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汾清河的儿女们》
上个世纪的中后叶，以穆青和徐迟为代表的不同风格的报告文学流派，曾在华夏大地产生过非凡的影响。这些报告文学所描写的焦裕禄、李四光、陈景润等人物，成了全国人民学习和景仰的楷模。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创造了报告文学的辉煌。
进入21世纪后，为了适应人们多层次、多种类、多样化阅读情趣的需要，文学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出现空前多样化的局面。报告文学和小说一样，已失去了当年的显赫。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王伟举执着地坚守在报告文学这片阵地上。并以不俗的表现，得到文学界和社会的认可，成为当今报告文学写作的一员大将。在襄樊和湖北，“王伟举”这三个字，甚至成了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品牌和名牌。
近些年，报告文学几乎被所谓的“记实文学”所替代。而这些所谓的“记实文学”，又多热衷于搜罗、编造社会生活中一些阴暗的、消极的、病态的、稀奇古怪的东西。王伟举报告文学延续了自己的一贯风格和特点，这就是关注政治，关注热点，歌颂光明，歌颂英雄。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勿庸讳言，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阴影；只要有鲜花的地方，就会有杂草。文学作品反映什么，有一个立足点、着眼点和出发点问题。王伟举始终站在党员作家的立场上；他的眼光，总盯着那些走在时代前列、代表着社会发展方向的人和事；他的报告文学，总能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希望。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王伟举写的九里川，曾得到省委主要领导人的表扬和肯定；上个世纪末，他写的《超越神话》长篇报告文学，为尧治河新愚公精神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七十年代襄樊经济崛起为背景的《》，一时洛阳纸贵，万人争读。在新的世纪，在新农村建设正在全国蓬勃开展的浪潮中，《报告文学》杂志推出了王伟举的长篇报告文学《汾水河的儿女们》。它再次显示了报告文学的文学魅力，也再次显示了王伟举的文学功力。
《汾清河的儿女们》立意很高。它通过中坪村由贫到富的变化过程，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农业如何发展，农村如何建设，农民如何致富。作者以饱满的热情，生动的事迹和具有文学色彩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山村党组织带领人民脱贫致富的瑰丽画卷。从这幅画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建设新农村，党组织仍旧是广大农民的主心骨。离了这个主心骨，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仍旧是全村的举旗人，有了一个好的举旗人，全村农民才有希望；新农村建设还需要有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有开拓精神和实干精神的精英和骨干。中坪村正是有黄立杰这样一个好的带头人，有村党委这样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坚强堡垒，有邹正祥、赵礼敏这样一批优秀人才，他们才能够破解“三农”难题，把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在世人面前。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王伟举在反映中坪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没有停留在对中坪村建设过程的叙述上，他很注意挖掘汾清河儿女艰苦奋斗背后的精神力量。
《汾清河的儿女们》中有四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第一故事：黄立杰“为弱势群众宁愿丢下‘官帽子’”。为了申张正义，敢于同顶头上司叫板，硬是把一起处理不公的邻里纠纷错误纠正过来。第二个故事：镇委副书记批准黄立杰的一个亲戚免交拖欠的25元义务工钱，黄立杰当着众人的面，让这位镇委副书记补交了这笔钱，事后黄立杰找到这位副书记交换意见说：“如果这件事不认真，以后义务工制度就执行不下去了，希望你能理解。” 第三个故事：黄立杰“胳膊肘往外拐”。本村的收割机手为了垄断村里的稻子收割，打走了南漳来的收割机手，黄立杰得知后，除报告有关部门依法拘留他一个星期外，还专门派人到南漳，代表中坪村“两委”向收割机手道歉，欢迎他再到中坪来。第四个故事：一个公司老总的侄儿的轿车在中坪撞了谷城弹花匠的农用车，他不仅不道歉，反而出手打人。事后，这位老总请警察一起，提着礼物来找黄立杰说情，黄立杰堂堂正正地说：“有几个钱就无法无天了？礼品你请带回，我从不收人东西，尤其与公事有利害关系的礼我更不能收，我不管你们有多大来头，坏了我们的村规民约就得按规矩办事！”硬是报告派出所对当事人进行了依法处理。这四个小故事虽然谈不上扣人心弦，更谈不上惊天动地，但是，它却告诉我们，一个地方，公平和正义，是社会和谐之基；社会和谐，是稳定发展之本。中坪村正是有了公平、正义这两大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那里的农业发展才如此之快，那里的新农村建设才如此之好，那里的农民才如此富有和幸福。
《汾清河的儿女们》是一部新农村建设的颂歌，更是一部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希望王伟举坚持走自己的路，用正义之心和正义之笔，写出更多更好的正气歌来。
2007年 11月18日 |
