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水拼搏杀出重围，铸造新的经济优势襄樊必将重振雄风
读着昨天和前天的故事
不由产生一种
复杂的情愫
曾经的辉煌
曾让我们振奋
曾经的误区
曾经让人忧
然而我们的雄心不会因此消折
历史轨迹本来就是
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自省——让失误不再重复
反思——让我们倍加警醒
昨天，毕竟已离我们远去
前面是一种全新里程
新经济，新产业
新思维，新蓝图
新时代在等待勇士远征
在艰难中崛起
在险峰处攀登
奋发——打拼
探险——创新
保持永不服输的劲头
坚持实事求是的真理
志强不息才是我们的文化精神
新经济时代的再度崛起
襄樊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城
必将成为新世纪中国版图上
一颗更亮的新星
一个世纪性机遇再次降临襄樊
——《福布斯》权威评估：襄樊是中国内地最适宜办工厂的城市
经历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工业明星城市的光荣与辉煌，经历了九十年代的失落与寂寞之后，更多的襄樊人——从市领导决策层到每一个普通市民，已经开始正视过去了那一历史阶段的经济现状，与原来的竞争对手“苏、锡、常”之间拉开的差距使襄樊人在警醒中开始重新审视曾经的经济发展思路，着力谋求襄樊重新崛起的契机。
在思考与探索中我们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
新世纪的到来在绝对时间观念上只是一夜之间，然而从全国经济的视角观察，实际上抢占新世纪制高点的工业产业调整早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已经开始。因此，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和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无论对于世界还是中国都尤其重要。在这个阶段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其中以发生在中国的几件事最引人注目。首先是中国顺利地收回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然后是中国申奥成功，把百多年来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玩的游戏争取到中国来玩了，同时中国还加入了WTO（世界贸易组织），并且以让全界吃惊的速度将载人航天器送上太空。早先这些领域可都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富人俱乐部”。这几件大事足以证明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改变。虽然世界政治格局总体变化不大，但中国正从世界多元化的趋势中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并且牢牢站稳了脚跟。当然这是凭自己的实力——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相对于动乱中的中东、比及处在恐怖暴力阴影下的西方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可谓是“风景这边独好”。如果说当年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政策一百年不变”和“不再搞运动”的宣言还带有个人承诺的人治成份，那么我们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则为中国长治久安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社会超稳定型的结构和一心发展经济的宣言使世界各地的资本都深信不疑地选择了投资中国。中国连续数年高于8％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本身就对于以逐利为本质的资本有着巨大吸引力。世界500强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基地，92％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美国通用公司总裁瓦格纳说“没有坚定的中国战略，就无法实现全球化。”人民币汇率的放开和市场经济地位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中国的信誉度快速提升，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已被世界公认。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世纪性的机遇——已有经济学界权威人士断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对于襄樊，这个机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必须认识到，襄樊七十年代赢得的（2003）3号文件中把襄樊和宜昌作为武汉“一主两副”都市圈的两翼纳入全省都市区发展规划，于是襄樊在历史文化名城和工业明星城市的光环下又增加了“省域副中心城市”这个新概念。这意味着襄樊自1996年被国家纳入全国42个大城市之后，朝名符其实的大都市又迈进了一大步。
2005年9月，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杂志《福布斯》评出的在中国内地最适宜开办工厂的城市中,襄樊被排在了第4位。第一名是享受国家振兴东北工业基地优惠政策的吉林市，第二名是离台湾距离较近的福州市，第三名是中部新兴“长株潭”经济圈内的湖南湘潭市，而我省省会武汉市作为幅射面最宽的华中特大工商业城市则排在了第11位,福布斯评定的标准主要依据是经营成本、劳动力素质和货运便捷程度。而这次评定的“中国内地最适宜投资办厂”的城市排名等于《福布斯》帮我们研究出了襄樊的优势所在并给予了权威认定，这次排名无疑为襄樊吸引国际资本签发了一张黄金“绿卡”！
这张“绿卡”将使襄樊身价倍增。就在《福布斯》发布评估报告消息之后，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经济日报》迅速作出反应，9月4日， 该报便发表了题为《湖北襄樊让投资者信心倍增》的文章。这意味着襄樊这座一度退出人们视野焦点的城市再度受到国内外的重点关注，襄樊的整体价值也将被国内外投资人重新评估。
资本经营者们显然已经重新发现了这座城市的价值，虽然没有了计划经济年代的倾斜，但襄樊在新经济战略布局中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她比当年在战争思维下的战略地位更具优势。因此只要我们重新审视自己，摒弃自骄与浮躁，冷静地进行理性思考——对已经过去的经济发展思路进行自省与反思，对正在到来的新经济时代的方向认真观察和研究，对自身优势进行认真总结，将各种优势加以整合，使襄樊抓住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机遇，按照省委书记俞正声为襄樊指出的“增强实力，完善功能”的目标，逐步建成科技强市、工业大市、商业旺市，使襄樊成为名符其实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并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大城市。
以笔者浅见，襄樊在新的经济周期已呈现出特有的四大优势，有这四大优势作支撑，襄樊必将在新经济时代再度崛起。
襄樊的新优势之一：新经济格局中区位“得中独厚”
“七省通衢，得中独厚”是新经济格时代对襄樊优势的评价用语。
“七省通衢”的赞誉古已有之，而“得中独厚”则是新经济思维下的一种价值新发现。在国家开放早期中部腹心地带的优势一度曾被忽略。但她的价值最终还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被重新发现。襄樊位于我国东西南北结合地带。从中国版图上看，襄樊所处的位置正是祖国的心脏部位。随着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襄樊在交通上的优势更为明显，以襄樊为中心的一个高速网络已经形成：往西有襄十（堰）高速可直抵成都、西安、往南有襄荆（州）高速可直抵广州、往东有孝（感）襄高速可直达上海、往北有樊魏（集）可直通北京。孝襄、樊魏、襄十、襄荆4条高速公路十字网络使襄樊成为一个连接东南西北的中心枢纽。这四条高速公路已在2005年全部竣工通车。今天襄樊市内的高速公路总长度将达到276公里，密度不仅居全国第一，而且超过美国的高速公路密度，从襄樊到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西安等大中心市均可朝发夕至，到武汉可早出晚归。汉丹线、襄渝线新建二线和焦柳线电气化改造工程已经或即将开工，这些工程在襄樊铁路片内的总投资将达363.3亿元，并将于2008年完成。届时襄樊铁路枢纽的速度和现代化程度也将大大提高。襄樊机场和老河口机场已开通北京、上海、深圳等十多个航班，襄樊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已经开工，竣工后可达到国家一级通航标准，每周航班量可达到30架次以上。同时，新一届市委、市政府还抓住国家“南水北调”、“西电东送”和“西气东输”的机遇，相继开工建设襄樊火电厂、汉江梯级滚动开发工程。投资2.96亿元建设天然气输配工程，已经可供24.1万户居民使用。为了适应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襄樊”工程建设得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投资建设的武汉——西安、呼和浩特——北海等15条国家一级光缆干线和汉口——西安——兰州等4个数字微波空中信道交汇襄樊，为襄樊提供大容量、高速率、多功能的长途电路10万条。市话总容量100万门，实现了长话、市话交换程控化，长话传输数字化，建成了移动通讯和无线寻呼网络，数字网实现了全国31个省（市、区）和20多个国家自动漫游。已开通襄樊信息港和Internet网，信息高速公路贯通全球。公路、铁路、航空、电力、管输、信息六大通道的形成，使襄樊的区位优势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些现代化的基础交通硬件设施为川陕物资东出，晋豫煤炭南运，岭南货物北上，华东商品西进有了更为便捷的通道。总之，从国家经济战略全局来看，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中部崛起战略，襄樊“得中独厚”的优势在新的经济时代都将更加突出的显现出来。
襄樊的新优势之二：丰富独特的资源为新经济提供保障
在经济发展中资源是决定性的重要因素。而襄樊在资源方面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优越的自然和水利条件为现代农业打下坚实基础：襄樊所辖区县（市）均处在汉江流域中部，襄阳、宜城、老河口、枣阳、南漳、谷城、保康七区、县（市）各有特色，土肥水美，气候润泽，四季分明，自然环境十分优良。建国几十年来在兴修水利方面持续不断地投入，建成了排子河引丹灌溉系统、宜城百里长渠、枣阳石台寺引水工程以及各县市乡镇数十年来修建的各种水利配套工程构成了完善的灌溉网络，对干旱等自然灾害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在发展现代农业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其稻米、小麦、棉花、油料等传统作物品质十分优良，多年来在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方面持续投入，农业生产管理科技程度普及较高，如宜城等县市早在上个世纪就达到了亩产吨粮的生产水平。近些年来市委政府在发展现代农业上思路清晰，方向明确，通过一县一品的产业调整和规模化经营战略，使襄樊的农业产业优势越来越突出，今天的襄樊不仅是湖北省第一大粮仓和全国十大夏粮主产区之一，而且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地州级吨粮市之一，同时还被确定为全国粮棉油生产基地和“一优两高”农业示范区。既使在水利灌溉设施无法覆盖的丘陵地区，也逐渐形成了五大优势农业带。
这五大优势农业带分别分布在“三北”岗地、汉江流域、西南山区、城市郊区和中部丘陵地区。在“三北”岗地，优质专用小麦、饲料粮和的桃、枣等产业进一步发展，初步形成了“三北”岗地的小麦、饲料粮、水果（桃、枣）三大产业集群。在汉江流域，优质水果、蔬菜的产业优势进一步发展。如老河口市在汉江滩涂建立了10万亩的水果基地，亩平收入超过2000元。在西南山区，巩固茶叶优势，扩大中药材生产，发展高山反季节蔬菜，形成了区域特色产业。在城市郊区，形成了面积达5万亩的蔬菜、花卉等主导产业群。在中部丘陵地区，优质稻米、优质油料形成了产业优势，面积已达300万亩。襄樊地区发展现代农业良好条件必然会对国内外资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一批国际著名企业已先知先觉进入襄樊。正大集团的入驻已对襄阳区的农业产生了巨大的牵引力，港资新丰粮油公司也对有着“小胖子县”美誉的宜城精品粮油生产起到了明显的助推作用。
▲矿产资源品种多样及丰富的储量是襄樊经济的后劲所在
襄樊所辖山区县内的山脉多为富矿区，在保康、南漳、谷城、枣阳等县山区已探明五大类54种矿藏，磷、金、铜、铁、铝、硅、金红石、耐火粘土储量丰富。其中金红石储量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4位；重晶石、铝土矿、耐火粘土储量居全省第一位，磷矿和硫铁矿品位高，储量大，是全国八大富矿之一。
保康磷矿资源储量达10亿元,该县全县工业布局基本围绕磷化展开,投资2.5亿元的湖北磷化工业园和十多个千万元的磷化深加工项目已开始海内外招商；宜城2万吨氧化铝、谷城冷集兴隆观磁铁矿、南漳D级以上煤储量3400多万吨，铜矿储量8700万吨，赤铁矿7300多万吨；枣阳大阜山金红石储量高达2.8亿吨，为亚洲第一，金红石是钛白粉的主要原料，而钛白粉用量大小是衡量一个国家消费水平的重要参考，枣阳金红石的开发价值不言而喻；老河口矿产资源相对较少但白云岩储量也在1亿吨以上。在未来经济发展中，资源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襄樊地区的这些矿产资源无疑将成为本地经济发展最有力的后劲。
▲电力能源优势将为襄樊新经济起飞提供强大支撑
随着国家连续经济高速增长，能源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电力近两年已频频亮出红灯。而襄樊则逐渐由能源短缺城市发展成为新兴的能源大市。随着王甫洲水电站和余家湖火电厂一期工程的先后竣工，电力提供的税收已占到整个税收的十分之一，为了解决长江三峡电站枯水期的电力缺口，襄樊余家湖电厂又投入250亿元的巨资建设二期工程，到2010年竣工运营后将相当于8个丹江口发电站和2／5个三峡电站，襄樊届时不仅会成为全国最大的火电城，随着崔家营水电枢纽的开工，其电力能源地位必将随着国家国民经济发展大为提升。
襄樊的新优势之三：规模工业为襄樊在新经济时代崛起奠定了基础
在七八十年代形成的规模工业曾是襄樊最大的优势，而今这一优势仍然不可忽视。
在七八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在襄樊投资兴建了一大批大型国营企业，如以当时称为“万人大厂”的襄樊棉纺织印染厂、襄阳轴承厂、湖北化纤厂等为代表的一批大型企业；另外根据当时“大三线”战略布局将一大批军企业迁来襄樊落户，如华光器材厂、东方化工厂、建昌机器厂、漳河机械厂、汉丹电器厂、卫东机械厂、江华机械厂、江山机械厂、宏伟机械厂等为代表的一批军工大厂。虽然这些企业曾在企业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时期遇到暂时困难一度陷入困难境地。但这些国字号的大型企业和曾经负有特殊使命的军工大厂无论是在规模总量上还是基础设备档次和技术储量上仍有着潜在巨大的存量，无论与我省周边城市相比还是与其他大中城市相比，都具有明显的优势。经过改制和转型的阵痛之后，都先后找到了新的生存发展空间，一大批机械制造和电工电器厂家都先后通过“借东风”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成为二汽的配套厂家；一批军工企业也通过艰难探索成功实现军转民，这些具有较大规模的企业一旦站稳脚跟重新腾飞，必将使襄樊经济总量呈现出几何级增长的态势。
襄樊的新优势之四：科技和人才在新经济时代仍是襄樊最大优势
在新的经济时代，科技和人才仍将是一个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优势。襄樊“三线”军工企业聚集，科研机构众多，在新材料、航空航天、机电一体化、汽车工业等领域具有雄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实力。襄樊现有军工企业、科研院所299家，其中国家级研究所4个，市县独立科研机构54个，厂办科研所186个，民办科研机构55个，拥有各类专业人才13.9万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达3万余人，专业技术人才占总人口比重达2.5％，与省内外同级城市相比，其科技优势显而易见。襄樊是全国“三线”军工企业的重要聚集地，也是全国三个“军转民”试点城市之一、全国36个明星工业城市和10个魅力城市之一，现有“三线”军工、中央、省属企事业单位41家，科技先导作用比较明显。如新华光信息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磁盘微晶玻璃基板、玻璃微粉、玻璃微珠、特种超薄镜片，被广泛用于信息产业和电子行业。襄樊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在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机电一体化等领域，培育了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的高新技术产品。襄樊在新经济时代的科技和人才突出，而且新一届市委对人才十分重视，在2004年12月份举行的襄樊市第十次党代会上，新任市委书记田承忠指出：“要实现科教兴市，为构建和谐襄樊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市委组织和人事部门还为襄樊在新时期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制定了实实在在的优厚政策，一批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开始把目光重新转向襄樊。据市委组织部领导人说：“襄樊在新时期的人才政策，不仅简单的体现在工资、住房方面，更多是从支持科研项目，为他们提供发展机遇，助推事业成功方面考虑。”随着更多高层次人才重新选择襄樊，人才优势将再次显现出来，并将成为襄樊新一轮经济起飞中的强大支撑。
襄樊的新优势之五：市委政府为投资人创造最佳投资环境投
投资环境当今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环境又分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多个方面。对于襄樊的自然环境，没有人提出异议，本文也在本节区位优势“得中独厚”里进行了专门简述，许多权威专家对襄樊的自然环境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襄樊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城市，不仅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而且地理位区位优势十分明显。襄樊是中国山区和平原的结合部，东部与西部的分水岭，往西就是连绵无边的高原地带，往东则是一望无边的平原河谷地区，你看从豫西往南的城市都带有‘阳’字，洛阳、南阳、郧阳、襄阳、当阳，自古都是很富饶发达的地方,也历来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只要能继续重视人才，继续保持一种创新精神，创造一种良好的人才生成环境，把高层次的人才吸引过去，注重为投资人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襄樊的再度崛起是大有希望的。”
上述这段话，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潘院士因为曾在襄樊工作8年多，对襄樊人文地理了解很深，且已在浙江大学当了10多年校长，站在高处观照襄樊，他的评价自然是具有权威性的。
其实，有这种看法的不止是潘院士这样的专家。但凡对襄樊稍有了解的人，无不对襄樊的自然地理环境赞赏有加。
不过，自然环境优越只是环境因素里一种要素，而在襄樊投资软环境方面，曾几何时也有另一种声音。笔者在去北京采访的途中偶遇铁路局电务段一位姓朱的先生，他对襄樊投资环境的看法很值得我们襄樊人深思。
朱先生与我的卧铺面对面，经常出门的人在外都保持着一种警惕和矜持，长达16个小的旅程一路相互无话。他反复翻着手中一本汽车杂志。快到京郊丰台了，列车却再次公告临时停车，列车广播室说：“列车现在是临时停车，本次列车晚点半小时。因为列车晚点给您的旅途带来不便，我们向您表示歉意……”
隐忍了一路的朱先生这时终于按捺不住，主动对我说：“看看，襄樊的地位越来越差了，这趟K280次到北京一趟路上要耗去十七、八个小时，还常常晚点，现在襄樊的铁路分局也撤了，全国列车都在提速，可是襄樊这边却在减速！”
我作为襄樊的土著百姓，对任何有损襄樊声誉的言论都感到不快。即使改变不了也总要设法扭转一下。便以探询的口气说，“朱先生是在襄樊工作吗？听朱先生言谈很有见地，对襄樊的环境很了解吗？”
朱先生说：“我是铁路分局电务段的，在襄樊工作18年了，怎么不了解？”朱先生坦率地向我谈起了他对襄樊的看法——“论起自然条件，襄樊确是个好地方，城市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四周山水很有特色，郊县风景都很秀丽。汉水从市区穿过，流经管辖的大部分县市，铁路四通八达，东西、南北两条干线交汇，像这样的条件在全国并不多见。可是这些年襄樊始终没有上去。现在你看，东风汽车股份公司总部迁到武汉了，铁十一局总部也迁走了，铁十一局下面几个有实力的处也迁走了，听说还有些大企业也有这个打算。”
我一直在文艺单位工作，信息源不是很畅，对东风股份公司总部的迁移有所耳闻，其余的基本不知道。便向他打听其中原由。朱先生愤愤地说，“你看，襄樊在大力发展汽车产业，可是襄樊自身却是一个处处制约用车的环境。你看看一个不大的城市有多少路桥收费站？宜城、南漳、谷城、襄阳、四周都是收费站，把襄樊市封锁起来。这还不算，城市中心还横了两个汉江桥收费站！同城办事过去过来还要收钱，收的还特狠！比外地都高！我跑业务各地城市都跑过了，全国也没有像这样的城市！我们铁路上有一个搞电镀的厂子在余家湖，把做好的工件拉到电镀厂加工，中间要经过一路一桥两个收费站，一来一去就要4次费，没有办法，为了绕开收费站只好舍近求远拉到南阳去加工！市领导们也不算算账，其实收的多半都是自己企业的钱！这样狠收不知逼走了多少企业！撵走了多少投资！这都是少数人的利益在作梗，养的收费人员大部分都是一些领导的关系户！当初向外面人出让路桥收费站我们就感到奇怪，难道襄樊人自己连钱都不会吗？非要卖给外商？”
朱先生扬了扬一路上都在翻弄的汽车杂志，“我喜欢玩车，早就想买一辆车，也早就买得起了，可是看看这样密集的收费站一直没有买，我一天过两遍河，来去就是二十，一天汽油钱都有了！襄樊有多少人都像我这种情况？还有停车收费也离谱，人家北京上海那样大有城市都是按小时收，10分钟以内还不收，可是在襄樊，只要你一停，哪怕停二分钟就走也要收你5元……
在襄樊人眼里，对于汉江桥收费站的非议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个本不大的城市因为收费站在人们心里被人为分割成南北两块，仿佛江两边不属于一个行政区域。而且城中桥收费给许多企业增加了沉重负担，仅以三利达水利集团为例，该厂在襄阳城南郊钱营，每年从江南将水泥运到江北，光是过桥费就要花掉250多万！本地企业意见大、外地过往车辆有意见，市民意见更大，好多单位出不起高昂的过桥费因此停止用车，出租车司机都不愿过江，甚至因过桥司机拒交和偷逃过桥费酿出多起重大事故，原襄樊铁路分局、六化建等驻樊单位、汉水车辆空调设备厂的下岗工人夏刚都曾为此将市政府告上过法庭，《楚天都市报》、《人民日报》、《检察日报》、《北京晚报》、《民主与法制》、《法制与社会》《南方周末》、《中国广播报》、《楚天金报》等多家媒体曾反复报道此事，省主管部门曾明文要求撤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也提了多少次提案，可是由事涉两桥收费相关利益集团的巨大利益，两桥收费站十多年来始终固若金汤。两桥逼走了一批企业、也吓退了不少投资人。从城市经济发展的角度，两桥收费真成了襄樊人的“眼中钉”和“肉中刺”。
客观地说，单从两桥收费就抱怨襄樊投资环境不好未免有失偏颇。襄樊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人们对于投资环境历来是十分重视的，市委市政府对查处破坏经济环境的事件从不手软。为市区两级动物检役站争夺执法权打架事件和市水利局状告东风公司一事，市委专门作出了市直单位整顿机关作风、优化发展环境的决定，并制定了《市直整顿机关作风、优化发展环境群众举报检查处理办法》，由纪委和纠风办负责此项工作，及时受理群众和企业投诉，认真查处破坏经济环境、损害党政机关形象的人和事。市委政府领导人对人民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两桥收费站问题早已给予了高度重视。然而十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起来确非易事，如何用妥善办法解除合同、以双赢的方式从承包商手里收回管理权本身也涉及到一个城市的诚信，这同样属于投资环境。市委领导人们对此事采取了慎重严肃的态度，前任市委书记阮成曾提出过多种收回方案但均未能如愿。新任市委书记田承忠同志对投资环境更是重视，他在市第十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提出：“投资环境就是生产力”，“投资环境建设是各级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田承忠是个务实的领导人，为了撤除两桥收费站，他和市委市政府进行了多次研究，田承忠说：“共产党扫政为民，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以他为代表的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努力下，终于正式将收回两座汉江大桥管理权限提上议事日程。 2005年5月，襄樊市在港招商期间，市委书记田承忠专门约见了香港公司方面负责人，明确就收回两桥经营权问题进行洽谈。并诚邀对方来襄樊就此事正式磋商。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以适合的方式”达成协议。2005年12月6日，盘踞在两座桥头长达13年的收费站终于停止了收费，并于当晚全部撤除。2005年12月5日的《楚天都市报》发表《两桥“捆绑收费”勒疼襄樊13年》的长文对一这一重大事件进行了客观纪录和评论，正式收回的这一天，《楚天都市报》又在襄樊新闻版以头条套红纪录了“长虹大桥的收费经营权交接”。这一天对于襄樊人来说，快乐与喜庆丝毫不亚于一个盛大的节日，市民们欢欣鼓舞，自发地来到桥头放起了鞭炮，并在桥头挂起了感谢市领导的大红幅。民心所向，可见一斑。市民们议论说，拆除两桥收费站不要忘记两个人，一个是现任市委书记田承忠，一个是当年为此与上届市政府打官司的市民夏刚。媒体的重视和群众的关注程度之高也从侧面印证了襄樊人对经济环境的重视程度。
拆除收费站这一天，正是在《福布斯》杂志将“襄樊列为中国内地最适宜办工厂的城市第四名”的三个月之后，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都印证了襄樊现任市委、市政府对投资环境的重视。2005年12月25日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市长李德炳提出进一步优化经济环境，“把襄樊建成投资成本最低、最具吸引力、最具活力的城市。”
当然襄樊的投资环境优势远远不止这些，笔者仅从市民大众了解的层面作了以上简要阐述，经历过明星耀眼到被人遗忘大起大落的襄樊，对投资环境有过切肤之痛的襄樊，无论是市委、市政府领导人还是普通市民都会更加重视经济环境。市委、市政府在打造经济环境方面的努力已引起了海内外关注，国内外投资人纷至沓来，仅2005年就有10多家跨国公司来襄樊考察投资，曾出现三家跨国公司总裁在同一天分乘三家商务包机来襄樊考察投资项目的盛况。《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湖北襄樊让投资人信心倍增》盛赞襄樊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进行的努力。市委、市政府的这些努力已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应，仅2005年，襄樊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8.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6.4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创八年来的新高。
襄樊已再度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城市。
襄樊新经济有了加速器
——汽车产业将扮演新经济龙头
巨大蛋糕的诱惑
在社会文明进程中，汽车工业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中国的汽车工业从80年代开始起步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度过了粗放经营时的艰难时光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笔者在汽车开发区采写《东方底特律之梦》这篇文章时研究了一些与汽车行业相关的资料，有关资料显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1983年），我国汽车行业100多个厂家，总产量不过100万辆。当我们还在为十堰二汽年产10万辆东风卡车而自豪时，而当时美国仅底特律通用汽车公司一家就年产各种型号的汽车500多万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汽车工业经过一轮重新洗牌，产业得到优化整合，通过引进、联营和自主汽车行业的自主创新，在产能和技术两方面都得到大幅提升，逐步接近国际先进水平。2001年我国汽车产量超过意大利、巴西和墨西哥等国，位居世界第八位，2002年超过韩国、西班牙和加拿大，跃居世界第五位，2004年我国汽车产量已超过法国，从而在美国、日本、德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四大汽车生产国。今年中国汽车整车生产能力达到800万辆，正向1000万辆逼进，汽车产业由此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第五大工业支柱。
虽然从世界汽车工业的角度看，全球汽车总产量已达6400万辆，已属于产能过剩行业，但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角度和中国自身汽车市场需求来看，中国汽车工业仍面临很大发展机遇。美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千人750辆，中国汽车保有量目前仅千人14辆；如果按2050年千人保有188辆预测，中国汽车保有总量将达到4亿辆！从目前的500多万辆到4亿辆，其间巨大的差距就为中国汽车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这块巨大的市场蛋糕份额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商家纷纷介入竞争。
然而在这个领域，襄樊有着许多城市所不及的优势。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襄樊市委市政府就盯准了这个巨大的蛋糕。
激烈的竞争从计划经济时代就已开始，导火索是当时被神秘盛传的“30万辆小轿车”工业项目——
1986年夏天，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产生了一项重大决定——加紧发展中国自己的轿车工业。并具体确定了一个“年产30万辆小轿车”项目，确定由二汽（即现在的东风汽车集团公司）承担这个万众瞩目的项目。这条消息未经新闻媒体正式发布便立即引起刚刚将精力和兴趣由政治转向经济的各省、地、州、市主要官员们的热切关注。这项上百亿元的静态投资在当时对相关产业的带动对一个地方经济发展起怎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于是一场遍及全国的争取“30万辆轿车项目”大战也悄悄拉开帷幕——
省与省之间，省内地市与地市之间，县市与县市之间，均由党政主要官员亲自挂帅“跑部进京”，组成“争取项目”专班，在京城往来穿梭游说，陈述各自地理自然优势，争相表明各自支持国家轿车工业之诚心。
心情一个比一个迫切，陈述的条件一家比一家优越，各地开出的政策价码一家比一家优惠。从二汽集团领导找到机械工业部领导，从各地在中央工作的老首长直找到在任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一时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人握灵蛇宝珠，家家抱荆山奇玉，那情景远非战国时期游说合纵连横的张仪、苏秦可比。
作为紧邻十堰二汽大本营的襄樊，原本就是“二汽”战略东移的首选之地，既有交通地理的自然地缘优势，又有“二气”建厂以来与襄樊长期相互支持中形成的人缘优势，襄樊自然不会放弃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
襄樊争取汽车项目的序幕最早在1987年元旦春节拉开。据当时的市政府秘书长（后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孙樵声同志回顾：那年元旦春节期间，襄樊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带了襄樊的歌舞团到大山腹地的十堰二汽总部慰问拜年，正式打出刚刚成立的“襄樊市支持二汽轿车基地建设领导小组”的牌子，因名称太长， 以后人们都约定俗成取其实质简称为“轿车办”。组长自然是市委书记和市长挂帅，市委和政府办公室抽调相关干部组成“轿车办”专班工作人员。这个“轿车办”后来就过渡为汽车产业开发区最初的筹备班子，这个工作班子的任务就是争取30万辆轿车项目定点襄樊，这个工作班子的所有成员都为争取这个项目倾尽智谋和心血，即使用“殚精竭虑”来比喻也毫不夸张。仅在京举办介绍襄樊的大型宣传论证、研讨活动就有好多次，从各个角度介绍襄樊的招商类画册也印了几大本，文字材料则准备有几麻袋。如能将那些大小活动实录下来，一定是一部重量不菲的长篇巨著，其中自然不乏九曲回肠似的曲折和险象环生的跌宕起伏，充分展示了襄樊人的韧性和智慧。因此襄樊在竞争中终于力挫群雄，得以进入与东广湛江、湖南岳阳、省城武汉三强角逐的行列。
广东湛江地处改革开放前沿、面临最有诱惑力的大海，自然在地理上先胜一筹，湛江人自觉必胜的信心十足；而湖南岳阳则具有明显的政治优势，湖南曾是“红太阳”升起来的地方，也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故乡，在北京有其他省、市无可比拟的支持率，岳阳人感到稳操胜券；武汉市则因有“大城市、大长江、大钢铁基地”的“三大”优势而志在必得。同“三强”相比，襄樊在硬件环境上已无明显的优势，然而襄樊却以长期以来想二汽之所想、急二汽之所急对二汽一直有求必应，有求必应的感情投入和宁愿承担巨大的牺牲，竭尽全力支持二汽襄樊基地建设的实际行动等人文因素最终得以同大武汉分担此项目——即30万辆轿车的发动机变速箱等机加工项目定点襄樊，总装厂定点武汉市汉阳沌口镇。在整个项目投资比例中，襄樊占44％，武汉占56％，二汽的30万辆轿车机加工厂址选点在襄樊近郊东北的油坊岗。这个油坊岗也是二汽战略东移选定的襄樊基地新址。二汽基地的铸造厂等在建项目加上30万辆小轿车机加工项目，使这片黄土岗地得以成为襄樊汽车工业的摇篮。
二汽开发区成为催生汽车产业的孵化器
虽然本文在对90年代的经济思路回顾立足于“自省与反思”，但90年代的经济生活也不是没有可圈可点之处，如果从总结90年代成就的角度，军工企业向民用工业的成功转型是有目共睹的，而两个开发区的建立无疑为襄樊新经济搭建了平台。从国家承认的角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为襄樊争得了为数不多的国家级开发区的地位，而汽车产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则以全国唯一以汽车产业命名的开发区，后来一直被人们简称为“二汽开发区”。这个围绕二汽基地成立的开发区后来成为了催生襄樊汽车产业的孵化器，为日后汽车产业集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开发区的前身是市政府的“轿车办”，二汽基地和30万辆小轿车项目落户襄樊是汽车产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的关键契机。“轿车办”的职能是代表政府协调政府各职能部门与建筑施工单位和油坊岗上被征用土地的镇、村和农民的关系。督促水、电、路、网等有关基础设施管理部门积极配合基地建设。在轿车办的努力下，二汽基地的铸造厂、柴油发动机厂和亚洲最大的试车场接连竣工，30万辆小轿车机加工项目进展顺利，随着二汽投资项目不断增多，原来的“轿车办”的功能已不能适应这片汽车工业新区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市委市政府开始酝酿依托二汽基地和30万辆小轿车机加工项目成立一个以汽车产业为发展方向的开发区。1991年10月，市政府正式下文决定成立襄樊汽车产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呈报省政府，1992年1月8日，湖北省政府下文批准襄樊汽车产业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省级开发区，开发区控制面积4.8平方公里，授予地市级行政、经济管理权限。但是由于开初对开发区功能定位认识不足，成立初期的开发区重新陷入了政府办企业的误区之中。二汽将几个好的汽配项目作为感情补偿给了开发区，而缺乏办开发区经验的创业者们便把这些好项目抱在自己怀里，以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理，交给区内的叶店村和孙庄村自己建厂自己经营，管委会干部亲自参与跑贷款、购设备、跑原材料、抓管理、由于不懂工业和管理，加之国家抽紧银根，信停止发放贷款，结果人累瘦了，自办企业却全部陷入瘫痪。这时正赶上国家对全国盲目齐上开发区的势头进行政策干预。在襁褓中的开发区面临清理整顿严峻考验之时，市委及时调整了汽车产业开发区领导班子。一个叫胡梦元的干部担任了开发区的党工委书记。胡梦元是个才识过人的干部，他先后担任过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南漳县委书记等要职，他的特点是勤奋好学、善于思考，遇事有独到见解，勇于创新，敢于冒险，干工作置个人得失于度外，为事业从不考虑个人安危。应当说，胡梦元的这些性格对于陷入困境中的开发区是再适合不过了。胡梦元一上任就纠正了开发区自办企业的偏差，将开发区功能定位为开发区为二汽基地建设服务、以二汽和30万辆轿车机加工项目为依托招引国内外汽车配件厂商进区投资、为进区厂商提供服务，并创造性的提出“不图所有，只求所在”新观念，任务是完善开发区城市功能，创造优质投资环境，长远大目标是将开发区土地炒热，将开发区建成一座“东方的底特律”——中国新型汽车城。
不要小看了“不图所有，只求所在”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是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最形象的精辟诠释，是将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在开发区最好的实践。后来，这条“八字方针”随着开发区经验交流和新闻媒介的传播流传出去，各个城市的开发区纷纷借鉴效仿，逐渐演变为各地的招商引资指导思想。然而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它的创立者是襄樊汽车产业开发区的党工委书记胡梦元，笔者也是最早用文章形式传播这“八字方针”的人，胡梦元提出“八字方针”的时间是在1992年，笔者采写报告文学引用“八字方针”的时间是在开发区实践这个八字方针思想初见成效后的1994年。对于当时处于困境中的开发区来说，这个“八字方针”不啻是为迷失航向的海船找回了定位的罗盘。从经济理论价值评估的角度，这“八字方针”是无法用任何数目的金钱来衡量的。笔者这样强调，并非是要胡梦元申请专利，是想让经济学界注意到这个事实——这就是这个“八字方针”出自襄樊，而且得到了襄樊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市领导们在许多讲话中多次肯定、引用，因此这“八字方针”应当是属于襄樊的知识产权，是襄樊人在经济理论领域里的创新成果。
而汽车产业开发区在“不图所有，只求所在”的方针指导下很快走出困境，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而中国经济在经历了90年代初整顿金融秩序带来的紧缩阶段过后，也很快步入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速度的推动下，汽车工业作为经济的发动机和加速器，也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外国品牌汽车产业发展速度之快，令许多人措手不及。然而由于襄樊人对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前景的正确判，汽车产业开发区在“八字方针”指导下健康发展很快形成功能完善的现代工业园区，为汽车产业集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汽车工业发展高潮到来之际，国内外汽车巨头纷纷抢滩襄樊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
到2005年初，高新区与汽车产业开发区合并之时，襄樊汽车产业开发区内已有国内外汽车配件厂家近百家，其中既有国内首屈一指东风公司，也有日产、康明斯等世界汽车巨头。胡梦元提出的将开发区建成“东方底特律”的构想已经不再是梦——随着2003年日产集团与东风公司的合作尘埃落定和2004年9月30日中高档新款轿车“天籁”在开发区下线，襄樊成为又一座汽车工业城已是没有悬念的现实。
在开发区龙头牵引下，襄樊将成为汽车零部件老大
从发展前景看，襄樊与其他汽车工业城市相比有着自己的独到优势，这个优势就是避开了同质化的危险。不追求整车发展上的优势，而是发展汽车零部件方面的优势，而这正是符合世界汽车工业发展潮流的。
从国际汽车行业看，整车生产厂家正在减少自制率，并且幅度很大，平均由70%降到35%左右。而汽车工业产品的技术进步也开始从总装厂流向零部件厂，零部件工业则不断加快国际化步伐。也就是说，一种全新的汽车生产模式已经取代了传统追求自制率的“大而全”模式，OEM件全球化采购模式正为越来越多的汽车厂商采用。零部件厂家逐渐独立，一级零部件厂家数量逐渐减少，零部件厂商之间的整合兼并使产品向高附加值化和高新技术化方向发展，汽车零部件产品向系列化和集成化发展。汽车厂商经营模式的这一重大转变就为襄樊发展全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基地提供了契机。
汽车零部件是汽车工业的基础——国外都是先发展汽车零部件工业，再发展整车工业，而我们国家则恰恰相反，整车生产厂家不断展，零部件工业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这种本末倒置的现状使我国汽车零部件工业由于起步晚和布局不合理等诸多原因而面临着重重困难，这就为襄樊提供了商机。因为襄樊机械行业设备和技术基础都较雄厚，二汽战略东移襄樊基地的建立和汽车产业开发区的成功运作，吸引世界一流的汽车部件厂商不断进区落户，这种示范效应引导了本市整个机械行业围绕汽车零部件和东风配套方向进行了调整，使整个机械行业大部分企业基本上成为汽车零部件生产工厂，或者直接成为东风的配套厂家。经过几年调整，襄樊汽车零部件发展上的优势已开始显现出来。
以下是笔者以仅有的见识对襄樊可能成为全国最大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若干有利条件的简略分析：
之一：汽车零部件产业形成规模：
襄樊市现有汽车配套企业200多家，神龙公司襄樊总厂、东风电气仪表公司、东风汽车电机公司、江山变速箱厂、襄樊轴承厂、湖北灯具厂、江华汽车公司、铁道部襄樊内燃机车厂、枣阳厢式改装车厂、在同行中排名第三的骆驼蓄电池厂、东风重型车桥公司、东风康明斯柴油发动机有限公司等一批汽车零部件骨干企业在我国汽车行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之二：汽车零部件产品结构渐趋合理，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
经过几年整合，襄樊汽车配件产品正日趋合理，现在襄樊已有轿车变速器、前后桥总成、中重型车桥、铸造件、汽车轴承、汽车电气、座椅、灯具、蓄电池、车门锁、摇臂总成、汽车板簧、车身附件、车架总成、汽泵、水泵、制动蹄片、活塞环、汽车齿轮、同步器等汽车零部件主要配套产品。这些零部件产品科技含量较高，技术比较成熟，已以过硬的质量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如：襄樊车桥厂开发了8～15t的载重车桥、大客车桥，除为东风8t平头柴油车配套外，还为“沈飞”、“扬客”、“上客”、“柳客”、“杭客”等国内一流豪华客车厂提供前后桥总成。襄阳轴承厂生产的汽车轴承占全国汽车用轴承的42%；谷城石花蓄电池厂生产的骆驼蓄电池在全国同行排名第三；中航救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座椅、调角器替代进口，为“一汽”、“东风”、“柳汽”、“哈飞”、在国内合资生产的福特、庆铃等整车厂配套。湖北磨擦材料厂生产的制动蹄片远销法国；神龙公司襄樊工厂生产的发动机缸体、曲轴及其它零部件在满足神龙公司的同时，还实现了批量出口。
之三：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已显现较强优势
襄樊的零部件企业原来大多由“国字号”起家，起点较高，不仅规模大而且装备精良，工艺先进，现已有拥有多项高新制造技术工艺。有采用树脂的铸造新工艺，有粉末冶金新工艺，有复合模钢板冲压新工艺，有数控机加工和自动检测新工艺，有隧道式自动化退火、渗碳淬火和喷漆新工艺，有切削润滑液集中自动处理、供给新工艺等等；在装备上，有射芯机和自动化造型浇注生产线，有取代冲天炉的中频熔炼炉，有从俄国进口的3000t级双点压力机和从日本进口的大型复合冲压模具，有从法国进口的神龙富康轿车发动机、变速器、车桥机加工和检测生产线，有从美国进口的康明斯发动机机加工和装配生产线，有用于焊接的机器人，有数控切割和机加工机床，有从美国进口的滚齿机和连续式自动渗碳淬火炉，有从意大利进口的汽车性能自动测试仪，有从多国进口的轻桥开发中心测试设备和仪器，有从瑞士进口的34把刀位四联动立/卧转换、48把九位五轴联动位/卧转换多曲面加工设备，有从美国进口精度达0.2μm的六轴联动数控磨床和车削中心，160t、360t、450t、650t的精冲机及精冲模具加工设备、开卷校直仪等等；在微机化程度上，东风汽车股份公司、神龙公司襄樊工厂、中航救生科技股份公司等企业在产品设计、开发等方面普遍采用了CAD/CAM等人工智能技术等等。
之四：已具有较强的零部件研发力量
襄樊已具备了很强的汽车零部件研发能力：东风公司在科技研发上投资3亿元建设了东风汽车工程研究院襄樊分院和轻桥开发中心，不仅建有机械综合试验室、传动试验室、非金属试验室、灯光视野试验室、电子电器试验室、实车碰撞试验室、高低温试验室、被动安全试验室、发动机试验室、重型车驱动桥试验室、造型室等高层次研究室，还集聚了300多位高级技术人员；更大的优势在于有一批科研实力雄厚的军工企业转向了汽车零部件行业，如集多专业航空机载设备系统及附件研究的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第六研究所，有各类技术人员900多人，技术工人1000多人，设有飞机机轮制动、飞机液压操纵、飞机燃油、飞机环境控制、机载电子容器专业化生产车间。拥有数控加工中心和计算中心，拥有各种加工及试验设备1600台，检测计算机具17000多台件；还有研究航空航天救生设备的中国航天工业610所和航天科技集团42所。
在上述这四大有利条件支撑下，一个以汽车产业开发区为核心、以东风汽车公司襄樊基地及有关汽车配套厂家为骨干、以转轨三线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为技术支撑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正在形成。
到2004年，汽车工业的份额在襄樊GDP中已占到58％的比重。
襄樊最终目标是围绕汽车产业形成四大基地和三大中心：即：整车制造基地、汽车动力基地、汽车零部件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汽车研发中心、汽车零部件贸易中心、汽车观光旅游中心。从零部件和整车生产发展速度看，这一目标并不遥远。倘若如此，襄樊就会成为一座装在汽车轮子上的城市。
大城市战略中的多元化选择
——未来襄樊产业布局之浅见
谨防劲旅成孤军
装在汽车轮子上的城市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作为襄樊市民，每个都会为自己生活的城市装上了汽车轮子而引为骄傲，我们过去常形容美国是“装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那么一旦我们生活的城市装上了汽车轮，我们的生活将会怎样？最实际的是每个市民都会分享到快速发展带来的利益，财政大幅增收、襄樊人的家庭轿车拥有量可能会因此快速增长，作为都市人的襄樊市民生活质量因此得到较大提高。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经济生活中的双刃剑往往无法避免。毕竟汽车与钢铁一样都是属于周期性行业，汽车市场的持续火爆引了越来越多的资本挤入汽车行业。目前我国汽车产能已达800万辆，尚有200万辆在建生产能力。而且新一轮产能扩张已经开始，专家预测，“十一五”期间，我国汽车产能将突破2000万辆。在“2005年中国汽车产业高峰论坛”上，国务院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称：今年中国汽车产能利用率只有55％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权威数据更令人震惊：2005年各厂家生产的轿车增长17％，库存新增5万多辆，国内15家主要轿车企业利润却下降51％！规模以上的汽车行业已有15家亏损，8家利润下降，仅有3家增长，汽车行业进入“薄利时代”已是无争的现实。然而汽车产能扩张的步伐丝毫没有犹豫，一方面在市场上拼命降低成本和车价进行激烈竞争，一方面极力将产能扩张的新项目争先上马。
如一汽丰田已在建立处第三工厂，产能提高30万辆以上；广汽丰田的发动机也从30万台扩大到50万台；2006年东风本田和广州本田将达到50多万辆；东风日产也将从15万辆增加到24万辆，规模为年产30万辆的东风日产新发动机工厂也将于2006年投产；而韩国企业也不甘示弱，北京现代也将于今年开始兴建年产30万辆的第二工厂，到2008年现代汽车产能将达到60万辆；东风悦达起亚在盐城的第二工厂高产能也将达到43万辆；年产16万辆的长安福特南京第二工厂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准，长安福特重庆第二工厂产能也将达到16万辆；吉利汽车已在湘潭、兰州的两大基地到2010年国内产能将达到70万辆；上海华普汽车也启动了30万辆整车和30万台套发动机的二期工程……
国外汽车巨头和民族工业大型汽车集团都显得雄心勃勃，都试图化压力为动力在新的扩张战役中抢占制高点，正在扩建的项目产能约为1000万辆。而按照我国汽车市场需求每年递增10％的速度，2010年的需求平衡点也不过1000万左右，那么1000万辆的产能过剩对汽车产业意味着什么？而受伤最大的必将是为各大整车厂商配套的零部件行业。当然从另一角度看，“产能过剩”之说有计划经济的成份，没有过剩的产能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残酷竞争才能淘汰劣势企业，才能使真正优秀的企业和产品脱颖而出，而只有真正优质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无论怎样，这种全球性的行业产能过剩对于我们这个以汽车为支柱产业的城市都将是严峻的考验，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应对这样一个考验——占全市国民经济GDP比重高达将近60％的产业一旦滑落我们是否经受得起？当然我们还有正在扩建的火电厂和已经上马的崔家营汉江低水头发电项目，05年的电力税收已占到了10％的比重，不过从规模上讲，毕竟难以抗拒汽车产业下滑时带来的冲击。
从投资的角度看，把所有的鸡蛋或者是大部分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是不尽合理的，这个篮子一旦倾覆，后果将会是严重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是一个连卖鸡蛋的老太婆都懂的浅显道理，显然不用我在此饶舌。如果笔者的浅见没有权威性不足采信，那么美国作为世界公认的经济第一强国，他们的产业布局应该是有参考价值的。美国在90年代中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27%，民用住房建筑和汽车业创造的产值分别仅有14%和4%，信息技术创造的产值占当年GDP的33%。
总之，产业的科学合理布局确实是一道事关襄樊发展后劲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每个襄樊人不得不认真对待的现实，在我们为新型汽车城奋斗着和骄傲着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的决策者和所有企业经营者、创业者现在都应该保持十分的清醒，认真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
产业创新是坦途
如何规避产业过于集中的风险？应该说，我们城市的领导者们 是有准备的。真正关心襄樊发展的普通市民其实也都有自己的看法。比较集中的看法就是，尽早对周期性产业的起伏进行预防，以避免给地方带来大起大落风险。这就需要对自己的优势产业进一步重视，并且抓紧培育自己的精品名牌产品，同时采取更具有激励性的措施，鼓励企业界不断进行科技、产业和产品的创新。保证城市竞争力不断增强。
襄樊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城市，本文在第三章《激情与光荣》中较集中地对七八十年代的科技和产业产品创新进行了回顾。虽然一些产品和企业已在产业升级中自然消亡，但仍有一些企业和产品依靠不断创新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如前面多次提到的仪元电子集团（即今天的台基半体导股份公司）、由仪元电子孵化出来的以大力公司为代表的软启动企业群、以银纺集团（原五一棉纺厂）、石花纺织有限公司（原谷城三棉）为代表的棉纺织企业、以东力公司为代表的一批汽车零部件企业、以华光新为代表的光学新材料企业、以中航精机为代表的一批航空航天企业、以及创造了中国驰名商标的骆驼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回天胶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纯民营企业。
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多次产业升级的考验，经受住了几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久盛不衰，靠的就是创新。这种创新是全面性的——生产技术工艺的不断创新、新产品的不断创新、企业体制和管理的不断创新等等。
从我市一批批企业的兴衰史可以看出，创新对于企业是至关生死的重要生命原素，只有真正重视创新，企业才可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永远处于强势的竞争力。
论及企业规模和实力，我市许多国字牌背景的大型企业是许多弱小民营企业无法比拟的。然而这些国字牌的大型甚至特大型企业却在产业周期的波动中、在市场经济的无情竞争中纷纷亏损倒闭，而那些几乎弱不禁风的民营企业却一个个披波斩浪，过关斩将，把一家家作坊式的企业越做越大，最终演绎出了“小狗吃大象”的悲喜剧。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举不胜举，如搞搬运出身的刘国本创立的街办蓄电池厂不仅成了纳税、出口创汇大户。今天的骆驼蓄电池股份公司已拥有总资产2.2亿,销售额4.8亿元,利税突破2000万元，还使“骆驼牌”蓄电池成国内外的知名商标；而家大业大的湖北蓄电池厂却早已资不抵债不得不进行破产清算；同样是拉板车搞搬运出身的安明靠几架老式手摇织布机办起来的街道织布厂却在市场的波峰浪谷中越战越强，成为谷城县的出品创汇大户和纳税大户，总资产达近2亿元，每年为谷城财政贡献的税金超过2000万元；而当年全国有名的万人棉纺大厂——湖北襄樊棉纺织印染厂却累累亏损，最后在奄奄一息中被迫改制；另外，当初由仪元电子扶持起来的传动设备厂一度十分红火，然而最终未能和多数国有企业一样摆脱破产的命运，而一批从破产企业里走出去的员工却继续在启动工业领域里钻研、锲而不舍，终于将襄樊的这一优势产业保护继承下来，从零起步，从小到大，逐渐占领了市场，走在了全国同类行业的前列，使软启动成为襄樊的品牌；而回天粘胶则是襄樊市原科委一批科技人员为解决家属创办的公司型企业，最早是依附在机关的一个包袱，后来一批有远见的科技人员看到了这个项目的前景，自动放弃国家干部身份，放弃铁饭碗，端起了自负盈亏的泥饭碗。这家公司是市直机关孵化出来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后来到了章锋手里，从体制上将其按照公司法进行彻底改造，使之成为真正意义的股份公司，现在的资产早已过亿，从老总到普通员工都变成了公司股东，现在回天胶业已在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现已完成上市前的辅导，一俟中国股市的全面股改完成开始发行新股，回天胶业便会成为深圳创业板的又一只高科技公司，从而进入资本市场，跨入更广阔的发展天地。
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来是一家名叫“风雷器材厂”的三线军工厂。九十年代该厂由宜城山中迁入襄樊市区后，依靠自身强大的科研实力，不断进行科技革命、产品创新，并改制为华光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产品已由单纯的军工光学玻璃发展成为高科技信息产业，并孵化出了新华光信息材料有限公司，于2003年11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创业板成功上市，现在总资产已达5亿元，股价节节攀升，成为深圳股票市场有名的高科技小盘牛股之一；
类似的还有企业很多，如与新华光一同在深圳中小板上市的高科技公司中航精机为代表的一批航天类高科技公司等等。这些公司从产业到产品、从企业体制到经营模式、从融资模式到赢利模式无一不是创新的典范。
这些企业在产业、产品、体制、管理上的创新效应也从侧面印证了多元选择道路的正确性。
多元化选择最理智
当今中国的大中城市，已经在创新思维中形成各有特色的产业、各具特点的体制和赢利模式。创新的道路上没有样板可以“学习”（照搬），所以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摹仿和克隆都将走入死胡同。温州、青岛、苏州都曾是我们一直视为楷模的城市，然而他们在发展道路上的选择却存在着巨大差异。青岛是以大取胜，青岛税收依靠的是有着国字牌背景的五棵大树——海尔、海信、双星、奥柯玛、青啤，五个著名企业像五棵参天大树，撑起了青岛市财政的大半边天，五家著名企业都是创新的典范；而温州则是以小取胜，温州基本上没有上规模的国有大型企业，象征中国资本市场的深沪股市共有1300多上市公司，而富甲天下的温州市只有一家上市公司。所以，温州靠的是千家万户的灵活多变的小企业的创新，温州有13万家企业，虽然没有一家能与我们的东风相比、甚至也没有金环、襄轴这样规模的大企业，但这些藏獒一般敏捷凶悍的小企业却常常打遍天下无敌手，小小的温州竟左右着中国各大城市房地产的价值中枢。
从上述情况中我们可以给温州作一个简单结论：温州人的创新主要是经营模式的创新。
在产业创新上我们还是再看看常州与苏州。我把常州与苏州作为一个坐标是因为在七八十年代襄樊曾经是他们的竞争对手。
苏州的产业多元化创新之路给我们的启示似乎更大，苏州过去的制造业、轻纺工业、制药工业都是城市经济的支柱。这些支柱产业使苏州的GDP达到了3450亿元（2004年的数据），但是苏州人看到了过于集中的传统产业的周期性潜在风险，当我们湖北开始提出“湖北制造”、“武汉制造”的概念时，苏州人却已悄悄转型，开始了新一轮产业和科技创新，将产业发展方向由“苏州制造”转向“苏州创造”。这又是一个跳跃似的转型当我们还在盲目热衷于空对空的“诸葛亮文化节”时，苏州却已抛开传统节会思维，开始依托密集而强大的IT产业举办“电子博览会”！目前的苏州电子信息产业涵盖了电子零部件、光电、集成电路、手机无线通讯、PCB、3C硬件等IT上下游的所有企业，形成了手机、笔记本、光电等产业的产业链集群效应。世界500强中有近100家跨国公司落户苏州，全市有近3000多家IT企业，形成了配套齐全的IT产业链。除电脑产品外，液晶面板、晶圆制造、集成电路设计等产业布局业已成型。苏州已成为全国IT产品最大的制造和出口基地。产业创新给苏州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电子信息类产品在苏州的GDP中的比重已占到34％的份额！IT产业已上升为苏州第一支柱产业。在过去的一轮经济周期中，常州比苏州落后了不少，在新一代产业创新上，常州仍紧追着苏州的脚步。常州比苏州的制造业更为发达，但是该市的经济发展研究策略却已明确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方向。
如果读完这篇文章的朋友会发现，笔者的举例较多集中在电子信息产业。这并非笔者的偏颇或者对其他行业的无知，因为从消费升级的角度、从产品附加值的角度以及市场需求的角度，IT 产业都是其他任何产业所无法与之类比的。从市场的角度，专家估算，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中，以芯片为代表的基础元器件有1万亿美元的市场；以网络设备为代表的硬件有10万亿美元的市场；以网络服务、软件为代表的信息服务业有100万亿美元的市场。从我国通讯与信息服务市场来看，发展速度十分惊人，从1993年第一波电子通讯升级算起，电子通讯与信息服务业务总量年均增长速度达48%；个人计算机市场平均每年增长47%，软件业年均增长37%。另外从电信消费角度看，1999年底我国电话普及率只有13%，2000年我国电话交换机总量达到1.7亿门，2005年，6000多万人口的湖北省，家用住宅电话用户也超过了1000万，预计到2010年我国电话交换机总容量将达到3.7亿门。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对计算机与外部设备及网络产品、新型通信设备、适应家庭和个人的信息化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 这为我们的企业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当然产业创新是多样化的，笔者这里如果再过多强调IT 产业，就有违本节“多元化选择”的主题。因为襄樊的电子信息产业曾经有过很好的基础，电子信息产业的惊人利润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记得我在仪表元件厂采访时，仪表元件厂的党委书记雷成斌先生曾给我看过一套薄如蝉翼的高压开关控制蕊片，一片比纸还薄的蕊片，里面的容量却像装着一座城市！而一套这样的蕊片捏在手心看不见，卖的钱却可以买一套豪华住宅！仪元电子（台基半导体）在技术上已处于全国第一第二的高水平。有仪元电子这样的龙头企业，我们为什么不能加以重视利用，由仪元电子带起一个新的产业链条？
笔者浅陋之见是：抓大不能放小，在服务东风、依托东风的同时，应适时培育新的产业，特别是高新科技产业。其实这也并非笔者一人之见，在去年采访襄樊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长陈运喜先生时，善于思考的陈局长就对襄樊的产业布局提出过类似的担忧。陈局长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构想。他认为应该尽快对现已形成的优势产业进行整合，比如软启动——襄樊的软启动处在全国领先地位，但因规模过于分散，本市小厂家之间的同类竞争愈来愈激烈，而竞争的唯一手段就是相互杀价。市场上都认襄樊的品牌，可是却也都知道拿襄樊的产品来压襄樊的价格，为了在恶性竞争中取胜，只好饮鸩止渴——你低我比你更低！每家企业都叫苦不迭，大家都在议论“这样下去，不用别人，襄樊人自己就要把自己打跨了！”人人心里都明白这个理，生死路上谁也不肯相让！这就需要政府的协调，来做行业整合工作，使所有软启动企业结束恶性竞争，拧成一股绳，联手形成合力，做大做强，并带起一个软启动产业来！类似的例子也不只软启动一项。襄樊产业创新应与优势产业整合结合起来，让一个个优势产业、每一种名牌产品都在本行业起一种火车头作用，带起一根根紧密的产业链条来。
其实品牌整合与经营模式上的创新在襄樊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笔者熟悉的石花酒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石花酒业是湖北省真正有据可考、有史可证的历史名酒，也是襄樊市行政区域范围里唯一的百年老店，然而在漫长的计划经济年代，这家在全国白酒行业占有重要地位的百年名酒却走到了濒临倒闭破产的边缘，因为本厂销售人员参与的一起掺假案被媒体曝光引起了可怕的放大效应，上等东北高粱酿出的好酒却无人问津， 连本厂工人自己都去喝枝江大曲。笔者在最初应约进入石花酒厂时，企业已经停产，工厂门口门可罗雀，工人们靠踩三轮、卖小菜维持生计， 800多工人面临生存的危机，县委为了抢救这宝贵的地方名酒，大胆进行了经营体制上的创新，县领导请了著名的企业策划公司金犁公司对产品从生产到装潢、营销进行了全方位的策划和包装，赋予了“百年石花——关注民生”的文化内涵和“中国白酒第一高度”的概念，并聘请长于现代管理和营销的金犁公司总经理赵乐成先生担任企业总经理，短短三年时间，不仅使石花酒起死回生，逐步夺回了失去的市场，还通过与文化成功嫁接，让石花酒文化和石花酒再次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该厂创造出著名的“霸王醉”中国第一高度酒供不应求，已成为省市政府宴席上的佳品，被誉为“襄樊的城市名片”。石花酒业在体制和管理、营销、品牌方面的创新给予了我们的启示应该是深刻的。
随着城市的品位升级和人才素质、企业研究能力的提高，襄樊比七、八十年代更具创新的实力。可以预料，随着党的十六大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新概念的提出，随着新一届市委和政府对科技重视程度的再度提高，襄樊科技和企业界的创新热情将进一步迸发出来，一轮如火如荼的科技创新热潮即将到来。
未来明星更耀眼
这篇长文就要结束了，在长达十数万字的文章里，笔者凭借许多热心朋友提供的珍贵史料，沿着探索襄樊工业文明的轨迹这一主题，对襄樊这座古老城市自有工业概念以来的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这些回顾性的文字对于不同的读者将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作出不同的反应。也许有观念上的偏颇，也许有资料上的欠缺带来的挂一漏万的遗珠之憾，但或多或少会引起读者一些关注和思考。一个不懂经济的人写的经济探索文章，不敢奢望喝彩和赞誉，只要能引起大家对襄樊经济发展的关注，这篇文章的宗旨也就实现了。
总结过去相对容易，而对于未来笔者却不敢妄言。未来是发展的，在新的世纪里，在新的发展观念影响下，在新的经济环境里，襄樊的未来发展成什么样子，人们只能描绘蓝图，只能规划，只能作相对的预估，比如五年里保证GDP每年11％的增长率；比如电力工业在五年内达到发电量450万千瓦以上，创产值100亿元以上；比如产业多元化的新格局形成，汽车及零部件产值达到100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年增20％；纺织工业产值达到120亿元；食品工业超过100亿元；消费升级拉动商贸旅游业，旅游收入达到80亿元；比如人均GDP达到1691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11980元；比如全国最大的高尔夫球场将在鱼梁洲建成；比如崔家营航电工程将在06年底实现大江截流……
这些数字听起来惊人、喜人，其实这也只是市委市政府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短期阶段性目标。在日新月异的发展高潮时期，各种数字每天都在更新着。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中，让襄樊这座赢得新机遇的大城市的未来变得难以预料。社会发展往往超出任何丰富的想象力，就像当初我们曾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一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襄樊的区域性大城市地位和省域副中心城市称谓都将是名副其实的。襄樊这座古代的兵家必争之城必将成为世界著名厂商的必争之城！
襄樊，这颗曾经夺目的工新星城市，经过磨砺和洗礼之后，当它再度升腾在二十一世纪的星空时，必将更加灿烂、更加耀眼。
2006年1月12日全文完稿 （本章24000字）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以下同志和单位的热心帮助：
原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孙樵声、原省经贸委主任鄂万友、原市委副秘书长孙读声、市经委工会主席孟襄南、原市人大秘书长王同庆、仪元电子党委书记雷成斌、原电子局长马友德、市人大副秘书长刘长斌、市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姜守德、市信息产业局副局长公崇善、原樊西区委书委书记余大宽、原冶金工业公司工会主席李萍、原计算机设备厂厂长芦殿林、工程师李德兴、周景年、原十二电容器厂厂长赵宏、原激光设备厂厂长吴道润、原襄樊电视机厂厂长李祖安、原无线电厂厂长张俊、原高新区总工程师杨谦让以及襄樊日报社黄守忠、回天胶业贾方政、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武汉大学经济信息博士王志章、等同志以及襄樊市档案馆、襄阳区档案馆、襄樊市图书馆、襄樊市城市档案馆、襄樊市委党史办、华东师大图书馆等。
谨在此向以上同志和单位表示深深的谢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