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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记忆——曹野与襄樊(C)

作者：王伟举发布时间：2006年7月11日阅读数：2993 查看评论

C. 在襄樊掀起了中国最早的人才流动大潮

　　当时的襄樊在曹野眼中算不上城市。曹野在调查中发现，市里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除了后来国家出于战备考虑迁来的一些军工单位之外，全市几乎没有能够称得上现代工业的厂子。市属工业中的大部分是在大跃进和后来的调整中仓促办起来的一些街道集体小厂，用曹野的眼光看，这些厂严格的说只能算是一些作坊。资本规模小、设备档次低、技术含量低，产品质量低、工人素质低、经济效益低。要发展现代化工业，真正要“从零起步”。在既无项目、又无资金的情况下，曹野认为最稀缺的还是发展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各类技术人才。特别是研发产品的科技人才和生产急需的熟练技工。
　　据史料记载，从1958年开始，全市人民在狂热理想的驱使下一鼓作气办了几百家小工厂，可是直到1960年全市竟没有一个具有工程师资格的技术人员。当时为办硫酸厂才从上海借来一个临时工程师。曹野看到了“板桶理论”上最短的一块木板就是缺人才。他需要一条取得人才的快速捷径。
曹野迈出了当时许多人想也不敢想的一步。他提出将解决城市户口、住房、煤气、职称、家属子女就业作为引进人才的优惠条件，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严格管制下的70年代，是超出所有人想象的、一个类似于离经叛道的行为。曹野的打算一出台，马上招致了从市委到地委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这是向国家政策挑战呀！搞乱了国家计划，上面追查下来这责任谁担得起？
　　“怕担风险襄樊就上不去，上面追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曹野就是曹野，他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做！他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强烈反对，拍板钉钉了！他毕竟是一个城市的市委书记，方案最终在市委通过。从曹野作这个决策的坚决态度可以看出他的为官之道，敢于承担如此巨大的政治风险，说明他是一心想做事，并且把官位看得很淡的人。他要运用这来自不易的能拍板决策的机会，做他想做的事情。
　　曹野承担的政治风险是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如果放在现在，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曹野做这件事是在30年前，在那个高度计划经济的年代，户口是绝对的“雷区”。
　　稍许上了些年岁的人都还曾记得，当时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只有一字之差，然而这“非”字就是一条无形的鸿沟，将城市与乡村分为两个世界。同样的国民也就明明白白的分出了高贵与卑贱。衡量的潜在标准实质上是人生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资利益。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造成物质极端匮乏。从粮食、食油、布匹、食糖、烟草、肥皂、到照明的煤油、火柴等一应生活必须品全部实行定量供应。说是“定量供应”也不确切，因为所有这些“定量”无一例外的都没有包含当时占总人口90℅的农村。在这种体制下，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每月配发有购买各种生活物质的票证，而广大农村则只能在满足城市供给的前提下得到少许的调剂。同时当时的城市还有低水平的收入保障制，城市的孩子到了就业年龄，社会的各种组织都会出面主动帮助安排工作，工厂招工、商业或事业单位要人，除了大中专毕业生外，也都尽力安排的城市户口的待业青年。偶有缺额，则只有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女才有机会。至于普通农村青年，除了升学这一条独木小桥，要想进入城市发展简直比登天还难。而一个大城市的户口价值远胜于黄金。
　　曹野对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有着较深刻的认识。他看到了这种户藉制度给一个特殊知识群体造成的痛苦和尴尬。当时中国的婚姻，远不像现在这样现实和开明——合则聚，不合则离。那时人们婚姻承载着深重的道德重负。在高考制度没改革以前，每年也会有凤毛麟角般稀少的农村青年幸运的考上大学，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按照当时的风俗早早与当地的女子定了终身。这就造成了这批人进入城市以后长时间的不幸。自己成了城市人，妻子却像一条清朝满族人的大辫子拖在了农村。其间的鸿沟一如天上的银河将他们隔在了城乡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一些不怕舆论唾沫的勇敢者破釜沉舟，抛妻别子在城市重组家庭。而绝大部分人却都慑于“陈世美”的恶名，一直秉承“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传统美德，长时间像牛郎织女一般忍受着两地分居的煎熬。这些人在城市里受着无形的歧视，他们被列入一个共同的另册——“半边户”。单位分房没有份，生的孩子不能在城里上户口，城里工厂招工也没有份，连在城市学校里读书的权力也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批人也是城里人中的“另类”。曹野决定从关心这批知识份子生活入手，彻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借此为襄樊吸引来一批人才。在许多人还在争论这样做是否违反政策的时候，雷厉风行的曹野却已真刀真枪的干了起来。
　　市委很快组建了一个引进人才的工作专班。招贤专班兵分两路，一组直扑京城寻找目标招贤，一组留守襄樊专门接应。这个招贤专班主要操作者其实是市科委，组织部和公安局只是协助开介绍信转户口。当时的科委主任是后来担任市委副书记、省经贸委副主任的鄂万友。在科委工作期间鄂万友就感觉到襄樊科技人才的奇缺，智者的眼光加上高度的责任感，招贤工作在他那带有创造性的具体运作下产生了超乎人们想象的效果。声势上轰轰烈烈、效率上雷厉风行。他们一面利用各种关系四处搜寻线索，一面做好人才接收中的各方协调工作。一旦将招贤对象的有关情报传递回来，科委鉴定确认为人才后立即向市委汇报。曹野主持的市委雷厉风行，往往不过夜就研究。一旦表态“要了！”科委马上就以市委名义给对方所在单位发“商调函”。人还没来，市科委就协商好了接收单位，人一来，立马就开介绍信去接收单位报到。这个由科委负责的专班在当时有着至高无尚的权力，只要有学历、有专长，愿意来襄樊，一切条件尽可能满足。但凡有专长的科技人员，只要把档案拿过来，自己的工作和家属户口立马同时落实。许多人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感慨万千：“ 那个时候办事才真是高效率呀，只要一谈好，给你写张二指宽的纸条就办好了一切。”
　　至于襄樊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当时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曹野的观点是：是才必有用，襄樊底子太薄了，什么样的人才对襄樊都是宝贝，人才对于襄樊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在武汉采访时鄂万友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当时招贤是从全市工业发展的未来着眼，是一种战略性的举措。按照襄樊发展的长远规划，什么人才都用得上。所以我和曹野同志的意思是只要是人才，有学历、有专长咱就要！有些人才虽然暂时用不上，也挖过来先储备起来。”据当时负责给引进的人才办手续的科委政工科长贾方政同志回忆说：“当时安排都是临时性的，不问专业对不对口、不问接收单位用不用得了，接收单位只要有以下条件就行：必须有房子，必须保证发得了工资，必须能安排家属子女工作。”
　　随着信息的逐步扩散，这种快节奏的抢人才方式，很快吸引了全中国知识份子的眼球，大批人才开始朝这个靠近西部的小城市涌来。襄樊重视、欢迎科技人才的声势越来越大，像当时社论常用的术语那样，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举国上下，尽人皆知。
　　曹野率先打破了户藉和干部管理体制，向僵化的计划经济发起挑战。这种挑战犹如巨石激水，立刻在一潭死水般的人才管理领域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襄樊一下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北京日报》等全国各大报都曾在头版位置连篇累牍的刊发大块文章。高度赞扬襄樊重视科技、重视人才的思想。曹野招引人才的意义也已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当整个中国还处在极左路线统治之下，广大科技知识份子还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的时候，曹野却在襄樊营造着知识份子的“伊甸园”，这种厚待科技人才的举措使那些在漫长的文革中颜面早已丧失殆尽的广大知识份子为之一振。曹野招贤的故事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人民文学》刊发了一篇小说，描写一位因家属在穷苦山区、自身因病致贫的科学家在临终之前对同事们说：“你们到襄樊去吧，那里有位重视科技人才的曹野书记，他是我们知识份子的知音哪……”由此可见当时襄樊引进人才的举措影响有多么深远。
　　科技人才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一股春天的气息，身处寒冬的他们直奔春天而来。许多长期压抑的技术人才不等招贤专班来挖，自己就带了学历证书和家眷主动投奔襄樊。
　　一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人才流动大潮涌动了，轻工、纺织、印染、化工、制药、建材、机械、电子元器件、计算机信息、激光、航天、生物医药工业、力学、自动化、包括火箭研发、核物理在内的一大批精英从各大中心城市、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从陆路、水路、乘火车、汽车源源不断的朝这个内陆腹地深处的鄂西北中小城市襄樊涌来。在人才潮高峰时期，工作专班以最快捷的速度也接纳不及。曹野指示采取特别应急措施，将当时最好的襄樊饭店整个包了下来作为接待站，来的人才没来得及落实单位的，就先在饭店安顿下来。那时整个饭店住满了从各地来投奔这个小城的科技人才。看看他们的穿着和“家产”十分寒酸，往往一家人的“财产”只有几只纸箱，但问问他们的学历和单位，都会让你吃上一惊——北大、清华、北航、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大连理工……
　　他们调来之前的单位多是在中国科学院、中央各部委、各大专院校的科研院所。包括半导体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光机研究所、核物理所、生物研究所、航天研究所、计算机研究所……总之，英雄不用问来路，一问来路就吓你一跳！
　　这是中国最早的人才大潮，由襄樊引发的这次人才流动大潮在当时全国产生的影响丝毫不亚于10年后才爆发的“孔雀东南飞”和“南海潮”。在一定意义上说，襄樊引发的这次人才流动潮，实际上也是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人才大潮的预演。
　　投奔襄樊的这批人才中不乏在中国科研领域里的佼佼者，他们一部分中的一部分后来随着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返回了原单位，或是因无法发挥作用又投奔了别的大城市，但更多的人永远留在了襄樊，为这个城市的工业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直到终老。如今这批人才中的一部分已成为中国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如70年代曾来襄樊工作的现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潘云鹤先生、73年来襄樊工作、后来考研回到华工、现在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图像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的张天序先生、1973年来襄樊工作、后来考入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著名科学家丁肇中实验室的张乃林先生、毕业于厦门大学，1973年从十堰投奔襄樊、后来在中国首先发明了条形码的陈承志（音）先生、还有曾与著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同学、后来考研留在了西南大学的熊正尤教授等等，此为后话。
　　当时曹野面对如此多的精英真正是喜出望外。每当新来一批人才，他就在鄂万友的陪同下亲自去看望，问寒问暖。襄樊虽小，毕竟是建市资历较早的城市，妻儿老小一家人能在这样的城市里团聚，并且能在一夜之间由农村户口一下子变为城市户口，也是饱受分离和歧视之苦的知识份子们所求之不得的。市委第一书记（当时党的一把手前面大都加了“第一”的注脚）如此厚待，这使一直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份子们大受感动。中国士大夫历来信奉“士为知己者死”，他们从这位市委书记身上看到了这座小城市的未来期望。心里升腾起融融暖意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这批人才成为支持襄樊发展现代工业的人才基础。他们的到来使襄樊工业结束了长期在手工作坊型低水平徘徊的局面，开辟了现代工业的新篇章。有了这批人才，曹野抓工业也有了底气。襄樊的轻纺、化工、机械、电子、建材、异军突起。很快形成了以樊西纺织工业区，清河口化工工业区、万山机械工业区、钱营建材工业区、余家湖制药工业区、郑家山电子工业区等各大产业集群。这使襄樊的工业在后来长达10年的历史空间保持了在全国领先的地位。这10年间，襄樊凭借着少有的人才优势，创造了当时工业产品和工艺的许多第一。据参与编写《从零起步的襄樊》这本书的市人大副秘书长刘长斌同志介绍，他在搜集材料时把襄樊放在全国的坐标上，结果统计出当时在全国的80多个“第一”。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纷纷来襄樊取经，首次全国十大工业明星城市会议后来也在襄樊市一招（樊城宾馆）召开。国务院分管工业的副总理谷牧、孙健先后来襄樊考察并对襄樊的工业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来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襄樊的经验发言成为整个会议谈论的热点。在这之后许多城市慕名前来参观访问、取经学习。70年代襄樊那份风光，一如80年代的深圳特区。
　　人才的引进、现代科技的注入使襄樊工业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进化。原有的工业完成了升级换代的改造，一批属于高科技领域的工厂、一批具有时代领先水平的高新技术和一批高科技产品在这些人才支撑下先后诞生。
　　对于襄樊工业，曹野在襄樊的这个时期类似于地球生物的 “寒武纪时代”，寒武纪时代是生物物种进化大爆发的时代，其典型标志为“三叶虫”化石。而襄樊工业的进化，曹野则是一个公认的标志。曹野为这座农耕经济包围中的古老城市向现代工业化城市迈进奠定了基础，一个现代新型工业体系和产业集群在襄樊基本形成。往更深的层次看，曹野更大的价值似乎不仅仅是在工业上的贡献。在当时整个中国处于文革极左路线和思潮统治的年代，曹野就大胆的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较早的认识到了科技的力量和人才的价值，率先打破了中国人事制度的坚冰，为襄樊营造了一个重视科学技术、重视知识和人才的小气候。曹野的人才战略和工业发展思路为后来襄樊荣登 “十大工业明星城城市”榜首奠定了基础，而“十大明星城市”的桂冠也使襄樊人赢得了从未有过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