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才当如孟尝君
不负昔日有功臣
笔者以沉重的心情写完上述这些企业衰败史，本节“反思与自省”的主题似已完成。然而笔者不得不另外写一节文字，完成一个强烈的愿望，实现一个郑重的承诺——为老一代的科技人员们说几句话。
笔者为完成这篇文章，曾经采访了一批当年从外地引进襄樊的科技界知识份子，感慨良多。当初是襄樊为科技知识份子们营造的早春气候吸引了他们，襄樊的气魄和美好发展前景吸引了他们，襄樊的开放意识和对人才的真爱感染了他们，他们怀着憧憬，怀着希望，带着家眷，从北京、上海、西安、南京、沈阳等大城市，从中科院、中央各部委的研究所、从各大专院校来到这偏僻的鄂北小城。试想，在那个技术人才奇缺的年代，小小的襄樊一下吸引了全国科技知识界的眼球，数以千计的人才激情满怀纷至沓来，那是怎样激动人心的场景！这使我想起当年成百上千的热血青年向往延安、奔向延安的情形。正是这批怀着理想和抱负的科技知识份子给这个农耕经济区域的小城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为这个古老而落后的小城带来了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的因子，人才结构的变化使这座初具雏型的城市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一大批技术人才促进了现代工业体系的完善和崛起，他们给襄樊带来了科技创新的活力，他们给襄樊带来了现代工业意识，是他们帮助襄樊完成了由手工作坊向现代工业的转化，是他们与襄樊原住民一起共同创造了那段光荣与辉煌的历史，使两个隔江相望的古镇因此得以较早进入现代中等城市的行列，并很快在全国崭露头角。
当年他们来的时候，市委书记亲去迎接看望，襄樊倾其所有以当时最好的条件接纳安置他们，这些科技人才每每提及当年市里对他们的优厚礼遇，至今感念不已。笔者在杭州采访潘云鹤先生时，这位已是著名大学校长和工程院院士的计算机专家忆起当年襄樊的礼遇和厚待仍心存感激，他深情地将襄樊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并希望襄樊能一如既往地坚持尊重人才、厚待人才，依托人才优势和地缘优势再度崛起。
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世事沧桑，人事更替，与这些人才支援襄樊时相比，我们的城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一代科技人才中通过各种机遇离去了不少，而永远留在襄樊的仍是大多数。一个直观的现象是，走出去的大多事业发展，地位大幅提升。继续留在襄樊的这批人中，当然也有成功者，比如仪表元件电子公司（现改为台基半导体公司）的“八大金刚”虽然年事已高，但仍是企业依靠的对象，因为这家企业对科技人才保持着始终如一的重视和厚待。公司党委书记雷成斌同志说，无论在什么体制下，仪元电子公司总是以各种方式体现着企业对技术人才的优待。改制以前，企业里凡有初级技术职称以上的技术人员每月享有50—500元不等的技术津贴。改制以后技术人员更是香馍馍，各车间、科室争相聘用，公司上下从总经理到生产研发各部门的中层干部全都由技术骨干担任。技术人员都持有公司一定数额的股份，除了优厚的工资以外，另外还参与企业利润分红，这些厚待技术人才的措施不仅留住了原来的人才，也将一些知名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源源不断吸引过来。由于科技人才们将自己的事业和前途与企业紧紧捆绑在一起，使企业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科技生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从而使仪元电子成为襄樊市有史以来仅有的两家没有过亏损纪录的企业之一（另一家是江泽民同志视察过的由著名企业家熊亚平领导的银河纺织集团）。
不过在留下来的科技人才中，能有仪元电子公司这种待遇的科技人员已是少数。由于我市电子信息产业在90年代的整体衰落，这些科技人员的境况也和他们所在的企业一样，陷入了他们人生的低谷。
笔者近期见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他们的处境感触良多。他们原来创办或为之效力的企业多已破产。与当地人不同的是，他们的社会关系多不在此，在企业危机显现之时无法找到吃财政饭的路子，因为年龄的原因，连打工的路子也很窄。他们的智慧才华和青春一起献给了这座城市，最后老了却没有了依靠，在企业改制中他们和普通工人一样或是退休，或是“买断”，大多身陷困境之中，有的甚至一家人都陷落在同一个企业。生活的重压使他们的锐气锉尽，当年的英气已经不再。提起过去的往事，连他们自己都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
这里仅将笔者接触到的老科技工作者的境况简单加以介绍，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和全市人民的关注。
●原计算机设备厂
李德兴，乔云山、周景年：（原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工程师）这三位同志都是为襄樊创造了辉煌与光荣的功臣。李德兴是河北人，毕业于军事通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单位是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1976年4月慕名来到襄樊，安排在605地质大队的家属工厂，这个家属小厂原来只能生产电容器。对计算机软件程序很内行。当时的市科委主任鄂万友就抽他出来为襄樊工业布局搞调研，在调研中发现针式汉字打印机是个新生事物，整个行业刚刚起步，经过分析论证，认为前景广阔，当即向市委写建议向国家计委争取上这个项目。并将中科院力学所的乔云山和自己原单位航天二院的同事周景年一起拉到襄樊来这个项目效力。关于这三位工程师如何克服困难在简陋的条件下研制成功宽幅汉字打印机的故事本文在上一节《激情与光荣》里曾有较详细的记录，这里不再赘述。笔者只想借此机会将这几位功臣的现状告知人们。在1986年以后，这家计算机工厂就陷入了困境，然后是停工、待业、破产，这个计算机设备工厂按行政隶属关系被兼并到内燃机配件厂。这漫长的岁月已将这几位当年的计算机终端设备工程师打磨成了普通的下岗工人。在无可奈何中他们不得不放下研究去做一些街头常见的小生意养家糊口。而今他们都已过了退休年龄，经历了希望、抗争和失望之后，如今他们对社会任何事物已缺乏热情，甚至有些麻木，他们在原来的老厂长芦殿林的动员下才接受了笔者采访，但年代久远对那些曾经被大小报纸连篇累牍宣传的往事早已淡忘，好半天才记起当年的一些情景。漫长的沉默之后，他们竟呜呜咽咽的哭起来。原来乔云山因积劳成疾已于十年前早逝。李德兴全家都在内配，老伴只能领到400元生活费，每月只能到劳动保障处领600元退休金，儿子的单位也已破产，为了补贴家用，工程师李德兴和老伴摆了个卖盆碗的小摊子，李德兴还患有乙肝，现在连看病的钱都没有。
工程师周景年已经71岁，当我喊他“周工”时他有些发愣，似乎无法把这个称谓与自己联系起来。周景年也是一身老病，家境与李德兴同样艰难。面对这两位当年敢于挑战日本、超过国内所有同行为襄樊赢得荣誉的功臣，作为襄樊本地市民的我深感对不起他们，对他们的境遇深表同情。我问他们对当年选择到襄樊来的行动是否后悔？两位老工程师感情复杂，最后都摇摇头。虽然他们在航天研究院的同事们现在每月退休工资都在3000元以上，但他们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毕竟襄樊也曾成就过他们。他们只是托我在这篇文章里顺便将他们现在的处境写一下，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使他们能和别人一样有钱看病……
●原无线电厂
周保祥、张裕民、张应澄、朱继林、崔风海、丁邦生、李咏书、杨明山（均为原无线电厂工程师）
无线电厂是当时电子通讯技术人员较为集中的企业，我知道趁年轻出走在外面已经发达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技术人员在企业倒闭时年龄偏大没能及时走掉，我十分想知道他们的现状。采访时，特意请“留守厂长”张俊同志介绍了他们的情况，张厂长也很为这些老一代科技人员的生活担忧，十分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他们中的几位特别困难户。并嘱托我在文章中一定将他们的现状告诉社会，希望以此引起上面关注，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张厂长还领我上门走访了几户老科技人员。
周保祥：成都电信用工程学院65届毕业生，毕业后分中科院物理所，专攻导弹研究。75年来襄樊，后分到无线电厂，当年是厂里掌握核心技术的工程师。现在每月工资600多元，妻子一月400元，因为没有门路，儿子媳妇全部下岗在家， 他自己患脑萎缩，因为“夷岛素”很贵，一月吃药打针需1000多元，生活十分艰难；
张裕民，华中工学院毕业（今华中科大）原在中科院工作，是有名的电子变压器专家，曾是省政协委员，患病已久，现在住在广州的儿子休养；
张应澄，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原是北京无线电仪器厂的技术骨干，是国家最早一批评定的高级工程师。1975年作为负责无线电结构的专家引进襄樊，他曾是无线电厂的台柱子，现中风失语多年，笔者去看望他时，他既不能言语，也不能动弹，植物人一般坐在轮椅上。看到外人来看他，老人一长串泪水哗地淌了下来，嘴角不住颤抖，嗫嚅半晌却听不出他在说什么，旁边工会的女干部说：“他是说他的医疗费没法报销。”厂里已经很困难，原来一直没有办医保，现在刚通过卖厂房刚给他补了疾病保险。但手里尚有5000多元药费无处报销。对于一个月退休金709元的老病号来说，这显然是一笔巨款，而且他女儿也已经下岗，儿子在一家厂里做季节工……
李咏书，（华中工学院无线电专业本科生）厂子倒闭时办了内退，当时工资仅300多元，为了给两个上大学的儿子筹措学费，长年在广东打工，2001年腊月二十八，突然发病死在了归家的火车上……
朱继林、丁邦生、崔风海，都是厂里引进的人才，厂子破产后一直靠打工为生。现在三人都已病逝，朱继林患肺癌，1999年病逝，丁邦生于51岁上患心脏病英年早逝，崔风海也是因心脏病去世。
杨明山，北京邮电学院毕业，从北京来襄樊电视机厂工作，无线电专家，曾与哈工大毕业的杨水群和杨谦让并称为“襄樊的三杨公司”，曾任电视机厂厂长，后随杨谦让到无线电厂搞移动通讯设备攻关，退休金600多元，现已回河南新乡养老。
●原电视机厂
曾贵朝、张建国、张静之、赵选清
在十二电容器厂采访赵宏厂长时就听他说起电视机厂破产后一大批技术人员的艰难境况，曾贵朝是大学本科，从四川引进的技术人才，曾任电视机厂生产科副科长，企业破产后在本地举目无亲，调工作没路子，做生意没本钱，只好像街道老翁一样靠摆旧书摊维持生计；张建国曾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外壳设计者，从北京引进电视机厂专事电视机外壳设计；张静之曾是留苏专家，航天技术专家，引进电视厂后是支撑企业的台柱子；现在多在外面打工度日；较典型的是赵选清，1974年来襄樊电视机厂，在此之前是北京邮电学院的讲师，曾为电视机厂的繁荣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多次被评为市劳动模范，其爱人潘玉珍也是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的电子专家，一直担任电视机厂技术室主任，并曾当选省政协委员，赵选清多年中风在床，生活极端困难，赵选清的情况已引起了信息产业局领导的重视，驻厂帮扶的副局长公崇善同志将他的情况反映上去后也引起了市委领导的重视。市委副书记杨祥义同志了解到他的境况后亲自去赵选清家里看望了他。杨祥义书记看到他的处境十分难过，当即留下2000元钱，并表态请市医院最好的医生给他诊治，市中心医院还免费给他送去了一批药品。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高端人才的平均退休工资大都在600元左右，与他们原单位的同事数千元的收入，已成天壤之别。在物价指数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这点钱既要吃饭，又要看病，有的还需要供养子女上学，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
其实，在当年引进的近2000科技人才中，遭遇破产企业陷入生活困境的远不止这些，以上几位同志是笔者中采访中偶然遇到的。他们中的多数人 “出身名门” （毕业于名牌大学并曾就职于高层次的科研机构），都有着很强的专业技术研发能力，曾为襄樊的科技腾飞做出过可贵的贡献。试想，在今天人才过剩的情况下，那些电子、通讯、航天专业的大学生回到襄樊工作的也不多，而在人才奇缺的70、80年代这些高端人才能集中来到襄樊，这是襄樊重视优待知识份子的结果，他们的到来，提升了襄樊的科技整体水平，使我们这座中西部的偏僻小城快速崛起，这是襄樊的幸运，也是襄樊的宝贵财富。而今，他们韶华已逝，所在企业多已不复存在，他们的知识也可能已经过时，在人生的晚秋，他们由象牙之塔中跌落到社会底层，成了无人问津的边缘人。我想我们的城市不应该忘却这批人才，如果忘记了他们或者是漠然视之，这便是有负于他们。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科技人事部门、社会保障部门、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来关心他们，在政府财力不断增长的今天，我想我们的城市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待遇。我们的政府应该有孟尝君这样的胸襟，他们的生存状态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我们这座城市爱才、惜才、敬才的名声，这应该是我们城市人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像孟尝君一样善待人才，特别是善待这些曾经为我们的城市作出过贡献而今已在暮年的人才。唯有永远真诚地善待他们，各路才俊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继续向往襄樊、选择襄樊。
写下以上文字，笔者心里多少忐忑。以笔者的身份发表上述言论似有僭越之嫌。但在良心和责任感的驱使之下，笔者只能选择直言。虽然位卑言微，毕竟有声胜无声。
这节回顾性的文章已经不短，然而值得回顾和总结的企业兴衰故事远不止这些，毕竟，那个曾经使襄樊荣膺了全国十大工业明星城市美誉的辉煌年代有太多令人深思的故事。文中列举的几个企业兴衰和一些人物的命运沉浮，并不是孤立的个案，相对于数以千计的企业和科技人才，笔者采集到的标本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一种经济思想和文化心理影响的也决不会是一两个企业。笔者试图在有限的篇幅里通过解剖高科技领域里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几例企业兴衰故事，试图让关心襄樊历史和发展的读者朋友们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对我们历史上那一段值得总结的城市经济发展思路和文化心理进行一番认真的思考。使这种回顾和反思能够成为我们新的经济发展周期里的一面铜鉴。文中关于对土本文化的自省和对90年代经济思想的反思只是笔者一家之言，但愿读者诸君在阅读中能够超越感情与功利的是非，将此文作为思考我们的城市发展思想和文化心理的原始素材。权作抛砖引玉，笔者姑妄言之，读者姑妄听之。观点无论对错，立论无论是非，但愿读者能从字里行间窥见—— 一颗杜鹃啼血的心。
本篇脱稿时间：2005年12月2日凌晨2时
（本章41，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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