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效应之三：明知不可而强为 只为成就个人美名
诸葛亮的所谓忠心体现在视刘氏为正宗的“匡扶汉室”上，为了辅佐刘备他不自量力，亦不顾人民死活，以九州之一的益州去讨伐代天子行政的曹魏。其时曹魏幅员辽阔、兵足将广，又挟有天子的正统名义，动辄起兵数十万，每次均以诸葛亮败退为结局。而诸葛亮竟然不自量力与如此强大之正统政权为敌，独断专行地坚持穷兵黩武，屡次尽起蜀中之兵，接连发动“北伐”征战，让蜀地老百姓的一点粮食大都征作军粮，根本没有休养生息的空间。其结果却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六出祁山均无功而返。这个时期的诸葛亮其实本身也很清楚，以弱小的蜀地去消灭代天子行令的强大魏国并由刘禅统一中国毫无可能，既使真的侥幸胜了司马氏，那么阿斗刘禅能担当起中兴汉室的重任吗？连刘备临终托孤时曾有言：“如其（刘禅）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能看清的问题，庸碌俗人都明了的天下强弱局势难道他这位智者会真的看不明白？这位智者却为什么不顾众臣反对征战、爱惜民力的意见，一意孤行地倾国之力去进行一次次劳民伤财的“北伐”。说白了，他这样明知不可而强为的真实用意只不过是要树立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相”形象而已。
到蜀汉政权灭亡时，这个小国户藉只有28万户，92万人口，却养有兵10万2千，吏4万！就是说，平均七户人家要养一个官吏，2户多人家要养一个兵！官冗、兵冗之患加之诸葛亮连年北伐征战，蜀汉国力之衰可见一斑。如果不是在五丈原“死而后已”，真不知小小蜀国的百姓怎样支撑下去？这种只为成就个人美名，明知不可而强为的为官方式，对后世的官员为了创造个人升迁的政绩拿地方经济或企业生死作赌注无疑提供了一种示范效应。有位县级市的领导人快速升迁的诀窍就是穷尽财力大搞形象工程。他高升调走之后，人们评价说：“他在任上把几年以后的钱都掏空了，他工作过地方至少五年恢复不了元气。”
负面效应之四：蜀汉政权短命而亡，皆因凭感情用人用事
当世人引用人才典故时常常将诸葛亮作为范本，其实并不尽然，客观地说，诸葛亮本人的确是一个人才，但实际上能够正确识人并善于用人的典范应是刘备，在诸葛亮还是一个蜗居茅屋之中的青年书生时，刘备就敢采信司马徽之荐，屈身三顾请他出山，以后又用人不疑，敢于把军国大事托付于斯，而在诸葛亮企业重用马谡并在刘备临终前力荐时，刘备极其清醒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然而诸葛亮因与马谡“情同父子”，将刘备临终遗嘱一风吹，继续重用马谡，为了给马谡快速升迁创造战功业绩资本，竟然感情用事，将事关整个战局的街亭当作赌注交给马谡，结果一败涂地，使此役成为西蜀政权加速衰亡的转折。诸葛亮感情用事害了马谡也害了蜀汉政权。悲哀的是，后人引用“挥泪斩马谡”的典故时并未将作为用人不当的教训，反而引为执法公正的典范。诸葛亮感情用事用人偏执的例子比比皆是。同为降将，他对黄忠敬重有加，对姜维爱若子嗣，唯独对具有将帅之才的魏延却始终打压，平空诬其“久后必反”。直到自己临死前仍不放心，故意将大军托付给既不懂军事又无资历的亲信杨仪，激反魏延设计将其诱杀。
据有学者统计，诸葛亮执政时期共计提拔不到七十个高级领导人，其中二十八人是荆楚集团的，我们对这二十八人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诸葛亮所亲近并一手扶植起来的年轻一代真正掌握实权的其实多在这二十八人之中，如继承其执政的蒋琬、费炜、姜维，亲如父子的马谡，临终委以后事的杨仪，以及在《出师表》中向刘禅举荐的董允、郭攸之、向宠等。这些人，只有姜维是关西降将，而且也与诸葛亮结为师生，形同父子，其余蒋琬是零陵人，费炜是江夏人，马谡、杨仪向宠都是襄阳人，董允、郭攸之是南郡人，而零陵、江夏、南郡，在汉末同隶属于荆州刺史部，也就是说他们全都是荆州人。诸葛亮然是山东人，但其父早丧，幼年时即随叔父诸葛玄迁居襄阳，躬耕陇亩，并与荆襄名士庞统、司马徽等交往甚密，时人都将其视为荆楚领袖。而诸葛亮在用人上的荆楚情节从未掩饰过，这给蜀汉小朝庭造成的损失无法估算，当然，以“任人唯亲”来评价诸葛亮，襄樊人从感情上也许一下子不好接受，但说他凭感情用人则是一点过分的。
我们既视诸葛亮为城市文化精神之灵魂，在用人路线和思想上也少不得受到诸葛亮的影响。在曹野时代的襄樊，干部上下全凭能力和工作成绩说话。他之所以在仙逝多年后仍被人们怀念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人公道，而正因为他用人公道，没有门户之见，没有地域观念和派系亲疏之分，敢于不拘一格，才创造了襄樊特殊时期的辉煌。而此后的一些年里，由于对“诸葛亮文化”的推崇，类似诸葛亮凭感情用人的风气便开始逐渐蔓延。曾几何时，一旦市委主要领导易主，必会带来一次全市上下干部思想的大波动。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某某当了书记，N县人最能抱团，这一下，N县的干部要走运了。”而一旦书记由H市调过来，所有H市藉的干部脸上都露出难以掩饰的喜色，再后来随着市委班子里S市藉常委的增多，操S市口音的干部说话口气也跟着硬实起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优秀的干部因为没有进入某个派系或得罪了某个派系的领导，便遭遇冷落甚至打压。九十年代曾有几位干部的命运至今令人匪夷所思：有位一心要改变贫困山区面貌、并在产业布局上颇具远见卓识的县委书记虽然深得民心并被省市考核组看好，但终因在撤并机构、裁减冗员中得罪了该县在上面做高官的大员，不得不在一片痛惜之声中抱憾离任、刹羽而归。有位坚持带领群众艰苦创业、十年挖山不止最终创造了全国闻名茶乡的基层党委书记，也因为不善处理周边关系而屡受挤压，虽然他创造了全国闻名的茶乡被全国媒体反复宣传，虽然各级党委授予了他一堆耀眼的花环，实际上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不得不怀着一腔热血和抱负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痛苦赋闲。更直接的损失还在企业界，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优秀的企业家因不善于联系领导而相继下马，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裙带之风盛行，卖官鬻爵大行其道，其结果是不学无术者当上大厂厂长、庸庸碌碌之辈接连得到提升。结果导致经济连年滑坡、企业接连倒闭，直到酿成震惊全国的买官卖官大案，让襄樊人着实又露了一回脸。
负面效应之五：“诸葛亮文化”并没产生臆想效益，城市知名度却相反越来越低
襄樊人在寂寞中经历了这段不堪回首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恰恰是工业发展上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模式正处在与世界接轨的准备阶段，高新技术层出不穷，产业整合升级如火如荼，行业间“重新洗牌”的竞争达到白热化。而我们这座曾经在许多行业领先于全国的城市却对这决定产业生死的关键时刻麻木不仁，陶醉于2800年历史的自豪之中，将本应用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宝贵精力用在对诸葛亮这个并不完全属于自己的历史人物的追怀之中，将本应用于扶持新型产业的有限资金用在为这个半人半神的文学人物建造广场、重塑金身上。
尽管我们举全市之力举办了两届声势浩大的“诸葛亮文化节”，襄樊的城市形象知名度并未因此得到提升。
在七、八十年代，由于襄樊在引进人才上的大胆和超前，由于襄樊依托科技优势在产品和技术上不断创新，在中国的一些重要城市，提到襄樊，总会有人说“哦，襄樊我知道，”并且能熟练地数出一串襄樊的工厂和产品，诸如：襄樊电子自动化的普及、襄樊电视机、洗衣机、缝纫机、无线对讲机等通讯产品、还有经常上报纸的十二电容器厂、第一棉织厂等先进单位。而此后，随着我们那批代表科技实力的优势产业的衰退，无论我们怎样努力，都无法再现当年的辉煌。许多人谈起襄樊城市的知名度都免不了感慨一番。市经委孟襄南先生对此深有体会：“在七十年代我们襄樊在别人眼里就是今天的深圳，我们文工团到外地去演出，别人一听说我们是襄樊的，羡慕得不得了，在宜昌、在扬州、在平顶山都是这样，在街上提到襄樊，很少有人不知道。可是现在，我们花钱搞了那么多节呀会呀，反倒不为人知，去年到扬州，在街上问与人闲聊，问起襄樊，问起襄樊的电话区号，受访者竟没有一个人知道。”笔者心里也不相信这个现实，也以为襄樊历史历史文化名城理应天下尽人皆知，便于05年6月就此事专程到北京作了些调查，结果在街上随意拦住十余位三十岁以上的中年人，问及襄樊，除了两名湖北在京打工的和一位河南人之外，其他人都是“不知道”、“湘潭？”、“香什么？哪个XIANG？”或“你说的是河南吧？”这类让人尴尬的答复。笔者在石景山区八大处一个小区与两个安装住宅电话的青年工人攀谈，问他们看不看《三国演义》，知不知道诸葛亮？他们很淡漠地说：“都什么时代了，现在年轻人谁看这个？”笔者与一位名叫宋效谷的山东作家住一室时顺便与他谈及我们的诸葛亮文化节，这位正在写《公正论》的作家竟说：“《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是个文学化了的人物，拿他炒什么炒？”并不屑地说：“他是我们山东人，我们山东都不拿他当回事，你们咋会拿他当神？” 、
此类损害我们自信心的例子不必过多罗列，但愿笔者对“诸葛亮文化”的愚见能够引起我们对城市本土文化的冷静思考。
负面效应之六：“淡泊”文化心理禁锢发展视野，襄樊本土至今未出现真正的企业家
企业界的朋友们看了这个标题肯定不服气，难道我们掌握着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工厂难道还不能算作企业家？是的，“企业家”这名词现在用得很滥，但凡管理一个厂子，无论规模大小、无论盈利还是亏损都会被泛称为“企业家”。我们所称的这些“企业家”，不是小老板就是官方指派的国营企业的管理人，鲜有真正合乎“企业家”定义者。“企业家”由英文ENTERPRENEUR译来，它包含了太过丰富的涵义，其详尽释义是一部专著。其中之精要是创业和冒险——冒险事业的开拓者和经营者，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不仅是企业创办人，又应该是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勇于竞争、敢于创新，并且能够肩负起企业责任、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而襄樊本土这种企业家至少目前没有出现。当然这并不是我们襄樊企业界缺乏精英，而是因为我们的本土文化没有这种生长企业家的元素。因为“诸葛亮文化”中的“淡泊明志”思想已在无形中制约了我们的进取精神。当然，崇尚淡泊对于规劝人们不追求名利和享乐确有高远的积极境界，但其中蕴含的主张闲逸散淡、清静无为的道家哲学意蕴却潜移默化中消磨了人们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我在不少企业厂长的办公室里看到过书法家们精心为他们写的“淡泊明志”，心里时常生出一种隐忧。试想，一个不在意名利和成功的人怎能为企业的扩张和利润去冒创新的风险？也许有人会以为我是为了文章自圆其说，那么我们不妨将视野放得稍远一些，将思考和比较的坐标放到襄樊以外，就不难参透其中的玄机。
比襄樊晚起步四年的四川长虹机器厂从日本引进一条条高端电视生产线，将生产规模以几何级数的扩张，而且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加大投入，始终牢牢占据着电视机市场的领导地位。1994年长虹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最高流通市值达到400多亿元，现在的长虹，总资产已达200多亿，虽然其间也有波折，但发展步伐仍是惊人——自1974年转向电子产品以来，长虹已形成数字电视、数字平面显示、IT、健康空调、数字视听、数字网络、模具、数字器件、环保电源、技术装备、电子工程、化工材料等十三大产业群。如今的长虹，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彩电大王，而且还成为了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特大型、多元化、国际化企业集团。2004年，长虹品牌价值达330.73亿元，成为中国特大电子企业集团之一。长虹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更上令人尊敬，其产值在四川绵阳市的GDP中占据68％的比重，对四川全省的GDP影响达到7％！
如果说长虹前身是军工厂基础较厚实与襄樊电视机比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再看看青岛的海尔电器集团。我在采访破产中的十二电容器厂厂赵宏时，曾听赵宏这样说：“我们电容器厂在全国出名时，青岛的海尔还是个修农机的破烂小厂子……”赵宏的话引起了我对“企业家”涵义的思考。 张瑞敏才称得起真正的企业家，1986年起步的海尔集团在张瑞敏的经营下，已成为闻名遐尔的跨国公司，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而且将触角伸到了世界各地。2004年，海尔的全球销售额达到1016亿元，不仅成为中国第一品牌而且办在美国的海尔分厂已经成功实现了美国本土化，而且买下纽约百老汇的原格林尼治银行大厦这座标志性建筑作为海尔的北美洲总部，在日本东京银座四丁目黄金地段树起了中国海尔的霓虹灯广告，成为中国产品在东京的第一个广告。目前海尔的品牌价值已达到616亿元，英国《金融时报》评出全球最受尊敬的30位企业家，张瑞敏位居第26位，而位居榜首的是妇孺皆知的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美国《财富》杂志评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张瑞敏位列第六位，而2005年4月出版的《财富》中文版评选“中国25位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张瑞敏首席执行官荣列第一。海尔对社会的贡献是直接解决了22万多人的就业（海尔正式员工5.1万，各地为海尔服务人员17.5万），每天向国家纳税550万元！
而另一家南通平潮镇的江海电容器厂当年来襄樊十二电容器厂学习时才是个几间平房的作坊式小工厂，而今当我们的十二电容器厂以100多万估值破产时，江海电容器厂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电解铝电容器制造商，连续9年在“中国电子原器件百强企业”中排名二十位左右，每年销售收入4.2亿元,企业资产达到4个多亿，大部分产品销往国外，成为江苏有名的创汇大户，并被认定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当然还有纺织化工等其他行业的例子不胜枚举，笔者拿电子行业作比较是因为当时的电子工业是襄樊最亮的亮点和最大的优势。而电子行业而与其他传统产业更具前瞻性和代表性，而且至今电子信息和数字技术仍是高新技术中的最重要的产业。整个电子行业中比襄樊晚10多年起步的知名企业比比皆是，如90年代起步并成功上市的中兴通讯已成为深沪两市电子信息类公司中价值最高的股票，在今天股市几近崩盘的市道，每股股价仍高挂在30元左右，另一家最为知名的华为集团也类属于90后创业的公司，去年的销售额已达462亿元，成为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科技实力最雄厚的企业。
……
如果把眼光禁锢在固步自封的视野里，可能没有多少人敢对我们多年崇尚的这种“文化”提出异议。而沉重的现实却让我们不得不以严肃的态度进行这种文化的自省与反思：就在我们怡然自得地“留醉”在“秦巴走廊”中的王者地位和热衷于营造“诸葛亮文化”试图以“诸葛亮文化”打造城市品牌并誓与南阳的卧龙岗一决雌雄时，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早已将我们曾经引为骄傲的第一代科技产业无情淘汰，一批批比襄樊晚起步的后知后觉的企业却以高起点、大投入、快引进的方式培植出一个个极富竞争力的世界知名品牌—— 让“留醉”的我们不由生出一种“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叹。
前车之鉴应谨记
——从采访实录中解读部分企业倒闭的真实原因
提到海尔、长虹、江海电容器、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很容易勾起我们对一批“襄樊制造”的产品的回忆。如襄樊产的电视机、洗衣机、缝纫机、无线对讲机、打印机……也会由此记起那些曾被襄樊人引为骄傲的企业，如电视机厂、无线电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十二电容器厂、激光设备厂……
然而，除了少数与企业有关的亲历者，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企业衰落的真正的原因，而真正知道内情的当事人们也都碍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对这些事讳莫如深。笔者为了完成这篇文章的宗旨，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本着尊重史实、探求企业规律的客观态度，寻访了这些企业当时的负责人和部分当事人，对有关产品的夭折和企业的衰落的原因作了调查和探索。
下面，笔者将调查中得来的第一手材料中选出几宗较为典型的企业兴衰故事作为案例，或许会有助于我们对“前车之鉴”的认识，文中对一些涉事人物的名字采用符号予以避讳，而事实过程均以受访人口述现场实录为准。笔者这样处理意在不伤害相关的具体当事人，因为这篇文章的初衷是探寻经济发展中的轨迹，帮助读者解读相关企业倒闭的真实原因。
或许这些实录中的企业破产案例故事会对今天的行政领导人和企业管理者的决策起一点参考作用。
采访实录案例之一：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在自生自灭中悄然倒闭
（受访人：芦殿林，原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厂长、李德兴、周景年：原计算机设备厂工程师）
读者朋友一定忘不了当年无限风光的襄樊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吧，也一定希望知道它今天的境况。笔者不得不遗憾地告诉您，这个曾经创造过光荣与辉煌的工厂早已不复存在。当笔者寻访到它原来的厂址时，工厂已没有了踪影，厂区早已变成了一个小区，原来的工厂大门口挂着一块居民委员会的牌子。显然这家工厂的衰落比电视机和无线电要早得多。我辗转找到这里，在门口问及芦厂长，人们好久没反应过来，大概人们也已经忘了芦殿林曾经是响当当的计算机设备厂厂长，甚至已记不起计算机设备厂这个厂名了。
我忙说：“就是原来的六0五电容器厂。”
然而人们连“六0五”也忘了，这种战备时代的厂名现在听起来很是陌生。
“你找的是老芦吧？”人们终于明白我是找芦殿林。指了指大门边一间间乌黑的门洞：“就在二楼上。”
老芦的房子很小，二室一厅，在楼上搭了间偏厦作厨房。从狭窄的住处和有些呆滞的神情已无法将他与当年那个经常出入中南海和中央军委的芦厂长联系在一起了。
记得在讲述当年的辉煌时老芦是那样兴奋，仿佛又回到了那兴荣的年代，又重新置身于那火热的事业之中了。而一提起厂子的倒闭，老芦黯然神伤。
“主要是没有人管，那时候还不是市场经济机制，一切取决领导的支持。厂里只能解决生产和技术方面的问题。
“我打了好几次报告，找政府反映了多少次，主要想解决制模具的资金，得200多万。但是资金一直没有着落。最后日货进来了，日本货质量比我们好，外观比我们厂的产品精致，价钱还比我们便宜，慢慢地人家就不要我们的货了。”
在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汉字宽幅打印机被中国共产党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选为打印选票的配套产品后，随着大小报刊的宣传报道，襄樊生产的打印机名声大振，中央办公厅、解放军总参谋部、海司、二炮、空司等军事首脑机关以及许多重要单位都选用襄樊的产品。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由此走向了辉煌的顶峰。
襄樊产的打印机主要症结在于生产能力低下，因为资金困挠各种部件一直没有制成模具， 所有主件配件全靠工人和技术人员们手工敲打定型。既显得粗糙，生产也形不成规模，很多单位把钱打过来好长时间也提不到货。而科技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市场的优胜劣汰规律也是无情的。日本产品汹涌而来。芦殿林跑了好久，改造生产设备的资金仍是没有着落。与日货相比，厂里生产的打印机成本高企，质量也没有日本货好，便逐渐被市场淘汰，几位工程师在软件方面的技术很有优势，可是在改造资金上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市里领导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重视科技，芦殿林跑断腿，磨破嘴也没争取到改造资金，只能眼看着厂子一天天垮下去。新型产品没有及时跟上，老产品已失去了市场，客户渐渐不再来。
“当时基础是差呀，开发产品时靠手工可以，批量生产怎么能没有模具呢？解放军总政的一位首长来厂里订货时看到我们简陋的车间，都惊呆了，心想这样的条件怎么造出来计算机配套打印机？他们看到我们基础设施差，既同情又敬佩，最后剩的100多万订货款人家也没要货也没来要钱，因为我们的军委机关都希望中国品牌的计算机打印机有一天能超过日本。”
当年负责技术攻关的工程师李德兴、周景年想起20多前的往事充满感伤——“主要是资金没有着落，要不我们的产品决不会比日本的差！”
计算机设备的衰落没有悬念，一种很自然的衰落——不进则退是自然规律。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很快，现在的计算机几乎每天都在更新。不过如果换一种情况，一种假设——后任领导能像当初曹野同志那样抓住不放，用那种深夜下到车间现场解决问题的作风，稍稍关心一下这家小厂，及时对他们改造设备和模具所需的资金给予扶持，结果可能又是一个样子。因为我们的宽幅汉字打印机曾经领先于整个计算机行业。那时“长城”、“联想”都未出世，与计算机配套的汉字宽幅打印机除了后来居上的日本货以外，国字牌产品基本是天下独一份。正如芦厂长所说：“计算机设备厂稍微给点扶持就度过了难关，可惜…… ”如果后来的领导人能像曹野时代一样重视工业和科技，对于优势产业给予一定扶持，计算机设备厂的发展前景难以想象，从今天的打印机和耗材的巨大消费量我们直播难以预测，这该是一个多么大的商机！
采访实录之二：电视机厂的破产发人深省
（时间2004年7月，受访人：李祖安，襄樊电视机公司最后一任总经理，地点：电视机厂办公楼）
当我走进襄樊电视机厂大门的那一刹那，心情十分的复杂。这座凝聚了几代创业者心血、曾经带给襄樊人光荣和骄傲的工厂正在经历她最后的痛苦——破产清算阶段。
大门依旧、厂牌依旧，却没有了当年的繁华与喧闹，与当年车水马龙的盛况相比，今天的冷清让人生出不少感伤来。大门口两块厂牌分别是“襄樊电视机厂”和“襄樊电视机厂工会委员会”，其中一块牌子下半部分已被长长的蒿草遮蔽，道路坑坑洼洼，显然已多年没有修过了。厂区四处空寂无人，好容易等来一位骑车的过路人，上前询问，他冷寂地指了一下半坡的一座破旧小楼然后匆匆离去。
上班时间已到，但办公楼上仍是冷冷清清。办公室门前已没有了显示功能的科室牌匾，一位会计模样的女士将我指到厂办主任庄建梁的办公室，庄主任很客气，听我谈起来意，脸上顿时露出感伤来。“现在写这些文章还有什么意义呢？什么都晚了。”我说，如果能准确地找出企业衰败的原因，或许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对其他企业避免失误起一些警示作用。
庄主任说：“其实这些原因人们都清楚，无论是上层决策者还是企业负责人， 根本的问题是企业不是自己的搞垮台了谁也不用承担责任，照样升官。”庄主任回避当时的一些具体人和事，但对企业的兼并重组却是充满遗憾。据他说，当时曾有河南新飞集团（1989年）、四川长虹、山东海尔集团（1993年）都曾先后有过兼并电视机厂的意向，长虹希望将襄樊作为从绵阳向武汉及华东幅射的跳板，海尔则想把襄樊作为向开拓西部市场的大本营，但至于为什么没有谈成，庄主任没有深谈。他记忆最清楚的是省电子工业公司曾有意将电视机厂变为省属企业，但因市里怕失去控制权未肯放手。
这时候，隔壁的办公室门开了，庄主任说，“李总来了，他比我更清楚一些内幕，你去跟他谈吧。”
因来之前与李总事先联系过，他没有客套只是让我等一会儿，因为有几个技术人员正跟在后面等他签批请调报告。李总一个个不假思索地在他们的报告上签了“同意调出”的意见，并一个个向他们叮嘱：“到了新地方好好干，你们还年轻，还会有前途的。”一位技术员说：“其实我也是没办法，我也舍不得电视厂啊……”此言一出，厂长和职工眼里都湿了眼眶。连我这个外人也受了感染，心里一阵酸楚。
技术人员们出门后我问李总：“技术人员都走光了？”李总暗然神伤，叹了口气说：“放他们一条生路吧，他们年轻有技术，出去还能有希望。”
李总向我说起工厂的近况，说电视机已进入破产程序，评估已经结束，现在是要将废旧设备和土地变现以安顿下岗职工。他告诉我包引进的日本彩电生产线原价值共计2千多万，原想卖到290万，但几次流拍，第二次260万，第三次终以218万成交。并说，买主今天开始运拆卸的旧设备。
李总首先肯定了我写这篇文章的立意，他说，企业兴旺时每天都有报社电视台记者来采访写文章，做破产企业的文章倒是有新意，也有意义，至少可以为后来的决策者和经营人提供一些教训。因此他表示愿意尽可能为我提供资料。并随手从柜子里翻出一本厚厚的书来，这是前任厂长编的厂史，里面有企业各个时期的基本情况。我接过一看是多年前看到过的一本《却道沧桑》，而今主编此书的人已多次升迁并调往外地做了相当大的官，只有老工人和走不了的厂干部们在无奈地吞咽着企业由兴到衰的沧桑苦涩。
“书上有的我就不说了，企业走到今天肯定是有各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下面就是从李总的谈话中摘录出来的两个主要观点。
其一、企业领导人变动太过频繁
从《却道沧桑》附录的企业正职领导名单中可以看到，电视机厂从创业一代的郭庆祥、马保彦到李祖安这最后一任，书记、厂长已经历了15人之多，而创业初期相对稳定，郭庆祥任期5年，马保彦任期7年，而在企业上规模后却变动频繁，每任最长的三年，好几个任期一年，还有的甚至一年不到。
企业领导人的频繁变更使企业无法形成长远的发展目标，每个人都像匆匆过客，还没熟悉企业和行业情况就又被换掉了。企业形势越好，想来当厂长的人就多，来的人首先是为了级别，当时政企干部没有严格的区分，电视机厂级领导已是县级待遇，统一由市委调配，一些人想到企业任职的目的不是想当企业家，而是将企业当作曲线升官的跳板，级别熬上去了再到行政区域去任实职。另一种人想到企业任职是看上了企业领导人手中的权力，企业名义上是国家的，实际操控权全在企业的一把手，企业厂长有权决定企业的一切——从职工命运到企业资产。这种情形下的企业领导人全靠凭自身道德素养自我约束，企业领导人想发财一上台就抓紧捞一把，想升官就不顾长远利益乱决策乱投资急忙中做出政绩作为升迁的资本。假使你不求名利拼死把企业经营好了也坐不长，因为别人一旦看中你的位置，只要拨动上面某根弦，一纸通知就把你打发了。这种体制下企业领导人很难有长远发展思想。
其二、企业领导人缺乏对行业前景发展的认识导致发展停滞
襄樊电视机厂虽然起点较低，但由于起步早而抢先一步赢得了市场认同，并受到国家政策性扶持，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形成了具有规模的专业厂家。1975年全国电视机质量评比中位居第四名，令许多老资格的电子同行刮目相看。而一批今天已在国际国内电视行业呼风唤雨的大公司尚未出世——就在襄樊电视机被四机部（电子工业部）确认为全国四大定点生产厂家之一时，蜗居在四川北部小城绵阳的长虹机器厂正处在“军转民”痛苦转型中，并且才刚刚把目光转向电视机。而襄樊电视机与天津联营生产“北京牌”彩电时，电视机产业正在发育期，产品供求失衡，市场正处在峰巅时期，产品只愁生产不愁销，企业效益空前，而此时正应是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有远见的长虹机器厂，一上马就站在了高起点上，从日本引进四进四条生产线，产品从低端到高端，满足多次层的市场需求。并较早预见到了电视机的消费发展潮流，从18寸、22寸、25寸、29寸、34寸到50寸的大型投影、再到最时尚的液晶显示机，同时开发出附加值更高的空调等系列电子产品，成为领导国内外电视市场潮流的知名品牌。
而襄樊电视机热销之时，企业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签发售卖电视机的批条上，这种本属于销售科业务的事占据了企业领导人的主要工作，或者说企业领导人把这视为一种利益和权力抓在手里，只顾着用电视机批条去与社会各阶层交换利益，根本没有心思考虑发展。
“那时电视机真是太俏了！”李祖安提起20年的往事仍有些激动。那时候李祖安刚从部队转业，安排到电视机厂，当时的工作是安排在政府旁边设的服务部，实际上是一个专门发放有厂长批条的电视机销售门市部。
李祖安回忆说， “当时产品供不应求，厂里到处都是来买电视机的人，电视机卖疯了，一个星期一个价，最高时卖到2800元一台，出厂价和黑市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好多人靠我们厂的电视机发了财。那时候电视机厂厂长是最受人追捧的干部，走到哪里都有人围着套近乎，写条子，厂长四处忙着给人批条子，厂长的批条很有讲究，他写的条子有几种，条子上都有带点的特殊记号，第一种是带一个点的，多是上级领导或重要关系，这种条子是见条子立刻发货的；第二种是带两个点的，这是一种次一些的关系人，这种记号就得等上一段，但有一定兑现时间，拖上一段迟早总会给的；第三种是带三个点的，这是应付关系一般，虽然熟悉但既没有可以交换的权力又没有感情，碍于情面随手给你写上一张条子，但条子上没有任何记号，这种条子你可能永远拿不到货。”
我听得瞠目结舌，没想到提货中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不由心生感叹。
厂长的智慧都用在这方面，哪有心思去谋发展？这位厂长压根就没打算在厂里久呆，自然也意识不到电视机短暂的疯狂过后就是行业拐点的开始，而长虹、康佳、TCL等一批较早具有市场忧患意识的企业以高起点起步，以大规模和高质量很快挤占了市场，不断推出大屏幕的新品种，让消费者有了多样化的充分的选择，使襄樊一成不变的18寸电视机很快从抢手货变成了滞销货。等看到人家生产的电视机屏幕越来越大时，想起追赶时，市场早已趋向饱和。企业运行就好比爬坡中的汽车，在该加速时因为没来得及挂上档甚至断了汽油没有了冲劲，下滑的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
问及职工的现状，李总忧心忡忡，他告诉我，除了有技术的年轻人南下闯荡外，大部分职工只能拿很低的一点生活费，等待破产清算，买断工龄，一年的工龄大约可以获得不到1000元的补偿，但这点钱也还拿不出来，缺口将要靠政府回购电视机厂的土地支付。
正在这时，李总的电话响了，门卫问来拉拆卸总装设备的车辆是否让出厂门？ 他无可奈何地答复说：“让人家拉吧，既然卖断了就是人家的了。”
我顺便问李总将来怎么办？按以往的规定，他是县一级的干部，组织会给他安排的。李总神色重又陷于暗淡，说：“现在不比以前了，政府公务员和企业干部已完全分开管理，到机关已不现实，我都快50岁了，在厂里干了快20年了，再给人家打工嫌年龄大了，现在我最大心愿是配合政府把职工们安排好，让他们老了都有口饭吃，至于我自己，听天由命吧。”
这位在电视机厂奉献了最好年华的厂长，现在由他给自己心爱的工厂破产送终，心情一定是极不好受的，于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向他作别。
这时几满载着废旧设备的汽车轰轰向厂外开去，扬尘远去的汽车意味着这个曾经历了辉煌的电视机厂的正式终结，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远去。
采访实录案例之三：“人为搞垮无线电厂只用了三天”
（受访人：杨谦让，曾任电视机厂厂长、无线电厂厂长，退休前职务：高新开发区总工程师，张俊，无线电厂留守厂长。）
当我准备采访无线电厂的老员工时，有朋友给我指路说：要了解无线电厂的兴衰，不找杨谦让取不到“真经”。
杨谦让是襄樊电子行业的元老，他曾担任过仪表元件厂厂长（革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电视机厂厂长、无线电厂厂长，是襄樊电子工业发展的活档案。杨谦让与也在电视机厂当过厂长的杨明山、杨水群被人们并称为“襄樊的三杨公司”， “三杨”取的是“三洋”的谐音，你可别小瞧了这个谐称，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在八十年代的电子产业里，“三洋”是著名的外国品牌。因为这杨谦让、杨明山、杨水群都是襄樊搞电子的行家，并且都先后当过电视机厂的厂长，因此人们送了他们这个外号。杨谦让在电子行业是个重要人物，在无线电厂经营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市领导把他从电视机厂长任上派到无线电厂去的，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无线电厂迅速开发出无线对讲机、BB机等移动通讯成套设备，成为全国公安系统专用设备定点厂和亚运会移动通讯设备的提供厂商，从而走出困境并创造出一段领先全国的辉煌。可是这位电子元老不知为什么后来离开了他喜欢的电子工业，到高新区管委会去挂了个“总工程师”的闲差？我想这或许与无线电厂衰落有直关联？去高新区打听才知他早已退休赋闲，高新区并无人知道他的去向。偶然听到有人说他在北京电讯行业有很多关系，大概在北京北邮下面一家电子公司帮忙。刚好《报告文学》的朋友约我去北京走走，我想趁便去了北京。结果找到那家公司方知他曾答应过，并没有真去。笔者又通过他的朋友，仪表元件厂的党委书记雷成斌和原机械局党委书记马友德先生才打听到他的下落。原来这位当年电子业界受人尊敬的老英雄已心灰意冷淡出江湖，到深圳的儿子和姑娘那里享福去了。老马书记热情提供了他在深圳的电话，我表示了想去采访他的意思，杨先生非常高兴，连连说：“你不用花这笔差旅费，到时候我一回到襄樊就与你联系。”
国庆节后杨先生终于回来，果然马上就和我联系，我立即接他来家中一叙。在没见到他时我把他想象成了一个老眼昏花的老人，一见面却与我想象大相径庭，杨先生虽然60多岁了，但却十分精神，眉宇间仍蕴含着一股英气。他看我拿出录音机并不避讳，热情开朗地说：“你录吧，我今天能给你谈的都是绝对的事实，我说的都是亲身经历的事，负得起责，经得住历史检验。”
杨谦让1970年从部队转业，因为在部队学过通讯，在分配工作时，市里先是把他留在安置办公室，他喜欢搞专业，不习惯行政工作，就要求改派到半导体厂（后来的仪表元件厂）。一上班厂里的书记就派他到上海学习大功率晶体管制造技术，为厂里建起了大功率晶体管车间。由于精于技术和现场管理，两年后被提升为主抓生产的副厂长，197马友德调机械局当了党委书记，杨谦让接替了书记兼厂长职务。在他手里，仪表元件厂形成了从5A到800A的系列产品，并不断从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引进技术人才。当时的半导体厂以班子团结、生产稳定、技术实力雄厚和环境优雅等四大优势受到一机部重视，因此在投资全国最大的超净化车间重点项目时从大连、成都等四个竞争对手中选择了襄樊，从而奠定了仪表元件厂历史上无亏损记录的长盛不衰基础。
1979年，杨谦让调到电子工业公司（原电子局），1981年电视机厂要引进日本生产线，将他调到电视机厂当厂长，一年后，因为无线电厂没有主导产品难以为继，刚好市公安局科研所研究出了无线对讲机样机和2信道无线通讯机，得到公安部肯定，因为杨谦让懂通讯技术，市里就把试制样品的任务交给了他。让他拿出样品后带到无线电厂去组织批量生产。杨谦让很快在电视机厂搞出了样品并得到公安部高度评价，杨谦让从此调入无线电厂任厂长。看到原无线电厂技术薄弱，工人文化太低不思进取， 杨谦让就从电视机借来副厂长谢绍浩等26位技术骨干，形成了支撑生产的技术骨干群体，产品质量稳定之后于1983年开始向公安部供货，并着手筹建现代通讯产品专业生产车间。他拿了公安部的定点生产文件和供货合同到工行贷款，盖起了五层楼的生产车间。从而形成了批量生产能力，终于使这个建厂以来就处于亏损状态的小厂于 1984年开始赢利。
杨谦让是个开放思维的人，他感到要想将通讯产品作为主导产品，必须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走在国内同行之前。于是他从电视机厂将“三杨”中的杨明山要过来当厂长，自己任书记，同时向市里提出引进日本八重洲无线株式会社设备的想法。得到批准后他到国家经委找当时的经委主任朱熔基提出9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这是1985年年底，朱熔基十分支持这个项目，当即签字同意，并追加进2005年的计划。杨谦让带了一批技术人员到日本培训，引进设备同时还购入了一批组装件SKD（主件）和CKD（（散件），解决了自己的产品体积大、信号不稳定的问题，从1986年起，产量连年翻番。全国公安系统的无线通讯产品全部用襄樊无线电厂产品，厂时还兼为各大区培训使用维护技术力量。小小襄樊无线电厂名声大振，国家森林防火、武警边防局、长江航运等大单位纷纷前来定货。当时全国无线通讯刚刚起步，市场供求矛盾突出，大城市重要单位提着现金守在厂里等提货，有的单位要货心切，竟将送回来返修的产品抢了去。襄樊无线电厂产品在全国龙头地位基本奠定。但有着超前眼光的杨谦让没有像电视机厂那样躲着批条子，而是趁势发展，他修了个小招待所稳定住客户，同时成立了科研所，并从南京邮电学院挖来了杜爱国，从北京邮电学院引进了徐永全等技术骨干，并接受了一批电子通讯院校的大学生。并通过徐永全将北京邮电学院朱教授聘为研究所开发负责人，派了四个技术人员长驻北京，在朱教授指导下开发四信道以上移运通讯设备，结果一直研究出八信道。为了扩张规模向民用市场转化实现有无线转有线的入网，杨谦让通过北邮的关系找到邮电部下属邮电工业总公司签订了联合开发推广协议。发展思路确定后，杨谦让与杨明山又看准了未来无线通讯的巨大民用市场，就再次到日本考察，发现了国内与日本的巨大差距，当即将多信道的大通讯作为主攻方向。并且成功为北京亚运会的移动通讯指挥车提供了成套通讯装备，市委主要领导人还借无线电厂捐赠这批设备的机会在北京亚运会露了一回脸。
亚运会装备的十多台车上的通讯设备在亚运会期间运行良好，使大会通讯指挥调度运转有序未出现任何障碍，得到国家体委的充分肯定，也使襄樊无线通讯产品打出了品牌。襄樊无线电厂的技术力量和产品质量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当时主管政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同志专程到襄樊无线电厂参观视察。杨谦让趁势而上，再次申请90万外汇额度引进800兆美国蜂窝集群通讯系统。这个系统距移动手机（功率900兆）仅一步之遥。很快得到公安部认证，正准备与厂时签供货合同时。重大的事件发生了。
事情起源于电视机厂。电视机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机遇之后，电视机市场迅速被长虹、康佳、TCL等高端大屏幕产品替代，襄樊电视机厂产品开始滞销大量压库，形势急转之下。市委政府领导人已发现这个不祥苗头，同时也看到了无线通讯的巨大发展潜力，决定对电视机厂产品作战略型调整。希望电视机厂在生产电视机同时依托无线电厂逐步转向发展通讯产业，并决定将电视机厂与无线电厂合并重组为通达集团，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智慧并具有眼光的决策。因为这时候国内的无线通讯还刚刚起步，今天的通讯行业巨头华为、中兴通讯、东方通信等大公司均还没有成气候。此时进军无线通讯正当其时，无疑可以占据行业制高点，然而好的思路并不能与成功划等号，愿望与效果的统一中间有着遥远的距离。因为再好的思路最终都要靠人来实施。而这次问题恰恰出在人的组合上。出任通达集团的总经理人选是被当时市委主要领导极为看好的改革型企业家T先生，这位T先生在市场方面也确有建树，他在承包原来的工厂前是个采购员，对市场的敏感使他看好了原材料涨价的行情，而厂里原材料库存量巨大，因此在市里搞企业承包时大胆站出来揭了“黄榜”，结果他当上厂长这年，库存的原材料猛涨了5倍，仅靠这一项当年产值效益就实现了翻番，市委正需要典型，这位T先生红运当道地被包装成改革开拓型企业家。市里先是让他接手电视机厂厂长，但文化水平的局限使他对电子十分陌生，据当时的电视机厂总装车间主任、后来调任十二电容器厂厂长的赵宏说，T先生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清，在念国际认证标准时竟把“ISO900”中的“00”念成了“洞洞”，厂内外传为笑谈。而与他同时出任通达公司党委书记的C某却是个小政客，C某原本是电子局一把手，精于权谋但对电子业务一窍不通，他要兼通达集团党委书记的动机是为了权和钱，原来他平时在局机关用钱不方便，时常来无线电厂找杨谦让报销各种“条子”，一报就是几千上万元，无线电厂正值红火时期，杨谦让不敢得罪他每次都睁只眼闭只眼地给他报了。C先生尝到了甜头，看到当局长还不如厂长，与其通过下属羞羞答答报条子还不如干脆把财权直接抓到自己手里，于是在组建通达集团时坚持要兼任通达集团一把手。为扫除障碍建议杨谦让到局里去替他“主持”工作，杨谦让看清了C局长的动机，但他更看重的是刚上马的与邮电总公司和公安系统联合开发移动通讯系列项目，坚持不到局里去。市里管工业的领导也知道发展大通讯产业离不了杨谦让，遂收回成命，让杨谦让当了副总。组织部下文时特别注明为“正经理级”（正县），名次排在第三位。杨谦让不去电子局机关坚持留在无线电厂首先就逆了C局长的意志，精于权谋的C局长就开始将杨谦让的权力逐步削弱。
没想到充当总经理的T先生也是个权欲极重的人，与C 局长组合在一起很快就形成“水火”之势，明争暗斗闹得不可开交，在任用中层干部时各人都想拉自己的山头，谁也不肯相让。T先生经行政总经理的身份与杨谦让谈话，要杨谦让这个副经理必须与他这个总经理保持一致，这样一来，杨谦让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副总”成了虚名，他被剥夺了指挥生产等所有权力。 就在宣布无线电厂与电视机厂合并后的第三天，T先生与总经理的名义突然宣布原无线电厂领导班子和各科室中层干部全部自动免职，干部一律由电视机厂派过来。杨谦让觉得这样做违背了市里两厂合并的初衷，两厂合并的目的是利用电视机厂的技术和生产能力扩大无线电厂的通讯产品生产力，以电视机厂的人全部替换无线电厂的中层干部，无线电厂势必人心涣散，新项目有夭折的危险。杨谦让极力劝阻，但T先生正在市里红得发紫，他把杨谦让的意见看成是违反他总经理意志的行为，根本不予理睬。无线电厂除了科研所以外，厂级和中层领导班子全部解体。正在攻关的新项目陷入了停顿。随着集团两个主要领导人在权力争夺中矛盾的加剧，两个厂都陷入了全面混乱之中。杨谦让无奈，只得向组织部门要求调离。高新开发区开看上了杨谦让的开发能力和在招商方面的优势接收了他。
“可惜呀，要不是上面用人讲关系，我们早就生产手机了！多好的形势呀，一个人就把它整垮了，真正整垮无线电厂也就只三天！”杨谦让对自己苦心经营10年才达到巅峰的工厂至今仍是痛心疾首。
杨谦让的离去和两个不学无术的一把手之间的权力争斗使无线电厂陷入全面混乱，技术人员们信心全面动摇，人心思走，新项目搁浅，生产瘫痪，眼看发不下工资了，技术骨干们先后离去。
值得悲叹的是离去的这些技术骨干都去了深圳，据长住深圳的杨谦让透露，深圳通讯巨头华为公司的主要技术基本上是襄樊无线电厂的人带过去的，无线电厂“留守厂长”张俊告诉笔者：襄樊无线电厂有20多人在深圳华为公司，都是技术骨干。陈守涛是从厂里考到北方交大无线电系的研究生，在集团合并后被不识人才的两位一把手晾在一边无法发挥作用，无奈之下提出调走，结果没遇到半点阻拦，当时研究生如风毛麟角，只顾争权夺利的两个一把手谁也没把这年轻人当回事，走就让他走吧！而劳资科长竟说：“你要走可以，把厂里给你出的工资和培养费交出来再走！”陈守涛对这个企业彻底失望了，退还了学习期间的工资和培养费伤心地离开了无线电厂去了深圳华为电子公司，华为电子公司如获至宝，以年薪20万的优厚待遇让他负责技术研发，后来成了无线通讯工程专家，现已技术移民方式去了加拿大。而北邮来的徐永全和南京邮电学院来的杜爱国离开无线电厂后都在华为电子公司效力，现都是华为技术开发方面的台柱子，年薪都在20万以上。
张俊回忆说，无线电厂最红火时技术人员和工人达到800多人，随着两厂合并便开始快速下滑，许多工人看见杨谦让和技术骨干们都走了，也都纷纷另谋出路，襄樊无线电厂的短暂辉煌由此结束，从而开始了一去不回头的下滑之路，直到今天的彻底破产。最后一任厂长张俊正履行着和电视机厂李祖安一样的职责，等待买厂区的房地产开发商付钱为下岗退离职工办理养老善后事宜。杨谦让在任时盖起来的通讯产品大楼已被开发商夷为平地，厂区也将变成一个商住小区，襄樊无线电厂从此将不复存在。本来处在行业前沿的襄樊无线通讯产业再也没有重新崛起，潜力巨大的无线通讯商机就这样与襄樊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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