的榜样？变换过多少“学某市，赶某市”之类的口号？有谁统计过每年有多少官员到沿海考察学习？连笔者这样远离经济生活的闲散人员，不经意间即可以回忆起许多熟悉的口号——
我们曾经“学荆州”、“学洛阳”、“学苏州”、 “学大连”、“学张家港”、“学泉州”
……
下属各县市也对应地将太仓、泰州、义乌等一大批县级城市作为各自对应学习的榜样。
然而我们今天是否应该反思一下，这些年来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
不排除榜样的引领作用，不排除我们可能确实学到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是更多的，却是跟风赶潮。如同一个猴子掰包谷的寓言，这个还没揣热就又去掰另一个——
沿海抓乡镇企业，我们跟着抓乡镇企业；沿海私营经济发达，我们就赶忙把国营变成私营；别人办节、办会，我们也跟着办节、办会，别人发展旅游经济，我们也跟着抓旅游；别人抓形象工程，我们也跟着抓形象工程；别人抓企业兼并重组，我们就跟着卖企业；别人卖的是亏损企业，我们却把自己收费的公路、大桥卖给别人来收……
对于卖路、卖桥一事，民众非议颇多。不知有多少市民在过往两座大桥时发出愤怒的质问：“如果说襄樊人现在不会办企业了，难道襄樊人连钱也不会数了么？！”
用“邯郸学步”来评价这些“学习”也许太过刻薄，但整个九十年代我们都在这种追风赶潮的学习中度过却是事实。
学习目标的不断变换，学习花样的不断翻新，其结果是没有一项见有显著成效。相反倒是我们自己曾让别人羡慕的科技优势逐渐被丢掉，我们曾经处于优势的产业在任其自生自灭的生成环境中不断萎缩。仅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原本在整个行业遥遥领先的襄樊不仅渐渐落后于沿海城市和原来的对手“苏、锡、常”，甚至已落在了从襄樊分离出去的小市随州的后面。据信息产业局提供的数据，现在襄樊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的总产值共13亿元（统计口径是产品涉及电子信息30％部件均统计在内） 而原本在电子信息产业一张白纸的随州市却已达到了26亿元，整整是襄樊的一倍！
更大的损失还在于，我们的创造精神在种种“学习”中逐渐退化，我们的创新思维也因此而逐渐停滞，善于创新的襄樊人渐渐地变成了习惯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努力摹仿别人的“东施”。江泽民同志曾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座城市没有了创新精神，没有了自己的特色产业，将何以立足、何以为生？如果不是新一届市委及时抓住最后的机遇，将主导产业定位在依托东风公司的汽车产业上，襄樊人今天真不知靠什么吃饭！
●从史事回放中审视襄樊工业的衰落
回眸一看百悔生——最好的发展机遇已在“留醉”中错过
从上个世纪进入九十年代开始，一个预示着21世纪经济走向的高科技时代悄然到来。一批以光电、信息、生物、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兴起。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入世”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重大机遇，“入世”之后，传统工业中机械、纺织、化工、建材等产业以拼投入、拼消耗、拼能源、拼劳力式的粗放型赢利模式面临挑战。集约经营、规模效益、现代管理、资源合理配置、质量认证、生态环保等新理念逐渐成为检验企业的新标准。
这意味着一个新的经济周期的开始。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结构正处在一个转型的艰难阶段，经济基础开始挑战上层建筑的机制和运作模式。企业一方面需要政府的保护，一方面却又在竭力摆脱政府在管理上的束缚。以深圳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小政府，大社会”、“企业无主管”模式逐渐被人们接受，政府与企业之间已建立起一种各司其职的新型关系。政府逐步放弃了隶属关系时代对企业的具体干预，转而进行市场秩序的维护和公共环境的管理。市场的无形之手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种纯市场机制下的新的经济生态正在形成。在这种看似温和的生态中，市场法则将“弱肉强食”的残酷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种全新的生态对于内地企业是一种陌生的生态，使多年习惯于依赖政府的内地企业一时找不着北。
从这个视点切入，处于内陆腹地的襄樊应是一个典型。
在新的竞技场上，曾经叱咤风云地走在时代前列的襄樊逐渐失去了领跑的动力。
由于地市合并后行政体制的变更，由于没能延续以科技和人才战略发展新兴工业的思路，一些已经形成优势的先导产业开始衰退，随着人才本体竞争力的下降，城市的整体创新意识开始消退，襄樊的企业在产品创新、成本管理、技术引进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从这时起，襄樊的工业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与原先的对手逐渐拉开了距离。这个时期的大部分企业已处于勉力维持的局势。这时候我们的政府要做的本应是遵循市场法则，及时引导企业经理人更新观念，着力为企业营造经营和投资环境，继续保持已被全国公认的尊重人才、重视科技和鼓励创新的独特城市品牌。使科技精英们源源不断选择襄樊，使襄樊企业和产品跟上瞬息万变的市场，培植名牌产品来树立城市形象。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当时的政府决策人并未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也没能找准自己的城市品牌定位，致使襄樊错过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于是这座以尊重人才和科技创新而闻名全国的“明星”逐渐暗淡下来。其“明星”的光环很快被新开发的深圳和陆续开放的一批沿海中小城市所遮蔽，并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这期间原因多多，首先是襄樊经历了行政体制的重大变化，在全省率先实行了市管县的新体制。 1983年岁末，中共襄阳地委和行政公署撤消，组建成新的襄樊市委、市政府。从上级主观愿望来看，一个不大的城市里共生着两套同一级别的政府（专员行政公署原本不是一级政府，可是后来的运作中实际上早已行使着与政府同样的职能），另有两个同一级别的党委，由于工作重心的不同，利益的交叉，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些潜在的摩擦。最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事例为产业投资布局和资源配置上不仅不能形成合力，反而形成一种掣肘般不良竞争。市里以襄樊大棉纺、五一小棉纺、棉织厂等骨干企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地区行署便在随县（今已成为另一个城市）和光化县（即今天的计划单列代管市老河口）各投资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棉纺厂。相互争计划、争人才、争原料，争市场，发展都受到制约。
从这个角度看，襄阳地区与襄樊市合并有利于产业整合和优化资源配置，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工农互补，协调发展。然而无论世间任何事物，设想的初衷和效果都会有一定距离。
形式上的整合很快就容易完成，干部重新任命只需要一纸任命书，原来的两套机构变成一套也很容易，只要两块牌子变成了一起，两班人马坐在了一个办公室里，就算完成了。但在实际运行中却远没有那样简单。首先是工作思路上的不同就需要长期的磨合，抛开人际关系方面的复杂纠葛不论，单从工作思路上讲，地区的机构和干部原来习惯了以农业和农村为主，市里的干部习惯以城市工业为主，工作中的掣肘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主要领导人观念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原来不整个城市产业的发展。这里援引合并后的一位市主要领导在工业大会上的讲话为例（需要说明的是，引用这个插曲只是想说明产业思路问题，决无意贬损任何领导之意）。
市里当时正在上洗衣机、电冰箱项目，这位领导竟在全市的工业大会上说“城里人真是会享福，连自己穿的衣服都懒得洗了，要用什么洗衣机！还有电冰箱，你说我们的许多山里农民连饭都还吃不饱，你一下子买那么多肉干什么？吃不了冻起来，还要耗电，你说这不是‘修’了是什么？我就不同意上什么洗衣机、电冰箱！为什么不把重心放到支农上去，多为农村生产些农具？我们的工业就是要为农业服务嘛，犁、耙、拖拉机这些农村最需要的……”据说这个讲话之后曾长时间被干部们作为笑料，但我听了却笑不出来。
我心里首先为这位领导同志的农民情结深深感动，因为笔者出身农村，凡是听到关心农民的事情都感动不已。然而，这些话又不免让我心生悲哀。作为一座以工业为主导的城市主要领导人，这样的思想观念怎么发展现代工业？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即使再多的科技人才、再强的科研实力又怎样能够施展？
这类领导在我心中是可敬的，因为这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这是我们一直未能引起注意的人才资源配置造成的误区。能时刻想着农民就足以说明他是敬业爱民的。比及后来公然卖官鬻爵的官员，他们仍不失为好干部。他们没能抓好城市经济并不是他们责任心和品质的问题。客观地说这源于他们对于城市经济的陌生，那个时期的城市对于他们只是一个栖身和消费的场所。不懂经营城市是他们的先天不足，农民的局限与狭隘，使他们自身缺乏思想和独到见解。他们从乡村公社的田埂上一步步走出来，习惯了亦步亦趋跟着形势走的统一模式，他们不会、也容不得任何出格的思想和行为。虽然人坐在了领导城市的岗位上，但根深蒂固的农民情结使他们的工作重心仍在农村、注意力仍放在农村的产量上，长时间形成的“有了粮棉油，开会坐前头”的思维仍然萦绕在心头。他们习惯了紧跟潮流的模仿，时时跟着中心走，既不用承担任何风险，也始终保持着永远的正确。
观念决定了襄樊这座城市的工业衰退成为定局。合并后的政府领导既没能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没能及时支持正处于萌芽期的高新技术产业；也没能及时转换角色，对企业的管理也是轻车熟路的沿用与市场法则相悖的行政干预模式。从正面理解，这是政府习惯了多年充当的保姆角色，从本质上讲，真正的病灶应该是对领导人对权力的留恋，撒手的实质是放权，而我们的领导就像在十字路口站了多年的老交警，久久不习惯舍弃手中的指挥棒。冰箱和洗衣机这类产品在当时已算不上高新技术，但对于电子信息产业，这个时期却是一个重要的生长发育期。市领导对洗衣机和电冰箱的反感决定了这批发展前景良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就只能在自生自灭中依靠自身命运苦挣扎。
然而这个时期恰恰是中国的传统工业被高新技术产业取代的重要时期，也是新经济生态生成的重要时期，以深圳特区为代表的沿海地带的电子信息、生物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就在这个时期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化工、服装、纺织、制造等传统产业也在这个时期也完成了向现代化集约化生产、面向国际市场的过度转型。
对于襄樊工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客观的说，襄樊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企业竞争力正是在这个重要时期开始了徘徊停滞，进而转向下滑。
进入九十年代后，后任政府领导也曾试图在企业体制改革中有所作为，并且作出了成立两个开发区的重大决策，这对襄樊工业后劲的培植无疑是一重大贡献。新的政府领导人也曾尝试性着手对企业进行改革。但是由于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模式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在学习引进外地经验时没能考虑本地和各个企业的实际，加之改革的本身也是沿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因此仍未能找到最适应企业发展的模式。这个时期的改革标志是企业承包和兼并。政府在这个时期选择了一批企业以对政府承包的方式进行试点（影响最大的是当时被作为成功典范的襄阳轴承厂和“五七一零”(塑料制品厂)。此后又以政府行政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拉郎配方式的组合兼并，让市区的厂子兼并所属县市的同类工厂、让市区赢利的工厂包揽起同类亏损工厂的生产销售等等。打破行政区域界限按企业性质进行同类合并，政府的愿望自然是良好的，这种思路在当时也是一种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企业改制从思想观念上扫平了产权归属争论的障碍。但由于这种重组兼并不是市场规律下的产物，而是长官意志和政府行为，其效果自然经受不住市场本身的检验，被兼并的亏损企业没能搞活，反倒拖垮了原来的好企业——“破车没带动，骡子累死了”，这是一位厂长的感叹。而一些优质企业也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实行拉郎配似的“强强联合”，结果由于企业领导之间相互争权夺利，结果使企业由盛而衰最终破产。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政府领导人虽然把重心已移向了城市经济，但仍由于不懂得遵循企业发展自身规律，未能重视优势产业，对一些具有前导性的行业和产品未能给予及时有效扶持，任其自生自灭，加上用行政模式管理企业干部，借鉴外地经验不加分析的照搬，应用行政手段推动企业重组兼并，而且喜欢按照领导的标准随意更换企业厂长……
一系列的不当干预，最终使一批批企业逐渐陷入了困境。襄樊，这颗曾经耀眼的“明星”由此逐渐暗淡下来并令人痛惜地最终滑入逐渐衰落的轨道。
文化心理需自省
●九十年代的经济思路是文化心理的一种折射
“文化难以承受之重”——所谓“诸葛亮文化”使襄樊经济走入误区
许多市民曾千百次地问：“襄樊为什么会滑落？”
一些有着强烈责任感的干部也曾反复探究：“我们到底哪一步走错了？”
不少企业界人士也纷纷反思：“襄樊的下滑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些类似“天问”般的问题似乎谁都难以回答。解释一个城市的经济现象很难用一两个观点、一两件事、一两个人物阐述，城市经济应该是政治形态、科技水平、社会机制、人文精神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不过城市的整体文化形态可以视为诸多因素的基础，本文在回顾襄樊经济现象的同时腾出些许笔墨，试从文化形态对襄樊经济影响的角度对“不当文化形态”的负面作用稍作浅析，期望以此作为破题，以引起更多有识之士的关注。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我们没有在意荣誉，而我们的城市却累累赢得光荣与花环。而在过去的90年代，当我们的政府和市民都十分在意名城的荣誉和知名度的时候，我们头上的光环却渐渐消失了。为了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我们曾不惜“举全市之力”以全国独一无二的文化概念举办以诸葛亮命名的“文化节”，形象工程建设投资数亿元，花重金请来港台歌星助兴，盛情请来国内外宾朋，希望能借诸葛亮的名气提升知名度，试图以此重振当年襄樊雄风。但依笔者愚见，恰恰正是这种务虚的“诸葛亮文化”将襄樊经济引入了一个误区。
笔者的这种观点多少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如同时下电视播放的一些定位并不准确的广告却仍能使一部分消费跟着感觉走一样，“诸葛亮文化”经过多年的包装与炒作，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论文和声势浩大的“一节一会”的推助下，这个虚拟的概念已经被政府和民众不假思索地接受并将其视为襄樊的城市品牌，并一度将其作为一种城市文化和经济发展的精神支撑，而且已成就了一批研究“诸葛亮文化”的“专家”和“学者”。此言一出，必会引起这些“专家”和“学者”的讨伐。但笔者以为此事关系襄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大计，每个襄樊人都有责任发表意见的权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市民，笔者对“诸葛亮文化”的提法存疑已久，这里权作一家之言斗胆写出来，就教于热衷于炒作“诸葛亮文化”的“专家”们？
其一，“诸葛亮文化”定位是否准确？
其二，诸葛亮是否能构成一种文化？
其三，所谓的“诸葛亮文化”能否涵盖襄樊的历史文化？
其四，“诸葛亮文化”是否能成为襄樊历史文化的象征？
其五，“诸葛亮文化”能否承载起让襄樊经济再度腾飞的重任？
以笔者浅见，正是所谓的“诸葛亮文化”将襄樊经济发展引入了一个误区！并导致了襄樊90年代竞争力的下滑和工业的整体衰落。
一个地方重视历史文化自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在推出事关城市形象和经济发展大计的文化概念时一定要慎重。笔者认为，“诸葛亮文化”概念的提出欠科学，至少值得商榷和推敲。“诸葛亮文化”这个概念诞生在言必称“文化”的文化概念泛滥时期，“文化”一度成为附庸风雅者们随意滥用的包装纸，什么事只要包上“文化”的外衣就增加了身份，正如一句新俗语所说：“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除了企业文化、旅游文化等新经济生态派生出来的概念外，喝酒有“酒文化”、喝茶有“茶文化”、穿衣有“服饰文化”、男女之间有“性文化”……不一而足。当然，文化确实无处不在，社会发展、人类活动的任何过程都包含着文化，随便说说倒也无妨，但要给支撑一个城市社会经济和人文精神的文化定位就不能太随意了。诸葛亮只是三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确实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而硬要把他生拉硬扯包装成一种“文化”，并且赋予他推动襄樊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使命，确实显得过于牵强，也让“诸葛亮文化”有一种难以承受之重。且不说诸葛亮并非本乡本土的襄樊人、能不能成为襄樊文化的代表，首先以一个人作为一种文化就不确切。诸葛亮只是一个在襄阳城郊隆中山下避乱的客居人士，他受军阀刘备“三顾之恩”伺候了刘氏父子两代，先当军师后当蜀相，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出山到蜀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逝五丈原，再算上他预先为死后安排的用人用兵谋略，苦心经营近三十年。且不评价他“三分天下”的“隆中对”是否符合历史潮流、他鞠躬尽瘁辅助刘备父子光复汉室是否具有进步意义，也不细究《三国演义》中的孔明故事是否真实，诸葛亮功败垂成的三十年功名基本与襄樊没有多大联系。即使把小说评话中的故事当作真正的政绩，“舌战群儒”、“借东风”、“草船借箭”发生在“江东”，唱“空城计”的无奈之策也在“西川”。更何况，要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其对象至少应该是一种真实存在、或正在发展的真实现象，就连创造了被称为世界奇迹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造福成都平原二千多年的李冰也未能戴上“李冰文化”之冠，而我们炒作的诸葛亮却是一个经过作家加工过的半人半神的艺术典型。一个艺术作品中的文学人物怎么能够支撑起一种文化？如果此论成立，那么《三国演义》中塑造出的众多出色人物，如曹操的雄才大略与文采、关羽的忠义、刘备的仁爱、张飞的勇猛是否也会衍生相应的“曹操文化”、“关羽文化”、“刘备文化”“张飞文化”？
即使《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所有功名事迹都是真实的，那么让他独撑一种文化似乎也欠妥当。我们能够列举出许多襄樊本土或者客居襄樊的历史名人，有些还是真正的文化人，那么是否每个人都称为一种文化？诸如“孟浩然文化”、“米芾文化”、“韩夫人文化”？因此笔者认为无论真实的诸葛亮还是艺术加工后的诸葛亮，从聪明才智上的角度说，他只是作家塑造出来的一个卓越的军事谋略家，若从艺术典型意义上讲，作为中华民族智慧化身的象征意义超过了他的实际意义，艺术化“诸葛亮”的个人魅力超出了他的社会功利，而且诸葛亮既不独属于襄樊，更不能独立支撑起一种文化。
其实，我们赋予其神圣使命、寄托了太大期望的“诸葛亮文化”并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引人关注，除了襄樊、临沂、南阳之外，“诸葛亮文化”概念并未被历史文化学界认同。如果从经营隆中风景区的角度，借诸葛亮之名来推动襄樊旅游业，这一点笔者认为无可厚非。因为襄樊作为第二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必然要有不同于其他名城的特点，襄樊虽列入历史文化名城系列，但可看的实景实物太少，唯有诸葛亮隐居过的古隆中尚有些规模，并且被确定为国家级风景区，其他人文资源则相对零散，让隆中风景区搭上“三国文化旅游线”的车，以诸葛亮作为襄樊地区的三国文化内核，这当然是一种智慧的选择。但是如果将这个定位并不准确的“诸葛亮文化”概念视为襄樊的一张王牌，指望通过“诸葛亮文化”来拉动经济、吸引境外投资，笔者实在担忧——如此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负，这种虚拟的“诸葛亮文化”如何承载得起？
不否认，策划得当的文化型节会确实可以起到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目的，能够在短时期内起到吸引外资、激活经济的效果。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节会泛滥的时期，尽管后来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各地仍是乐此不疲。但细考各地“节”与“会”，都是与本地的特色出产和主导产业紧密相连的，至少都有一个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质的载体。如洛阳的“牡丹花会”、潍坊的“风筝节”、大连、宁波的“国际服装节”，浙江仙居的“杨梅节”、盐城的“茉莉花节”、湖州的“含山蚕花节”无锡的“杜鹃花节”、增城、从化、番禺的“荔枝节”、云南罗平、青海门源的“油菜花节”、包括正在筹划中的以助推新兴动画、漫画产业为主旨的“浙江动漫文化节”莫不如此。唯独襄樊“诸葛亮文化节”既无实物可据，亦无产业所依，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且整体策划也是了无新意，请来的不过是人们在电视上早已脸熟的歌星，开幕式也不过是方阵团体操一类常见模式、应邀而来的客商中并没有几个真正的投资人，多是一些帮助造势的匆匆过客，最后收获的不过是一些毫无价值的“投资意向”。真正有受益者不是政府和企业，而是那些出场费以十万计的歌手和直接或间接经营“形象工程”软硬件的发包者和承办者。
如果“诸葛亮文化”真能借来东风，引来巨额投资，那么和襄樊争打诸葛亮牌的就决不止是一个南阳，无论临沂还是成都，底气也许都比襄樊更足。
即便是争打诸葛亮牌争得最凶的南阳，也只是停留在斗斗嘴、打打笔墨官司上，写写文章、开开研究会而已，而像襄樊这样大兴土木造广场、塑铜像举全市之力包装诸葛亮、并以“诸葛亮文化”为依托举办盛大招商引资节会的，全国仅襄樊一家！襄樊人对诸葛亮之倚重，实在令天下人叹为观止。 当然，襄樊的“诸葛亮节会”确实拉动了消费市场，城市广场等形象建设和沿江改造需耗用大量建筑材料。只不过拉动是本市的“内需”，激活的是外地的市场，一平米大理石数百元、一根灯柱数千元、一棵树上万元……这些由少数“城市经营者”开出的巨额的“发票”，最后都得由襄樊纳税人来买单。眼见大办了两届节会，诸葛亮并未被襄樊人的倚重和崇拜所打动，终未能像当年那样再次披发仗剑施魔法借来外国人的银子，相反，企业不堪重负，百姓不胜其烦，但“诸葛亮文化”鼓吹者们并未反思，似乎仍未过足瘾，索性建议政府把“一节一会办公室”作为一个政府常设机构，要年年过节、年年办会，大有不用诸葛亮借来全世界钞票决不罢休之势头！
在新一届市委市政府裁撤“节会办公室”之后，有识之士多感幸甚：“幸亏新一届市委看得准，要照原来那样年年过节，襄樊经济最后非像诸葛亮一样唱‘空城计’一样不可！
●襄樊本土文化是否需要自省？
三十功名尘与土？——“诸葛亮文化”给襄樊人文化心理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可忽视
依笔者浅见，所谓的“诸葛亮文化”非但没给襄樊带来希望中的收益，相反却对襄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无法用数字精确地计算出来，用一句“无法估量”也不过分，因为它影响的是最具创造力的人的思想和精神。
笔者对诸葛亮研究素无兴趣，但毕竟也自幼熟读《三国演义》，对诸葛亮辅佐刘氏父子近三十年的功业故事耳熟能详，对一些立论较为客观研究诸葛亮的文章也曾浏览一二。这里不妨试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将“诸葛亮文化”对襄樊本土文化的误导以及对襄樊人心理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略加剖析：
一、负面效应之一：“诸葛平生唯谨慎”——“唯谨慎”无形中抑制了襄樊人的思想和行为
“诸葛平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俗语虽然比较流行，但真正在心理气质上对人产生影响的可能以襄樊为最。北宋名相吕端秉公正直、坚持原则，以“大事不糊涂”是一种为后人称道的史实，而诸葛亮的“平生唯谨慎”却是源于《三国演义》小说中他的对手司马懿的评价。将真实的历史故事和小说中的艺术典型并列本身就不严谨，而且“大事不糊涂”和“平生唯谨慎”本不属于一个类型。人们对吕端的“大事不糊涂”是一种充分的肯定，而“平生唯谨慎”则是一个中性的评语，对于某人可以是优点，对另一种人也可以是致命弱点。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是习惯工整对仗的中国文人行文和演说顺口的需要。“诸葛亮平生唯谨慎”本身是对小说中的“诸葛亮”为事小心、工于心计、长于谋略的客观评定。此论本无争议，然而因为诸葛亮受到襄樊的过度推崇，这种“谨慎”就逐渐在襄樊人心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副作用。“谨慎”原本就是潜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因子，襄樊把诸葛亮奉为一种“文化”之后，诸葛亮的行为方式就在无形中成为了襄樊人为人处事的楷模，而“谨慎”二字更是成为襄樊人奉行的座右铭，最终成为制约襄樊人思维的一种观念。
“唯谨慎”思维封杀了开拓型人才的发展空间
首先这种“谨慎”限制了我们选官的视野,在我们生活的周围，不乏这样的例子：
某某人因为“胆子太大、不谨慎，不可大用”的缺点被永远钉在了冷板凳上；而某某虽众人皆知平庸其无能，但因素来“小心、谨慎、稳重”而被委以重任。正是这种“谨慎”断送了许多优秀人才的前途，也让不少“无功无过”的碌碌之辈长期混坐在领导岗位上。
不少企业在改制以前厂长经理多由组织“考察”选拔。而潜藏在人们意识中的“谨慎”标准使许多具有开拓精神的人才不能进入组织的视野。不可否认，不少企业正是经营者的碌碌无为导致了最终的破产；相反，不少破产企业在改制中被一些不怎么“谨慎”的胆大者购买后却奇迹般起死回升；
在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党委干部选拔中，“谨慎”仍被视为一种优点，一些单位或部门也因为长期被一些“唯谨慎”的庸官占据，年复一年碌碌无为，这种人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对地方经济发展形成的制约和损害是看不见的，也是无法计算的。
“唯谨慎”观念制约了襄樊人的创新意识
中央电视台有一则很有深意的公益广告：“心有多大，天地舞台就有多大！”，“唯谨慎”的人心胸绝不可能很大。中外古今许多科学思想的发现者和新技术、新产品的创造发明者大都是些不怎么“谨慎”的人，历史上发现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哥白尼、发明电灯的爱迪生、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发明电话机的贝尔等人如果都是些“唯谨慎”的人，世界今天还不知停留在什么年代呢！在当代，且不说改变了世界的计算机和英特网的发明人、单就在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中殉难的航天英雄们来说，如果他们是一些“唯谨慎”的人，就不会命丧太空，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不“谨慎”的人牺牲，人类征服太空的计划就永远不能进步。
再就襄樊本土的经济发展来说，因为在七十年代中期，襄樊没有背上“历史文化名城”的包袱，没有发现“诸葛亮文化”以前，襄樊的官与民在思想上都没有禁锢，所以当时的市领导敢为天下先，顶着争议和压力制定了震动全国的优待人才政策、引进了大批的科技人才，又因为这些科技人才敢于创新，所以使小小的县级襄樊市能够在电子、激光、数控等尖端技术领域走在全国的前面；具体到各个工厂，因为形成了全社会创新的氛围，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在“双革四新”中发明的数十项新工艺也曾领先全国；潘云鹤院士当年若是个“谨慎”的人，断然不敢接手自己根本不熟悉的领域去搞电子数控技术研究，自然也就不会成为中外闻名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家和著名的浙江大学校长。
“唯谨慎”意识束缚了襄樊人的创业风险精神
现在人们都承认了襄樊与沿海的距离，但在寻求根源时大多归结于地域差别——因为这是一种大家都不用承担责任的最好解释。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只有在海边才能创业、只有江苏浙江人和广东人创业才能成功，只有温州人最会做生意、而中西部落后天经地义的消极认识。而在笔者看来，襄樊人并不完全输在“地利”上。襄樊人本来具备着最敢于创新的精神、最善于创业的可贵品质，笔者在本文第三部《激情与光荣》中记录的七、八十年代的襄樊人的创业故事，每次读来都让人激动不已。襄樊棉织厂靠二间破烂民房和几台土织机发展成全国典型的故事、由原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分出来很快发展成一个数千人大厂的企业孵化范例也不胜枚举，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家属办起电容器工厂、农民闯进了电子世界，街道小厂竟然从国家计委争取回来计算机打印机项目！当时的小城襄樊到处燃烧着创业的欲望，谁能想到今天达到亿元规模的半导体仪表元件厂竟是当年22个街道青年办起来的？谁又能相信今天成为全国龙头老大的骆驼蓄电池厂和进入全国领先行业的石花纺织集团竟是石花小镇上的几个街道搬运工创办起来的？如果当年“唯谨慎”，那几个端铁饭碗的科研所干部怎敢率先丢掉铁饭碗办起在今天风行全国的回天胶业？
正是“唯谨慎”这种集体无意识禁锢了襄樊人的创业思路，限制了襄樊人的创业勇气，消磨了敢冒风险的胆量。遇事先求保险，投资创业先不问成功之后能做多大？首先考虑的是会不会亏本？有没有风险？殊不知天下哪有毫无风险的投资？哪有绝对不会亏本的买卖？风险与收益历来就是对等的，收益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在襄樊街谈巷议中，在许多有关理财的谈论中，我们听到的多是某某攒了多少万存款，很少听到某某投资办了什么企业赚了多少或亏了多少的谈话，这其实就是“谨慎”思维带给襄樊人的财富观念。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温州的个体亿万富翁群把上海、北京、杭州等黄金城市的房屋炒成天价的时候，襄樊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亿万富翁却至今未出现。在我们回望当年的创业激情时，不能不为我们今天的“谨慎”和保守感到惊讶！
二、负面效应之二：“西川立国”影响了襄樊人的固步自封意识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抑曹扬刘、神化、美化诸葛亮本无可厚非，而我们评价历史如果仅仅依托小说提供的情节，将以历史作背景的文学作品当作完全真实的历史未免失之大谬。站在封建军阏刘备的角度，诸葛亮的“隆中对”无疑是胸怀天下的智者之言，从写文章的角度，《隆中对》也不失为一篇好文章。然而站在历史的高度，从社会发展和公众利益的角度评价，诸葛亮为刘备出的割据荆襄和西川从而形成“三分天下”的对峙态势无疑是个馊主意。因为满足刘备个人的欲望助其火中取栗，制定所谓“三分天下”的谋略，为东汉四分五裂的诸候割据局势火上浇油，使中国统一的进程延缓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间军阀们为争夺地盘不断相互厮杀，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那样生产力那样低下的时代，百姓维持生计已是不易，在经军阀们动辄就“起兵百万”的战争中，百姓的苦难可想而知。而我们今天颂扬诸葛亮助刘割据，不知是持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本文无意在宏观历史的角度去争论是非，只是想指出诸葛亮这种“西川立国”的思想已对我们奉诸葛亮为精神文化魂魄的城市的发展思路起到了负面作用。曾几何时，在与沿海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们在与之无法比肩的情况下，竟避开沿海而把目光转向西部的巴山秦岭，提出所谓的“秦巴走廊”经济带，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自得其乐地当上秦巴会首，因为这样可以使被沿海城市取代领头地位、甚至被新经济热潮遗弃的我们找到些许宽慰——毕竟我们还不是最差的！试想，我们今天要当“秦巴会首”的心态和当初诸葛亮“西川立国”思路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再与沿海比较我们就不再有压力，而把眼光转向落后的西部，我们便可以从失落中找到安慰，因为与巴山秦岭以西的偏僻闭塞地方相比，襄樊尚有许多值得骄傲之处，这无疑是一种更大的悲哀。
受这种潜在文化心理影响的决不是只是政府，自闭、自足型文化心理对大众百姓的影响也无处不在。我们既然没有了与沿海城市相比的信心，那么我们不妨把比较的坐标移回省内。笔者今年六月在北京采访期间，一个极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本省荆州市辖下的松滋市一位副市长朱作清先生，随意闲谈间说起打工的话题。朱市长介绍的松滋人在外务工经商的情况令我感触颇深。据朱市长讲，县级松滋市总人口近80万，现在外面务工创业者已达22万之多。仅京城一地就有7万多人！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层次也很高。当然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以下苦力的民工为主，但高层次的也不在少数。许多人短短几年打拼就跨入了百万、千万级富翁的行列，开拓文化产业中也有精英，该市有位叫王夏子的乡土作家，把公司从深圳开到北京，去年竟然承包了国家级的《报告文学》月刊杂志。把一家累累亏损的杂志经营得有声有色，现在又将目光盯上了中国文学最高端的杂志。
从机关干部对生活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差别来，常见到我们市里的机关干部一旦“改非”或退休，就感到精神上无可归依，似乎人生已到尽头。不是学姜太公钓鱼打发时光，就是靠“修筑长城”度日。而松滋的干部一朝“改非”离岗，就重新设计新的人生蓝图。办公司、建工厂、招商引资、争项目，把离岗后的人生经营得比在职更为红火精彩。有位副科级的女干部50岁“改非”后，竟然通过考试竞争当上了大上海一个社区居委会的主任。
我不知道我们的有关部门是否对襄樊所辖县市的外出务工创业人员进行过统计。但我估算，我们这个近600万人口的地级行政区域在外务工创业人员远没有达到四分之一。这中间的巨大差异不仅仅是数字上的，更多的应该是地域文化心理之间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